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与明显陵
——兼论湖广明显陵对明嘉靖朝政治的影响

邓涛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海淀 100872)

明显陵(以下亦称显陵)，明代时位于湖广承天府(安陆州)钟祥县境内。它作为湖北省境内唯一一座明代帝王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众对其了解并不多。近年来，尤其是2000年显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开始为更多人知晓。在有关显陵的研究中，《钟祥明显陵调查记》一文，从考古学角度对显陵遗址情况作了考证[1]；《被遗忘的陪都——明代兴都湖广承天府的名与实》一文，研究涉及明显陵与明朝陪都兴都的关系[2]；《浅析显陵建制在明代帝陵中的地位》一文，就显陵的陵寝规制在明代帝王陵中的特殊地位作了论述[3]；《明显陵设计与建造中的楚文化因素探议》一文，对显陵建造时所体现的楚文化特征作了研究[4]；《大礼议与明显陵》一文，对显陵和大礼议的联系作了说明[5]。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从建筑学、风水学的角度研究显陵，但这些文章对显陵所体现的时代背景及其对嘉靖朝政治产生的影响研究不够深入，因此，笔者在文中将围绕显陵与嘉靖朝政治的“互动”进行论述。

一、明显陵是湖北地区唯一一座明代帝王陵

明显陵位于现今湖北省钟祥市城郊。钟祥市在明代为湖广安陆州州治及后来的湖广承天府府治所在地。承天府，元代时为安陆府，明初属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管辖，“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州……嘉靖十年，升州为承天府”[6](P1076)。而钟祥市，“元曰长寿县，元末废，明洪武三年复置，九年四月省入州，嘉靖十年八月复置，更名。东有樠木山，一名青泥山；北有松林山，兴献王陵寝在焉”[6](P1076)。关于安陆州的地理位置，史料有载：“旧安陆州，春秋为鄢郢名都，晋为石城重镇，近扼襄邓，远控黄鄂，汉水濒其西，浸汇如襟带，历潜沔入大江而洞庭、建业皆下游也。”[7](P224)可见，安陆州位于汉水中游和湖北腹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嘉靖十八年之前，明显陵的主人只有明世宗的生父，即兴献王朱佑杬。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世宗生母蒋太后在京师去世。次年，蒋太后的梓宫南祔到明显陵，故嘉靖十八年之后，显陵葬有兴献王和蒋太后。朱佑杬为“宪宗第四子，孝惠太后邵氏生”[8](P11399)，成化二十三年七月，被册封为兴王；弘治四年九月，“命建藩府于德安府，初梁庄王有故邸、田地在安陆州，帝请改居安陆，诏从之”[9](P25)。弘治七年九月，兴献王启程就藩安陆州；八年二月，到达安陆州。《万历承天府志》中有很多关于兴献王德言善行的记录，如弘治十三年，“十二月戊午，帝以达虏犯边，遣内官李荣贡银千两，助买战马”[9](P31)。正德三年五月，安陆州因旱出现饥荒，“帝命陈政领米五千石于吉祥寺给散赈济，全活万人”[9](P33)。这些记载，虽不乏修志者迎合上意、刻意褒扬的成分，但依然可以看出兴献王为人处世较为宽厚，上忧社稷，下系黎民。正德十四年六月，“帝伤暑疾，乙卯，帝崩，年四十有四”[9](P36)。兴献王享年44岁，后来被安葬在安陆州。“睿宗献皇帝陵曰显陵，在湖广承天府之松林山，今号纯德山。”[10](P1428)显陵原本只是按照藩王规格修建的藩王墓，世宗继承皇位后被追尊为帝王陵，命名为“显陵”。

虽然兴献王生前不是皇帝，但明世宗后来为其追尊了皇帝名号，并将兴王墓升格为帝王陵，故笔者认为应将显陵视为帝王陵。无论是《大明会典》等官方记录，还是《今言》等私家著述，都将显陵作为帝王陵加以记述。如明人所著《今言》记载：“太祖孝陵在南京神烈山，成祖至武宗诸陵，在昌平天寿山，睿宗显陵在承天纯德山。”[11](P7)现在明显陵又被列入了明清皇家陵寝的范围，“2000年明显陵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12](P88)，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可见，将明显陵称为帝王陵是符合历史和现实的，且明显陵“是我国明代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12](P104)，其规模和建制都足以比肩北京十三陵。同时，明显陵也是湖北地区乃至中南地区唯一的一座明代帝王陵。

二、明显陵是皇权巩固的象征、大礼议的见证

明世宗朱厚熜，生于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正德十四年兴献王去世时，世宗仅13岁(虚岁)，当时明世宗“以世子理国事，十六年三月辛酉，未除服，特命袭封”[6](P215)。不久，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于豹房，根据杨廷和等人拟定的遗诏，即“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13](P3)，朱厚熜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后来，文武大臣前往安陆州迎立世宗，世宗在拜别兴王墓、辞别生母蒋氏之后，先行随同迎立的群臣赴京继承皇位。世宗是藩王入继大统，后来在即位礼和父母名分上，同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产生了不同意见，朝廷逐渐形成了以杨廷和等人为首的护礼派和以张璁、桂萼等人为代表并得到明世宗支持的议礼派。护礼派要求明世宗以继子的名义称明孝宗为皇考，称其生父生母为皇叔考、皇叔母，以确保孝宗一支皇位得到延续；而议礼派则认为应当“继统不继嗣”，即认为世宗是继承了皇位，而不是继承了太子之位，反对强迫世宗改认孝宗为皇考。两派朝臣围绕世宗父母名分及相关礼仪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史称大礼议。

大礼议事件的重要转折点是左顺门事件。嘉靖三年七月，护礼派诸臣上疏请求世宗保留其父母尊号中的“本生”二字，但世宗不同意。当年七月戊寅，“帝朝罢，齐居文华殿”[14](P522)。金献民、徐文华、何孟春、杨慎等前来上朝的护礼派大臣，将其他上朝人员截留在金水桥南，逼迫他们向明世宗施压，之后这些人“俱赴左顺门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闻之，命司礼监谕退，不去”[14](P523)。世宗大怒，命锦衣卫先后抓捕了二百多人，“上责之，命拷讯丰熙等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者俱夺俸，五品以下者杖之。于是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各杖有差”[14](P523)。后来有十多人因杖刑而毙命。

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修成并令刊印颁发，世宗以法典的形式巩固了自己在大礼议中取得的成果。大议礼事件中，明世宗同护礼派进行了长期较量，皇权不断巩固，世宗个人威望也不断提升。

由于明显陵远在湖广安陆州(承天府)，世宗继位后虽思念生父，但无法亲临拜谒，心中便有了将显陵迁至北京的念头，而这一想法也渐为臣子所了解。《万历野获编》评价：“嘉靖大礼之议，自张、桂倡之，至称宗，至入庙配上帝，以至奉迁显陵，下至厨役王福、随全等贱隶，亦尤而效之。”[15](P958)在时人看来，大礼议起于张璁和桂萼的上疏，下限到明显陵的迁建，明显陵同大礼议事件联系紧密。世宗通过左顺门事件压制了护礼派，并使生父成为“皇考”，明显陵的迁建问题也更加为朝臣所关注。《万历野获编》记载：“献皇帝葬承天之纯德山，后崇为显陵，尊极矣。自张、桂辈以议礼骤贵重，垂涎者纷纷起，凿空妄议。”[15](P855)可见，世宗在为显陵取得帝王陵的名号后，部分投机臣僚继续在明显陵的迁建上做文章。嘉靖三年九月，有人提议将显陵迁至京师天寿山，当时，“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光禄寺革职录事钱子勋希旨言：献皇帝梓宫宜改葬天寿山”[13](P1110)。世宗听了有些心动，便命朝臣讨论。针对此议，工部尚书赵璜等人提出反对意见：“皇考体魄所安，不可轻犯，一也；山川灵秀所萃，不可轻泄，二也；国家根本所生，不可轻动，三也。”[13](P1110)并以明太祖、明成祖都未迁建生父陵寝来对比此事。世宗觉得有理，便暂时放弃了迁建显陵。

明显陵的扩建和升格，是世宗在大礼议事件中逐步取胜以及皇权巩固的重要见证。正是由于世宗在大礼议事件中逐步取胜，兴献王名号日益尊隆，所以才有可能不断升格和扩建明显陵。关于大礼议时段的下限，笔者将其定在嘉靖十七年明世宗尊兴献王为睿宗并将其祔于太庙，象征着兴献王其人逝后名号达到巅峰，也象征着明世宗皇权强化和干纲独断，见表1。

表1 大礼议与明显陵升格对照

“大礼议”事件对嘉靖朝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随着以正德朝旧臣为主的护礼派的失势和新科进士张熜、桂萼等议礼派的崛起，明世宗逐步摆脱了正德朝旧臣的束缚，围绕在世宗身边新的政治力量已形成，标志着嘉靖时代已经真正到来；二是随着左顺门等事件的发生，世宗越来越意识到皇权至高无上。嘉靖朝内阁首辅虽然可以隆极一时，但一旦失去世宗信任，非但官位不保，而且性命也难保，嘉靖中期内阁首辅夏言的失势被斩便是一例。这开创了明朝内阁首辅被皇帝斩首的先例，反映了嘉靖朝中枢权力相比于皇权的衰落。

三、明显陵是嘉靖朝大兴土木的缩影和见证

明代城墙、宫殿、坛场等土木工程的第一次营造高潮是明洪武年间，地点在南京(应天府)；明成祖在北京(顺天府)建设城池和宫殿，是第二次高潮；之后各类工程兴建虽在继续，但就总体规模和持续时间而言，唯有嘉靖朝可谓明代土木兴建的第三次高潮。如今北京地区很多历史古迹最初都建造于嘉靖朝，如“嘉靖二十三年，筑重城，包京城南一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为七门”[10](P2549)，它们奠定了明清北京城的基本框架；又如“历代帝王庙，国初建于南京，嘉靖中后建于京师”，是北京城历代帝王庙建立之始。

关于明显陵的扩建和升格，《大明会典》记载：“兴都显陵，嘉靖六年特敕修理，各项规制俱照天寿山，添设石像生、碑亭；八年，工完；十年，以香殿、暖阁漆漏重修；十八年，玄宫改卜……二十年，工完；三十五年，祾恩殿、重檐殿宇工完。”[10](P2730)会典记载的显陵工程建设,从嘉靖六年持续到嘉靖三十五年。实际上，明显陵的修建时段上限和下限都要超过会典所记载的时段。明显陵的建设贯穿了嘉靖朝的始终，从世宗继位不久开始，直至世宗去世当年，扩建和维修一直在进行。显陵的扩建，增加了嘉靖朝财政压力和全国各地人民的负担，见表2。

表2 嘉靖朝显陵扩建情况

从以上表格内容可知，从嘉靖初年到嘉靖末年，显陵的扩建和维修一直在进行，可谓旷日持久，耗资甚巨。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给当地人民留下了物质和文化遗产，成为当地旅游的名片和金字招牌，但它的修建给当地人民、周边人民乃至全国各地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和诸多痛苦。

第一，修建显陵加重了嘉靖朝财政负担。嘉靖朝屡兴大工、营造不断，但显陵依然算得上嘉靖朝的大工程，其修建时间跨度要长于其他工程。嘉靖七年二月，户部提到显陵扩建所需的费用：“户部原派湖广、两京折粮银六万八千两，及嘉靖六年以前年分已征未解折银，俱存留应用，及量取两淮运司余盐银四万两，并借苏、杭、淮、杨四关，荆州、芜湖二厂该年税料，及查取南直隶、河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府无碍银各三万两，协济工程。”[13](P1929)可见，修建显陵的资金来自全国各地，占用了当时财政的大量可用财力。嘉靖十九年正月，时任工部右侍郎、负责督修显陵工程的顾璘上疏提到：“修显陵宫殿，计银四十六万两有奇。”[13](P4785)建议让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两淮、两浙盐运司提供银两协济工程，给当时的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第二，修建显陵加重了百姓负担。嘉靖二年，明世宗命令将明显陵瓦更换为黄瓦，要求南京官窑造办，时任湖广巡按御史的何鳌进言：“湖广灾伤特甚，陛下幸哀而赈济之矣。今又役其力于千里之外，敛其财于悬罄之时，民何以堪？”[13](P708)一边是显陵即将大兴土木，一边是民众食不果腹，对比强烈。嘉靖十八年，蒋太后梓宫南祔承天并再次扩建显陵，各地船工劳役繁重，在南京任职的湛若水向世宗上《请复快船月粮以除帮甲困苦疏》，提到因运送梓宫和显陵砖料：“船口在坞看守修造，俱各无粮，负累困苦，日不聊生。乞赐垂怜船差,紧急查照旧例,将月粮议处关支，庶免逃窜等情。”[19](P50)可见沿岸船工往返奔波，十分劳累，以致民生凋敝。兴建显陵，耗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也使得楚地百姓无力抵抗自然灾害，时人唐顺之在《送柯佥事之楚序》中提到：“显陵之工，为费巨矣。去年楚大饥，流人聚而薮于承天左右，僵者日几何人，丘墟之间，刳而市其胔，可谓廪廪。”[20](P219)江汉平原原先没有修造显陵所需的石料，不得不从全国各地转运，史料有载：“又如嘉靖初，改营兴献王显陵，正苦乏石，而襄阳之枣阳县，忽得白石如京师之大石窝，斧凿相寻，用之不尽。不惟陵寝早竣，楚之民力亦赖以少苏，真非偶然。”[15](P653)可见，枣阳白石的发现减轻了楚地百姓的负担，也从侧面说明了楚地百姓在兴建显陵时劳役繁重。

受显陵工程影响的不止湖广地区，因为没能按时造送显陵工料，“安庆府知府林钟、池州府知府陆冈、太平府知府路珠违误显陵宝城砖料，有旨各夺俸三月，仍令催造儧运”[13](P4762)。可见，显陵的工料来自全国各地，在各地官民疲于劳役的情形下，世宗不仅没有体谅民心，反而让各地加紧准备，显陵工程可谓劳民伤财。

故《明史》评价：“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6](P1253)认为由于明世宗大兴土木等原因，造成明朝财政拮据，使得其子孙继位后不得不通过加税等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表明嘉靖朝大兴土木对之后明朝政治带来了负面影响。

四、明显陵的政治影响

明显陵对嘉靖朝特别是嘉靖中后期政治影响巨大，它是研究嘉靖朝政治的重要切入点。

(一)明帝南巡的“绝唱”——世宗亲祭明显陵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世宗生母章圣太后蒋氏去世，使得是否迁建显陵成为紧迫之事，“上忽下诏，迁显陵梓宫改葬于北”[15](P855)。世宗坚持己见，欲让双亲合葬北京大峪山，朝臣不得不按世宗的要求准备。不久之后，“上忽颁谕,谓：奉藏体魄已二十载，启露风尘，摇撼远道，朕心不宁”[15](P855)。可见世宗对是否迁建显陵犹豫不定。严嵩等人领会到世宗的想法，建议遣锦衣卫指挥赵俊等前往承天查看明显陵地宫是否完好，之后再做定夺，世宗同意此议。嘉靖十八年一月，世宗犹豫再三之后，“上乃报曰：优柔不断乃妇人事，朕意决矣，即择日命官恭奉梓宫南附显陵合葬”[13](P4534)。不久，赵俊等人自承天返回京师，“言启视显陵玄宫，有水，于是众啧啧，谓显陵当北迁，上意欲躬自往视决之”[13](P4549)。世宗决定亲自前往承天拜谒和查看显陵，“上命梓宫且停，待驾南行还京再奏。而上以二月朔立太子、裕王、景王”[15](P855)。因为南巡，世宗最终决定立太子和封王，而后来成为明穆宗的朱载垕也是在此时被册封为王的。

嘉靖十八年二月十六日，世宗圣驾自京师出发，诸多大臣陪同，“以少师夏言、学士陆深、侍读屠应埈、胡经等，尚书许瓒、李廷相、严嵩、杨志学、侍郎袁宗儒、张衍庆、江晓、高韶等扈从”[21](P347)。在承天期间，世宗首先“诣献皇帝庙谒告”[6](P1413)，之后在龙飞殿举行告天礼，并到国社稷及山川坛行礼。之后，世宗两次拜谒显陵，拜谒显陵后，“从驾官上表贺，遂颁诏如仪”[6](P1413)。之后世宗启程回京。回京途中，御史谢少南“疏请庆都尧母祀典，上喜曰：尧父母异陵可征，合葬非古”[15](P856)。世宗便打算将蒋太后梓宫葬在大峪山，而不归葬于显陵。

嘉靖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世宗回到京师。当年五月三日，世宗再次去大峪山视察，又改变了主意，“召礼部尚书严嵩，谕之曰：朕南巡谒陵，今又视大峪山峪地空凄，岂如纯德山完美？决用前议，奉慈驾南祔，其发引吉辰另择”[15](P856)。自此，世宗最终确定将蒋太后梓宫南祔显陵。嘉靖十八年润七月，“二圣梓宫合葬于显陵新寝”[13](P4719)。争论多年的迁建显陵之议终于尘埃落定。

(二)南巡显陵对夏言、严嵩等官员仕途的影响

南巡前的夏言正处于其仕途巅峰，夏言“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6](P5194)，可谓恩荣无比，而“上柱国于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拟也”[22](P562)，可见，此名号第一次用在明朝大臣身上，是从夏言开始。夏言自己加封自己，亦显骄恣之态，但这次南巡对夏言的仕途造成了消极影响。

世宗南巡期间拜谒明显陵之后，希望在原有的礼仪程序中增加接受群臣表贺的环节。世宗觉得此次隆重还乡拜谒生父陵寝，彰显了自己以孝治国的思想，但世宗提出这一想法时，却遭到夏言的反对。夏言“乞俟还京,帝报罢，意大不怿”[6](P5194)。但严嵩认为礼乐自天子出，故皇帝可以自己修改或确定礼仪，“礼乐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贺，帝自是不悦言”[6](P5194)。因此，南巡结束后，严嵩因“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6](P5299)。嘉靖十九年七月，“礼部尚书严嵩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13](P4855)，体现了世宗对严嵩越来越信任。

世宗南巡返京后，到大峪山查看陵工，当时夏言未能及时上呈居守敕，世宗认为这是夏言骄恣犯上的体现，因此新账旧账一起算，批评夏言“昨扈从南巡，偶以疾昏迷”[13](P4645)。此后，世宗一度让夏言上缴世宗给他的手敕。虽然夏言的最终失势被斩是源于所谓的边将结交近侍，但南巡期间及南巡结束时夏言的不当言行，是其失去世宗信赖的发端。

此外，锦衣卫指挥使陆炳也在南巡后更受世宗宠信。陆炳之父陆松曾随兴献王就藩湖广，世宗继承大统之后，陆松又作为从龙之臣就职于锦衣卫。陆松逝后，陆炳承袭了职位。除了陆炳生父这一层关系，陆炳还是世宗儿时的玩伴，即“世宗始生，松妻为乳媪，炳幼从母入宫中，稍长，日侍左右”[6](P7892)。陆炳原本就深得世宗信赖，而南巡期间世宗行宫失火，“从官仓猝不知帝所在，炳排闼负帝出，帝自是爱幸炳”[6](P7892～7893)，使得世宗更加信赖陆炳，以至于“三公无兼三孤者，仅于炳见之”[6](P7893)。

后来，陆炳曾因不法事被言官弹劾，在陆炳苦苦哀求下，夏言才放过陆炳，但“炳自是嫉言次骨,及嵩与言构，炳助嵩，发言与边将关节书，言罪死”[6](P7893)，在严嵩和陆炳的联手下，夏言最终被扳倒了。

(三)显陵工程影响到嘉靖朝诸多官员的仕途

世宗重视显陵工程，故显陵的工期、质量及相关情况，往往会影响到相应官员的升迁或迁谪。通过严嵩所上《甄别梓宫经过沿途官员功罪》一疏，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显陵工程对嘉靖朝官员升降的影响。文中提到：“如督工太监袁亨、工部左侍郎顾璘首董大役，恭建玄宫，工速材良，勤劳懋着；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陆杰，抚治郧阳、右副都御史王以旗，巡按御史朱箎、姚虞，克称重任，罔不周详，以上四臣劳绩居最，当为一等；镇守太监张泰，守备太监傅霖，镇守总兵官、新宁伯谭纶，当为一等。”[23](P331)这些人当时品阶不高，因在显陵工程上尽心尽力，先后得到晋升或奖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治国重臣，一代名臣。如王以旗后来总督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并加官至太子太保。他担任三边总督时大胆推进明蒙马市，“延绥、宁夏开马市，二镇市五千匹。其长狠台吉等约束所部，终市无哗”[6](P3511)，使得西北地区紧张的局势得到缓解。而谭纶在隆庆时任蓟辽、保定总督，万历时任兵部尚书，谭纶其人，“终始兵事垂三十年，积首功二万一千五百。尝战酣，刃血渍腕，累沃乃脱。与继光共事齐名，称谭、戚”[6](P3891)，与戚继光齐名。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上以采木工完，升总督湖广采木、工部尚书樊继祖为太子少保，提督川贵大木、右都御史潘鉴为工部尚书”[13](P5464)。是否对显陵工程尽心尽力，成为世宗升贬官员的重要依据。同时，在显陵工程中失职的官员往往会受到严厉处分，如山东布政使刘士奇，本已获准致仕，但因为他没有迎送蒋太后梓宫，最终被“革职闲住，以为臣下临事避难之戒”[23](P332)。

显陵建成后，根据礼仪要求，湖广抚按、三司到任和离任时需到明显陵拜谒，具体礼仪是：“次日夙兴，具浅淡衣服、黑角带，赴陵所朝谒，俱限巳时以前，行五拜三叩头礼。”[9](P50)曾任湖广巡按的包节，到承天后得知显陵守备中官廖斌有不法事，打算向世宗报告。廖斌得知包节此意，便“俟节谒陵时，故献膳羞，遽使撤去，诡称节麾出之”[6](P5477)，使包节在拜谒显陵时失礼。后来，钟祥县民向包节举报廖斌包庇当地豪族周章为非作歹，包节查实后将周章杖打致死，廖斌因此更加憎恨包节，立即向世宗上奏：“节不以正旦谒陵，次日始谒，时当进膳，不旁立，亵慢大不敬。”[6](P5477)此时包节参劾廖斌的奏疏也送达朝廷，但世宗无法容忍包节拜谒显陵时的不恭言行，“帝大怒，以节抵罪，逮诣诏狱搒掠，永戍庄浪卫”[6](P5478)。可见，各级官员拜谒显陵时的表现也成为世宗奖惩官员的依据。

(四)世宗南巡显陵后更加崇道，更不视朝

世宗信奉道教自嘉靖初年便有体现，嘉靖二年，“帝即位之初，太监崔文诱帝建醮宫中，日夜不絶，廷臣交章,谏不听”[24](P187)。世宗崇道是受到了其父以及荆楚地区道教氛围的影响。兴献王曾自称“纯一道人”[9](P36)，而承天府地区道观众多，有元佑宫、东岳观、大德观等二十多个道观[9](P323～324)。浓厚的道教氛围，使得世宗对道教情有独钟。南巡之前，世宗虽然不时在宫中斋醮，或不上朝，但由于生母尚在或是因为生父、生母陵寝的事情还未敲定等原因，世宗亦不时接见群臣。

南巡时，道士陶仲文随同世宗南巡，在世宗行宫发生大火之前，陶仲文曾向世宗提到沿途可能出现火灾，之后世宗行宫失火后，世宗觉得陶仲文所言甚准，因此“以方士陶典真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13](P4617)。自此，世宗开始宠信陶仲文。在陶仲文的引导下，各类人士皆向世宗呈献所谓的灵丹妙药，而世宗也笃信“静摄”之法，竟于嘉靖十九年九月下谕：“欲命东宫监国，朕静摄一二年，然后亲政。”[14](P549)此后，在群臣的反对下，虽然嘉靖帝放弃了这个念想，但依然沉醉于斋醮，并和陶仲文保持密切联系。后来，由于世宗生子多夭亡，故陶仲文提出了“二龙不相见”之说，使得世宗更加深居不出。

时人也注意到了世宗南巡之后的变化，即“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6](P7917)，认为南巡是世宗更加不视朝的重要节点。造成这种变化，除了陶仲文等人的引诱外，还有以下两点。一是南巡之前，世宗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去安顿父母陵寝事宜，甚至不得不同群臣商议并率领群臣南下拜谒。但南巡解决完陵寝事宜之后，世宗觉得日夜惦记的事情解决了，自己可以安心斋醮了，所以视朝的动力更加衰减了。二是南巡期间世宗遭遇了火灾，险些丧命。因此，世宗更希望通过斋醮来祈求福报和长寿。《明史》评价：“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6](P203)认为明朝衰亡同嘉靖朝纲纪废弛有关系。虽然这是一家之言，然而世宗长期不上朝，在西苑理政，政治运行显然处于非正常状态，这也为世宗之孙明神宗树立了坏的“榜样”。

(五)明显陵对嘉靖朝的“祥瑞”起了助推作用

“祥瑞”一词，《辞源》解释为吉祥符瑞[25](P1236)，有好兆头之意。世宗对祥瑞的钟爱已到达痴迷的境界，往往对所谓的祥瑞不加甄别，因此灵验的道士、贡献祥瑞之物的官民大多能得到世宗的垂爱。《万历野获编》记载：“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诸臣及礼卿为贺表，如白龟、白鹿之类，往往以此称旨，蒙异眷，取卿相。”[15](P56)可见，大臣对祥瑞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仕途，有人因献祥瑞而登上仕宦巅峰。嘉靖四年，四川兵备副使余珊上《陈言时政十渐疏》，此疏是向世宗指出当前的弊政和乱象，但也写到：“仰惟皇上降生之期，河清三日，自是城上郁郁纷纷，萧索轮因，有宋祖紫云之庆。又龙冈旧断，土脉坟起，仗下小儿，暴长数尺，帝王之兴，岂偶然也哉。”[26](P418)这些叙述显然有夸张或失实的成分，但余珊以祥瑞来说世宗受命于天，并劝世宗改革弊端，说明一些朝臣在向世宗进言或劝诫时，不得不以祥瑞为依据和发端。世宗对祥瑞的痴迷也影响到日常政务的开展，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曾当面向明神宗及李太后谏言：“世宗奉玄，又好祥瑞，每遇有吉祥事，即停止刑，故今审录重囚至四百余人，盖积岁免刑之故也。”[27](P726)含蓄地批评了世宗钟爱祥瑞的言行。

由于世宗好祥瑞，故呈进祥瑞、报喜者接踵而至。如果祥瑞出现在世宗故乡承天或生父陵寝明显陵，呈报者往往能得到世宗更多的关注和垂爱。嘉靖七年，严嵩受世宗指派到承天祭告显陵，回京后上报世宗：“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6](P7914)世宗得知非常高兴。之后，有关显陵祥瑞的记载依然很多，嘉靖九年，“冬十二月己卯，甘露降于显陵”[8](P13171)；嘉靖十年二月，“上以甘露降于显陵，作《钦天记颂》”[21](P401)；嘉靖十一年正月，“诏立显陵纯德山碑及陵宫门外左右碑亭二区，左以纪述瑞应”[13](P3171)；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冬至日，甘露降于显陵之松树”[13](P8471)；嘉靖四十二年正月，“甘露复降于显陵松柏，守备太监张方以献”[21](P1399)。而这些上报祥瑞的人，往往会得到升迁，如严嵩因奏告显陵祥瑞“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6](P7914)，显陵守备太监张方等人因上报祥瑞，世宗“加方恩一等，守臣及供奉园陵者各赐银币有差”[13](P8486)。

世宗对祥瑞的钟爱，使得承天和显陵成为祥瑞频现之地，奏报祥瑞也成为一些官员获得世宗欣赏及升官的快捷方式，进而奏报显陵祥瑞就成为嘉靖朝独特的政治现象。

五、结语

明显陵的主人兴献王生前仅为藩王，逝后被追尊为睿宗，且明显陵孤悬中南，相比明十三陵和明孝陵而言，知名度较低，但该陵的升格和扩建，是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事件的重要产物和见证，也是明世宗个人威望不断增强和权力不断巩固的直接体现，是研究嘉靖朝政治的一个切入点。明显陵的扩建是明嘉靖朝大兴土木的缩影，显陵祥瑞的频现是明世宗极度崇道的必然结果，这些方面是研究嘉靖朝土木兴建和崇道问题的重要着手点。同时，基于显陵扩建以及世宗南巡显陵时相关官员的表现，夏言、严嵩等官僚的政治生涯出现转折，对之后嘉靖朝政治从前期夏言主政时的相对公正清廉向后期严嵩主政时黑暗污浊的转变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由于世宗南巡显陵时的危急遭遇以及其父母陵寝建设问题的逐步解决，使得世宗对长寿的追求更加痴迷，对治国理政更加缺乏兴趣，使得其一心“斋醮”和执意不上朝成为常态，这些对其孙明神宗的长期不上朝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