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瓷器所见辽金燕云地区政治及文化变迁

常乐

【关键词】瓷器；辽金时期；燕云地区；政治变迁；民族文化交融

【摘要】燕云地区是辽金时期瓷业发展迅速且瓷器风格显著的区域之一，墓葬及塔基遗址等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瓷器产品，反映了当时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文化面貌。通过梳理燕云地区出土的600余件辽金时期瓷器的资料可知，辽代燕云地区瓷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对唐末五代瓷业的承袭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瓷器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瓷器产地和种类的变化体现出辽金时期朝代嬗变、南北对峙等政治环境对瓷业发展的影响；典型游牧民族器物的演变、消失，以及中原传统器类和制瓷工艺对燕云瓷业的影响，是辽金时期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重要见证。

辽金时期的制瓷工业在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产品种类更趋多样，瓷器烧造及装饰工艺均达到了较高水平。燕云地区是辽金政权的政治中心地区，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瓷业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也是辽金时期瓷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其丰富的出土瓷器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和地域特色。

目前，学界关于燕云地区出土辽金瓷器的研究以瓷业发展的总体状况和北京等区域内的瓷业面貌为主，多以纪年墓葬和塔基、窑址等出土的瓷器资料为基础，涉及瓷器类型与分期、制瓷工艺及文化交流等问题。如梁淑琴[1]、孙勐[2]等对辽金境内所产瓷器与境外输入瓷器的研究，彭善国[3]、陈尧成[4]等对辽金窑址的分布，瓷器烧造工艺、胎釉成分等问题的论述，俞永炳[5]、李艳阳[6]、金爱英[7]等对辽金瓷业所反映的文化交流、南北互动等情况的分析，等等。整体而言，关于辽金燕云地区瓷业的专题性研究尚未出现，对瓷业面貌所反映的辽金时期政治环境、文化面貌的变迁等问题的研究亦有待深入。本文拟在梳理燕云地区辽金时期墓葬、塔基等出土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瓷器所反映的政治及文化变迁情况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揭示辽金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不足之处，敬祈指正。

一、出土瓷器概况

燕云地区指今河北白沟—山西繁峙—雁门关一线以北，北京密云—河北张家口—山西阳高一线以南，山西忻州偏关县以东，河北承德以西，大致包括北京周边、河北东北部和西北部以宣化为中心的地区以及山西北部以大同为中心的区域。根据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该地区出土瓷器的墓葬、塔基遗址有175处，共出土瓷器600余件。其中，墓葬数量最多，共158座，包括辽墓108座，金墓50座，较为重要的有北京大兴辽马直温夫妇合葬墓[8]、丰台辽王泽夫妇墓[9]、八宝山辽韩佚夫妇墓[10]、丰台金乌古论窝论墓[11]，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12]，山西大同南郊金墓M1、M2[13]等；塔基遗址17处，代表性遗址有北京顺义辽净光舍利塔基[14]和房山北郑村辽代塔基[15]等。从地区分布来看，北京地区出土辽金瓷器的遗址数量最多，共110处，约占燕云地区出土瓷器遗址总数的62.9%；河北保定、宣化，山西大同等地亦有较多发现。

笔者对燕云地区出土的这批辽金瓷器资料进行了梳理。釉色方面，以白瓷为主，约350余件，另有影青瓷、青瓷，以及黑釉、黄釉、绿釉、酱釉、茶叶末釉瓷器等。器类方面，以日用器皿为主，其中碗、盘、碟、瓶、钵、托盏等数量最多，罐、壶、盆、洗、注子、枕等亦多有发现，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鸡冠壶、鸡腿瓶等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器物。产地方面，除240余件瓷器在发掘简报或报告中有较为明确的窑口判定结果外，陈冲等学者对定窑瓷器的分期研究[16]和黄秀纯等学者对辽白瓷所属窑口的分析结果[17]也为我们辨别部分辽金瓷器的窑口提供了线索。总体来看，这批瓷器的产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本地窑场，主要窑口有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山西浑源界庄窑等，北京密云小水峪窑、房山磁家务窑等亦有可能是燕云地区出土瓷器的产地；另一类为燕云地区以外窑场，主要有辽金境内其他地区窑口，如河北定窑、磁州窑，陕西耀州窑等，以及辽金境外窑口，如浙江越窑、江西景德镇诸窑等。

王秋华先生曾根据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及墓壁装饰等将辽墓分为辽代早期（辽太宗至景宗时期）、辽代中期（辽圣宗、兴宗时期）、辽代晚期（辽道宗至辽末）三期[18]。秦大树先生则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和丧葬制度等将金墓分为金代早期（金太宗至海陵王时期）、金代中期（金世宗、章宗时期）和金代晚期（章宗末年至金末）三期[19]。参照他们的分期研究成果，笔者对燕云地区出土的285件可辨别窑口的辽金瓷器进行了统计（表一）。

由表一可知，辽代早期，燕云地区瓷器主要为定窑和龙泉务窑产品，瓷器数量和种类均较少，多为日用器皿。至辽代中晚期，定窑和龙泉务窑产品占比仍较高，瓷器数量和种类均达到顶峰；耀州窑、越窑和景德镇诸窑产品也有较多发现，如北京順义安辛庄辽代中期墓出土的耀州窑注壶和注碗[3]233，北京西郊百万庄辽代晚期丁文逳墓出土的越窑瓷碗残片[20]等。金代初期，定窑产品依然是燕云地区最重要的瓷器品类。到金代中期，除定窑、耀州窑外，浑源窑、磁州窑、临汝窑、钧窑等北方窑口产品亦较为常见，如山西大同西环路M6出土的具有浑源窑产品特征的梅瓶、长颈瓶[21]，北京丰台乌古论窝论墓出土的临汝窑执壶[11]，河北唐山陡河水库M85发现的钧窑系瓷碗、瓷盘等[22]；南方景德镇诸窑产品在部分金墓中亦有发现，如北京丰台区乌古论窝论墓出土的影青瓷盘[11]。金代晚期，除定窑、钧窑等北方窑口产品以外，其他窑口产品较为罕见。总体来看，燕云地区出土的辽金瓷器在窑口分布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二、瓷器所见辽金时期燕云地区政治环境的变迁

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具，瓷器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和现实需求。燕云地区出土瓷器产地的多样性和窑口分布的阶段性，除了受到制瓷技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外，亦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面貌密切相关。

燕云地区山河险峻，关隘众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23]21。由于领土纷争，辽金时期燕云地区中原汉地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局面长期存在，且部分州县的所有权随着各政权力量的消长而几经变换。这一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对该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制瓷业方面亦有明显表现。

首先，辽代燕云地区瓷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与其对唐末五代瓷业的继承和瓷器现实需求的增长有密切关系。

一方面，辽的瓷器生产是通过掳掠幽云地区的工匠、占有当地窑场等方式逐渐发展起来的。契丹在建国前“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24]373，生活器皿仅有木器、皮囊器以及部分制作粗疏的陶器。唐末中原战乱频仍，“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25]886，“中国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为犬戎所有”[26]。契丹建國后又多次南侵，掳掠中原人口入辽腹地，其中就包括从事瓷器烧造的工匠，如后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契丹夺定州城垒，烧焚庐舍，尽驱居民而北”[27]1650。制瓷工匠尤其是定窑工匠的北迁，带来了先进的瓷器烧造与装饰技术，为辽代制瓷业提供了发展契机，在此基础上，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窑，中京赤峰缸瓦窑，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得以兴建。根据调查及发掘资料，临潢府故城窑遗址出土瓷器质地细腻，坯体上有细线纹，并发现“器底满釉的覆烧器”，与河北定窑的装烧工艺及产品较为相近[28]。赤峰缸瓦窑遗址所见部分瓷器上刻划的卷草、牡丹、凤鸟等纹饰，线条流畅，“更接近于定窑产品”[29]。辽代早期吸收定窑工匠和技术兴建的龙泉务窑，是契丹势力南下后设立的重要窑口，其产品以白瓷为主，在烧制技术以及器物造型、装饰工艺等方面均模仿定窑，部分产品甚至与同时期的定窑产品难分轩轾。此外，契丹势力进入燕云地区后，山西浑源界庄窑等原属中原五代政权的瓷窑因割地被纳入辽境，在瓷器烧制工艺方面亦对辽金的瓷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辽金时期的界庄窑产品“仍然采用唐代以来的小垫饼支烧工艺”[30]。汉地制瓷工匠的输入，本地窑场的兴建，以及对原汉地窑址的直接占有，均为辽代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对定居生活的逐渐适应使得社会各阶层对瓷器的需求大量增加，这是辽代瓷业发展的重要动因。瓷器属于易碎品，不便于携带，其使用与定居生活密切相关。10世纪至11世纪初，辽腹地出土的瓷器多集中于级别较高的契丹显贵和汉人官僚墓葬中，可能具有一定的身份象征意义，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31]、奈曼旗陈国公主墓[32]等契丹贵族墓出土的定瓷和影青瓷器，以及赵德钧[33]、韩佚[10]等汉人官僚墓葬中出土的高档瓷器。11世纪后，随着定居人口的增多，辽统治区域的扩大，进入中原的契丹人开始适应定居生活，瓷器的使用逐渐扩大到低级官吏和平民阶层，但原有窑场的生产水平远远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社会需求，这为新窑场的出现和制瓷技艺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其次，出土瓷器产地和种类的演变是辽金时期朝代嬗变、南北对峙等政治环境的具体表现。燕云地区出土瓷器的产地既有北方窑口，又有南方窑口，以北方窑口为主。不同时期各窑口产品的占比不同，其与各时期不同窑口的发展状况、瓷器产品的流通情况等密切相关，而这些又均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一定的关联，反映出辽金时期各政权力量的消长和统治疆域的变化情况。

根据表一，在北方窑口中，定窑产品自辽至金在燕云地区一直都有出土，但不同时期出土数量不同，这与定窑在宋金时期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北宋时期，定窑发展达到鼎盛，制瓷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因瓷质精良、纹饰秀美、色泽淡雅而被选为宫廷用瓷。燕云一带出土定窑瓷器中以辽代晚期数量最多，而此时正与定窑有巨大发展的北宋中后期时间大体相当。“靖康之变”以后，由于连年兵燹，定窑一度处于衰落和废弃状态，故金代初年，定窑产品虽仍有发现，但与辽代中晚期相比数量大为减少。到金代中期，随着统治的稳定，定窑瓷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出土瓷器的数量有所增加。金代晚期，蒙古军队南下，定窑在战火中逐渐衰没，瓷器的出土数量又急剧减少。

除定窑外，北方各窑口在辽金时期也有一定发展。辽代早期至中期，随着契丹政权统治的稳定，吸收定窑技术兴建的龙泉务窑逐渐发展起来，到辽代晚期，出土该窑口瓷器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定窑。金代，龙泉务窑逐渐衰落，其产品在燕云地区不再出现。而耀州窑、磁州窑、临汝窑、浑源窑、钧窑等大量窑口由于所在地区被纳入金的版图而处于宋金交战的战线之外，销售和流通渠道较为通畅，反而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根据表一，金代中晚期燕云地区出土的可辨明窑口的54件瓷器中，来自定窑以外其他北方窑口的产品为14件，而金代前期仅有来自耀州窑的2件，反映出此时期瓷器产地的多样性。

自辽至金，燕云地区均出土少量来自南方窑口的瓷器，这与当时南北政权的对峙以及贡奉交流等有关。辽代中晚期燕云地区出土景德镇窑、越窑瓷器的数量较多，大多制作精良，如马直温墓中出土的影青瓷盏托和香薰器盖残片，胎质薄而细腻，为景德镇窑青白瓷中的高档产品[8]；韩佚墓出土的划花人物纹青瓷水注，釉色莹润，应属越窑上品[10]。契丹建国初期，南方各政权即与其通过海路频繁交流，“（南唐）自烈祖以来，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34]9475，“吴越贡赋，朝廷遣使，皆由登、莱泛海”[25]843。其中，吴越国经常向契丹政权供奉青瓷等珍玩宝物，契丹统治者将部分瓷器赏赐给臣下，节度使韩佚墓中出现的越窑青瓷或许就是其获得的赏赐。由文献记载进一步推测，这些瓷器很有可能是通过海路输入辽境的[6]。金代，南方地区相对稳定，景德镇诸窑继越窑之后迅速兴起并不断发展，但由于宋金对峙的特殊政治局面，南方瓷器输入北地的途径受阻，故金代燕云地区来自南方窑口的瓷器相对较少。

三、瓷器所见多民族文化的互动融合

燕云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便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的重要区域，宋辽金时期，其更是多民族文化互动融合的中心区域之一。契丹、女真民族原游牧于松漠之间，入主中原后，受汉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逐渐由游牧迁徙转向定居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在燕云地区出土瓷器上亦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