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与高塔：一个网络与等级权力的隐喻

向芬

在历史学家与社会网络研究者之间存在着罗纳德·伯特（RonaldBurt）所言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即不同的网络架构中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存在隔阂。打破群体隔阂、填补空缺的人往往被视为以更多创新想法从固有思维中脱颖而出的“中间人”，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本人恰恰就是这种处于结构洞之间的“中间人”。正如他的《广场与高塔—网络、阶层与全球权力竞争》不仅将社会网络理论嵌入到历史研究的脉络之中，而且也填补了严肃学院派和普罗大众之间知识创新与扩散过程的“结构洞”。

弗格森是一位有很大企图心的历史学家，他持有贯通的眼光，不只是守著一个小点而忽视了周边世界。他把非正式的社交网络还原进历史场景之中，用微观史实串起大开大合的宏观史论，避免了研究的碎片化;既围绕问题追根溯源，又在过去、现在、未来中往返穿梭，寻求关键性意义;他对于网络和等级制度的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考古，或是一时的跟风之作，其研究囊括了全球史、未来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的理论见解，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

一

广场与高塔是一个很吸引眼球的隐喻，二者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弗格森关于网络与等级制度的核心观点。

弗格森试图做出这样的区分：一个是持续更长、人类生活被等级结构主宰的时期;另一个则是新兴但颇具活力、因技术变革而产生的网络时代。弗格森当然知道这种等级和网络之间的二分法过于简单，但他仍然以一些事例证明了将二分法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的作用，正如广场与高塔的简约隐喻，能有效直击读者的心灵。

意大利锡耶纳市政厅代表世俗权力的高塔，矗立于有繁忙市场交易和集中信息交流的中央广场旁，高塔的影子完全盖住了广场。书中的“高塔”用以象征国王、议会和其他“合法机构”的等级制度（包括大英帝国、联合国、CBD大公司）;相比之下，“广场”则是由市场、朋友、敌人和其他有进取心的个人组成的网络，他们在看不见裁判的情况下竞逐，创造出古典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所称的“自发秩序”。简言之，弗格森的隐喻可表达为：高塔是垂直结构的，广场是水平结构的;高塔是秩序的有形之手，广场是破坏的无形之手。

但是，正如弗格森在书中对网络和等级制度的世界历史的梳理中所展现的，这种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在不同时代有过多次翻转。本书中，网络与等级制度飘忽不定、潮起潮落、此消彼长的时间线大致如下：十五至十六世纪网络优势显现，以古腾堡（JohannesGutenberg）与马丁·路德（MartinLuther）为标志性人物，引发了对宗教等级制度的破坏与文化网络的新建;十七至十八世纪网络能量逐渐释放，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中网络的作用都不容小觑，十八世纪传播科学、哲学和政治革命的网络更是交织在一起;十九世纪网络优势减弱，转移回到等级制度，但对等级秩序的重新确立并没有消解前三个世纪中所创建的知识、商业和政治网络，尤其是十九世纪伴随工业革命建立的工业网络，及其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全球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形成;二十世纪等级制度再升级，达到了顶峰，这表现为三十、四十年代极权国家的崛起，民主国家也因急于应对经济大萧条和全球性冲突，体制变得更加集中;二十世纪中叶的通信技术创造了巨大的新网络，但也极大地有利于等级制度和组织控制;二十世纪末期，网络重新兴起，等级制度崩溃，一方面冷战时期世界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苏联解体也昭示冷战的结束与某种等级权力结构的离散，另一方面则是互联网技术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发展;二十一世纪垄断网络崛起，全球科技企业逐步掌握“结构性主导权”，并由此导致全球网络新的等级化问题，网络不断重塑公共领域，削弱集体主义政治，淡化国家边界。

值得一提的是，弗格森在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等级制度陷入了危机的因果关系予以思考时，提到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曾经猜测等级制度陷入危机的原因是科技发展。但是，他认为等级制度危机发生于电子网络在美国普及之前，因此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因果关系颠倒了，事实上正是中央集权控制的放宽，才使得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成为可能。

二

弗格森也专门考察了“网络”一词的沿革。从十六世纪以前仅仅表示交错的线制成的编织物，到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科学家发现“蜘蛛网一样的人体血管和动脉循环系统”这样的网络，再到十九世纪，“网络”有了更多意义：地理学家用它来表示水路，工程师用它描绘铁路，作家用它概括人物关系，历史学家提出封建社会任期制网络等。即使这样，直到一八八0年左右，在英国出版的书中，“等级”一词出现的频率仍高于“网络”。二十世纪末期，“网络”才开始逐渐扩散：先是交通和电力网络，随后出现了电报、电话和电视网络，最后电脑和线上社交网络席卷全球。一九八0年后，英文的“网络”（network）一词开始被用作动词，表示有目的性的、以职业为导向的社交。现在，不论是作为动词还是名词，网络都已经成为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语。

本书对于网络研究的梳理，搭建起了历史学家眼中清晰的知识谱系。弗格森将关于网络的正式研究追溯到十八世纪中期普鲁士东部城市柯尼斯堡的“七桥之谜”：有没有人能一次性并且不重复地走完这七座桥。数学家莱昂纳德·欧拉（LeonhardEuler）受此启发，于一七三五年发明了网络理论。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将这套体系应用于几乎所有领域：从制图到电路，再到有机成分的同分异构体。甚至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也想到将其应用到社交网络的研究中去，这包括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和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等。然而，他们对此没有形成更深刻的见解。一九00年，一位副业为社会学家的教师约翰内斯·德利茨（JohannesDelitsch），发表了一张一八八0到一八八一年间他教过的五十三名男生的友情矩阵图，成为关于社交网络的标志性研究。此后，也有学者进行了类似的探索，精神病学家雅各布·莫雷诺（JacobLevyMoreno）利用社交图表研究了纽约哈德森一所学校中“不良少女”之间的关系。情报学家、科学计量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设计出了一种与之类似的图表技术，通过引用“史学图像”将科学领域的历史可视化，索引量和影响因子自此成为衡量学术成果的标准。因为索引量等指标显示科学家更喜欢引用志同道合者的成果，这也就引出了社交网络中的第一条定律—“同质性”。其后，传播理论家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Rogers）和迪利普·博沃米克（DilipBhowmik）率先提出了同质性“缩小个人交际圈，忽略最佳异质性存在”的缺陷。针对同质性是否就是一种自我隔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学家韦恩·扎卡里（WayneZachary）以一个大学空手道俱乐部为研究对象，描绘成员的关系网络，清楚地展现出俱乐部中的阵营分化。其后，也有其他研究表明这种隔离在不同族群之间存在区别。

研究者进一步发现这些关系网络的图表其实能够显示出哪些人才是更重要的。二十世纪的学者和数学家正式将重要性定义为“中心性”（Centrality），由此形成了网络分析最重要的三个度量指标：程度中心性（Degree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essCentrality）和紧密中心性（ClosenessCentrality）。具有高度的程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或紧密中心性的社会网络中的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充当“中心枢纽”或“意见领袖”的角色。

二十世纪中期，学者在理解网络的集成属性上取得了突破。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邓肯·卢斯（R.DuncanLuce）和艾伯特·佩里（AlbertPerry）提出使用“聚类”系数（ClusteringCoefficient）来测量一组节点连接的程度。一九六七年，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所做的“送信”的著名实验让这种度量的重要性更加显著，这项研究统计出每个完整送信链需要的中间人数量平均下来只有五人。还有一些其他科学家的实验，特别是政治学家伊瑟尔·德·索拉·普尔（IthieldeSolaPool）和数学家弗雷德·科钦（ManfredKochen）的独立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两个节点、五个中介、六条线就能形成一个网络。一九九0年，“六度分割理论”（SixDegreesofSeparation，又称为“小世界现象”）才被剧作家约翰·瓜尔（JohnGuare）创造出来。而如今随着技术变革，“六度分割理论”在脸书或是微信用户那里已经不再奏效，因为在一个新的小世界中，或许只需要通过三个人你就能联系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了。弗格森对网络理论的梳理基本止于九十年代的“六度分割理论”，但是在此之后正是网络勃兴的时期，自然也应该是网络理论涌现的阶段，可是实际上有广泛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网络理论屈指可数。

弗格森的研究本身也善用数据和结构图，他不仅清晰地梳理了网络理论的发展脉络，也将网络“中心性”理论贯穿应用于研究中。他用国家文件中两万人写的信件来分析都铎王朝的核心与边缘，以伏尔泰的通信对象架构启蒙运动网络，用数据描述二十世纪初剑桥和牛津知识分子的人际网络以及苏联情报机构对剑桥精英网络的渗透，甚至勾勒出“九一一”劫机者“与更广泛的世界缺乏社会联系”的网络特征。弗格森提供了几十个案例，并别出心裁地绘制了一些关系网络结构图，尤具代表性的是他原本就熟谙的基辛格（HenryKissinger）的个人网络，他通过尼克松（RichardNixon）和基辛格的回忆录所绘就的图表，直观反映出尼克松相对封闭的核心圈子以及基辛格更为开放的跨越国界和职业界限的关系网络。弗格森从基辛格的案例又回到他所集中探讨的网络与等级制度问题，他提到基辛格在任职期间就已经明白网络比联邦政府的等级制度更强大，这也是弗格森在本书中一再强调的论点，即从历史的长河中看，网络往往比等级制度更容易产生新事物，网络比等级制度更具创造性，网络适应性也比等级制度高得多。弗格森声称通过这项研究，体会到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能够从社会网络分析中获益。

三

《广场与高塔》最后两章关于网络力量的主题，剑锋所指正是当下，不仅关注“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剧变，而且火力多次集中在二0一六年美国总统大选和特朗普身上。弗格森写就本书的时候，他提到“特朗普正处于被弹劾的边缘”，二0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特朗普正式遭遇众议院弹劾，引起一片哗然，更体现出不确定的时代中民主国家权力结构面临的困局。那么，如何解决等级制度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呢？一个网络化的世界能重塑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秩序吗？根据历史经验，弗格森对此的回答持怀疑的态度，他把如今的世界比喻为一个经常会濒临灾难性停电的巨型网络。这也表明，当弗格森长时段的历史书写包含对当下语境的折射和深刻反思之时，客观实证史学著作的审慎魅力就自然显现出来。

弗格森强调信息技术网络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相对于传统的等级权力结构，技术已经极大地增强了各种网络的力量—但是这种变化的后果将取决于这些网络的结构、涌现的特性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互联网创建之初，曾经梦想能够打造一个网民的乌托邦，以求网络空间人人平等。时过境迁，网络自由主义者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早已成为一纸空文，开源者的梦想也已破灭。一个自由平等的网民新时代并未到來，所有网民通过技术赋权向权威表达真理的权利，也被证明只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尽管互联网提倡知识的民主化，但未曾预料当网络和市场具有一致性时，互联的巨大网络会制造出如此多面的不平等，丹·席勒（DanSchiller）所言“数字资本主义”的特征愈发显豁。尽管社交网络看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平等主义者”，但它“本质上是不公平和具有排斥性的”，甚至像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本身也是一个等级制度组织。如今，无论在何种国家，当利用社会网络为政府服务时，国家安全总是更可能优先于公民权利。“国家安全体制”作为官僚网络的一部分，还会试图去吸纳互联网私营企业的所有者为其效力，美国代号为“棱镜”的大数据监控项目即为一例。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上述网络和等级制度的发展态势：网络层面的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制度层面的去等级化与再等级化。弗格森这本书对于网络和等级制度未来的预判并不乐观。显然，自由平等网民们的自由意志乌托邦是有强烈吸引力的，网民们自发地崛起，反抗世界上的腐败精英，然后释放人工智能的力量，将他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这乍听起来充满浪漫主义，但弗格森警示道，“只有那些试图向前看而不回头的人才最容易落入这样一厢情愿的陷阱”，“除非我们希望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旋风式革命，否则，这个世界应该存在某种等级秩序，并被赋予一定的合法性”，“那些崇尚让网络自发管理世界的人，最终得到的，将不是他们梦想中相互联结的乌托邦，而是一个被FANG 和BAT（FANG 是指Facebook、Amazon、Netflix、Google ;BAT 是指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所隔离开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