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阅读记

奇恩·塔巴克希

德黑兰，二00八年七月二十日—“我可以带本书去吗？”

来逮捕我的人可能都觉得好笑，我竟然自以为不等读完一本书就能出狱。不过他还是点点头，以示默许。

除了地上的一条毯子和一部《古兰经》，单人牢房里空空如也，但是我被准许带进来一本书和一副眼镜。我裹着毯子，抬头看到荧光灯的亮光透过厚重的金属门上的小铁窗射进来，于是我对准一缕光线，翻开书读起来。

有时，我难以入眠。灯泡高悬在上，总是亮着，发着微弱的光，也不知道到底是白天，还是夜晚。我只得放慢阅读的速度，尽量拉长眼下的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和家人的唯一联系。这本书给我带来安慰，同时也勾起了一阵阵的酸楚，因为我带入狱中的是哈兰德·胡塞因的《追风筝的人》，书中讲述的那个令人伤心、痛苦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生活的世界的那个角落。其实，我真希望能快快卒读，把书放到一旁。

当我意识到自己在德黑兰的埃万监狱来日方长时，一阵恐慌渐渐袭上心头，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一旦读完手头这本书，我该如何打发日子。想到眼前空茫而又无边无际的时光，我感到惧怕。在这间与世隔绝的监房内，个人活動的空间缩小了，而时间却被拉长了，长得让人可怕。想象力如同野马脱缰—希望、恐慌、乐观、畏惧、屈从和宁静等感觉，轮番在心头奔驰，翻来覆去，相互冲撞。

此外，我还做些别的事儿来分心。一天几次，我站在浴室喷头下，奔流的水柱浇灌着全身，我闭上双眼，强劲的水势冲到脑壳，我的思绪在轰鸣回响声中消隐。就那几件换洗衣服，洗干净了后，我再清理脚下粗糙的地毯。我还不停地来回走动，尽量以此使自己疲惫不堪。我还使出全身力气去打蚊子。这番运动使我感到稍稍坚强些、平静些。可是，当坚强、平静的感觉过去后，狱内依旧，只有四壁和我自己。

我试图按曾学过的方法来静坐、冥想，尽量倾空思绪。但是在这种格外伤感、脆弱的时候，静想冥思中出现的是沉静的圣者被焚于柱子上的形象，袅袅烟雾中难以辨认。我努力了一阵子后心想：“这简直是浪费时间！我不能就这么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即便这方法能奏效，我也不愿倾空自己的思绪。恰恰相反，我要有所思、有所想！” 我很快就明白过来：能集中心思和情绪的最好办法就是阅读和思考。

手头的笔和纸是给我准备审讯时用的，可现在我用来做笔记，还列了一个书单，写上我想读的书。我跟看守们纠缠了两三个月后，终于能趁我妻子巴哈尔一周一次来看我的时机，把列好的书单递给她。之后，她每次来看我时就送来四五本书—有历史著作、传记、随笔等文学作品，也有小说，大多数是英文的。这些书原本散乱地放在家中办公室里，现在巴哈尔挑几本给我拿来。不过，她拿来的所有的书先得经过一番审查，然后只有一部分能传到我手中。我竟然拿到手一本题为《新政权》的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书。

不久，我还让巴哈尔上亚马逊网购，把书寄到巴黎的表哥那里。受经济制裁，亚马逊的零售商是不能直接把书邮寄到伊朗的。书到了巴黎后，表哥再把书寄到巴哈尔那里，然后巴哈尔再通过监狱把书转到我手中。

渐渐地，我把攒的书在地上码成了一排，沿着三米长的墙角边排整齐（监房只有两米宽、三米长）。这些书大小不一，颜色多样，主题各异，就这么静静地被安顿在这个酷似书架的空间上了，于是我期待着，期待着下一本新书的到来。

注目我狱中的小图书馆，我开始感受到自己的时间观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小图书馆的藏书越多，眼前的光阴越发呈现出一种伸手可触、能心领神悟的质地。这彻底扭转了原有的狱中时光无涯的恐慌感：我不再觉得时间多得无以打发，反而感到自己拥有的时间变得少而又少。原来漫无边际、茫茫无度的时间开始收缩。

待读的书排成的行越长，我越发觉得每一天、每分钟都变得如此短暂。以往最难受的时刻是清晨醒来之时，可现在我对阅读的渴望抹去了每天睁开眼那一刻的失落。巴哈尔来探监时，我又要了十来本书，她忍不住问：“你在这儿到底还要待多久？这些书，你真的都能读完？”虽然我也想到，所有这些书，也许我怎么都读不完，然而我深知它们对我意味深长：监房里的小图书馆放的等待我去读的书越多，我就越有信心去克服眼前的无助感，越能把握如何度过往后每一天。

我逐渐体会到，身在狱中并不最适合读小说。读小说时，读者需要让心思放松，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来享受翩翩联想。而这往往会使幽禁中的狱人产生惧怕之念。

书籍也为我的监房打开了通向外面的世界的门户。想到世界各地的书商连成的网络，想到他们互动才得以把一本本书传到我手中，我为之兴奋，也倍感安慰。

我订了一本多年前曾在纽约新学院见过的一位法国作家的书。读着他的书，我感到自己又和老同事取得了联系。在一条脚注中，我看到了我认识的一位波兰知识分子的名字，这再一次把我和外面世界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一位朋友多年前给我的一本书中留有铅笔注的眉批，现在翻开又看到他的手迹，我不禁回想起我俩上次在巴基斯坦一座清凉的山间小镇见面的场景。我正想着这些朋友，想来他们也许也正在惦念着我呢。在我的小牢房内，等我去读的书排得越来越多，仅能做到这一点就足以让监房内的空间扩展、时间缩短。

那我在狱中都读了些什么书呢？朋友们给我寄来了西默农、黑塞、卡赞扎基斯和莎士比亚的著作，还有安·拉德克利夫的《乌多夫堡秘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格雷厄姆·格林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和《人性的因素》，还有约翰·勒卡雷的书。另外，维克兰姆·塞思的《合适郎君》在我家中的书架上放了好多年了，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把它读完了。这本小说叙述了印度独立以后那种散漫而又简朴的生活基调，作者笔下的伊斯兰女子生活的后宫，“虽然是一个深受禁锢的小场所，却影射了整个世界”。这几乎是我经历的监禁生活的一个隐喻。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的确，我也读了《古兰经》，但起码可以说，读《古兰经》并非易事，尤其是要一气读完。另外，鲁霍拉·霍梅尼长达四十年里写的文章和演讲让我大开眼界。改革派成员认为，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许诺的民主理想中途被强硬派劫持了，随后他们中不少人遭到监禁。不过，从霍梅尼的书中我了解到，事实与这些改革派者声称的相反，霍梅尼毕生坚定不移地忠于他坚信的伊斯兰共和国的正统观念。

说来也许让人难以置信，我还读了埃里希·弗洛姆和威廉·赖希的专著来了解专制的人格和对自由的恐惧。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日常社会生活史向我们展示了法西斯主义庸腐和无能的一面，这给我带来了些许安慰。而肯尼斯·波洛克著的《波斯之谜》一书称赞伊朗得力的保安体制，我身陷狱中读此书，只是觉得格外离奇。

那本关于法国大革命史的书《新政权》是我入狱几个月前一位纽约同事向我推荐的，而现在我正按他说的来做，仅此则足以让我感到自己并非与世隔绝。不过，当我读到书中写拿破仑不到十年就建立了一个专制政体时，实在有些灰心。要知道，在這么短的时间内，拿破仑就能重建一个专制体制来倾轧百姓、统治整个法国。从中我能得到的教训就是专制体制的复活远非想象！

一旦有机会，我就托人给狱友哈利赫·埃斯凡迪亚里寄些书。她后来把自己的狱中经历写了一本叫《我的监狱，我的家》的回忆录。想来她也从书中寻到了安慰。

对许多学术界的同行来说，没工夫读书是人人皆知的一种心理负担。入狱前，我眼见大多数人没好好读书或是几乎不读书，甚至我还时不时听不少知识分子和学者抱怨说“实在没有时间读书”，进而他们往往只是蜻蜓点水般阅读，却又不愿承认。对此我只感到震惊。

在监狱里，我重新找到了阅读的乐趣，也重新认识到阅读并不是一件乏味的琐事。在我与世隔绝的四个半月里，我几乎读遍了手头所有的书，一本接一本，从头到尾，由封面至封底。我慢慢地读，小心翼翼地读。我使用静坐的方法，对阅读，就像对待艺术或上帝的感召般倾心一注，而不是把看书仅当作汲取信息的手段。我逐渐意识到，用心读好书的根本意义是给予思想之源以养分，从而有助于引发新的想法，并促其成熟，进而给这些新想法以新的挑战，从而形成一种能被人心领神会的生活观。

w狱中有一天，我在停车场站着，眼见监狱庞大的前门，直通向外，却被看守严严实实地把持着。我刚刚和巴哈尔在这儿待了半个小时，那时她已有五个月的身孕，发着热汗。即便我身陷囹圄，即便我不得不回到那间幽暗、与世隔绝的监房，可就在那一瞬间，我却感到由衷的快乐：德黑兰的山脚，那是一个清爽、明亮的夏日清晨，阳光照射下，周围高耸的参天大树是这座监狱所坐落的曾辉煌一时的遗迹的历史见证。这些古树和周遭环境极不协调，却优雅、静谧。

巴哈尔正要往泊车处走时，她忽地想起什么，停下脚步，转身眯缝着双眼远眺太阳。她大约觉得这准是我想知道的消息，于是含着同情跟我说：“我差点忘了，那位我们曾经一同就餐、你特欣赏的美国哲学教授，叫理查德·罗蒂，对吧？他去世了。”我缓缓走开，步履沉重，可马上想到了罗蒂写的书，想到他那些将一直留在世间的著作，心里才好受一些。就是从他写的书中，我懂得了，阅读和写作是我们发现自我的方式，而发现自我就是对“个人完善”（罗蒂的用语）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追求。

在埃万监禁的一百四十天里，我最大的缺憾就是巴哈尔怀着女儿哈斯蒂时我不在她的身边，她得独自承受所有这一切。我现在明白，和狱中人相比，狱外人的日子会更难熬。一人受监禁，许多其他人由亲情的纽带相连，也一同失去了自由。但是，不管怎样，对狱中以阅读度日，我始终无悔。面对孤独，阅读是人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谨以此文纪念理查德·罗蒂。写于二0一九年九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