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苏区卫生建设的历史特色

谢开贤 刘和平

摘要：湘鄂西苏区卫生建设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即：建立了以红军后方医院为中心的较为完备的苏区医疗体系;自主培养、聘请委派、自愿投身革命、转化白军医官是苏区医卫人员的主要来源;治疗红军及根据地群众的伤病、卫生防疫和陋习改造是苏区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自力更生、战斗缴获以及设法从白区购买是苏区筹措药物和医疗器械的主要途径;思想政治工作是苏区卫生建设的重要保障;在与“左”倾错误作斗争中发展;群众运动是苏区卫生建设的重要形式。湘鄂西苏区卫生建设给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关键词：湘鄂西苏区;卫生建设;特色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湘鄂西苏区卫生建设研究”（16YBX016）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6-0105-04

湘鄂西地区位于湖南、湖北两省边界处，原本经济文化落后，加上连年战争，以及反动统治不顾人民群众死活的医疗卫生制度，造成广大民众“日益走向饥饿、寒冷、疾病、瘟疫、死亡的道路”。①中国共产党来到湘鄂西后，把人民的卫生健康摆在重要位置，开设医院、兴办卫生学校、培养医务人员、进行卫生宣传、预防病疫流行，千方百计增强群众体质，取得了突出成效，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

一、建立了以红军后方医院为中心的较为完备的苏区医疗体系

首先，设立了苏区卫生管理机构。1931年12月中旬，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其内设立内务部，设部长、秘书、卫生科、户籍科、视察员。与省级内务部相对应，湘鄂西县区乡基层苏维埃政权也成立相应部门，负责管理苏区卫生工作。此外，1931年5月还设置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团、政治部、参谋部、经理部组成，其经理部管理军服厂、兵工厂和军医部，由军医部直接管理军队医院。“军（团）、师、团分别建立卫生部、处、所，并配有部长、处长、所长和专职卫生员，负责本单位的卫生工作。”② 在军政系统都有了相应的卫生管理机构。

其次，建立了各级各类的医疗卫生机构。湘鄂西苏区克服重重困難，利用逆产、民房和山洞，在较稳定的赤区，先后办了规模不等的医院。较具规模的红军后方医院有15处以上，收容伤病员多的时候达8000余人。例如在监利就设立了第一、二、三、四医院及总医院等5家后方医院。其中设在瞿家湾的第一、二医院收治病号，设在柳关的第三、四医院负责治疗轻伤员。③ 总医院建在邓家庙，创建最早，规模最大，主要接收和医治重伤员。当时，从外地请来了经验丰富的医生，中央苏区也派医生前来支援，使医院的规模迅速扩大，不仅有专门的病房、手术室、药房、消毒室、厨房、开水房，还有图书室和军医讲习所课堂等。病房可容纳200多张病床，手术室有消毒间、手术准备间、药品器械间、手术间、敷料间。总医院还设4个诊所，每个诊所又各有100多张病床。④

除了建有一批红军后方医院外，苏区还建有干部休养所，让伤病初愈的干部如果“还需几天修养者，即分配到干部休养所”，以便训练与等待临时征调。⑤ 1931年，还在瞿家湾周墩和柳关的新墩办有两所伤残军人休养所。考虑到红军战士在前线受伤或生病回来了，“如果真的不能做事情的，则送到红军战士休养所里去休养”。⑥ 同时，苏区的区、乡还普遍建立了卫生院（站）。这样就建立了以红军后方医院为中心的从军队到地方的较为完备的苏区医疗体系。

二、自主培养、聘请委派、自愿投身革命、转化白军医官是苏区医卫人员的主要来源

苏区一个突出的困难就是医疗卫生人员奇缺。比如鄂西感叹“伤兵太多，缺乏得力军医”是当时三大困难之一。⑦ 因此，苏区再三请求须多派几个医生来，想方设法以纾缓医卫人员奇缺的形势。

其一是苏区自主培养。通过办学自主培养是苏区医卫人员的首要来源。洪湖县志记载：“为解决苏区医务人员缺乏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培养。”⑧ 当时，洪湖后方总医院创办的军医讲习所就承担着培养医务人员的功能。军医讲习所设有内科、外科、护理、司药等班，学员边学习、边应诊。学习结业以后，举行结业考试，合格者发“红色医生”、“红色看护员”的合格证书。⑨ 洪湖后方总医院共开办军医讲习所50多期，培训军医及卫生员5000多人。⑩ 其二是党组织聘请与委派。聘请与委派是苏区动用组织力量以解决医卫人才缺乏困难的重要举措。如洪湖后方总医院，当时就“从朱河镇、监利城、沔阳城、武汉、上海等地请来了毛金富、李作菊、谷继生、李醉白、李先鸿、杨本之、柳开田、张典武等经验丰富的医生，中央苏区也派刘光等医生前来支援”，使该院医生队伍得到有效改善。又如周逸群创建鄂西红军医院时，也“先后从峰口、仙桃、监利、郑道湖等地聘请一批医术较高明的医生，充实了军医院的技术力量。”贺龙在红二军团组成时，“调集医务、管理人员40余名”，派往红二军的随军总医院等等。其三是医疗卫生人才自愿投身革命。除了培养和聘请外，“也有独自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汉口等地来到洪湖的。这些投身革命的医护工作同志，都有较高的医术。” 特别是一些劳动妇女，参加革命，成了白衣战士后，她们“以很高的革命热情，在战争环境恶劣、由于敌人的封锁造成缺少医品器材的困难条件下，团结一致全力以赴，……为争取阶级兄弟早日康复、重返前线杀敌而日夜劳累”，成为苏区一支重要的医疗生力军。其四是教育转化白军医官。洪湖县志记载，苏区从“国民党军队俘虏中教育改造近百名医务人员”。可见，教育白军军医、直接为我所用，也是壮大苏区医务人员队伍的方法之一。

三、治疗红军及根据地群众的伤病、卫生防疫和陋习改造是苏区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

苏区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有两个：第一，为红军及根据地群众治病疗伤。苏区医院首先为广大红军将士服务，为他们治病救伤，保存和提升其战斗力。如前文所述，湘鄂西苏区在洪湖、湘鄂边等地先后设立了5个后方医院，“设在瞿家湾的第一、二医院收治病号，设在柳关的第三、四医院负责治疗轻伤员，设于邓家墩的专门治疗重伤员。” 从各医院的工作重心即可以看出苏区后方医院主要为战伤员服务。同时，湘鄂西苏区颁布《优待红军家属及抚恤伤亡实施条例》，强调“各县政府应开办伤兵医院，收容收受红军战士”，表明格外重视红军伤兵的救治。此外，苏区医院还为根据地群众免费治病。如邓家庙医院春天给当地小孩种牛痘，夏天给广大群众赠送防暑药物;并多次用进口贵重药品抢救泌尿结石、下疳等急症病人。鹤峰二军团的军医王希等医生，不畏艰险，深入高山密林，为山区群众治疗虐疾和各种常见病、多发病。在桑植，由于红军医生的努力，使常年不断的天花、虐疾、肺病、麻风和寄生虫病大为减少。 这有效地保障了苏区群众的身体健康，也大大加深了军民的鱼水情谊。

第二，开展苏区卫生防疫工作，改造苏区卫生陋习。红军在《连政治委员工作须知》中详细规定了饮食、衣物、居住等个人和环境卫生要求。《医院小报》刊登《游泳安全歌》和《部队卫生十要》，要求做到环境清洁，不喝生水，防止伤风，注意中暑，勤换衣被，消灭蚊子臭虫，按时剃头，解溲入厕，有病快治和掩埋敌尸。 这些措施，较好地保障了指战员的健康。除部队外，苏区还号召地方群众开展卫生防疫运动，改变卫生陋习。如1930年7月，沔阳县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在峰口向全县号召：“注意苏区卫生，开展卫生运动”。“9月，在峰口组织500多居民疏浚3条主街下水道，整治10口饮水塘，禁止在内荆河挑饮水，并划定倒渣地，由商民协会出资固定专人处理垃圾。1931年6月，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动员机关干部和瞿家湾居民，参加灭蛆、控蛹、烟薰灭蚊、灭老鼠及打扫环境卫生的突击活动。” 这些工作有效地改善了苏区生活环境，保障了军民身体健康。

四、自力更生、战斗缴获以及设法从白区购买是苏区筹措药物和医疗器械的主要途径

苏区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筹措药物和医疗器械：其一是苏区自力更生。各医院自己动手，“以‘土代‘洋，用竹子做镊子、软膏刀，杉木板做正骨护木，木盒代替注射方盘和大小便器，……猪油代替凡士林，食盐、石灰水代潜酒精消毒，布袋、土罐当药包、药瓶，消毒的棉花、剃头刀及汽灯代替药棉、手术刀和无影灯。”同时，各医院为弥补西药不足，“拜群众为师，广采中草药近百种，对治疗陈旧性伤口及化脓、痢疾、肠炎、伤风感冒等疾病，起了显著的作用。” 其二是战斗缴获。红军战利品中的医药物品，也是红军医院物资的重要来源。如“襄阳二区赤卫队截获敌五十一师货船时，将没收的凡士林、鱼肝油等大批西药全数送交红军医院;红七师攻打黄陵矶敌钱大均部时，缴获敌卫生队全部药品和器械，也悉数护送至瞿家湾交红军医院。这些物品，大大缓和了军医院药品供应紧张的局面。” 其三是设法从白区购买。苏区还积极利用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到白区购取药物及医疗器械。例如，鄂西联县政府“常派十余名干部进入白区采购药物统一分配给军医院和地方医疗单位：一是派人在汉口日租界三元里设华美医院作地下联络站，为红军购买了大批西药和器械;二是在香溪的利安客栈和在牛口设的红顺杂货店，均为游击队采办转运了不少药品;三是通过美国、比利时的传教士，先后弄到了相当数量的医械与药物。”

五、思想政治工作是苏区卫生建设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

苏区十分重视卫生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医务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通过党员干部开展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由于一部分红军将士来源于旧军队，不可避免地将一些旧军阀制度的残余带到医院中，“同时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在医院中则表现得非常厉害，有时因物资的困难及负责人对群众的不好，引起群众的反感，或者因私人的问题时常发生纠纷，甚至打架行动”，这时往往由指导员出面做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开会解决。在此过程中，党组织还注意从治愈的伤员中挑选党员留院当干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并在醫务人员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调动了医务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其次，通过发挥伤兵委员会和看护的作用，改进医院工作。医务人员思想及作风方面的问题，如医生“对伤病兵的服务如何积极和工作的改良，对医务改良的努力，与督促院长和领导机关的负责人的官僚主义的行动，固然伤兵委员会是直接有力的反对者，但服务员亦能进行这一工作，特别是对医生的督促，看护是有很大作用的（如医生对医务的怠工，这在伤兵委员会与院部是没有象看护等更细微的看得到的。）” 伤兵委员会及看护的积极参与，使医生不敢懈怠，有效地克服了医院领导官僚主义倾向，保障了医院工作顺利开展。

二是对红军伤病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医院常常发动在医院治疗并即将痊愈的伤病员参加医院政治工作，“如宣传队（在每次群众运动中演讲或化装宣传、表演新戏等等，都表示非常积极）。还有一残废休养所，许多残废战士对每次群众运动都是全部参加，表现很积极。医院创办有医院小报及墙报等工作，组织工作因条件的关系，比前方要健全，支部会议都能经常举行。”红军伤病员在各种政治活动中受益匪浅，觉悟大幅提高。同时，在伤病员中开展“伤口好得快，出院归队快”的竞赛，鼓励伤病员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重上战场。这些为苏区卫生建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六、在与“左”倾错误作斗争中发展是苏区卫生建设的重要特点之一

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湘鄂西苏区在医院也开展大“肃反”。常常把一些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的现象，看成敌我矛盾的表现而在医院中进行残酷斗争。例如认为“反革命”医生“对伤兵，当早开刀的故意延迟开刀，让他生蛆;不代他好好换药，延迟伤兵出医院的时间;不好好看护伤病兵，引起他们不满意，使伤病兵多受痛苦。另外再派人去煽动他们，说当红军没有出路，或者故意对某一伤病兵特别好，对某些伤病兵特别不好，以便引起他们的不满意。不应当用刀的故意开刀，使他们多受些痛苦，或使之成为局部残疾，或者竟用毒药毒死得力的军官。” 不可否认，确实存在反革命分子，但是更多的是捕风捉影的结果，结果导致“肃反”扩大化，致使“军区医院三个院长、三个政治委员，医生占过半数，看护、伤兵有少数受影响。” 而医生不是两三天能培养得出的，这就加剧了苏区缺医少药的困难。以贺龙为代表的苏区共产党人对贯彻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湘鄂西大“肃反”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有许多干部已经捆起来准备杀掉，由于贺龙的坚决反对，才免遭毒手。” 可以说湘鄂西苏区卫生建设并困难甚多，从内部来说，一切成果的取得是与“左”倾错误斗争的结果，如果不与“左”倾错误作斗争，就不会有湘鄂西苏区卫生事业的成绩。这也是湘鄂西苏区卫生建设的特点之一。

七、群众运动是苏区卫生建设的重要形式

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是苏区卫生建设的重要形式。这表现在：其一，成立苏区卫生运动领导机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内务部设立卫生管理局，分管卫生行政工作。之后，在区、县、省苏维埃政府内设立卫生部，相继形成中央—省—县—区的卫生行政管理系统。 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制订了《苏维埃区域防疫条例》和《苏区卫生运动纲要》，倡导卫生防疫运动。例如沔阳县“苏维埃政府设有卫生科，区、乡设有文化卫生委员，负责制定卫生计划，办理饮食清洁、医院诊所登记、防疫检查，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 其二，开展苏区环境卫生运动。如前文所述，苏区曾组织群众疏浚下水道，整治饮水塘，开展灭蛆、控蛹、烟薰灭蚊、灭老鼠及打扫环境卫生等突击活动。其三，开展抢救、慰劳红军伤病员运动。作战时，组织民众“到火线上去抢救伤兵，制很多担架，将伤兵运到后方。几百上千的伤兵在广大的群众力量拥护之下，无一个停留在战场上的，并沿路有慰劳队及代表慰劳、送鸡蛋、送开水等。” 休战时期，则动员群众“组织慰劳队、洗衣队经常到军医院、残废所去慰劳伤兵、残废战士，以奋勇红色战士的战斗力，影响广大的工人群众”。 可见，发动、组织广大群众参与卫生防疫、打扫清洁卫生、抢救慰劳伤员，是苏区卫生建设的重要形式和重要特点之一。

总之，湘鄂西苏区卫生建设在医疗体系建构、医卫人员来源、工作内容、药物器械筹措、思想政治保障、反“左”斗争及群众运动形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历史特色，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苏区实际，力所能及创办苏区卫生事业的生动体现，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战争年代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较好地保障了湘鄂西苏区军民的身体健康，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建设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注释：

①⑦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1928—1932年），湖北省新华印刷厂，1987年，第473、284页。

②④⑨ 湖南省财政厅：《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5、686、686、686、675、678、679—680、679页。

③《洪湖文史》编辑部：《洪湖文史 湘鄂西苏区革命和建设史专辑》第17辑，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2006年刊印，第143、143、143、143、143、145、144、144、144页。

⑤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4年），湖北省新华印刷厂，1986年，第307、307、308、307、261、339、312—313页。

⑥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1932年），湖北省新华印刷厂，1987年，第59、239页。

⑧⑩ 洪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洪湖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512、512页。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湖南党史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第4辑，1987年刊印，第161页。

何友良：《打土豪·分田地——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作者简介：谢开贤，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广东潮州，521041;刘和平，湖南医药学院党政办，湖南怀化，418000。

（责任编辑  刘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