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非军事思考

江佳望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对于国防和军队改革，光有军事方面的思考是不够的。应该从非军事角度做一番思考。

1. 反腐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改革，必然伴随着对利益分配的重新洗牌，关键在于确保改革的执行力，“少说多做”为正途。因此，找准切入点尤为重要，反腐，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坚持铁腕反腐，一大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先后被查处。有了这关键一步，传统的大陆军体制和旧秩序的弊端更加凸显，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各项活动进行有效的一体化领导。旧体制的结构和惯性虽然强大，但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的反腐工作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通过反腐，党和军队的形象得以重塑，威望得以提升，极大地凝聚了赞成、拥护改革的力量，提高了工作的执行力，使得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变得相对容易。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背景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近百年长期奋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党和人民近百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它是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背景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时发力，尤其是政治力量，相对独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占主导作用，对经济力量、社会力量都有极大的影响力。从建国七十年来的我国政治经济生活轨迹来看，我国建国后基本上是政治动员型的社会，“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种举国上下都由政治力量进行主导和协调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所以，看待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难题，首先应从政治经济的全局出发，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影响。不能忽视政治力量的作用，也不能忽视经济力量的作用，这样都不利于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战场越来越透明的今天，经济力量越来越成为军事力量的实质和后盾。经济博弈要早于军事对抗产生，而且往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战便是典型的例子。

3. 国防和军队改革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条件

任何军事体系要转变职能都需要一定的外部條件。四总部、大军区体制是建国后逐渐形成的军事指挥体制，一方面是模仿了苏联模式，另一方面也是客观实际所要求，即经济落后，或曰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薄弱。为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不得已优先发展经济，“军队要忍耐”。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实践，经济社会有了较好的发展，经济科技水平有了长足进步，阶段小目标达成后，国防和军队改革也适时提上了日程。我们的总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防和军队改革，正是要为实现总目标而努力。创立或革新跟自身实力及目标相匹配的与政治经济体制相洽的军事指挥体制，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条件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富国和强军好比人之双足，鸟之两翼，不可偏废，二者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从国际上看，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军事强国一直在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人家这么优秀都在努力变得更优秀，我国国防和军队改革自然也要跟上，不然，落后就要挨打。

4.权力分配应有“度”

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是突出联合作战。联合作战突出权力的向上集中和权力的权威性，对下级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提出一定要求。依常理，军事指挥应该高度集中权力，确保军事行动的执行力，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指挥效率为代价的。在信息化色彩越来越浓厚的今天，“大吃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快吃慢”已经是兵家们的新共识。文官和武官信息的不对称，指挥部和前线信息的不对称，要求军事指挥在高度集中权力的同时，赋予一线军事力量某种程度上极大的自主权以便于快速决策。这种既集权又放权的指挥体制，对权力分配的“度”的把握要求比较高。在没有对新时代军队政治领导体制结构作出评估并相应调整编制体制之前，集权、分权和放权超过一定的限度并非都有利于军事力量的运用。

5. 党发挥核心作用

我军是党领导和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坚定不移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西方敌对势力一直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其险恶用心便是妄图动摇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实际上，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表面上看貌似是“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但无论哪个政党上台，其军队的最高统帅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军队始终都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的，带有天生的政治属性。克劳塞维茨曾深刻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i]。所以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军事力量是始终和政治力量捆绑在一起的。我军在九十多年的时间里历经各种艰难困苦，风险挑战，始终拖不垮、打不烂，没有一只部队成建制地叛变，没有任何人能够利用军队来达到其个人目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我军很早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因此，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并由党发挥核心作用。

6. 中国化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我们得出结论：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标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此延伸，西方的军事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名词，社会主义中国也可以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事实上，正在进行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正是循着西方军事体制进行中国化的探索。在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同时，应坚持和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做好改革过程中的控制和协调工作。如果不控制、不协调，就会造成“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ii]”的水土不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下，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相信在联合作战体制方面，同样能够摸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新道路。

7.正视人性之私

一般而论，人都是有私心的，但不能说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有私心的。任何改革，都应有对这一过程制约机制的认识论基础。国防和军队改革过程伴随着利益增长和分配的过程，也包括运用权力进行利益再分配。改革过程中最忌讳出现利益分配不公。如果只基于对人性善良一面的信仰，便可能产生利益分配不公，使改革成果不能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人非圣人，即使始终公正，严以用权，办事公平，做人老实，但瞬时的转念始终存在。因而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成果要依靠制度来保障。改革越是向深推进，越是需要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做到有备无患。人性有私，正视它并准备防范机制尤其必要。防范机制是保证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在不侵害集体利益的范围内。

8.从非军事角度思考

国防和军队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许多是军事性的，但又不完全是军事性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在国防和军队建设蒸蒸日上的同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微腐败等四风问题，在官兵和群眾当中也有一定的反映。如果相信单靠提升军事训练水平和改革编制体制就能迎刃解决这些问题，那就走向了单纯军事观点。实际上这是道德体系和信仰体系的问题。军队在忍耐的时候尚不致此，待遇稍好一些却每况愈下。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动摇了旧的道德体系和信仰体系，而新的体系又难以在短期内形成。除草要除根，治病要治本，不能一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应当做超军事的思考。没有这个眼光，恐怕难以正本清源。

结束语：强调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非军事思考，是说在运用军事思维、军事手段克服难题的同时，要充分运用其他手段。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从宏观上对巩固和拓展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发出的动员令。我们不能不严肃思量，紧跟时代发展和形势任务变化，锐意创新，保证国防和军队改革沿着成功、正确的轨道不断向前推进，最终实现强军兴军的伟大梦想。（作者身份证号码：362228198909241816）

参考文献

1.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3. 许述、罗耳闻.兵道：这些军队如何改写历史[M].北京：现代出版社，2020。

注释

[i]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26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ii] 参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