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故事对《源氏物语?须磨卷》的影响

李光泽 李一凡

摘要：昭君故事最早见于《汉书》，后经《西京杂记》将其历史人物形象增饰为文学意识形象。8世纪，昭君故事由遣唐使傳入日本，成为汉诗、和歌、物语重要的创作题材。《源氏物语·须磨卷》借用昭君故事，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场面描写，作者紫式部巧妙地把昭君故事的意境引入作品之中，表现了其对原典作品的充分理解和非凡的借用手法，使《源氏物语·须磨卷》的情境和人物心情与昭君故事高度吻合。

关键词：昭君出塞 《源氏物语》 须磨卷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2-0127-02

王昭君故事在8世纪时由遣唐使传到日本，最初主要通过汉诗和和歌来表现昭君出塞遗恨，其后通过物语这一文学形式表现完整的故事情节。尤其是日本平安时代，王昭君故事流传更广。关于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流传，近年来中日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较具代表性的有阿部泰记的《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受容》《对比中日王昭君故事的演变》，冈崎真纪子的《王昭君故事在平安朝的展开》，李卫卫的《王昭君故事在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中的流变》，王志刚的《九世纪初期日本君臣的昭君母题诗作》等。从昭君出塞的故事对日本文学作品的影响这一角度加以阐释的成果尚未出现，本文拟从昭君出塞的故事对《源氏物语·须磨卷》的影响加以阐释。

一、雁的意象在“须磨卷”中的体现

雁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传统意象之一，古人赋予了它诸多象征意义，最终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文化原型。思乡怀归、哀怨相思、离愁别绪、感时伤怀、忧国忧民，雁意象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了传统文学和不同民族的审美心理。中国历代昭君题材的文学作品，大多以雁喻人，表现了昭君远嫁异乡的离愁别绪、思乡怀归、哀怨相思的悲苦形象，汉代王昭君作《怨旷思惟歌》，其诗如下：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

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行云，上游曲房。

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没沉，不得颉颃。

虽得委禽，心有徊惶，我独伊何，来往变常。

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进阻且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1]

此诗为东汉时的名作，传为昭君嫁于单于，哀怨不乐，遂作此诗，实则为民间创作的乐府诗，假借昭君之名，采用比兴的诗歌技巧，以鸟喻人，表达了昭君天生丽质、被选入宫、远嫁异域的一生中三次主要经历，抒发了昭君因失去自由、失去幸福，而苦闷彷徨;并为远嫁异域、终身不归而思乡恋母，以致于悲痛忧伤，无法排遣的思想情感。[2]50

自汉代《怨旷思惟歌》以降，有关昭君故事的乐曲盛极一时，文人歌咏王昭君，尤其以西晋石崇所作《王明君辞》最为有名：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

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

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

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

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

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

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3]

鸿雁作为常见的候鸟，有成群结队长距离迁徙的习性，昭君远嫁匈奴，正如鸿雁离群，这种离群之苦是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昭君希望借鸿雁的翅膀飞回故乡，表现了她远嫁异乡的离愁别绪、思乡怀归、哀怨相思的悲苦之情。可惜鸿雁毫不理会她的心情，自顾自地残忍飞去。此诗奠定了昭君形象悲愁凄怨的基本格调，对后世昭君故事，诗词、小说戏曲的演变，均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2]56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鸿雁就成了昭君“怨女”形象的一个象征物。传统文化原型效应吸附下的文人主体情感的趋近于雁，也是闻雁生悲，悲则思雁的固定式的深在成因。[4]

这种意象，不仅表现在历代中国昭君文学作品中，在日本文学中也被频频使用。《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在“须磨卷”中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意象，表达了主人公光源氏退居须磨后的思乡怀归之情。可以说，“须磨卷”从光源氏离京前和众人告别，一直到在须磨谪居止，始终都和前述石崇所作《王明君辞》中的意象重合。尤其是雁的意象更是被紫式部巧妙地融入文本中。有一天，源氏公子凭栏远眺，其时“从海上传来渔人边说边唱地划小船的声音。隐约望去，这些小船形似浮在面的小鸟，颇有寂寥之感。空中一行塞雁，飞鸣而过，其音与浆声几乎不能分辨。公子对此情景，不仅感慨泣下”。于是源氏公子当即赋诗一首：“客中早雁声哀怨，恐是伊人遣送来。”良清接着吟道：“征鸿不是当年友，何故闻声忆往时？”民部大辅惟光也吟到：“向来不管长征雁，今日闻声忽自伤。”[5]234源氏远赴偏远之地须磨避祸，看到塞雁飞过，不仅思念起京都的爱人紫姬，于是作诗表达思乡怀归之情，他的随从们同样作诗表达了恋慕故乡心爱之人的思归之情。这和上述《怨旷思惟歌》和《王明君辞》中王昭君的情感是一样的。

二、王昭君遣嫁异邦与光源氏自贬须磨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论及画工丑图一事，原文如下：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付，举止优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6]

在《源氏物语·须磨卷》中，作者紫式部在描写光源氏思念留在京都的紫姬时，有如下一段描写：到了冬天，雪大得可怕，源氏公子怅望长空，不胜凄凉之感，便取琴来弹，令良清唱歌，惟光吹横笛合奏。弹到得心应手，哀艳动人之处，歌声和笛声全都停止，大家举手拭泪了。源氏公子想起了古昔汉皇遣嫁胡国的王昭君。设想这女子倘是我自己所爱之人，我将何等悲伤！要是这世间我所爱的人被遣放外国，又将如何呢？想到这里，似觉果真会有其事。便朗诵古人“胡角一生霜后梦”之诗。[5]237这首诗是大江朝纲的《王昭君》，是一首七言律诗，全诗如下：

翠黛红颜锦绣妆，泣寻沙塞出家乡。

边风吹断秋心绪，陇水流添夜泪行。

胡角一声霜后梦，汉宫万里月前肠。

昭君若赠黄金赂，定是终身奉帝王。

《和汉朗咏集》是集中国诗歌、日本汉诗、日本和歌佳句为一体的日本平安时代的诗歌集，分上下两卷，上卷分春夏秋冬四部，下卷为杂部，大江朝纲的《王昭君》就收录在杂部，而全集中以特定人物为名的仅王昭君一例，实为罕有，可见昭君其人其事在日本已经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和汉朗咏集》收入的咏昭君诗共计十节，内中第三至第六节是大江朝纲的七律《王昭君》，在日本的咏昭君汉诗中，这首诗的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这和《源氏物语》引用该诗有极大关系。以上诗中出现的“边风”“霜”等景物描写，都被紫式部借用到《源氏物语·须磨卷》中。从“到了冬天，雪大得可怕”开始，所有关于景物的描写，恐怕都是受了这首诗的影响。风霜肆虐边地的描写和昭君愁苦的心境，似乎已经成为日本历代咏昭君诗的一个固定模式。这些咏昭君诗与中国诗有着很大差别。中日悲剧形式是当时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文化创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悲剧形式。儒家伦理思想决定了中国悲剧的形式，即“忠君爱国”;王昭君的形象就是建立在儒家这一传统伦理思想之上的。其悲剧形象符合儒家伦理思想规范。[7]在中国，唐代以降，昭君逐渐从怨女形象转变为烈女形象，甚至成为民族友好的象征;而在日本，昭君却始终保留了怨女形象，与国家、民族没有任何瓜葛。中日两国昭君形象的不同，反映了两国文学观的差异。日本并不看重中国儒家的“忠君爱国”，主要表现一种无常的“物哀”之美。在日本的作品中，作者把每一篇枯叶，每一滴眼泪，都通过无常的思想来表现，可以说，无常之美成为日本人孜孜以求的永恒主题。除了表现这种美感，日本人别无他求。而中国人的目的并不是单纯想表现悲剧之美，最终要和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以期达到教化的目的。王昭君在中国，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儒家“忠君爱国”的伦理藩篱，最终成为促成民族团结、国家安宁的光辉形象。“日本文学传统，明显具有世界罕见的超政治性的倾向，而中国文学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那种脱离人生，脱离政治和现实社会的文学，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8]总之，中国文学一直注重与政治联系起来，而日本文学从古至今似乎都是脱离政治的。

王昭君下嫁的胡国，据汉诗描述，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常年风雪肆虐的苦寒之地。而《源氏物语·须磨卷》中的景物描写，以“到了冬天，雪大得可怕”作為季节变换的起笔，描写了风雪肆虐的边远之地须磨冬天的景物，这一场面的设定，也与上述诗歌的意境重叠在一起。远嫁边塞苦寒之地的王昭君，谪居须磨的光源氏，那漫天的飞雪，寒冷的冬天，此时此景，画面是那样的相似。

由此看来，“须磨卷”中即使不直接引用“从前嫁到胡国的女子”，读者也会从上诉景物描写中联想到“须磨卷”是受了“昭君出塞”的影响。《源氏物语》中对王昭君故事的接受，不只是把它作为例子简单地引用，还有必要从更广的视域加以审视和探讨。

冬天谪居须磨的源氏公子的境遇和王昭君故事重叠在一起，两人的命运极其相似。前述葛洪的《西京杂记》中记载，由于昭君没有用黄金贿赂画师毛延寿，而导致自己离开都城，远嫁边塞之地，终身得不到汉元帝宠爱的悲剧命运，最终只能在异乡对月思念故土和亲人。这在《源氏物语·须磨卷》中被作者紫式部很好地加以利用。由于光源氏和胧月夜私通，遭到恶后弘徽殿女御一派的排挤，光源氏被迫远赴偏远之地须磨避祸，而他心爱的夫人紫姬却未能与他同行，光源氏想到王昭君远嫁边塞之地，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设想这女子倘是我自己所爱之人，我将何等悲伤！要是这世间我所爱的人被遣放外国，又将如何呢？”[5]237想到此，深感不安。光源氏把紫上比作王昭君。他设想如果自己所爱之人被远嫁的话自己该有多么痛苦。这种心情酷似王昭君远嫁匈奴后汉元帝的思恋之情。更准确地说，被流放到边远之地须磨的光源氏，此时的心境更接近于被远嫁到胡国的王昭君吧！在此，光源氏思念在京城的紫姬，与远嫁胡国后思念帝王的王昭君这一故事情节达到了契合。那么《源氏物语》到底关注的是王昭君故事中的哪一部分呢？那就是汉元帝和昭君别后的那段情节。这一故事情节被作者紫式部巧妙地置换成流放须磨后的光源氏思念紫姬的情节。就是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所理解的王昭君故事，就是王昭君和汉元帝分别后，彼此诉说那种依依不舍之情的爱情悲剧。

此时月明如昼，旅舍浅显，月光照彻全室，躺着可以望见深夜的天空，真所谓“终宵床底见青天”也。看了西沉的月亮，有凄凉之感，源氏公子便自言自语地吟唱菅公“只是西行不左迁”之诗，又独自吟到：“我身漂泊迷前途，羞见月明自向西。”

前面所引冬天须磨的场面，其实在此又进一步延伸了。光源氏吟咏完“胡角一声霜后梦”，紧接着作者就叙述了“月”，这其实是由前述大江朝纲的诗“汉宫万里月前肠”中的“月”引发的联想。在此我们对王昭君的印象，被转移到了《源氏物语》文脉中去了。光源氏借月亮暗示自己是清白无罪的。“只是西行不左迁”，这首诗出自《菅家后草》，是菅原道真流放时所作，全诗如下：

蓂发桂芳半具圆，三千世界一周天。天迴玄鉴云将霁，只是西行不左迁。

当然，一般认为此处是受了菅原道真的影响，不过既然“月”来自于咏王昭君诗，那么，光源氏借月亮暗示自己是清白无罪的，这不仅和道真重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也是受了王昭君故事的影响。

紫式部不是生硬地把昭君故事直接搬到《源氏物语》中，而是摄取了汉诗中的意象，此外还把出塞后的昭君和汉元帝彼此思念的心情融入《源氏物语》的文脉中。相比之下，《源氏物语》之前的《宇津保物语》把王昭君故事只是作为一个故事，作者似乎是为了给别人讲述这个故事、作为一个知识加以普及，并未将其真正融入文本中，作为真正的物语尚未成熟。

三、结语

《源氏物语》巧妙地利用了王昭君故事，在“须磨卷”中创造了一个新的故事情节，可谓大放异彩。王昭君故事在平安朝影响深远，汉诗、和歌、物语都有涉猎，唯独《源氏物语》达到了巅峰。

参考文献：

[1]可咏雪.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2.

[2]张文德.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嬗变[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3]林干.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62.

[4]高琳.古雁吐忧 文人孤鸣 ：浅谈雁意象与唐代文人的怀乡心态[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1）：37.

[5]紫式部.源氏物语[M].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葛洪.燕丹子.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9.

[7]张哲俊.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88.

[8]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M].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文学研究室，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34.

责任编辑：杨国栋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NJSY14200）。

[作者简介]李光泽，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李一凡，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