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净化

孔祥瑾

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以历史的眼光纵观我党砥砺奋进的峥嵘岁月，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期都高度重视以法治党、以规正气，以法治的手段实现净化的目的。党内法治净化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坚持把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这一时期党的法治净化还处于萌芽与探索阶段，但是其法治思想的形成为之后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内法规”一词并未正式写入党的文献中，党的一大和二大分别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了党的行动纲领，严明了党的组织纪律，加强了党的政治建设，并充当了这一时期党内法规的作用。直到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才首次提出“党内法规”这一概念，他指出：“从中央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i]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推翻腐败的剥削阶级旧统治、建立新政权为己任，根据当时的党建任务，制定了一系列的党内法规，进行了法治净化的初步探索。首先，重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把壮大党的队伍作为主要任务。其次，要关注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员的教育工作，通过开办党校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培养优秀干部。最后，注重建立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大革命时期党先后三次修订章程，并通过了如1922年《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ii]、1924年《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iii]、1926年《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iv]等文件，确立了党内思想基础、严明了党的纪律规定，使规章制度不断规范化，开启了党内法治净化的进程。

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并逐步走向了成熟。在进行局部执政的过程中，针对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良作风、不正确倾向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法治净化探索。第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党中央指导各地党组织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原则，采取各种教育方法，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净化党内作风，纯洁革命队伍。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古田会议上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建党的原则，开展了广泛的政治教育，纠正广大党员的错误思想。第二，进行作风净化。随着革命队伍中腐败现象的日益严重，针对党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中央苏区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惩治贪污浪费、厉行勤俭节约的条令条例，如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有效地净化了党内作风。第三，开始净化党内权力。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教训，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修改完善党章中有关纪律和纪律检查的规定后，于1933年颁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①]，着重强调了党内监督的作用，有效地净化了党内权力。

在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存在，并且共产党人要深入思考，在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时如何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首先，针对党内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一系列的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8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②]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改进了工作作风。其次，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为了纠正那些违反党性的不良倾向，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③]。最后，发挥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作用，注重党内的组织建设。1943年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坚持平等执法、严格执法、反对特权，并始终坚持“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的原则，为党内组织净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蒋介石反动派统治集团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更加注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提高党自身的战斗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最终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首先要把思想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强化党的组织建设。这一时期党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党员数量激增，因此思想作风问题、组织不纯问题等陆续暴露出来。针对党内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欺压群众等问题，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土改整党运动，有效地克服了各种不良倾向，极大地改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风貌。其次，随着党组织日益壮大，党内地方自主权不断增加，这逐渐成为了革命前进的障碍。因此，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求报告制度的决议》[④]，党内请示报告制度正式确立，有效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并且由于党和军队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之中，这使得党内产生了一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为了反对无政府倾向，增强党的纪律和民主，1948年毛泽东亲笔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⑤]，从制度上增强了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加强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第一要维护党章的严肃性。第二要坚持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第三要与时俱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第四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第五要依纪依法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的来说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思想，标志着党中央对党的纪律建设规律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我们党管党治党思想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的法治净化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对于新时代的法治净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一时期的法治净化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中国共产党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其次，重视通过严明党的纪律来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最后，重视作风建设，惩治贪污腐败。总之，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进行法治净化的基本经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日后中国共产党提高自我凈化能力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201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20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201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201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201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M]，201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M]，2011.

[8]吴旭红， 龙国存.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法治文化建设[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9， 000（003）：45-51.

[9]黄美. 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J].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 2016， 000（006）：11-13.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第439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第538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第443页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第520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第497页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第646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第162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第72页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