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云上”揭晓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深化了我们对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近日，201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首次以网络会议和全网直播的形式举行。几天的直播里，公众和考古领队们、评委们第一次在“云端”同步见证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诞生。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中国早期现代人可能源自本土

疥疙洞遗址位于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南寨村附近，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 万至1.5万年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

在以往发现的有中国早期现代人化石的遗址中，包含文化遗物者极少，而疥疙洞遗址不仅出土了距今3 万年左右的现代人化石，而且还发现大量用小石片制成的工具。专家介绍，这些发现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找回尘封的曾国历史

枣树林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东城办事处文峰社区。

继曾侯乙墓发掘之后，以叶家山、文峰塔等贵族墓葬的发掘为中心的曾国考古，不断以考古发现构建起曾国这一周代诸侯国的世系。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信立祥表示，湖北随州枣树林贵族墓地出土了2000 余件青铜器，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 件，铭文近6000 字，弥补了曾国春秋中期材料的空白，而春秋中期也是整个东周考古中资料最缺乏的一环。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发现东汉疏勒城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是目前在新疆考古发现的唯一的年代明确的典型汉代城址。城址依山形水势而建，北、西面筑墙，东、南以深涧为屏障，易守难攻，为汉朝修筑使用的军事性质城址。城址所出的瓦当等建筑物与墓葬出土的文物年代相当。“石城子遗址当是史书所记的疏勒城，相关考古发现与甘肃汉简所出有关戊己校尉资料相结合，可进一步研究两汉对西域的有效管辖。”信立祥说。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东方文化价值观念的确立早于西方两三千年

小南山遗址位于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左岸，总面积40 余万平方米，陆续进行过几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早至1.7 万年前、晚至西汉的5 种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尤其是大量玉器的发现，确定了东方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起源。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图 /新华社）

专家发现，小南山遗址出土的饰物中，软玉占半数以上，在玦、环、匕等重器中比例更高。显然，小南山人赋予软玉巨大的象征性意味，重玉轻珉的观念已经形成。人类世界的两大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是西方黄金、东方玉器。前者形成于六千多年前，后者迟迟未有定论。小南山遗址玉器的发现，确立了东方比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早熟了两三千年之久。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史无前例的防盗措施

泉沟墓地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希里沟镇，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唐吐蕃时期壁画墓。壁画墓在汉文化区非常流行，但在青藏高原极为罕见。

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先例。暗格内发现了一只保存完好的鎏金王冠，既有冕旒，又刻有双龙，这都显示墓主人很可能与唐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曾经拥有极高的统治地位，推测为唐吐蕃王室成员。由此也可以推知唐吐蕃时期，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可能设置有高级别的行政和军事建制。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黄土高原上一处神秘王国都邑的极致辉煌

陕西石峁一直被认为是“石破天惊”的发现。“皇城台是石峁古城的核心区域，仅仅是大台基北部很有限的一部分考古，就出土了玉器、陶鹰、口簧等4 万件遗物，新发现的70 处石雕，包括20 多个依然镶嵌在现有建筑护墙上的石雕图案，其主题与艺术风格与后来的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虎’、商周青铜器的表现形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它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

专家表示，连续九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展现了黄土高原上一处神秘王国都邑的极致辉煌。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中国古代城市方正对称的源头

平粮台城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大连乡大朱庄村西南。经过6 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可以确认该城址为正方形，城门对称分布；城内的“中轴线”布局、完备的排水系统亦被发掘并复原；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

专家介绍，该城址方正规整、中轴对称的特点，无疑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源头，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价值。年代最早、最为完备的陶水管排水系统也为研究早期城市的水资源管理提供了绝佳材料。发现的双轮车辙距今至少4200 年，将我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 年。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我国水下遗产保护的缩影

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的清理研究自2013 年启动，2019 年终于完成。清理出的遗物数量超过17 万件（套），包括16 万件（套）瓷器、金银器、铜器、竹木漆器等。清理出的船体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是重要的宋代船体标本。考古学家刘庆柱说，这艘船所代表的水下考古放到世界水下考古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从打捞沉船开始，就采用了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古与展示同时进行。

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内出土的白釉印花罐及内装喇叭口瓶（图/新华社）

“南海I 号”的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前后历经近30年，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我国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水下考古学科领域的发展历程。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冶铜“巨无霸”

青铜对于夏商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被持续关注的原因。这是学界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填补了冶金考古的空白，为深入探索夏商王朝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河西走廊上的玉料基地

旱峡玉矿遗址位于敦煌市东南三危山后山，西北距敦煌市约68 千米。

遗址由防御区、采矿区、选料区等组成。这个玉矿使用近2000 年，最早为距今4000 至3700 年，最晚至西汉早期。通过对房屋、工具、生活用品等遗迹的发掘研究，考古人员能基本勾勒出那2000 年间甘肃西部地区透闪石玉料开采、利用的景象。科学检测分析显示，山西下靳遗址墓地中的玉器玉料来自于旱峡玉矿，而徐州狮子山汉墓中的玉器，部分玉料也出自同在河西走廊的径保尔草场玉矿。一系列的证据表明，甘肃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很早就进入甘肃以东及周边区域，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