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山在晋绥抗战中的峥嵘岁月（上）

杨晓哲

我的父亲杨秀山（1914—2002），湖北洪湖人，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骑兵营政委，三五八旅第四团、七团、七一六团政委，旅副政委，吕梁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一

1937年深秋，父亲赶到五寨。此前，一二〇师来到晋西北，创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在五寨，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和参谋长周士第向父亲交代任务：师里成立一个骑兵营，对外称骑兵支队，让父亲去当政委。骑兵营的任务是到雁北、绥东开展游击战争，破坏交通，打击敌人。

贺龙指示，骑兵营要利用阎锡山“合理负担”的口号，到绥远发展骑兵扩大队伍。他叮嘱父亲说：“你这个人打仗是个猛子，你们要注意，国民党一打就垮，一打就缴枪，日本人不一样，很顽强。对敌人要做些调查研究，有把握就打，没把握就不要硬干。”师里给了骑兵营1000块钱伙食费，还给一部电台，规定了联络时间。父亲说我们没有表，怎么掌握时间啊？贺龙想了想，掏出自己的怀表递了过来。父亲非常高兴，一边把玩一边说：“这是不是就叫‘合理负担啊？”众人大笑。

11月5日，周士第在《阵中日记》写道：“骑兵营昨日组织好，今晨向神池前进，将经利民堡、平鲁到右玉方面活动。”骑兵营出发了，说是一个营，实际只有两个连，共120人。父亲连马都没有，只好跟营长轮流骑一匹马，一人骑一段。到了利民堡，见到神（池）朔（县）抗日委员会的饶兴，父亲向他要了一匹马，这才成了名副其实的骑兵。后来他们又把饶兴准备送师部的21头骡子拿去跟老百姓换成了马，把饶兴发展的游击队也收编了。

出了右玉杀虎口就是绥远。父亲说：“后来我们到了右玉，到了平绥路以南地区，占领了丰镇、凉城，此时队伍发展到400多人。”

平绥铁路是北平到呼和浩特的交通大动脉。利用这条铁路，日军既能迅速出兵西北，也能把绥远的农牧产品和矿产资源运出来，因此是骑兵营攻击的主要目标。父亲率领骑兵营在绥东袭扰敌军据点、截击日军汽车、伏击运输队、破坏铁路、袭击车站。苏集车站、马盖图车站、红沙坝车站等都被他们袭击过，马盖图车站还被彻底烧毁过，日军运输线经常陷入瘫痪。此时，骑兵营在绥东，宋（时轮）支队在平鲁以东、岱岳镇以西，警备第六团（1937年11月6日由一二〇师工兵营改称）在平鲁以西到河曲、保德及绥远清水河一带，三支部队相互配合，彼此呼应，在长城内外打击日军。

1938年7月底，日军第二十六师团和驻蒙军一部，还有伪蒙军李守信的部队，准备包围合击厂汉营一带的中国军队。当时，在这区域内驻守的有国民党骑兵第二军郭希鹏部、一二〇师骑兵营、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一个营，还有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部。趁包围圈尚未形成，骑兵营准备提前突围。往哪边走呢？营内意见不一。父亲说往西边杀虎口方向走，这边有几条沟，骑兵行动方便，还便于隐藏。营长说往南走，过到长城以南，觉得那边安全。父亲认为，骑兵营四周都是敌人，遭遇敌人的可能性很大。遇敌不可怕，但不能恋战，只要能迅速脱身，不受损失就是胜利。最终，营长决定听父亲的意见，向西突围。

8月2日夜，骑兵营开始往西突围，四连走前卫，负责侦察敌情。出发不久，前卫连走岔了路，按照预定路线前进的营部此时成了前卫，但谁都没发觉。因为骑兵行军，隔的距离比较远。父亲他们走到凉城南边的周二堡，遇上了日军。父亲牵着马，和一个向导走在前面，边走边问情况。前面听到有人声，他以为是四连的人，走近才发现是个引路的老乡，手里拿把锹，后面跟着一个日本兵，腰里别着枪。日本兵看到父亲后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的，是不是蒙古军？”父亲穿的黄衣服，和伪蒙军的一样。父亲一惊，掏枪已经来不及。他赶紧把帽子往后一转，不让对方看到帽徽，一边答自己是蒙古军，一边迎上去趁其不备抱住那个日本兵，往旁边一个很深的土坑使劲摔下去，然后赶紧回身上马。那个日本兵摔了个趔趄，连滚带爬往回跑。很快，对面机枪、步枪、六〇炮哗哗打了过来，火力很猛。骑兵营赶紧后撤，对面敌人因不摸虚实也没敢贸然前进。父亲带着100多人跑进南面一条山沟，才摆脱了敌人。但后边部队没跟上，被营长带着掉头往南过了长城，在破虎堡西南的乔家窑停下做饭时，遭到敌人袭击，人马散失过百，丢失50多支步马枪，还有几挺轻机枪。致命的是一匹驮钱的马在混乱中跑掉了，那些钱几乎是骑兵營的全部经费。

第二天，父亲一行人遇上了走岔路的前卫四连，四连歪打正着，与敌人擦肩而过。晚上，父亲一行人从杀虎口进到右玉城的西面，做好警戒，就地休息。不久，营长带着另一半队伍也找来了。得知他们损失很大，父亲好生恼火，觉着完全不应该。他认为遭遇敌人都没什么，停下来吃饭被敌人袭击，你的警惕性哪里去了？后来，大部分散失人员归了队，但那一大笔经费却石沉大海。

事已至此，父亲向师部如实作了汇报和检讨，但他心里很不痛快，憋着一团火，想把损失补回来。

当时，师部发来电报说，一二〇师组建李支队，由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带着七一五团和战动总会第四游击支队挺进大青山，要父亲同他们联系。第四游击支队是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支队长是成成中学校长刘墉如。父亲在平鲁附近找到李政委，介绍了绥东敌情，要求一起上大青山。但师部不同意父亲要求，让父亲拨一个骑兵连给李支队，其余部队回到阳方口、朔县一带。就这样，父亲一行挥别李支队，回到了山西左云、右玉、平鲁、神池一带与日军作战。据《彭绍辉日记》1938年11月15日记载：“神池为我一二〇师骑兵营收复。”

二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后，因占地甚广，其速战速决的企图破产，日军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回兵华北巩固占领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面对新的局势，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八路军三个主力师挺进山东、冀南和冀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华北抗战局面。

1938年底，骑兵营随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冀中平原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一二〇师到冀中后，人员翻了一番多。要不是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一二〇师横刀四省杀敌寇的势头极有可能延续下去。晋西事变枪声一响，改变了国共双方平衡态势。此前，陕甘宁的南、北、西三面全有国民党重兵封锁，出入困难，好在东面晋西八路军与晋绥军相安无事，延安与华北、华中等外界通道一路畅通。而通过晋西事变，阎锡山打走了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关上了陕甘宁的半扇门。

于是，毛泽东下令一二〇师火速回援，把晋绥军赶到了晋西南，彻底控制了晋西北，后来师部移驻兴县蔡家崖。不久，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达成协议，双方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八路军在晋西北扎营，晋绥军在晋西南扎营。晋西北背靠陕甘宁，面对日军，成为陕甘宁的前沿阵地，也是钢铁屏障，还是不容有失的战略枢纽。

1940年春，一二〇师回到晋西北，正赶上日军春季大“扫荡”。之后没多久，夏季大“扫荡”又跟着来了。反“扫荡”中，一二〇师在米峪镇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6月13日，日军一支500多人的队伍从静乐到了娄烦，第二天向米峪镇开去。贺龙抓住战机，下令三五八旅消灭这支孤军深入的日军。战斗由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和政委李井泉统一指挥。三五八旅有两个团，一个是红军改编的部队七一六团，团长黄新廷，政委廖汉生;另一个是冀中收编的第四团，团长唐金龙，父亲是政委。

米峪镇在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川里，位于南川河西岸。四团是左路前卫，沿着这条大川向南搜索前进。17日凌晨4點，在国练村与米峪镇出来的日军遭遇。四团迅速抢占了国练村南、北的两个村子，控制了制高点和东边河滩，日军则占领了国练村和村西山头，双方展开激战。不久，右路七一六团赶到，接替四团部分阵地，向村西山头发起攻击，最终拿下了山头。日军被赶到山腰和村里，已无处可逃，只能固守待援。

天色已晚，我军准备次日拂晓发起总攻。而日本兵单兵素质和战术意识很强，一夜之间挖好了掩体和防御工事。18日，部队攻了一整天，虽然歼敌大半，仍未结束战斗。19日清晨，师部命令旅部率七一六团转移到赤坚岭待命，战场交给四团，限当天结束战斗。趁着七一六团撤离，一部分日军窜下大川向北突围，企图冲开缺口趁乱逃走，结果被四团三营消灭了一半。剩下的敌人掉头南逃，正撞上四团一营，全部就地被歼。

再说国练村，躲进窑洞的敌人负隅顽抗，四团冒着敌机扫射轰炸的危险，投弹射击加火攻，逐个窑洞肃清残敌。到黄昏，战斗胜利结束。

这一仗消灭日军500余人，俘虏9人。我军伤亡也不小，牺牲101人，负伤324人。

夏季反“扫荡”后不久，百团大战拉开了帷幕。这时父亲生了病，持续高烧40多度，鼻子不停流血，吃不下东西，排不了大便，路都不能走。团里把父亲托付给马家庄的老中医刘肇津，在刘大夫悉心照料下，父亲的病慢慢好了。几十年后，父亲还在念叨，说刘大夫救了他的命，对刘大夫一直心存感恩之情。

三

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一二〇师师部兼作军区司令部，三五八旅兼第三军分区，四团改称七团;冀中发展起来的三支队在娄烦南峪被编成八团;加上六团（七一六团），三五八旅有了3个团。

百团大战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展开持续不断的疯狂报复。从1941年春开始，一年内日军推行3次“治安强化”运动，蚕食根据地。

由于战斗频繁，减员很大，军区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对部队进行整编。整编后，七团3个营缩编成2个营，一营撤销，人员充实到二、三营。团部和二营驻扎在岚县界河口，三营单独在宁武、崞县、繁峙、山阴执行任务。此时，八团在宁武，六团在静乐（娄烦），团以上干部很多都被派去延安学习，七团只留下父亲和参谋长李书茂、政治部主任梁仁芥带着部队在晋西北坚守。

1941年冬季日军大“扫荡”，把方山、岚县等根据地都给“蚕食”了，并在赤坚岭、普明、东村一线拉起了封锁线。静乐那边成了敌后。

这时，上级决定七团与六团换防，去静乐、交城、阳曲一带活动。此时日军开始实施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晋西北采用“向心合围”“篦梳”战术等手段反复“扫荡”，最终把娄烦、上静游、下静游都占领了。

据一二〇师《晋西北1942年反“蚕食”斗争总结报告》记载：“敌对三军分区的蚕食地区，主要的有两大块，一是以娄烦为中心，并有古交、马坊、开府、东村之敌配合，企图将东村以南、娄烦以西、古交以北、方山以东之地区据为己有;一是以静乐一区为中心，企图将河口以北，汾河以东，忻静路以南，龙泉、凌井以西之地区，亦据为己有。”这两个地方正是七团的活动区域。日军在这边建起了40多个据点，据点离七团最近的只有45里。伪政权、秘密汉奸组织新民会和情报员渗入到这片地区的各个村庄。父亲说，七团刚一过来就赶上东村日军来袭击，日军是打六团的，让七团赶上了。没多久，地委（晋西北第三地委）又被古交的日军袭击，组织部部长崔一生牺牲，地委书记张雪轩被俘，损失惨重。父亲派去方山马坊附近的两个连，傍晚进一个村子宿营，半夜日军就来袭击。部队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受了些损失。几乎同时，日军从古交、东村、马坊采用“篦梳”战术六路并进，对米峪镇一带进行“扫荡”。父亲带着电台、特务连、迫击炮连和七连跟敌人兜圈子。第二天，他们转到古交岔口的一个村子时，被日军发现，日军跟在父亲他们后面穷追不舍，部队上了山，准备穿过天池店那条大川，转到北边娄烦石娄山上去。团政治部主任梁仁芥和二营教导员徐文礼带队走前卫，他们刚下到天池店小沟的口上，就发现从古交过来的日军正从大川里向西边米峪镇开进。

父亲说，当时情况紧急，南面岔口的敌人只隔一座山，离得很近，北边大川里也是敌人，如果两边夹击，部队就很危险。他马上下令把迫击炮和电台这些笨重东西分散埋起来，然后带着部队从沟里折回到山上。这时南边敌人发现了他们，向山上打炮，北边敌人也跟着开炮。因为离得还远，威胁不大。到了黄昏，日军准备宿营了，父亲他们决定从两股敌人之间转出去，然后往西面去。先翻山到了娄烦细米沟，然后经过马家庄一路向西，在罗家岔附近宿营，终于摆脱了敌人。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东边的日军追踪而来，罗家岔西边也发现了敌人，又是腹背受敌。于是部队向南转移，顺着西川河沟转到了米峪镇南边的独石河，再次躲过了敌人。下午，父亲站在独石河山上，看到米峪镇住满了日军，其他方向的敌人离得也不远。他猜测第二天敌人可能合击独石河，不能在这里宿营。天一黑，他跟徐文礼交代说，咱们分散行动，你带第七连去方山周家沟大森林那边，明天根据敌情灵活行动，敌人走后咱们到曹家掌会合。七连往西去了，父亲带着特务连和机关人员反向往东，从独石河下沟，趁夜黑穿过大川转到米峪镇东边，在一个小山村宿了营。这个村子离米峪镇只有几里地。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敌人绝想不到卧榻之侧竟有八路军相邻而眠。父亲派了两个侦察员去村东山上分别观察南北两条川，告诉他们如果发现敌人，来得及就回来报告，来不及就扔手榴弹报警，他估计第二天敌人一定去独石河。

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米峪镇的日军全往独石河去了。他带着部队赶紧上山往南走。到山上一看，日军已经进了村，而且发现了他们，跟在后面边追边打枪打炮。他们继续往更高的山上爬，然后从交城那边下了沟。他们顺沟往南走了几里，接着又上了东边的山。等日军下到沟里，他们已经向北转到了这股敌人后面。

父亲在山上看到日军在沟里四处寻摸，周围没发现其他敌情，只有独石河那边枪炮响得很厉害。这时下起了大雨，父亲心里暗自高兴，这对敌人行动有影响，部队可以喘口气了。他让战士们休息了一阵，接着继续向敌人来路方向前进，又到了离岔口不远的山上。最终从夹缝里钻了过去，把日军甩到了后面。

敌人合围搜山，什么也没搜到，只能虚张声势乱打枪。大雨之下，敌人一无所获，七连全身而退。此时，父亲身边只剩下一个排，其他人都化整为零分散行动了。父亲说，虽然这一次没受损失，可确实很危险，到处都是敌人，要不是老天帮忙，要不是有大森林掩护，他们可能多少会有损失。父亲说他有个原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坚决不过封锁线，一定要在这边坚持，这是他的任务。

敌人终于走了，父亲回到曹家掌收拢部队。

此后，军区发来电报说：“这次来晋西北‘扫荡的日军有1万多人，你们灵活机动转得很好，没受损失，要好好总结经验，准备对付敌人更残酷的‘扫荡”。

（未完待续）

（责编 杨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