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计札记

李庆西

一

“空城计”是诸葛亮初出祁山的收官之笔，事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因马谡失却街亭，诸葛亮只得安排退兵之计，自引五千人马去西城县搬运粮草。不料司马懿父子率十五万大军蜂拥而来，这时身边没有一个能上阵的将官，而五千军中却有一半运粮走了。无奈之下弄险大开城门，以虚应实，眩惑对方。眼见诸葛亮在城楼上焚香操琴，司马懿疑有伏兵踟蹰不前，终竟不战而退。此节本是蜀军撤退的过渡情节，寥寥千余文字却成了压轴的重头，在三国层出不穷的谋略叙事中，实为最令人叫绝的一计。

《三国演义》以陈寿《三国志》为蓝本，许多奇崛的情节亦自有其本事。如，曹操下套离间马超韩遂，那种桥段怎么看也像纯然出自小说家手笔，却是《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六年记事。不过，“空城计”这故事并不见于《三国志》诸传，亦未载入《晋书·宣帝纪》（按，陈寿撰《三国志》因避讳不作司马懿传，《宣帝纪》可补此缺），实际上小说这番描述根本不见于任何正史，实是文学虚构。然而，之前失街亭和后来的斩马谡，却是于史有征（《蜀志·诸葛亮传》）。将虚构的“空城计”，裹入一场实有其事的战役。那是蜀汉建兴六年（二二八年，即魏太和二年）春天的事情。

不过，据史志记载，诸葛亮这次伐魏，对方主帅是曹真，而非司马懿。如《魏志·明帝纪》谓：“太和二年，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应亮。遣曹真进兵，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曹真传》亦谓：“诸葛亮围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应亮。帝遣（曹）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大破之。”曹真坐镇郿县（今陕西眉县），披坚执锐冲在前边的是张郃，这回没有司马懿什么事儿。

其时司马懿居于宛城（魏之荆州治，今河南南阳），《晋书·宣帝纪》曰“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之前因新城太守孟达反水，司马懿率兵奔袭上庸（今湖北竹山一带），斩孟后并未远赴天水郡加入战事，而是“振旅还于宛”。如果按蜀魏战争编年史来安排“空城计”这故事，在城下听诸葛亮操琴的应该是张郃，司马懿杀入蜀境尚在两年之后（魏太和四年）。

二

“空城计”这故事由来已久。《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晋人郭冲条述诸葛亮五事，其第三事曰：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即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偪，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建兴五年裴注）

这就是“空城计”故事原型。郭冲的记述确是极好的小说材料，此条所谓“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这一番安排，尽被《三国演义》取用;而诸葛亮之“意气自若”，则化作身披鹤氅焚香操琴的城头表演。以小说描述的“空城计”场面对照郭冲此条，可见基本上是按其原型加以渲染铺叙。郭冲所述本乃小说家言，裴注亦注意到其说与史实相抵牾，乃谓“冲之所说，实皆可疑”，一个有力的依据就是司马懿其时在宛，不可能与诸葛亮直面相睹。

值得注意的是，郭冲此条开头一句：“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给出的地点是阳平（即汉中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诸葛亮本人留守阳平，也就是说，这个原始版本的“空城计”故事应是发生在阳平。诸葛亮几次北伐都是从阳平大本营出发，按郭冲之说倒是险些让司马懿抄了他的老巢。《三国演义》将地点挪到了西城县，有意将故事嵌合到初出祁山的战事之中。

不过，将地点摆到西城县，方位明显有误。因为西城县不在祁山以北。西城乃魏之荆州魏兴郡治（在今陕西安康市），跟蜀方出兵的祁山、天水一线不在一个方向。如果按小说叙事情境，诸葛亮险遭围城的地方应该是天水郡的西县（在今甘肃天水附近），而不是魏兴郡的西城县。诸葛亮从阳平关出兵，是从箕谷向西北—东北方向运动，从地图上看，祁山—西县—天水—街亭，大致是逐次向北的节点（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西县正在蜀军进退路线上。

三

西县，西城县，一字之差，很容易发生舛错不是？但這里的混淆好像不是这么简单。

再看郭冲三事，其“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一语，分明是往东南方向的魏兴郡进发，那是曹魏控制的荆州西北部，西城县正在这个方向上。由此可见，这原版“空城计”是以另一场战事为背景。其实，郭冲四事说的才是初出祁山之役，如谓：“（诸葛）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建兴六年裴注）此与蜀、魏诸传所述略同。那么，这回“并兵东下”为何来着？唯一的可能就是为接应孟达反水而出兵，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孟达所据新城郡就在魏兴郡下方。只是没有史料可以佐证诸葛亮有过这样的东征之举。也许实际上并未发生战事，司马懿仅八日就率部从宛城杀到上庸，魏延策应不及只得偃旗息鼓，因而未及见诸史家笔端。当然这是基于郭冲叙事的假设。

魏延向魏兴—上庸进发，与杀向汉中的司马懿“错道”而行，这正说明对方是从魏兴郡那边过来。这一点，郭冲并非凭空结撰，诸葛亮出祁山之后，司马懿已屯兵魏兴郡（西城）。

《魏志·曹真传》记述，太和四年（蜀汉建兴八年），曹真向魏明帝曹叡建言：“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明帝采纳了这个分兵进入蜀境讨伐的方案，“（曹）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泝汉水，当会南郑”。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即汉中郡治，这次进讨意在拿下汉中。按《蜀志·后主传》的说法，曹魏是作三路进兵：“（建兴）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

疑兵计通常是以弱搏强，以虚应实，玩的是心理战。就兵家常理而言，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谋略。兵者的“诡道”，首先是一种诱敌之策。如《孙子兵法》所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计篇），说的是要装出一副不能打的样子让你来打，背后自须实力支撑。长坂坡林间“尘头大起”， 武功山遍野“鼓角喧天”，却是将文章反过来做，是佯装声势使对方止步于阵前。

但“空城计”的设意又恰恰相反—目的是阻挠对方进攻，偏又摆出一副不设防的样子。明明是拒敌之策，又像是在诱敌深入。诸葛亮城头操琴的优容自如，那不慌不躁的神态，让人根本看不出是逞强还是示弱。按说司马懿应该明白《孙子兵法》所说“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道理。可这里是拐了几个弯的反向思维，竟未能勘破此义，自是绕进了这颠倒舛互的套子里。

当然，诸葛亮敢玩这一手，实是抓住了司马懿谨慎而多疑的性格;司马懿之所以不进而退，却只知諸葛亮亦是谨细之人，未料其敢于如此铤而走险。不过，这说的只是一面的道理。以小说描述的情境，双方兵力如此悬殊，诸葛亮实际上已无路可走。既已身处险境，那就不是主动弄险的事情。事后众人皆惊服“丞相之机，神鬼莫测”，诸葛亮倒是说了一句大实话：“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

打也不是，走也不是，只能将拒敌之策隐于诱敌的假象之中。但这“示之不能”的假象还不能做得太像，否则将司马懿引入城内就坏事了。可想，“空城计”营造的从容淡定，只是从进退两方面模糊对方的判断，因为这其中有一个难以调适的悖论：既不能拒敌，更不敢诱敌。在兵家眼里凡事都要反过来看，司马懿戎事倥偬之际没有时间考虑其中的荒谬，只能凭感觉行事。所以，归根结底是性格问题，性格即命运。

作为无奈的应对之策，严格说“空城计”未必一定有胜算，但也算是危急之中抓住了最优选项。诸葛亮的运气在于对手是司马懿，如果杀到西城的是张郃，就绝无这一出好戏。从这个意义上说，“空城计”是诸葛与司马的“共谋与合作”。

然而有趣的是，许多读者和观众都愿意将诸葛亮此举作为制胜的计谋，视为初出祁山之优胜记略。尽管史家缄默不语，尽管文学叙事又显得夸张而多少有些乖谬，但人们对此还是津津乐道，因为人们愿意相信诸葛亮总有神算妙策。这就是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揭示的那种情形：“作者与读者背着叙事者秘密地达成共谋，商定标准。正是根据这个标准，发现叙述者是有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