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陪都”重庆音乐期刊发展述析①

李宝杰（西安音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陪都”又称“陪京”，是指一个国家在首都之外另设的副都。中国早在炎黄国家萌芽时期即已出现陪都现象，之后多个朝代都设有陪都。20 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在受到日军炮火的威逼之下，于1937 年11 月16 日20 点，由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正式决定迁驻重庆。②在本次会议上，蒋介石以会议主席身份做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其中讲道：“国民政府迁移重庆办公……”此次会议最后决议：“现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起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移至重庆办公。”参见唐润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始末（四）》，载“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 2017年11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7/1113/c85037-29642035．html。1940 年9 月6 日，国民党政府明令颁布定重庆为陪都；③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写组编，湖北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陪都重庆”条目中曰:“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重庆)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签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1945 年9 月2 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次年5 月5 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自此，重庆结束了历时六载的“陪都”使命，并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文化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以重庆为中心的音乐期刊就是其中值得重视的方面。

一、“陪都”音乐期刊基本状况

重庆设为“陪都”后，也成了日军炮火攻击的主要目标，在南京沦陷、上海成为“孤岛”的艰苦的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的文化却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知识分子们用手中的笔呼吁抗战，鼓舞人心。其中，音乐更成了抗战的有力武器，尤其是抗战歌咏把中国新音乐运动推向了制高点。人们通过唱歌募捐军资，鼓舞民众参军抗日；通过音乐给予人们更多的生存希望和抗争勇气。在当时的文化条件下，音乐的普及离不开“音乐期刊”这一重要传播载体，大部分情况下，音乐期刊为大众提供了大量的歌咏材料，普及了许多音乐知识。

以重庆为中心的音乐期刊发展，受到环境的推波助澜，高潮迭起。具体情况可见下表。④由于材料查找范围有限，本表统计并不完善。其中个别刊物的信息来自于当时音乐期刊中音乐资讯栏目刊登的内容。

表1. 重庆“陪都”音乐期刊统计

从表1 中反映的情况看，战乱时期的重庆音乐期刊发展，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呈现出活跃的态势：从1940年国民政府迁入，到1946 年还都南京前的六年多时间，先后创办19 种音乐刊物，每年都有两至三种新刊物出现。办刊内容上，大部分文曲结合，纯粹的歌刊较少。偶尔也有以期刊的名义出版的个人歌曲集，如《剑声集》，由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下属的乐风社编印，是一本专门刊载作曲家陈田鹤歌曲的五线谱歌集；《定和歌曲集》则是刊载张定和歌曲的歌集。当时，由于印刷排版条件有限，五线谱刊刻困难，音乐期刊中的歌曲谱例大多采用简谱记谱的方式。部分刊物为满足读者学习需求，专门出版并行版本（采用副刊、副本形式，内容取自正刊，或是对正刊内容的补充），这种并行的以歌谱为主的版本，多采用五线谱记谱，有些还为歌曲配有钢琴伴奏。

重庆“陪都”时期音乐期刊发展中最具有竞争性，或者说影响最大的要数《新音乐（月刊）》和《乐风》两个刊物，其两者出版的周期相对其他刊物要长，同时发行期数也多。特别是《新音乐（月刊）》，在当时环境下通过更换出版单位和刊名的形式， 避过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围剿”，得以延续出版（相关问题将在后文细述），甚至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多地分社出版，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而《乐风》作为国民党政府官办刊物，其出版周期则与政治中心的西南迁移有着密切联系，它几乎是伴随着国民党政府从迁都重庆到回都南京这段时间。而1942 年3 月至12 月创办发行的《青年音乐》同样具有其政治背景和属性，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青年团队，具有一定的政治抚育含义，后来《青年音乐》的休刊，亦是由于三民主义青年团自身的计划有变而停止。

期刊出版周期不长、出版发行期数较少、经常拖期且印刷质量差等，是抗战时期期刊发展的普遍现象。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和不稳定因素。环境恶劣，讯息不畅，稿件往来不及时，直接影响到正常编刊。甚至许多重要的稿件都是撰稿者（音乐工作者）随身携带投往期刊社的。二是战争致使印刷出版秩序失衡而得不到保障。同时，编辑完成的稿件因纸张、油墨等材料以及供电、印刷人工等原因，不能正常开机排印，从而导致拖期。特别是重庆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是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往往好不容易组好的稿件，在一场空袭中毁于一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三是编辑者“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他们大多身兼数职，流动性较大，原本设定在下一期出版的内容，或因忙于其他音乐文化事物，而未能按时组稿、编稿，从而导致期刊延期。

另外，这一时期的音乐刊物采用繁体字排印，异体字、错讹用字较多，印刷字模的制造工艺不够精良，油墨、纸张的质量相对较差，客观上也导致了期刊印刷质量的普遍较差，甚至有些刊物的印刷字迹都十分模糊。加上音乐刊物要有乐谱拼入，客观上加大了印刷排版的难度，不得已而主要采用简谱谱例。这样，尽管减少了期刊排印的难度，更容易满足较低层次的音乐文化普及需要，对于歌咏运动发展较为有益，但在客观上阻碍了五线谱的推行，以及和声学等较为专业的音乐理论的学习和推广。

综上分析，虽然重庆“陪都”时期的音乐期刊种类不少，但是刊物的普遍“寿命”不长。其中，除了有着国民政府背景的期刊《乐风》《乐风副本》外，其他刊物的出版周期都比较短。有些刊物虽在重庆创刊，但之后外迁，如《新音乐（月刊）》于创刊第二年（1941）迁到了桂林；《山歌通讯》1946 年5 月创刊，同年11 月（第8 期）迁往南京。也有一些刊物并非创刊于重庆，是后来迁驻重庆，如《战歌周刊·战歌》1937 年10 月在上海创刊，1938 年1 月在武汉汉口复刊，后迁来重庆办刊直到停刊。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重庆文化环境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除了重庆“陪都”之外，西南其他城市诸如广州、桂林、南宁等地，政治文化氛围相对宽松，特别是共产党阵营的刊物，大部分更愿意在桂林等地出版发行，这些地方的音乐期刊发展，实际上形成了对“陪都”音乐期刊发展的辅助和补充作用。下面择其代表进行梳理分析。

二、“陪都”音乐期刊的分类简析

根据重庆“陪都”时期期刊发展的实际情况、办刊宗旨、刊载内容，可将当时发行的19 种音乐刊物大致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音乐教育类刊物，包括《乐风》和《音乐教育》。这类刊物主要面向中小学音乐教育，通过教育通道传播和普及音乐知识。第二类是音乐创作类刊物，包括《战歌周刊·战歌》《歌曲创作月刊》《青年歌选/青年歌曲集》《定和歌曲集》以及《新音乐月刊（副刊）》《乐风副本》。这类刊物主要以发表创作歌曲为主，但其中的“副刊”“副本”在内容上虽取自原刊，但除了集中刊登歌曲外，还把与创作有关的问题讨论汇集在一起编辑。第三类是兼具理论研究、音乐普及、音乐教育等内容的综合性音乐刊物。在前述19 种音乐刊物中，除前两类以外其余刊物基本可归为这一类，一般包括文论、歌谱和音乐讯息等内容。

（一）教育类刊物

1.《乐风》

《乐风》1940 年1 月由国民党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订组组织的乐风社编辑部创编，1944 年6 月停刊，总共发行了23 期，包括《乐风》和《乐风副本》①《乐风》正刊现存见1940年创刊号1期；1941年新1卷1-12期；1942年第2卷第4期；1943年第2卷第1-2期、第16-18号3期，共计19期。《乐风副本》现存见第1卷第1-3期；第2卷第1期，共计4期。详情参见李文如《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24页。两种版本形态，其中《乐风副本》是专门的五线谱歌曲集，曲目编选自《乐风》正刊。

刊物的主要编辑者先后有缪天瑞、陈田鹤、江定仙、杨荫浏、张洪岛和段天炯等人。该刊属于音乐教育性质的刊物，旨在发展中国音乐事业，促进歌咏运动，为中小学音乐教育提供教材和教学方法，为社会大众提供音乐歌咏材料。“乐曲”部分以“明栏”方式编排，文字部分采用“隐栏”方式编排，内含音乐故事、自由谈论、音乐问答、音乐消息等不同类别文稿。教育普及性内容主要通过连载的方式，刊载大量的音乐教材内容，如缪天瑞的《作曲练习》在新一卷中连载了7 期；张洪岛的《练耳》连载了8 期；李抱忱的《歌咏指挥的应用》连载了5 期；陈振铎的二胡教学内容除了新一卷1-2 期的连载文字内容《怎样习奏二胡》外，从第2 期起每期都刊载有他编创的《二胡练习曲》，一直延续到新一卷最后一期等。由此可见，该刊对音乐教育、音乐普及工作的重视。由于有政府做后盾，该刊发行范围主要围绕各地中小学校系统，同时面向社会大众出售，办刊主旨与刊载内容的选择，反映出期刊与社会音乐文化建设所需的一致性。

《乐风》的主要撰稿人有缪天瑞、陈田鹤、江定仙、李抱忱、陈振铎、金律声、陈洪、贺绿汀、顾樑、曹安和、杨荫浏、张洪岛、杨仲子和段天炯等人，其中多数撰稿者本人也是期刊的编辑者。

2.《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是重庆时期唯一一本专门以 “音乐教育”命名的期刊，从其命名即可反映出编辑者的办刊初衷。该刊由重庆音乐教育杂志社出版，波浪主编，1946 年9 月出创刊号1 期，10 月出第2 期，今仅见此两期。创刊号辟有论坛、各地音教短波、歌曲、民歌选页四个栏目。第2 期调整增加了论文、音乐史、乐器、各地音教短波、歌曲、民歌选页、给读者的话七个栏目。从该刊两期栏目、内容调整的情况分析，编辑者力图向音乐教育需求方面靠拢，办刊导向清晰，所刊登文论虽然不多，但侧重音乐教育领域，如译自罗曼·罗兰的《音乐教育史之发展》、麦露茜撰译的《世界音乐院及音乐专门学校调查一览》、朱虹的《中等学校音乐教育之改革》等。而期刊社收集报道的“各地音教短波”，更是给各地音乐教育情况的展示提供了平台。推想来看，如果该刊得以延续下去，一定会在音乐教育的办刊导向、栏目设定、稿件组织和受众稳固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二）音乐创作类

1.《青年音乐》

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为了推进青年音乐运动，于1942 年创立了中央青年合唱团，由张定和及谢韶会担任团长及教练，并设立“青年音乐月刊社”，编辑出版《青年音乐月刊》。该刊于1942 年3 月创刊，1942 年12 月停刊，现存第1 卷第1 至6 期，第2 卷第1 至4 期，其中第2 卷第2、3 两期合刊，共计9 期实物文本。该社同时刊印有《青年歌选》（或名为《青年歌曲集》），聘洪波为社长、黄源洛为编辑。

该刊的主旨在于用音乐的力量鼓舞青年肩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要求：“一、大家联合一致，为建设民族音乐的伟大事业而努力；二、研究并创作新的民族音乐来激发大众的民族意识和战斗精神。”[1]这本刊物为新一代的青年所创办，其刊载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政治鼓动性。每期刊载歌曲9-10 首，内容涉及动员青年上阵杀敌，如《走向决斗的战场》（雷石榆词，凌云曲）、《我也去杀日本兵》（沙梅词曲）；也有表达“领袖”思想的歌曲，如《拥护领袖》《领袖歌》（周仁济词，刘已明曲）、《歌颂领袖》（尼君词，洪波曲）。此外，还选载有一些艺术歌曲，如《听！听！云雀》（默生译[填]词，舒伯特曲）《小夜曲》（绛燕词，洪波曲）。

文论部分则刊载了一些诸如音乐史、音乐常识、音乐家或音乐作品欣赏等方面的内容，旨在通过了解西方音乐、学习西方音乐技术，进行优秀音乐文化知识普及。该刊还开设了青年歌曲习作栏目，每期选登2-3 首作品。不难看出，这本期刊在办刊上既注重音乐文化普及，同时也注重对青年歌曲创作人才的培养，以及刊登他们的新作。具体刊载内容列表如下：

该刊在不足一年的办刊时间中，先后共刊载歌曲107 首，歌词2 首，文论近70 篇，常设栏目有歌曲、理论技术讲话、音乐常识讲话、青年歌曲习作、论坛、音乐常识讲座等。

20 世纪40 年代，一般的音乐期刊在编辑的栏目设计上大多比较笼统、简单，多数仅分为歌曲和文论两部分，而该刊却能进行栏目设定并划分得如此清晰，足见其具有的编辑专业意识。从刊登内容的不同分量上来说，这本期刊显然是一本偏重音乐创作的普及性刊物，并且在不长的办刊历程中能够基本上保证月刊的出版周期，让刊物如期和读者见面，内容质量相对较好，反映出国民政府对青年团、对青年音乐工作的重视。

2.《歌曲创作月刊》

创刊于1941 年1 月，重庆革命乐社出版，邱望湘、姚以让主编。这是一本纯粹以歌曲刊登为主的音乐刊物，在第4 期开始加入部分文字内容，如作曲讲话、音乐问答、乐坛简讯等。1942 年11 月，改为乐艺社印行，卷期数从“新第1 卷第1 期”始，内容上又改回到歌刊。

（三）综合性音乐刊物

1.《新音乐(月刊)》

《新音乐(月刊)》1940 年1 月，在重庆创刊，1941 年，迁至桂林出版，1946 年8 月，迁往上海后又迁往北京出版，1950 年12 月，停刊，刊名有时加“月刊”有时加“丛刊”字样。现存共计9 卷50 期。先后由李凌（李绿永）、林路、赵沨和盛家伦主编，发行人为刘麟。主要撰稿人有李绿永、星海、吴沨、马可、吕骥、刘秉寅、赵沨、夏白、冼星海、光未然、洪道、丁珰和舒模等。设有歌曲、歌曲创作讲话、音乐新闻述评、新人创作精选、每月词选和工作通讯等栏目。

《新音乐》的内容涉及音乐理论及批评、歌曲创作理论、音乐运动介绍、各地音乐工作情况报道、中外歌曲乐谱和歌词选登等。刊登有赵沨《论音乐的现实主义》（第1 卷第5 期）、夏白《新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第1 卷第5 期）、绿永《论歌咏运动》（第1 卷第6 期）、夏白《新音乐教育制度的确立》（第1 卷第6 期）、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第2 卷第3 期）、绿永《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音乐与新音乐运动》（第2 卷第4 期）、陈原《我们需要研习新音乐运动的历史》（第2 卷第4 期）、冼星海《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第3 卷第1 期）、缪天瑞《音乐美学史概观》（第3 卷第4 期）、孝方《音乐的本质和起源》（第3 卷第6 期）、张庚《音乐与戏剧》（第4 卷第1 期）、马思聪《中国新音乐的路向》（第6 卷第1 期）等重要文章。

表2. 《青年音乐》内容刊载情况统计

2.《音乐月刊》

1942 年，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在重庆筹建了《音乐月刊》社，胡然出任社长，缪天瑞、刘雪庵、陈田鹤担任主编，同年3 月，推出了《音乐月刊》，由中国音乐研究会出版。该刊现存第1 卷第1 至6 期、第2 卷第1 期共计7 期，其中第1 卷2/3 期、4/5 期合刊。第2 卷1 期由江定仙担任编辑。

胡然在《发刊词》中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关系促使国内抗日战争局势出现胜利的曙光。抗战和抗战文化相辅相成，音乐作为抗战文化的一种，在过去的5 年中（从抗战全面爆发开始）“虽有许多进步，但以实际的需要为尺度衡量，那就相差太远了。” “抗战以来，音乐在量的方面，确有相当成果，但在质的方面，感觉还不太够。民众欣赏与要求的进度是惊人的，五年来早已跨过了单音歌曲的界限，早走向较深的领域，而对于轮唱、合唱（乃至于器乐合奏）发生了兴趣，进而有了充分的理解，逐渐感觉到配合这种进步的歌曲不够。”另一方面，音乐工作者进入战区和敌后方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充实自我，需要知识的接济和补充。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音乐月刊》：“一面介绍更高深的乐曲，一面刊载关于技术探讨和理论研究的文字，遇必要时将长篇专著编为本刊的丛书。”[2]意思就是要把专著内容通过期刊连载方式刊登，以弥补理论研究的不足，这也是那个时期音乐刊物办刊的一种应对手段。

由此可见，《音乐月刊》的期刊定位是专业的音乐期刊，刊中的文字部分以登载专门的学术理论稿件为主，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歌曲部分采用五线谱记谱，专业化程度比较高。音乐月刊刊载的具体内容如下：

《音乐月刊》在不长的办刊时间里，共发表了创作歌曲18 首、奏鸣曲1 首（分2 次连载）；各类文论11 篇、译文16 篇（含连载），还编发了“《长恨歌》专号”1 期。歌曲创作内容多与抗战宣传结合紧密，如《胜利进行曲》（田汉词、贺绿汀曲）、《战士颂》（常任侠词、陈田鹤曲）、《抗战必胜》（胡然词曲）、《空军驱逐曲》（许建吾词、刘雪庵曲）、《安眠吧！勇士》（田汉词、范继森曲）、《壮士骑马打仗去了》（许龙词文纲曲）等。而刊登的文论，则更多涉猎教育普及主题，切合了胡然社长发刊词中的办刊意图，尤其是翻译文章基本以此为主，不仅分三期连载了约翰逊著、王云阶翻译的《儿童歌声训练法》，而且也分三期连载了美国音乐理论家该丘斯的音乐基本理论①全书后以《音乐的构成》为名，由上海万叶书店于1948年首版，人民音乐出版社分别于1950、1964、1978、1984、1991年等多次再版印刷。中的部分内容，由缪天瑞编译。而为数不多的诸如晏青的《纪念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萧友梅先生》、张洪岛的《音乐的定义及其特性》、洪潘的《谈军乐》、李嘉的《浪漫主义的音乐》、李抱忱的《美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以及冯玉祥将军的《丘八歌与丘八》等，在当时来说都是富含较大信息量和真知灼见的文论。1943 年5 月，借黄自先生逝世五周年，该刊还特别出版了黄自“《长恨歌》专号”，在缅怀黄自先生的同时，希望通过该作让人们不要忘怀先生作为中华第一人，他早在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有感于神州大地遭到日寇侵略，以唤起人民抗敌爱国意志而写就的《抗敌歌》。

表3. 《音乐月刊》发稿情况统计

3.《音乐艺术》《音乐艺术丛刊副辑》《音艺通讯（月刊）》

《音乐艺术》创刊于1944 年8 月，由李凌和赵沨主编。前3 期作为报纸《时事新报》第4 版的专版，每版刊载内容较少，包括音乐短讯、作家通讯，还有部分音乐社论，没有歌曲。1944 年11 月开始，从报纸专版转为书本式续接为第4 期，先以“歌曲专号”的形式出了一期专刊，第二年1 月开始，正式改版为歌曲和文论相结合的综合性音乐刊物。常设栏目有文论、歌曲、音乐译文、音乐短讯、词选等，在编排设计上，文论部分基本采用隐栏方式。1945 年3 月在第2 卷第2 期中编辑过一期“罗曼·罗兰纪念特辑”（专栏）影响较大。现存第1、2 卷各1-6 期，第3 卷第1 期。该刊先后由中华音乐教育社、重庆艺术出版社出版，1946 年10 月编辑第三卷时迁往上海，由雅典艺术社出版。②《音乐艺术》办刊时期，大致上是《新音乐（月刊）》被迫停刊的三年，主编者同为李凌和赵沨。在李凌的回忆文章中，常将此看作《新音乐（月刊）》的异名同刊。而实际上《新音乐（月刊）》于1946年10月在上海复刊后的第6卷第1期，接续的卷期号却是《新音乐（月刊）》1943年5月停刊的第5卷第4期。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认定，尚需进一步梳理分析。参见李文如《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上卷），第93-94页。

《音乐艺术》于1945 年5 月还创办了《音乐艺术丛刊副辑》，仍由李凌和赵沨主编，重庆新知书店发行，现存4 辑。1945 年下半年出版的第4 辑更名为《音艺副辑》，与前3 辑比较似显不全。该副辑刊载的内容以文论和歌曲组成，但体例、栏目以及稿件编排随意性明显，与正刊相比差距较大。所刊载的歌曲有些为自己组织编发的，有些则来自《音乐艺术》，如第4 辑仅以刊登的6 首歌曲组成，且全部选自《音乐艺术》第2 卷第3 期，编排上显得残缺不全。根据这些情况推测，作为副辑与正刊相比，质量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二者的关联性毋庸置疑，或可看作是正刊无法刊用的余留稿件的再组织、再刊登。

《音艺通讯（月刊）》是音乐艺术社编辑的供内部交流经验及情况的工作刊物，1945 年3 月创办，先后有铅印、油印本，算不上正式出版的刊物。其形式和内容较为随意、零散，各期不相统一，有长有短。现存的第1、2 期和第13 期中编发有文论和歌曲，第6、7 期只刊发有一些工作信息。

4.《音乐导报（月刊）》及其《音乐导报（副刊）》

《音乐导报》是1943 年10 月由中华交响乐团音乐导报社创办的一份期刊，编辑者为李绿永、黎国荃、伍伯就。第1 期为4 版的4 开报纸，后改为书本式，现存1 至4 期。前两期没有进行具体栏目设计与划分，以文论为主，没有音乐作品刊登，比较注重音乐资讯的刊登和收集，也报道中华交响乐团的演出资讯，除此而外翻译文章占据了较大比例，主要介绍西方音乐文化，兼具知识性和普及性。第3 期变化较大，不仅在容量上剧增，而且以“A、五线谱本”和“B、普及本”的栏目设置方式分别编发了13 首作品，既包含有器乐作品也有歌曲。而编发的文论在数量上也超出了前两期。第4 期又回落到前两期的大致容量，所不同的是11 篇文论中，除了第一篇外全部为译文，中间还插编有两首歌曲。

《音乐导报（月刊）》除了本身外还有一份“副刊”，编辑者仍为李绿永、黎国荃、伍伯就。第1-6 期为4 开报纸，1944 年6 月从第2 卷第1 期起改为书本式，并由文汇书店重庆办事处出版。现存1943 年4 月出版的第6 期“音乐节专号”和1944 年6 月出版的第2 卷第1 期“歌曲专辑”。从出版的时间上和编辑人员组成来看，该副刊应该是《音乐导报（月刊）》的早期形态，而《音乐导报（月刊）》分离出来发展成月刊后，该“副刊”还一直在延续，并以《音乐导报（副刊）》的形式存在发展，直到第2 卷第1 期后停刊。

5.《乐坛》

《乐坛》创刊于1946 年7 月，由乐坛月刊社编，重庆乐艺出版社出版，现仅存创刊号，刊物内容由歌曲和文论两部分组成，文论部分刊登有夏白的《怎样推荐学校音乐工作》、湘棠执笔的《“音乐运动诸问题”纪要》、刘雪庵的《民歌选集序》和小东的《为什么解散江西音教会》等文章。歌曲部分刊登有宋扬作词作曲的《农村对唱》和王洛宾编译的哈萨克情歌《都达尔和玛丽亚》、青海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三、“陪都”音乐期刊发展特点

（一）期刊的不同刊名和多个版本

20 世纪40 年代初的“新音乐”概念，在当时大多情况下都指向抗战音乐需要，特别是“陪都”时期的重庆音乐文化活动多是如此。组织一个社团，创办一份杂志，以此作为文化传播平台，既促进了新音乐运动发展，又配合全民抗战需要，以音乐的方式尽责尽力，同时不忘音乐的教育与普及，这应该是当时进步的音乐知识分子们的基本思想诉求。然而，在抗日斗争进行的最艰苦的40 年代初，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尤其是国民政府迁移于此的“陪都”重庆，尽管有崇山峻岭和复杂的地貌地形做掩护，依然是遭受日军敌机轰炸最多的区域。加上战争破坏导致的物资匮乏、交通不畅、人心不稳、社会秩序混乱，策划、组织和进行文化活动不仅困难重重，甚至有时需冒着生命危险。这就决定了有着“陪都”身份的重庆，虽然在音乐人力资源云集上似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受环境条件所限，在六年中，音乐期刊的数量虽不断增长，但办刊的稳定性、持续性则相对较差，刊物发展的变数也最大。其中既有持续两三年的，也有出了一期就夭折的；有事实上是同一种期刊，但在不同时期却以不同的名谓办刊的；也有同一种期刊先后由不同的人主持编辑，或频繁更换出版机构的，等等。其中，延续时间最长、刊名变换最多、出版地变更最为频繁的代表，非《新音乐（月刊）》莫属。

据李文如先生所编《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中统计，自1940 年1 月《新音乐（月刊）》在重庆创办以来，历经了桂林、上海、北京等多地出版，先后使用了多个名称。该刊1949 年第8 卷第1 期中有记载：“十年中，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注意，曾改换过三次刊名（《音乐导报》出至二卷二期，《音乐艺术》出至三卷一期，《音艺新辑》三期，后来，被迫不能不迁到香港出刊。”[3]李文如在其《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中也有记述：“据李凌说，该刊曾几次被迫不能正常出刊。又据谭林说，曾以《歌唱方法》及《音乐春秋》书名出刊”。[4]除了刊名的频繁变换外，该刊也曾编辑出版有多个版本。1940 年创刊时，就先后发行有《新音乐》月刊和季刊两种版本，这和当时的国民政府官办刊物《乐风》及其《乐风副本》一样，《新音乐》季刊的发行，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需要刊载五线谱版本的歌曲，以此推进音乐文化普及和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季刊”版本刊登的乐曲在五线谱下方又附印上了简谱，采用固定调和首调相互对应的编排方式，完全是出于大众学习五线谱方便的需要，并以此促进五线谱的普及和推广。另外，新音乐社还曾编排有一个名为《新音乐丛刊》的版本，由重庆新音乐社于1947 年1 月创办，但仅出了一期，仍由李凌、赵沨主编，也可看作是《新音乐》杂志家族中的一员。

倘若再以《新音乐（月刊）》的办刊地点变更做梳理的话，在其11 年的办刊经历中，除了1940 年在重庆外，1941 年迁至桂林继续出版，之后在昆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先后办刊，出至第5 卷第4 期后停止。1946 年10 月，又于上海接续编辑出版，一直出版至第7 卷的第2 期。不仅如此，1946 年1 月，在昆明还以报纸的形式出版了三期《音乐报》，第4 期开始改用《新音乐（月刊）》刊名继续出版，由新音乐社昆明分社编印。同时，1946 年4 月，《新音乐（月刊）》（华南版）还在香港创办，由新音乐粤港分社李凌、赵沨主编，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至1947年8 月停刊。1949 年6 月，《新音乐（月刊）》（粤中版）在广东创办，由胡均、郭杰主编，广东新音乐社粤中分社出版。据李文如的统计，以《新音乐（月刊）》为刊名并接续出版的刊物，先后有9 卷50 期之多。

这份刊物，之所以出现如此复杂的办刊情况，除了前文历述的各种情况外，还与其特殊的办刊组织结构有关，高秋在《新音乐社述略》一文中说道：“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李凌同志经上级领导的批准，从延安鲁艺前往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即由武汉迁往重庆的政治部第三厅，一九四一年改为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准备与重庆的赵沨、桂林的林路一起创办一个音乐刊物，将音乐理论工作开展起来，进而推进国统区的进步音乐活动的开展，扩大抗日救国的影响。……征得了周恩来同志的赞同。于是，在重庆文委党组织的领导下，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五日，成立了新音乐社，李凌、赵沨为主要负责人。为了同国统区各地进步音乐工作者取得联系，他们先后在桂林、昆明、上海、广州、柳州、长沙、万县、西安、贵州、仰光、西贡等地建立了新音乐分社，开展了十分广泛的进步音乐活动。……新音乐社是党领导的音乐团体，其具体工作是出版刊物，组织群众歌咏活动，开办音乐教育机构(业余的)与进行统战工作。”据此，他根据新音乐社的活动实际情况，将其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9-1944 年，活动重心在重庆和桂林；第二阶段从1944-1946 年，活动中心在重庆和昆明；第三阶段是1947 年，活动重心迁到上海；第四阶段从1947-1948 年底，活动重心迁往香港并联络广州一带；第五阶段从1949-1950 年底，活动重心最后落脚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5]由此不难判断，《新音乐（月刊）》办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变数，一是由于特殊时代和特殊环境的影响所致；二是其活动重心的不断变换、迁移所致；三是其组织机构中的多个分社，都把编辑出版期刊作为一项核心工作来抓，由此而使得该刊物出现了一刊多貌、多地创办的“孪生”发展格局，所谓“渝版”“沪版”“港粤版”“京版”不仅是不同时期办刊的真实反映，也是新音乐社发展历程中，在不同地区活动的真实反映。

《新音乐（月刊）》的变相发展，除了其个案特征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重庆“陪都”时期音乐期刊发展的缩影。表面上种类不少、发展活跃，但实际上隐含着一刊多变、一人多用的办刊格局，如组织机构的变换，期刊版本类型的变换，刊名的不断变换，出版单位的变换，但编辑者却往往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主要人物中间，如李凌、赵沨、缪天瑞、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张洪岛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分析来看，除了战争环境导致的资源匮乏（也包括人力资源）影响到刊物的正常编发外，政治格局的复杂多变更是影响办刊的主要因素。《新音乐（月刊）》1949 年第8 卷第1 期《编后》中这样记载：“《新音乐》1940 年1 月在重庆创刊，这是国统区新音乐运动的队伍中的主要刊物，它不仅是作为一个刊物出版，更重要的是，推动组织整个蒋统区的新音乐运动的最大据点。……在对日战争时期，因为它坚持抗战到底，坚持民主，曾被蒋反动政府迫令停刊（1943）。当蒋政府，出卖国家民族，投靠美帝，发动内战，造成了人民的饥荒，它坚持了反美、反内战、反饥饿，又第二次遭到了蒋政府的禁刊和没收。”[3]正是基于这样的缘由，40 年代出现的许多刊物，特别是具有进步倾向的期刊，都迫于政治环境的压力，为了维持办刊，不得不通过改头换面的办法寻求生存空间。《新音乐（月刊）》前后用过不下五个刊名，并且发行了月刊、季刊、丛刊、副刊等多种版本，足见编辑者们为了在艰难的政治夹缝中生存，殚精竭虑，想尽了办法，以此延续期刊生命，传播民主思想，推动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

这种通过“变脸”的方式获得的文化传播机会，是特殊时期下期刊生命延续的一种特殊手段，在政治挤压和战争残暴的恶劣环境下，依然能够保持如此顽强的奋争精神，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活跃在历史的视线中，为中国新音乐运动和音乐抗战摇旗呐喊，值得后人钦敬和学习。若再回到办刊本身的需要来看，当时的音乐期刊出版副刊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新音乐（月刊）》在正刊外创办“副刊”实属正常，以此反映出当时的音乐文化工作者，除肩负推动新音乐发展、服务于抗战需要外，同样对音乐文化的教育与普及具有高度的责任担当。

（二）不同刊物背景对办刊宗旨的影响

重庆“陪都”时期出版发行的19 种音乐期刊，在办刊背景上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官方性质，即由国民党政府官办。如《乐风》隶属于国民党教育部，由其下设的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订组组织的乐风社编辑部负责该期刊的编辑工作；《青年音乐》隶属于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由其所属的中央青年合唱团中设立的《青年音乐》月刊社负责编辑工作；《音乐月刊》则隶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音乐月刊》社由其筹建并负责编辑工作。另一类属于非官方性质，表面上大多由民间音乐社团或出版机构编辑出版，但实际上既包含有政党背景也包含有一般文化社团组织背景。如《新音乐（月刊）》表面上由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改组后的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会”）管辖，但实际上接受“文委会”内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编辑工作由“新音乐社”承担；《战歌周刊·战歌》（月刊）由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战歌社负责编辑工作，但因该组织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紧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

基于这两大背景，重庆“陪都”时期的音乐期刊发展，在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大背景下，无论官办的还是非官办的，都直奔“抗战”主题，都在为抗日救亡图存摇旗呐喊。但期刊作为国共两党进行文化意识形态斗争较力的平台，不同的办刊背景却发挥着不同的影响作用。如《乐风》自创刊以来，国民政府就多次明令要求各地各省府教部予以订阅，以此助推刊物的发展和普及。而《青年音乐》及其附属的《青年歌曲集》，受三民主义青年团直接领导，积极引导青年的政治倾向，向国民党靠拢。因此在其组织发表的歌曲中歌颂领袖、弘扬三民主义的不在少数。《青年音乐》1942 年12 月第2 卷第4 期“休刊号”中记载道：“本刊因明年青年团整个出版有所变更，已奉命于年内结束，所以本刊至本期止亦将不得不与诸君告别了……”[6]这则通告明确地说出政治背景与刊物寿命的紧密关联性。

当然，受重庆“文委会”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新音乐（月刊）》，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表面上虽不能像国民政府那样助力推销所属的期刊，但其代表进步力量的政治影响力却能把大量的优秀知识分子吸引到麾下，通过新音乐社、各地新音乐分社的努力工作，呈全面开花之势。尽管发展期间多次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刻意打压，不得不改头换面，甚至被迫停刊，但依然能持续发展，在各地竞放异彩，成就了十余年的辉煌历史，这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是不多见的。

而从不同背景期刊所热衷刊发的稿件内容也可见出一些不同和特色来。如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办的《乐风》杂志，从现留存的3 卷18 期中，所涉猎的当时流行的新音乐话题文论仅有五篇，1940 年的创刊号中占了两篇，以后零星又发了三篇——可见在其近五年的办刊历程中，“新音乐”问题并不是该刊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音乐教育问题特别是技术理论问题则几乎在每一期中都有所涉猎，如基本乐科、作曲技法与练习、各个乐器的技法理论等。另外，有关国内外音乐教育情况及院校情况也是其所关注的重要方面。儿童音乐教育也受到格外重视，不仅发表有十余首儿童歌曲，还刊登有诸如如何教儿童学唱歌、儿童唱歌表演教材、童子军军号练习（连载）等紧密关联儿童音乐教育的资源。在其全部3 卷18 期中所刊发的一百余首歌曲中，涉及抗战题材的歌曲有四十余首，军歌占到了其中的1/2 以上，还专门刊发了六首赞扬空军的创作歌曲。政治颂歌类的有三首，包括《总理纪念歌》《拥护领袖歌》和《国庆纪念歌》。

而另一份由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所属中央青年合唱团官办的刊物《青年音乐》，在不足一年的办刊历程中，共出了两卷10 期（其中第2 卷2、3 期合刊）。在所刊发的所有文论中甚至没有一篇是明确在探讨新音乐问题的，但诸如《现阶段的音乐运动与青年》（1942 年3 月创刊号“代发刊词”），《青年音乐运动的目标》（第1 卷第5 期），《论现代青年对于国乐的观点》（第1 卷第6 期），《抗战以来音乐事业的回顾与前瞻》（第2 卷第1 期），《音乐与精神总动员》《音乐家的民族思想问题》（第2 卷第2、3 期）等，或多或少又与新音乐所涉及的问题相关联。该刊所辟论坛栏目，发稿量虽小，每期只有一两篇，但在选题上则尽力贴合办刊主旨阐发宏论。另外，在其整个发表的86 首歌曲中，涉及抗战题材的33 首，军歌占有其中的23 首。政治颂歌类有4 首，涉及拥护、歌颂领袖的3 首，颂赞国旗的1 首。

以上两份具有国民党政府官办背景的期刊，从办刊特点上看，前者多关注教育问题，后者多关注青年问题。前者甚至把儿童音乐教育都纳入到办刊视野中来，并给予一定的关照，足见其对音乐教育全民性推进的认识视野。后者对青年人的音乐引导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刻意地编选一些以青年为主题的音乐作品，如《青年的呼声》（钱乙藜诗、陈田鹤曲）、《青年中国进行曲》（刘雪庵曲、大津编）等予以呼应。在歌曲发表上，应该说两刊都热衷于发表抗战题材歌曲，关注军歌创作，《乐风》还专门发表有数首颂赞空军的歌曲，体现出国民政府官办期刊迎合一定的政治需要，着眼于社会音乐教育服务的特点。

相比较而言，非政府官办期刊在办刊上就要灵活一些，并与社会政治思潮、文化思潮紧密呼应。在此还是以《新音乐（月刊）》为例，在其整个9 卷50 期的办刊历程中，特别是40 年代早期，发表的涉及“新音乐运动”的文章高达24 篇之多，并多次组织专题讨论。如1940 年第1 卷第5 期从纪念黄自谈起，到救亡歌曲，引出新音乐问题文章两篇；1941 第2 卷第4 期连发三篇；1949 年第8 卷第1 期连发四篇，第2 期延伸讨论“普及与提高”问题发文五篇。统计来看，该刊在前10 期中，几乎每期都刊发有少则一篇、多则两至三篇有关新音乐问题的文章。

除此以外，该刊还注重对左翼音乐家的介绍，如聂耳、冼星海、张曙等，都多次见诸文章中。如先后组织有聂耳纪念专栏四次：在第2 卷第3 期发文两篇，第3 卷第3 期发文三篇、刊登聂耳遗作六首，第7 卷第1 期发文四篇、刊登纪念歌曲一首，第9 卷第3 期发文五篇，累计先后发文14 篇。现已成为那个时代音乐学者认识聂耳、研究聂耳的宝贵文献。组织纪念星海专栏两次：第6 卷第2 期“星海先生周年祭纪念专页·悼念人民的歌手”发表《星海悼歌》（力扬词、苏明曲）一首、刊登李永绿、向隅、马思聪、何其芳、郭沫若五人纪念、回忆节录五篇，第8 卷第5 期发表毛泽东同志题字、星海遗像手稿和纪念文章四篇。

而有关苏俄音乐情况也是该刊高度关注的对象。如第1 卷第4 期发表有赵沨翻译的《红军与苏联音乐文化》，第3 卷第4 期发表了赵沨翻译自苏联学者夏波林的《高尔基与音乐》，同卷第5 期在“介绍柴可夫斯基”专栏编发有薛良等编译的纪念译文三篇，第4 卷第1 期发表有张洪岛翻译的《苏联歌剧坛上十大艺人》，第2 期发表有亚选翻译的《苏联民族歌剧运动》，第3 期的“外国音乐家介绍特页”栏目介绍了肖斯塔科维奇、米雅科夫斯基等四位苏联著名音乐家，第7 卷第5 期介绍了俄国著名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第8 卷第1 期发表了赵沨的《从苏联乐坛近况谈起》，第3 期“述评、座谈、技术讲话”栏目发表有沈江翻译的《一九四八年苏联作曲家与音乐家的创作》、唐渊翻译的《莫斯科音乐专科学校的国立音乐研究室》，第4 期以“苏联音乐问题”专栏形式，编发了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的三篇相关文章，第6 期在“音乐教育”栏目发表了赵沨的《关于苏联的音乐教育——参观莫斯科音乐院记》，共计有19 篇之多。

在歌曲专栏方面，该刊在其50 期的办刊历程中，先后共组织发表有歌曲近六百首，包括创作歌曲、各地民歌、外国经典名曲等，其中创作歌曲占据了绝大部分。如果按前五卷（1940 年1 月-1943 年5 月）①该刊1943年5月第5卷第4期后出版中断，直至1946年10月第6卷第1期才在上海接续出版。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国民政府也已还都南京。故抗战歌曲统计以此前各期刊载的数量为主更显恰当。出版的27 期（第2 卷1、2 期合刊）统计，共发表歌曲有307 首，其中抗战类歌曲近90 首，军歌占到了40%。除了抗战歌曲，该刊对民间歌曲的采集与发表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第4 卷第3 期开始辟有“民歌特页”，陆续刊载音乐家们收集记谱整理或配词的各地民歌，第6 期组织有“绥远民歌特辑”，第5 卷第2 期有“蒙古歌曲”，第6 卷以后虽不再设民歌专栏，但歌曲栏目中时不时地会编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各地民歌，如甘肃、新疆、西藏、陕西、广西、台湾等地民歌都有涉猎。另外，还在各期发表有外国经典歌曲，如第3 卷第4 期之后的“国外歌曲介绍”（后改为“世界名曲”“名曲介绍”）栏目就编选了不少国外经典曲目。

无疑，《新音乐（月刊）》以其灵活的办刊思路和紧贴社会文化热潮的敏感度，成为那个时期音乐期刊中的翘楚。尽管从发展环境来说并非宽松，也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受到了一定的挤压，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该刊编辑人的理想和追求，以推动“新音乐”发展为宏旨，团结各方面音乐文化进步力量，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以开放的办刊视野，将时代的、民族的、国际的优秀成果汇聚一身，成就了该刊宽阔、活跃且紧贴现实需要的办刊风格，成为那个时代音乐文化发展中不可多得的靓丽画卷。

（三）抗战歌咏运动中对军乐的重视

抗战时期的歌咏运动是一个核心主题，重庆“陪都”时期的音乐期刊歌曲栏目中，都有组织刊发与抗战相关的各类歌曲，涉及军人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在此之前的社会文化认同中并非如此，甚至在一般民众心里，对军人职业都怀有偏见，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就是这方面的直接反映。“丘八”虽然是封建旧时代对兵痞的一种蔑称，但在当时依然流行，除非社会非常时期，一般人较少关注军人这一特殊群体，自然也就少有人为军人写歌或者教唱军歌了，“差不多一支歌子唱个十年、二十年也不变样”，[7]这就是当时的军歌现状。抗战爆发以后，这样的观念被打破了，民众看到了军人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看到了战场上军人们的慷慨就义。因此，以音乐知识分子为代表，提倡军歌，努力发展军乐，许多音乐刊物把编辑的视角也投向了军歌传播，一致提倡音乐工作者应该到军队中去体验生活。《新音乐（月刊）》在1940 年第1 卷第5 期中的“读者·作者·编者”（即音乐问答）栏目中，记录有这样的期待：“这儿干训团的成员都是各部队的连排长，他们对学唱歌曲最感兴趣，军歌在政治课程中占有最多的钟点……盼出一《军歌专号》以飨各部队的需要，我们在热诚地等着。”[8]可见，军队文化生活对歌曲的迫切需要。

1942 年《音乐月刊》第1 卷第6 期，在首篇刊载了冯玉祥将军的文章《丘八歌与丘八》，在冯文前的“编者的话”中这样写道：“冯玉祥将军，对于军中音乐认识最深，提倡最早，丘八歌与丘八一文，真是真知灼见。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之谈，弥足珍贵；并蒙寄来创作军歌多首，本刊为配合文化劳军运动，供给军中教材，拟在二卷二期出一军歌专号，敬盼大家踊跃投稿，共襄盛举，歌词歌曲均所欢迎。”[9]遗憾的是，文中提到的“军歌专号”尚未发出，刊物就戛然停刊了。但其他音乐刊物中，或多或少都编辑出版有军歌，积极提倡军乐发展。如在国民政府官办刊物《乐风》的音乐资讯栏目中，就有对重庆音乐月（每年3 月5 日至4 月5 日）期间的音乐节目报道，其中军乐的演出次数要比其他音乐体裁多。由此可见，军乐在抗战时期得到了较大力度的推广。抗战歌曲不仅是普通民众歌咏活动的需要，也是军队生活的需要，军中之歌更能体现音乐为了抗战、音乐为了救亡、音乐是抗战的精神武器这样的文化定位。

而军歌的具体作用，我们也可以从冯玉祥将军的文章《丘八歌与丘八》一文中窥见一二。将军在不足1200字的短文里，从唱歌对士兵的卫生教育、思想教育、军事操练教育作用三个方面，以例为证、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军人唱歌的积极作用。其中，他谈道：“早晚的唱歌，可以使他们肺量扩张、精神愉快，浑身上下可以得到由内向外的一种舒展。……他们的生活是单调的，有了歌唱，对于他们仿佛是在沙漠中有了水一样。……我以为改善官兵的思想，歌唱是最有力的工具。你为着改善他们一般的升官发财思想，上一百次讲堂，不如教会他唱一首歌子有效。……你若能把正确的思想，用通俗的歌句写出来，教他们唱，唱会了，管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北伐得以顺利完成，没有主义的渲染是做不到的，而他们这种思想的具备，多半是由于歌唱中得来。”[7]寥寥数语，讲到了要害上，把军人唱歌的作用分析得头头是道，既联系到军队军人的基本状况，也看到了唱歌的潜在效用，并通过介绍自己身体力行的做法，把在军队中开展歌唱活动的作用和意义简明扼要地阐发了出来。正如编辑所言，这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可贵的真知灼见。其重要性就在于让人们从军队生活的一面，真实地了解到音乐所具有的强大文化作用力。

四、小 结

重庆“陪都”的历史尽管只有短短的六年，但却是那个特殊的时代中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为一体的核心。面对敌寇除了战场上的真刀实枪外，艺术也用它特有的文化“杀伤力”给予了抗日救国最大支持。新音乐文化的发展顺势蜂拥而起，在华夏民族最困难的时候，唱出了最嘹亮的歌声。尤其是面对广大的手不能写字、目不能识丁的老百姓而言，如何接受新的思想文化，音乐提供了一条传播的捷径，人民口口传唱的就是思想，就是文化，通过唱歌，记下了许多生活常识，通过唱歌坚定了信念、了解了局势。因此，音乐期刊作为舆论宣传的先导，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非但没有泯灭，反而比之从前更加活跃，更加有了较大发展。

冯玉祥将军说：“他们的生活是单调的，有了歌唱，对于他们仿佛沙漠中有了水一样。”[7]虽然指的是军人生活，但针对广大老百姓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是上阵杀敌的勇士抑或是遭受战火纷扰的普通老百姓，音乐作为精神的力量给予了人们以勇气和希望，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因此，歌咏运动才能在当时如此盛行，歌曲创作、声乐研究、音乐基本理论普及才成为了大部分音乐刊物的重点编发对象，这既是时代所赋予的文化要求，也是近现代音乐发展的一种自觉。正是在这种自觉中，音乐的时代使命被凸显了出来，期刊载体成了音乐史建构中的必然平台，它不仅承载起那个时代音乐文化传播的需要，也为我们今天认识那个时代的音乐作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重庆“陪都”时期的音乐期刊发展，是那个特殊时代音乐文化发展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