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语词生成的方式

季红真

语言是人类文明之始：“上帝说，要有光，世界就有了光。”而文字把语音固定为符号的系统，使意义的传播具有稳定性而呈现为文化的整体，这无疑是对上帝的僭越，无论是通天塔的建造，还是仓颉造字，都冒犯了神的权威，要么在毁灭中迫使人类迁徙导致语言的变乱隔膜，也因文化的隔膜而战火不断;要么“天雨粟，鬼夜哭，龙潜渊”，带来人与自然永久的对立与隔绝。两个极限的互动，使语言文字在变迁中始终保持着基本的形态，近世的世界语运动的兴起与衰落是最好的证明，一张一弛之间，所有的语言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异。词汇无疑是所有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不断加入的新词是文化变迁的记录，而翻用旧词则是文化基因变异的信号。是福？是祸？都非短期可以预见，但保留这个语言/ 文化的历史过程，则是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不仅是交际沟通的需要，也是对民族文化精神变异的准确观测。这就是当我读到《新时期网络流行语汇释》一书时的最初联想。

网络无疑是新世纪最显赫的事物，极大地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最能体现米歇尔·福柯所谓日常生活中的革命。随着一九九八年几大网站的建立，二十年间迅速普及，据统计已经有九亿国人成为网民，他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运作，一个新兴的文化种群正在蓬勃生长，而且不断覆盖融入原有的文化，在兼容与疏离的双向运动中温和地改变着原有的文化秩序。自一九一二年国民政府宣布以西历为公历以降的百余年间，国人集体的焦虑就是进入现代文明世界的格局，而网络的兴起和普及以空前的速度加快了这个步伐，随着时间与空间距离骤然缩短的是心灵之间简约的契合方式。记录这个快速进入过程最直接的无疑是网络流行语，在丰富着汉语词汇的同时，也以各种灵活的语用引发汉语的变异。

《新时期网络流行语汇释》 这本书带有词典或准词典的性质，编排的体例基本与共和国辞书编纂的一般体例相同，以英文字母的顺序分类编排语词，除此以外相对于网络流行语的特殊性容纳了阿拉伯数字编排的部分，直至各种非文字的简单图像符号，这很有意思。在近世工业文明起于南欧的思想启蒙、起于西欧的器物传播逐渐向全球普及的过程中，后发国家都面临着大量外来语的涌入，但各民族所采取的文字/ 文化策略则区别很大。就以我们的近邻来说，日本由政府支持的机构编纂外来语词典，而且不断增补，但保留了大量传统日语中的汉字，就是在一部文献中，也要以不同的字体书写印刷，外来语用印刷体的片假名，而主体部分仍然保留传统日语中的汉字和手写体的平假名;韩国借机迅速完成了去汉字的文化转型，以独立的二十八个字母的拼音系统标注外来的借词，在文字的书写形态上没有差别，将影响的焦虑缓解在民族国家的想象中，直至世纪之交，顺应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才重新调整，把汉字教学纳入小学课程。中国则从晚清开始就出现了拼音化的运动，从注音字母到汉语拼音，经过文字简化的折中处理，保留汉字书写的整体形态的同时，也将外来语翻译词汇嫁接到原有的汉字系统中。这部著作则保留了语用的原生态，在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外来语大量以英文的缩写形式进入同一文化的交际圈，而阿拉伯数码字和简化图像的大量运用更是显示了匆忙的接受与快捷的从众反应。这是在历来辞书的编纂中从未有过的现象，既是信息时代全球化语音融合的表征，也是一个文化种群丰富的集体心灵形式的记录，会不会因此改变汉语的大系统，带来文化基因的结构性变异？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更有意思的是，这部类词典的著作在拉丁字母的外来语词条中，还编排进了大量汉语拼音的缩写，夹杂在英文的缩写中，消解了统一明确的字体差异。这是文化普及的结果，也是最直接体现文化融合的信息，在汉语拉丁化受到全面抵制的大潮中，拉丁化的语音标注方式在新的文化种群中以便捷的书写方式悄然兴起。这当然不会成为取代汉字的主体文字，更近似于幽默与搞笑之间的诙谐。新一代人的语用习惯中，更偏重于语音的表达，而不完全是以文字为中心的表意。 这和以捍卫汉字的书写方式坚守人文立场的前辈人文泰斗大相径庭，是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思维特征。

阿拉伯数字的具体指代功能更是有趣的现象，而且语源各式各样，但都和汉字的表意有着曲折的关联。有的是某个具体的事物的称谓符号，比如借助3D 技术的商业运营策略简化为两种外来字符的拼接;更多的则是近于密码的谐音，诸如：1314925/ 一生一世就爱我、2456/ 饿死我了、407/ 死东西、521/ 我愿意、609/ 到永久、741/ 气死你、8013/ 伴你一生、910/ 就依你……以往时代在少儿中流通的口头语音游戏，现在以无声的符号表达。而且，由语音的相似性关系，还有对英语语音的谐音处理，比如3KU/thank you（谢谢）……最能体现这个越来越年轻的文化种群交往的频繁与直见心灵的极简话语方式。至于图像符号（包括标点）是否可以算语言，目前还在争议中，但显然已经有了广义的语言功能，如手势语，如肢体语，如交通规则符号等。只是还不系统，交际的覆盖面就是在网民中也仍然限于年轻一代，需要寄生在其他语言符号系统的枝干上，有些像原始森林中粘连在林间枝叶上飘荡、紧贴地面阴湿处滋生的苔藓类植物，但在一个交际圈中的流通，也显示着已经成为大语言文化生态圈中不可或缺的细枝末节。 从外语、汉语拼音、数码到简图的出现，是文化表层的新生植被层，昭示着文化史变迁的基本形态。

比起以发表方式被命名的网络文学，网络用语更体现汉语自身的变化，前者往往是复活旧的文体与题材，后者则直接反映着语用的变异。首先是与电子信息工程相關的大量词汇迅速冒头，形成一些中心词组的群落，比如电子邮件一类偏正词组成为联系着各种实用性交际往来的词汇集散地，而网络一词带动的更是系统性的语汇生成，由网友、网民、网购，一直到网红，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最直接地体现着汉语接受的古老原则，体现着外来语被吸纳进汉语系统的一般方式。而且，不限于一种语言，“宅”字开头的偏正词组群，就来自日语“御宅”的简化，这虽然和世纪初大批留日海归带回来的外来语翻译语词来路相同，却直接以汉字为中心，简直就是文化映射的历史回文。

最大量的网络用语仍然是汉语自身在大的文化环境变迁中形成的词组，比如，由官二代派生出富二代、作二代……由经济适用房派生出经济适用男、经济适用女……电脑的联想功能和汉字的造词原则高度兼容，图文转换的自由切换形成了不少新的词组，而且以勾连的方式形成大量新的语汇，比如“葛优躺”来自一部电影的图像，而发展为对他台词语体的命名“葛优体”，进一步以联想的方式命名一大串其他影人的语体，如“陆川体”等，以及恶搞的“秋裤体”，直至切换为纯粹语言学的命名方式，比如“如果体”“诗词混搭体”等。词语与生存方式之间的关系无缝对接也使一些汉字在网民中突然蹿红，比如囧，几乎是文图互换的产物，指涉着一个群体基本的生存状态。按照认知人类学的观点，命名方式体现着认知方式，也反映着价值观念，并影响决定着行为方式。这些随着网络兴起的汉语词汇覆盖着原有的语汇体系，关联的是最为共时性的文化史现象，与原有的汉语语汇累积叠加的语用，则整体呈现为断层式的语言模型。

在所有的网络语言中最通用的还是传统汉语词汇，因为适应了最大多数网民的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比如，起源于政府文告的关键词语“正能量”，迅速衍生出比较词语“负能量”，由政府住房政策调整出现的关键词“刚需”立即被与族字连用为“刚需族”，进入以“族”为中心词的词汇群，比如“考拉族”“考碗族”“私奔族”……这一类造词方式最直接地体现着官方语汇与民间语汇的衔接，及其兼容与联想扩散的语用特征，也体现着被柔化的过程。

体现着这类联想特征的新词汇最突出的是那些有着历时性词语的意义变形，比如，西学传入的医学术语“冠心病”，谐音为“官心病”;凤凰女对偶为区别词“凤凰男”;最典型的是“虎父无犬子”的古老格言中的主词，先由文本转换为口语的“虎爸”，再派生出猫爸、兔爸、鼠爸……无奈的心理征候愈演愈烈; 而由“末代皇帝”派生出的“末代农民”则含义复杂，传达出平民化时代思想自由的同时，也流露着社会转型期喜忧参半的全民性焦虑。还有一些命名方式则体现着鲜明的性别立场，几十年以前“女强人”一语出现的时候，还引起女权主义者带有抗议性的质疑，而网络时代出现的“女汉子”已经几近于一个中性词，女性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贡献开始被全民接受。但在某些领域中，女性仍然处于被排斥的视域，文明主体的男性立场借助各种体系的语词表达对女性智慧的恐惧，比如，称研究生为“三种人”是政治话语和生物学话语交叉生成的语义;而称女博士为“灭绝师太”则是带有敬畏的性别立场借助武侠人物表达心理的疏离，貌似由贬转褒，其实则蕴含着文化技能与情爱两套话语价值体系的内在分裂，或说呈现了女性文化处境的内在悖论。而“剩女”则是单一的价值尺度中，褒贬暧昧的称谓。

谐音的运用也使大量反讽式的语词出现，诸如：在大侠/ 大虾的幽默中传达了无奈的情绪;而旅游/ 驴友的词性由动而名的转换，则有意忽略词义转变的中间项“旅友”，造词方式虽说仍然是传统汉语的功能，而民间代步动物的出现则在微妙的自嘲中逆转着原始存在的命名方式，由以熟悉的简单事物类比陌生的复杂事物，翻转为以熟悉的复杂事物（车、船、飞机）转喻已经基本退出了人类交通工具的简单而日渐陌生的事物（驴），几分怀旧，几分自得，都在幽默中展示了葱茏的心态。至于方言口语的谐音短句，更是语言游戏中最直白的谐谑，诸如“额滴神啊”（陕西方言）、“有木有”（山西方言）等，汉语的丰富性被网络一族充分地演绎，其中隐藏着边缘性的自我定位。

至于“网络迷因”带来的复读句式，则是当代语用中历来源源不断的语言现象，进入网络之后则有了一批特殊的文化基因，大多起源于某个当下事件而被称为“黑话”，比如，“我爸是李刚”。只能在关注这个事件的群体中，成为消费人际疏离的主要方式，“在快乐的感召下，它触发了人類的模仿本能和从众心理”（安安：《“六学”走红：为什么我们对黑话游戏欲罢不能》，见《新京报》二0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模仿中体现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基因，而快乐感召则是群体的基因突变。尽管仍然是源于从众心理，但比起群体的话语暴力则柔化为由讽刺到嘲谑的纯粹娱乐性游戏。

我们的语言文化正在形形色色的复制中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