重构与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我见

2020-07-23 06:37康琳
时代人物 2020年4期
关键词:价值观核心特色

康琳

我国正处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中介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转型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更是一场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在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新价值观的不断生成和出现,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质疑,可能会出现道德滑坡、信仰危机,甚至行为失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更多的是中共应对复杂形势所提出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呼声。

我国出现了多元的思想信仰、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迫切需要我们以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和系统的价值理念,保卫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并以更加科学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因此,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有利于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增强人们对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进而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力量,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两种不同成效的价值重构

近代化也称现代化,罗荣渠先生认为近代化是指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等方面,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 西方国家的近代化历程

西方国家的近代化进程较中国开端早,程度也更完善成熟。十三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发源于意大利,进而扩展到西欧各国的文艺复兴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这场思想文化运动被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冲破了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思想对人的束缚,解放了人的思想,推动了欧洲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十七、十八世纪,西方世界继承前一时期的巨大转折和变化,向着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1688年光荣革命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结束,而后1689年《权利法案》标志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来临。十八世纪中叶,以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引起了從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工业革命通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

  •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

相对于西方国家自觉的意识觉醒而发端的近代化进程,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则是在被动和屈辱中开始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社会被动地转向现代社会的漫漫长路。然而,中国的近代化并未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发展起来。直至十八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政权中心北京被英法联军攻占时,清王朝才意识到国力的衰弱与西方坚船利炮的优势。此时,两次鸦片战争所构成的外部压力的合力终于催生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作为地主阶级首次应对家国危机的自救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伴随洋务运动的深入,重商、重利、务实等西方的文化观念幵始萌生,并渐渐成就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而在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中产生了最基本的近代性因素。

此后,无论是戊戌变法,正在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试图改良君主专制,实现君主立宪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尝试;还是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早期的制度改革随着孙中山让位北洋军阀袁世凯,这次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有益尝试终究是无疾而终。

直至北洋军阀统治前期,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是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新文化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大众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以上中西近代化进程的历史考察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国家伴随普遍意识觉醒的近代化进程则是从思想行为层次到社会政治制度层次最后发展到社会表层的器物技能层次。而我国则是从器物技能层次的变革发展到社会制度层次,从工业化扩展到民主化,最后深入到思想行为层次。

二、中共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策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经历一场转型与重构并存的凤凰涅檠、浴火重生的艰难过程。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所面临的挑战——社会思潮的复杂性、价值观念多样化、经济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共综合运用国民教育、舆论引导、政策法律等多种途径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

  • 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比重

价值观教育与学习其他知识一样,也有一个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在国民教育的初级阶段主要进行劳动、诚实、好习惯的养成教育,在中级阶段进行爱国家、有责任感、尊重和热爱生命、守纪律、正直、保护环境等教育。这两个阶段都可以借鉴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中《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比较成功的典籍。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则适合进行比较抽象的价值观教育,例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国民教育过程中价值观教育的形式,应当打破因循守旧,敢于创新。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能仅传授某种固定的价值观点,要教会学生学会分析不同的价值,善于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做明智的选择。当代青少年生活在价值观多元化且相互冲突的世界,在处理每一个事务和每一个转折关头都面临着选择,这个选择要求他们具备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和处理复杂事务的思维能力。我们正是要通过互动式的课堂教学,通过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培养和获得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

  • 营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环境

环境与人的作用是相互的、辩证的。既然环境对人的性格、对价值观的培育有重要影响作用,那就应该培育和营造有利于每一个人的社会舆论环境。

首先,确保舆论导向正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人民。引导干部群众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并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和重要意义。引导干部群众坚定信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引导人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革命战争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有针对性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各项内涵,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舆论中的主导地位。

其次,构建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圍。现代的文化氛围更多的是指各种文化载体,如电视、网络、媒体、书籍、报纸等。各种文化载体已经渗透到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个人的伦理底线和理想价值的追求产生了极重的导向作用。所以,构建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必须要加强培养各种文化载体的社会责任感、社会使命感。

最后,发挥模范的重要作用。从“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到“航天英雄”杨利伟再到新冠疫情防控中的最美逆行者,我们的身边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平凡且伟大的英雄。这些道德模范就是时代的价值标杆,是我们道德伦理的学习榜样。然而,榜样的示范作用具有正反两面性。所以,一方面应树立道德模范、英雄人物等善的榜样,另一方面要抑制和禁止媒体中暴力攻击等恶的榜样的宣传。

  • 完善政策法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制度保障

任何社会要使其主流价值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并保持稳定、持续,都必须通过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对核心价值的基本精神加以规约和体现。只有政策法规的保驾护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各项方法和途径只有得到国家政策允许,才能顺利开展。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政策的制定、贯彻和执行,都要与充分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如果政策调控的方向与核心价值观导向是一致的,那么,这种政策调控就为人们主动接受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力的社会支持。反之,如果二者差距较大,甚至背道而驰,核心价值观就很难被人民群众认同。我们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颁布一些新的法律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

  • 从构建到认同仍任重且道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最高抽象。价值观在文化中居于核心,是国家的灵魂和社会秩序的源泉。随着国内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及经济发展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必须伴之以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认同力量,这种文化力量与经济创造力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文化力量正是我们所说的核心价值观。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

如果将我们的国家看做一架全速开进的马车,经济这匹马毋庸置疑是“动力十足”的,而本应与经济齐头并进的另一匹马——价值观——明显已经“疲累”,完全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国家已于2012年11月在十八大报告中正式发布了三个层面、共计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我们身边仍然时不时可以听到类似要不要给老人让座的讨论,看到娱乐至死的哗众取宠,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社会价值的悲哀。进言之,这些表象其实都体现了传统道德的沦丧、价值观的缺失以及信仰的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利益的多元,接踵而至的是价值的多元。其结果就是价值选择的困难,信仰的动摇。溯古望今,西方民众的普遍认同的最高公民价值标准是通过历时近三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才得以积淀成型“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是历经世事洗礼和历史沉淀。而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我们树立起的最高价值标准是不是可以说,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宣讲,它成为大众的共同选择还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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