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族个案研究的变形记

范兆飞

门阀大族是中古史研究历久弥新的经典话题，个案研究（casestudy）则是学人研究大族的重要手段，甚至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作为方法论的个案研究，其发生和成熟并不在中古史领域，也不在历史学领域。一般来说，学人通常将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的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视作个案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他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数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掌握了充分的民族志资料，对“库拉交换圈”（Cularing）进行了令人叹服的论述，使其成为印证功能论的绝佳案例。此后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驱动下，个案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取径之一。

个案研究嫁接和应用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中古门阀大族的考察，始于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关于中古太原王氏的研究：《六朝门阀：太原王氏家系考》（以下简称《太原王氏》）。此书原著出版于一九五一年，距今恍然已近七十年了。守屋美都雄師从东京大学池内宏、和田清、加藤繁等史学巨擘，被视为“东京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之一。东京学派早期人物深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运用欧洲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史料进行缜密的考证和科学的批判。守屋美都雄成长于东京学派的学术沃土，不能不深受熏陶和影响。有趣的是，出自东京学派门墙的守屋美都雄，援引个案研究的方法考察太原王氏，回应的对象却是京都学派内藤湖南提出的六朝贵族制论。如所周知，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是日本汉学研究的“两极”。两大学派的对垒与论争，形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确立于四五十年代，止歇于七十年代，相持达半个世纪之久〔刘俊文：《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上）》，载《文史知识》一九九二年第四期〕，构成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史的主要脉络，影响所及，意义远在日本学界以外。他们虽然批评激烈，壁垒森严，但旨在探索中古政治社会真相的治学态度和批评精神，成为近百年学术史上极为亮丽的“风景线”。《太原王氏》应置于这个宏大的学术脉络下加以理解。

七十年前，《太原王氏》甫一出版，宫川尚志、滋贺秀三、河地重造等人闻风而动，迅速撰文进行评介和推荐。京都学派出身的宫川尚志在书评中期望作者将个案研究扩展至其他家族，如山东郡姓、吴姓士族、侨姓士族等，而作者本人也有类似的研究计划，他说：“在完成崔卢李郑诸家族史料的整理后，也会进一步做出研究。”但是，学术史没有如果。守屋美都雄不幸卒于一九六六年，时年五十一岁。从《太原王氏》出版，至作者壮年辞世的十五年间，他没有再从事其他门阀大族的个案研究。这似乎是其个人学术生命史上的一个谜，尽管他后来从事的研究也与古代家族直接相关，其论文集《中国古代的国家与家族》中译本二0一0年得以出版。更不消说，《太原王氏》出版以后， 化身万千，一批日本学人—矢野主税、竹田龙儿、尾崎康、丹羽兑子、滨口重国等人—迅速将士族个案研究的对象，从一流高门，扩展至荥阳郑氏、河东裴氏、京兆韦氏、弘农杨氏、渤海高氏、颍川荀氏等地位不同的门阀大族。这些个案成果发表于一九五五至一九七0年。无论是学者的数量、范围和段位，还是个案对象的深度、扩展和积累，都昭示个案研究成为当时日本中青年学人研究贵族制的主要路数。如果简要概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人研究士族成果的共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关于系谱的考证和批判，即对中古士族的源和流极为重视。这种研究风格显然带有守屋美都雄研究太原王氏问题的烙印。

守屋美都雄选择太原王氏作为讨论对象， 并无特别的考虑，只是因为他们是一流高门，位居四姓。现在学者研究个案，往往强调代表性、特殊性和典型性，但研究之前，如何就能未卜先知，判断研究对象具有哪些特征？选择哪个对象作为个案研究，其意义大多是被学者有意无意附丽和追加的。国内学人讨论中古士族之时，往往追本溯源，对于各类史籍所记大族在先秦及上古时期的祖先， 或以为真， 或以为假，皆浅尝辄止，虚晃一枪，随后直奔魏晋门阀大族的当轴人物而去。而守屋美都雄则不然，其开篇就出手不凡，洞若观火。关于太原王氏“始祖传说的批判”，他通过考辨太子晋的史料源流，论证记载太子晋化鸟成仙的各种文献—如《汉武内传》《西京杂记》等书—大概成于魏晋，推测太子晋成仙的传说也形成于六朝，进而在祖先记忆方面提出诸多卓识：“周平王孙赤比太子晋早十余代，是比王子成父更加古老的人物。河东王氏为粉饰家世而希望寻求时代更早的祖先，是可以理解的，追溯时代越古老的传说，出现的时代越晚，可信度也越低”，“这种粉饰又可以促进家族的发展”，等等。

守屋美都雄关于祖先层累说的形成， 盖有两个学术源头。一是东京学派的实证主义精神。一九0九年，白鸟库吉提出“尧舜抹煞论”，强调将古史传说与客观史实相分离，重视其宗教价值，认为时间愈晚，传说的体系愈丰富。一九二三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要观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等等。守屋美都雄数载浸淫东京学风，不轻易相信中国传统史料记载的祖先知识，并自觉对传统史料所载始祖传说进行严格的检验和批判，显然受到东京文献学派倡导考证学风的影响。守屋美都雄剔抉“层累”二字，精准概括王氏的谱系构造，或许受到顾颉刚《古史辨》的直接影响。意味深长的是，二00八年，当时还是初出茅庐的仇鹿鸣，援引顾颉刚的古史辨理论研究渤海高氏，提出士族谱系的形成具有层累构成的特点，表现为纵向延伸和横向叠加的特点。其成文之初的主标题为“层累建构的士族谱系”。“层累”，成为近年学人研究士族谱系的关键词。

另一个源头则是乾嘉朴学的疑古传统。守屋美都雄对大族祖先记忆的辨析，不限于远祖的批判， 也体现在汉魏祖先的考证。守屋美都雄基于沈炳震的认识，“霸当光武帝时，泽当灵献帝时，自光武至灵帝， 一百六十余年，不应遽传二十世也”（《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卷五“太原王氏”条），否定王霸为太原王氏的始祖，将王柔、王泽兄弟共同视为太原王氏的可靠始祖，原因很简单，其后一直到隋唐时期太原王氏的谱系， 都可鱼贯而下， 罗列清楚。也就是说，太原王氏的可靠始祖不是一人，而是“双头蛇”王柔、王泽兄弟。不仅如此，粉饰家族不独为装点门面的无形资产，也可为家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情况从汉魏六朝，一直延续至隋唐时期，甚至明清时期，概莫能外。守屋美都雄推测北魏中山王叡不是太原王氏，甚至不是汉族，其姿貌伟丽，可能是容貌具有异域风情之故。但是王叡因文明太后的破格重用而平步青云，权倾朝野，亟需名门望族的社会身份以骄矜虚夸。太原王氏的郡望，正好可以赋予其光辉亮丽的高贵身份。王叡因此如虎添翼，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互为扇扬，彼此成就。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王叡的双重成功后来被复制。唐代王锷官至宰相，与太原王氏互相攀附，各取所需。陈寅恪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挺进魏晋隋唐史研究之初，就连续发表三篇论文，讨论李唐氏族的源流，指出李唐氏族伪托陇西李氏，本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又或为邻邑李氏之“假冒牌”，由此阐发“附会同姓之显望，南北朝之皇室莫不如此”，“此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亦莫不如是，斯实中国中古史上一大问题，亦史学中千载待发而未发之覆也”（《金明馆丛稿二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0一年版）。守屋美都雄和陈寅恪的研究，由此超越李唐氏族和太原王氏的个案，在研究方法和材料使用上，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守屋美都雄没有满足于追踪太原王氏作为门阀大族的成立、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其后接着从更宏大的视野，关注山东士族的历史命运。他总结门阀大族衰落的原因是：一、科举制之实行;二、旧族向官僚之转变;三、新兴官僚阶层之崛起;四、儒家仪礼及事业被新兴官僚所独占。但是，唐代初叶士民对人物出身之尊崇，依旧广泛流行;因此唐代应该被视作从门阀制向官僚制转型的时期。由此可见，个案研究是其手段，探索门阀大族乃至中古社会的性质则是目的。也就是说，守屋美都雄试图通过太原王氏的个案解剖，洞悉中古大族高门的普遍规律和一般特征，甚至总结和概括中古政治社会的基本底色。一个比较优秀的个案研究，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聚焦镜” 功能， 精细的个案考察，二是“望远镜”功能，宏阔的问题意识。应该说，传承和发扬个案研究传统的日本学人，基本能够延续这个问题意识。

个案研究在中古史研究领域激起的波纹，层层荡漾，圈圈扩散，不过其影响反而先发生在千里之外的欧美学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美学人以姜士彬（DavidJohnson）、伊沛霞（PatriciaEbrey）为代表，从事博陵崔氏、赵郡李氏的个案研究。其研究符合“微观个案与宏观叙事的平衡”这个基本标准。一个突出的体现就是论题为“主标题+副标题”的命名方式：一个是个案的名字或研究内容，另一个则是宏大的问题关怀。伊沛霞的博陵崔氏研究，主标题是“早期中華帝国的贵族家庭”;姜士彬的赵郡李氏研究，主标题是“世家大族的末年”。这种论题方式和守屋美都雄的太原王氏异曲同工。近二十年来，不少中青年学人喜欢采用“主标题+副标题”的命题方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姜士彬和伊沛霞的个案研究，并不是中古史本位的，因为彼时北美学界的中古史研究远未成熟，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剑桥隋唐史》，李约翰（JohnLee）将其视作“英语地区中国中世史学研究的成年宣言”（《英美关于中国中世贵族制研究的成果与课题》，载《中国史研究动态》一九八四年第七期）。在这种情况下，姜士彬和伊沛霞试图对话的目标，除却内藤湖南六朝贵族制论所引发的大族研究，还有强烈的人类学色彩，回应明清宗族问题的若干讨论。

从长时段的学术史观察，姜士彬和伊沛霞的学术史意义，甚至大于其学术意义。这是因为由守屋美都雄开创的个案研究，经他们作为中转站，完成西传和东渡的往复接力。个案研究之所以东渡中国大陆学界，周一良、张广达等先生居功至伟。八十年代初，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发生的巨大变化，波及中古史研究领域，特别是中断许久的士族研究传统。周一良和张广达敏锐捕捉到北美个案研究的学术贡献，进行推广和介绍。这样的介绍、这样的方法，对于深陷“理论饥渴”“方法饥渴”的大陆学人而言，犹如沛雨甘霖。特别是周一良对伊沛霞研究的介绍，更成为学人模仿和效法的对象。八十年代以降，大陆学者以叶妙娜展开的陈郡谢氏研究为开端，风起云涌，后来居上，迅速取代日本和北美，成为士族研究特别是个案研究的“主战场”。八九十年代，大陆中古史学界关于中古士族的研究，形成高潮，个案研究大行其道，成为士族研究最热门、最受欢迎的方法和路径。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收获。高歌猛进的另一面，士族个案研究在世纪之交“ 裹足不前”。学人用“ 内卷化”“跑马圈地”“有增长无发展”等术语批评士族个案研究出现的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主因，就是国内学人没有完全掌握海外学人关于士族个案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他们往往根据个案研究的介绍文字，想象个案研究的讨论方法：或检索婚姻家族，或排比家族世系， 或统计任官等级，由此观察兴衰起伏，如此就将一个个家族从其生活的时空语境中剥离而出，从而迷失在茫无涯际的个案沼泽里。

在这种背景下，《太原王氏》中译本的出版， 恰可与姜士彬、伊沛霞等人关于士族个案研究的中译本一起，东西辉映，国内学人可借此洞察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研究士族个案的方法和问题关怀。大体来说，田余庆、陈爽的士族研究是政治史取径的，守屋美都雄的士族研究则是社会史取径的，而姜士彬、伊沛霞的个案研究则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取径的。可见姜士彬和伊沛霞的研究取径，相对接近守屋美都雄，而缺乏政治史的考量。前者的研究虽然也以中古为主要时段，但其对话和交锋对象明显以明清宗族为参照，“族”的色彩更加强烈。因此，围绕精英家族在传统中国发生的变化与不变，跨断代、跨学科的交流和对话势在必行。若说域外研究中译本的介绍和出版，为学人提供了系统全面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那么，近二十年来出土碑志的整理与刊布，无疑提供了丰富的新数据、新文献、新资料。新资料和新理论相互激荡，一度迷失为工具性的个案研究，由此出发，寻找思想性的主旨和归宿，重现新境，或许应该水到渠成了。诚然，学术史的江河中总会发生意料之外的曲折与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