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延安精神 净化政治生态

蔡钊利

摘 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压舱石和传家宝，延安精神主要蕴含着信仰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和奋斗的力量。新时代弘扬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要用延安精神淬炼灵魂，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体现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要用延安精神校正偏差，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体现在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真抓实干上;要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克服特权思想、密切党群关系上;要用延安精神锤炼品质，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体现在敢于斗争、勇于斗争上。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延安精神;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08-0004-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用延安精神教育党员领导干部，特别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并多次就用延安精神加强党性修养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0年4月来陕考察时他再次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理想信念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并明确指出要用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这些重要指示批示，为全党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指明了方向。

（一）

政治生态，是指各类政治主体生存发展的环境和状态，是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等要素相互作用的呈现和结果，是党风政风的集中反映，其中政治主体在整个政治生态系统中起着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是系统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只有当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形成良好的互动并保持相对平衡稳定时，政治生态系统才能健康发展。政治生态发展的好坏，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一国的整体发展，一旦政治生态恶化就会给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因此，自古至今，世界各国无不把追求“善治”作为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

作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非常重视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主体自身建设。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治国理念、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在政治发展中，注重对统治阶级自身行为的限制和规范，希望通过统治阶级的模范表率作用引领社会发展，并藉此创造出一个政通人和的理想社会。例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所体现出来的政治稳定有序、经济持续繁荣、文化推陈出新、官吏清正廉洁、人民安居乐业等，就是中国古代良好政治生态的典范。但由于历史发展和统治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清明往往是昙花一现，难以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生态迅速恶化，最主要表征就是政治发展的极端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阶级矛盾前，无论是地主阶级顽固派、改良派（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乃至后来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都始终建立不了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不仅如此，这些政治主体为争得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权相互攻伐，特别是在北洋军阀主政时期，国家主权和治权的分裂进一步加剧，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鲜有的政治黑暗。他们虽然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却肆意地践踏民主共和制度，频频发生政治贿选、政治暗杀、党同伐异、鬻官卖爵等严重破坏政治生态的现象。此外，军阀混战直接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进一步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灾难，使中国沦为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或间接掌控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对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总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十大罪状”，谴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1]。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表明，要改良政治生态，首先必须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正是围绕这一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大陆范围内的统一，为改良政治生态提供了基本政治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致力于党和国家建设，努力建构完全区别于历史的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形成了世界上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不仅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逐步建立完善了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全面推进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文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政治文明建设全面趋于成熟，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全面进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新时代。对此，美国学者蒂莫西·加顿·阿什高度评价指出，“习近平时期的中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政治实践”[2]。

（二）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集大成，具有穿透时空的永恒价值。所谓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新生成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价值观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其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主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外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压舱石和传家宝，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精神，蕴含着无穷的党性修养力量，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完善自我、走向成熟的强大精神动力。

延安精神蕴含着信仰的力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要靠信仰来维系。毛泽东指出，“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3]191同时，毛泽东还要求真正的革命者必须下定“三个牺牲”的决心，即：牺牲当官的决心、发财的决心、乃至个人生命的决心[3]119。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延安时期，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青年和有识之士，以“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毅力，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奔向延安，就是因为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代表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当毛泽东问张学思（张学良之弟）为什么要来延安时，他坚定地回答，“延安是最好的大学”，“延安能革命能抗日，再苦我也不怕”[4]。四川军阀杨森的侄女杨深秀数次逃离封建家庭投奔延安，同样是因为坚信马克思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所趋赴。”[5]正是有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屡遭挫折和失败的境遇下，激发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斗志和磅礴力量，从而为革命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延安精神蕴含着真理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而言，革命的真理是并且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马克思主义曾一度被教条化，严重背离了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本质。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针对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摒弃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革命经验的盲目迷信，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科学区分了真假马克思主义，而且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革命必胜的真理。

延安精神蕴含着人民的力量。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群众是党最深厚的政治基础和力量来源。从建党伊始，我们党就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初步形成了党的群众观。延安时期，我们党更是把一切革命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团结民众上，坚持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最基本的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综观延安时期，党的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从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构实践，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坚持以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指向。在我们党看来，群众利益无小事。延安时期开展的“十一运动”，即：每户有一年余粮;每村有一架织布机;每区有一处铁匠铺，每乡有一个铁匠炉;每乡有一处民办学校或夜校;每人识一千个字;每区有一处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每乡有一处义仓;每乡有一副货郎担;每户有一头牛，一口猪;每户种一百棵树;每村有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这些表面上看来好像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实际上都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为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党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明的党规党纪和法律制度，对黄克功、肖玉璧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严厉惩处，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正是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讓党的根基深植于民众之中，从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力。对此，尼姆·威尔斯评价中国共产党说，“他们如同巨人安泰，每当被对手紧紧压倒在地时，大地就赋予他更大的神力，因为他们与人民融为一体。”[7]

延安精神蕴含着奋斗的力量。革命就是奋斗，中国革命所遭遇的困难超乎想象。外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内有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而且这些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在一起，残酷地镇压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注定了革命道路异常曲折而艰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是遭遇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特别是严重的经济困难长期困扰着党的生存与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8]892为战胜困难，党中央号召全体军民一边抗战一边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创造出了以南泥湾精神为代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对此，毛泽东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9]而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磨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铸就了迎难而上勇于奋斗的精神特质。

在延安精神的滋养和淬炼下，中国共产党全面走向成熟，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吸引力空前增强，以至于被誉为“人民的大救星”。与此同时，党内政治生态空前优化，延安的“十个没有”充分地印证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和干部清正，与当时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

习近平指出，“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10]由于我们党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和作用，我们党理所当然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所在。因此，用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首先要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开始。

用延安精神淬炼灵魂，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体现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党内政治生态是否健康，关键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方面，经过长期艰苦探索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最终建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代表的党的一系列组织原则和制度，全面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并巩固了中央权威，为中国共产党改良政治生态奠定了最坚实的政治基础。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说，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必须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正如邓小平所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1]当前，用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特别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切实做到热爱领袖、尊重领袖、拥戴领袖，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用延安精神校正作风，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体现在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真抓实干上。党的作风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体现，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大显著特点。党的作风首先表现为学风。正如毛泽东所说，“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8]812-813以学风促进党风、带动政风和社会风气，保持全党思想和步调一致，是党的建设的一条根本经验，也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从延安时期以来的历次党内作风建设来看，每次都从抓学风建设开始，以思想教育打头，着力解决学习不深入、思想不统一、行动跟不上的问题。针对党内存在的学风不正、党风不正、文风不正等问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整风运动，不仅彻底肃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三股歪风，而且培育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及批評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即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使全党风气焕然一新，并最终以“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长期以来，党的作风主流是健康的，总体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肯定。但毋庸讳言，由于各种原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乃至腐败等问题屡禁不绝，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侵蚀着党的执政根基，消解着党中央权威，使党的方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了味、走了样，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构成了极大威胁，因而是全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当前，用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必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武装头脑，增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理论自觉;要像延安整风一样，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认真检视和查找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聚焦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现实问题，狠抓整改落实，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评判;要摆正权力观和事业观，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有机统一起来，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在真抓实干中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克服特权思想、密切党群关系上。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检验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和试金石。《党章》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12]延安时期，我们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的宗旨来践行，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政治氛围，人民群众更是发自肺腑唱出“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观访延安时亲眼目睹和感受了血浓于水的党群干群关系，由衷赞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永恒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新时代以来，鉴于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的危险，习近平告诫全党，“忘记初心和使命，我们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13]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紧盯问题、精准整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打通了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特别是在规范权力方面，通过大力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效遏制了权力的恣意妄为，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拍手称赞。当前，用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必须继续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把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坚持为民服务解难题，把民生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抓住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操心事、揪心事，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坚决克服特权思想，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切实维护好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用延安精神锤炼品质，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体现在敢于斗争、勇于斗争上。精神品格是保持政治生态健康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基本政治品格。延安时期虽然已离我们大半个世纪，但是我们党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却始终伴随着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已融入党的血脉，成为代代传承的红色基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力前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他强调，“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4]400为此，他要求全党要发扬革命年代的“拼命”精神，强调指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4]401-402。新时代以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与此同时，世界格局和国内发展大局都面临深刻调整与变革，若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我国政治发展稳定。对此，习近平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用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破解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在国际上，要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对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进行坚决斗争;在国内，要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特别是要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筑牢坚实的基础;在党内，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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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