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我者”与“他者”①
—— 音乐人类学视域中的高韶青多重角色演绎及启示

余亚飞（上海音乐学院，上海 200031）

一、问题的提出：聚焦“高韶青”现象

毋庸置疑，音乐人类学不论是作为学科理论还是作为实践方法，一直以来都注重对“人”的关注。如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Merriam)所提出的“观念—行为—声音”的“三维模式”实际上是围绕人的主体而展开。另一音乐人类学家赖斯(Rice)在此模式基础上提出：“历史建构—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与体验”的“赖斯修订模式”，也强调了个人的互动过程。不难发现，人作为该研究的中心议题愈显重要。可以说，在当下的相关研究中，更彰显了“人学”特征或“音乐人学”的学科意义。“人学的研究的人， 是在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人的精神属性基础上， 对由自然人、社会人和精神人构成的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给予描述， 真正地体现了人学的现实性品格与生命关怀。”[1]。如果说人类学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普遍规律的话，“人学”则更倾向于对个人内在多重角色所具有完整性和独特性规律的探索。从总体逻辑结构上看，微观人学②在微观人学视域里，个人可以被视为：（1）作为自然生理的存在；（2）作为欲望心理或情绪的存在。和宏观人学③在宏观人学视域里，个人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看作是一个关系存在和文化存在。因此，宏观人学所涉及的是现实个人在社会活动存在，看作是一个关系存在和文化存在。因此，宏观人学所涉及的是现实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静止地看，现实的个人只是一个身心存在或知情存在体。而动态地看，他又是一个充当着各种角色、履行着各种功能的实践主体。他或为村夫，或为工人；或为民，或为官；或从商、从文、从武从医，如此等等，都构成着个人完整性的外部特征。他（她）可以既是父亲（或母亲），也可以是公民；既当官，也从文。角色的多样性与个人人格的丰富性是相互统一的，也是他人性发展程度的外在反映。因此，人的外在社会存在、文化存在和关系存在特性，构成了个人存在和发展的实质性内涵，对个人的宏观构成的研究也是人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详见万俊人．关于人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求索，1990 (2):29-35．具有了多重角色的共性特点。必须指出的是：“个人所充当的各种角色之间并非绝对相互隔离，相反，某一具体个人往往是多重角色的扮演者。”[2]

在当代音乐舞台上，高韶青奔忙于各种音乐会，与交响乐队或民乐队合作，每年在世界各地演出上百场之多。他以二胡为媒，创作了一系列的“随想曲”作品，并通过颇具创想力的改编融汇，将二胡音乐注入了多元的流行音乐元素，启发了“新民乐”的发展。他自制改良的韶琴在保留传统二胡音色的基础上，拓展了音域、音量及传音效果。此外，他还为多部影视作品配乐，热心参与教育研讨和公益事业，成为中国民乐在国际乐坛的杰出代表。高韶青集多重音乐身份和文化使命于一身，以跨界姿态畅行在广阔的艺术天地，在当代乐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高韶青”现象。他用“本我”的原始音乐热情和创造力革故鼎新，赋予二胡新时代语感。又秉承“他我”的责任感，用艺术的创造向世界推介中国音乐的声音。在艺术履历中见证着表现、创作、创造、传承的信念和决心。现象背后的追问是，面对现代性、全球化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博弈，“我者”和“他者”存在什么特点？音乐人所蕴含的多重角色实践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和启示？循着这些问题，笔者拟对多重角色的音乐人高韶青进行探寻，以求教方家。

二、作为二胡演奏者的推陈出新

加拿大籍华裔高韶青1967 出生于甘肃省武威市，他在二胡演奏方面的造诣从少年时期就初露端倪。附中学习履历中，他多次参赛独奏获奖，更于1984 年，随钢琴家李名强和小提琴家俞丽拿等人前往加拿大访问演出。高韶青在舞台上表演姿态之自信，技法之娴熟是有目共睹的，而其最为突出的演奏特征在于其不安于规行矩步，体现出个性化的创新意识。通过观察归纳，他的演奏之“新”可见于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演奏审美观念之“新”。多年来，高韶青在二胡音乐领域的表现方式，始终给人以不断突破传统之感。在表演行为和形态上的耳目一新，彰显了他在音乐意识上的不同寻常。当然，这种意识从形成到成熟并非朝夕之功，在有了这样的音乐动机之后，他亲力亲为地为自己创意化的演奏道路铺设了所有需要具备的条件。比如：在技术技巧方面的熟能生巧；在自主创作与改编方面的另辟蹊径；在演奏乐器方面的改良创制。当这些准备工序一步步按照既定的意识目标完成后，自然会在演奏表现力方面清新脱俗。另一方面，高韶青在演奏意识上的新观念也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喜好和眼界阅历。久居国外的经历使其能够跳出传统二胡演奏的文化氛围，用全新的视角从容思考国际音乐文化的新方向，并心无旁骛地寻求新的二胡演奏路径。与时俱进的艺术审美让他以“全人类共有的音乐”为出发点，寻求二胡传统曲风与各种流行曲风之间结合的可能性与具体方式。“跨界”的思维成为几十年来高韶青在创作和演奏方面始终关注的焦点。这种跨界不流于表面，更不为哗众取宠，而是真正为二胡从民族走向世界寻觅新径。高韶青在二胡演奏方面的“跨界”源自外在的表演形态和不断尝试的突破行为，更来源于在意识层面促使二胡融入国际文化，并获得世界观众审美认可的主动求索意识，这也是多年来他不断进步的核心精神支撑。

其二，演奏形态之“新”。高韶青在当下舞台表演上很少会身着一袭华服，正襟危坐地表演独奏或与民乐队合奏。他的表演时常有惊世骇俗之举，舞台风格也徜徉于古典、民族与当代流行气质之间。不同的表演自然会搭配不同的配器和现场氛围。早期的舞台表演上，高韶青还是一板一眼的扎根在传统二胡艺术领域，他在舞台上的代表作品包括《秋韵》和《中国畅想曲》等。但其内心有着强烈的革新意识，这一时期他也凭借着在作曲领域的学习成果，成功移植了小提琴曲《卡门幻想曲》等。这使他在演奏的音响形态方面走上了中西结合的道路。在此后的游学旅居生涯中，高韶青无论在民族音乐的改编或原创作品的表达上，均尝试与西洋管弦乐队进行协奏合作，在同一音响空间中使中西艺术完美交融，也使他的二胡演奏个性鲜明，辨识度高。此外，高韶青对于流行音乐的喜爱也让他在演奏形态方面尝试加入更多的现代元素。早在1988 年，他就在北京就组织过“红枫叶”摇滚乐队和“雪人”流行乐队。对于流行音乐的热爱和融于二胡音乐的幻想，不仅启发他创作了多部流行色彩浓郁的二胡随想曲，还在2010 年6 月加入了“烈焰琴弓”乐团。乐手配置由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在内的十一把弦乐器组成，高韶青在其中司职二胡。舞台的呈现方面，不仅有电声乐队的伴奏，架子鼓金属音的敲击节奏，还有绚丽的舞台灯光布景。高韶青身着时尚服饰，始终以站立姿态演奏，并与乐队保持队形和简单舞蹈动作的变换。这样的舞台 效果颠覆了大众对于二胡传统演奏形态的印象，也使高韶青为公众所喜爱。

图1. 高韶青与“烈焰琴弓”乐团于2011 年世界巡演① 该图是2019年1月5日由高韶青本人提供，左一为高韶青。

其三，演奏技巧之“新”。高韶青在舞台表演上的技惊四座，绝非单纯依靠新鲜的创意和多变的曲风，这些表象上的成功源自他兢兢业业的学习历练和在此过程中对二胡演奏技法的新知体会。二胡是一种单声部旋律乐器，在常规演奏条件下多以单旋律演奏为主。高韶青为了增强音乐的表现力和特色效果，除了经常加入大量变奏化的密集琶音和模进以达到高阶炫技效果，还采用大量双弦拉奏方式来渲染音乐气氛，体现音乐内涵的丰富性。从听感上来看，这样的演奏技法大大拓宽了音场的宽度，增强了音乐气势，为创作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高韶青在演奏中还擅长用大量人工泛音来表现音乐主题，音色中不断涌动的涟漪令人耳目一新，记忆深刻。更为重要的是，高韶青对于二胡演奏的技巧搭配建立在他对各种国内外音乐风格的准确把控上，并利用对于二胡技巧的娴熟驾驭，找到用二胡演奏进行解构和移植的合适方式，避免了转换过程中的生硬感或强加之感。

由此可见，高韶青作为新时代的二胡艺术传播者，以创新精神谋求二胡传播的多元化和现代化。他早早在思想意识中种下了一颗带有个人风格的艺术幼苗，用多年坚持不懈的行动精心呵护，使其茁壮成长。

三、作为二胡音乐创作者的不拘一格

当代二胡音乐创作领域中，高韶青的作品风格与众不同。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伴随着他在专业学习领域的成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自1982 年起，在上海音乐附中求学的高韶青就开始兼修作曲，1991 年，又远赴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深造。多年的访学游历与旅居生涯使他有机会深入接触世界各国的音乐形态，并对现代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接受多年二胡专业教育的学习者与从业者，除了在传统创作语境中思考传承问题，他还不断探索如何使古老的二胡音乐表达模式推陈出新，如何将民族乐器的艺术表现力与国际接轨。正如他所说：“过分强调音乐的民族性会使我们忘记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音乐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①2018年12月8日，笔者根据采访高韶青时的谈话录音整理。。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引下，高韶青的二胡音乐创作逐渐寻觅到了一条用现代多元音乐风格进行解构与重塑的道路。

首先，高韶青的二胡音乐创作缘起于移植改编。他用个人的音乐理解践行了一条“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双重轨迹。早在大学时期，高韶青就开始尝试改编创作。他的思维创意活跃，一方面力求使二胡与小提琴等西方弦乐器同构，用二胡音色转化古典音乐。于是，在他的手里，《卡门幻想曲》《无穷动》《圣母颂》《吉卜赛之歌》跨越了文化界限，转换为二胡音乐的独特形态，用来自东方的音律表现西方作曲家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又引入现代音乐的流行曲风，用二胡音色重新为脍炙人口的传统民歌谱曲。他所改编的《青春舞曲》《绣荷包》《兰花花》《赶牲灵》加入了当代炙手可热的爵士、摇滚、蓝调等乐风。运用转调、半音关系转换、和弦分解等方式以及丰富的速度与力度变化，在电声乐队的伴奏支撑下，激发出传统民歌全新的音乐活力。老酒新酿式的“新民乐”改编创造性地发挥了二胡音乐的张力，也使民歌与二胡音乐的当代传播得到新的施展空间。

其次，最能展现高韶青二胡音乐创造力的当属其在2002—2013 年期间创作的五部二胡随想曲作品。五部乐曲分别命名为《思乡》《蒙风》《炫动》《戈壁》和《纳西》。从作品题材类型来看，其文化主题主要着眼于中国文化精神特质。既有宏观审美情趣，也有微观具象的地域或民族视野。简洁的主题词汇信息中体现出现代风格的明快之感，“风”“炫”“动”这样的字眼明显带有突破传统的意味。从创作形态方面来看，高韶青的笔法随阅历与思维不断扩展，以“随想曲”的自由化曲式结构尽情释放音乐潜能。第一部作品《思乡》创作于加拿大多伦多。“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怀融于乐曲，旋律自由舒展，平稳且具有感染力，此时的和声配置已萌生中西结合的初始意念。从第二部随想曲创作开始，高韶青将越来越多的西方现代音乐风格显性化的植入。《蒙风》一面用二胡模仿马头琴狂放野性的音色；一面将爱尔兰“大河之舞”的律动节奏交汇其中，将蒙古草原心旷神怡的美景具象性地呈现出动态的音乐画面感。《炫动》在民族五声调式的结构体系中加入了爵士风格标志性的节奏律动感，随性的音乐起伏感似乎与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有异曲同工之妙，现代韵味十足。新近创作的《戈壁》和《纳西》，将美洲reggae 乐风、爵士乐stride 乐风和华尔兹舞曲风等巧妙借鉴。二胡音乐在高韶青的创作中变得充满朝气与活力，从民族一跃步入世界。

图2. 高韶青二胡随想曲作品选封面 [3]

此外，在影视作品配乐领域的灵光初现，是高韶青对二胡即兴创作思维的实践硕果，也将二胡音乐的韵味尽兴发挥。众所周知，在传统二胡创作语境中，即兴创作和现场演奏是老艺人必备的本领。现代教育的标准程式造成了教学领域中依谱而曲的共性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二胡演奏者的即兴创作能力。高韶青显然不愿拘泥于乐谱的约束，即兴创作的能力也为其艺术道路的拓展增添了绚丽的色彩。1994 年，高韶青首次为加拿大电影《落鸟》创作了主题音乐《异乡鸟》，这也成为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音乐作品。其后，又受加拿大友人之托，在录音棚中即兴创作并演奏了一段主题乐思，出乎意料地被美剧《泰星来客》所采纳。他对二胡千斤的特殊调整，使乐器音域扩展，音色神秘且悠远。深沉低吟的声音恰与剧中外星人的情感表达相得益彰，获得观众的赞誉与追捧。该剧的主题音乐随后获得了“EMMY”大奖提名，并斩获了“Gemini”大奖。此后，高韶青继续在影视配乐领域中潜心创作，先后独立或与其他作曲家合作为Landing、Yellow Wedding、Becoming American—The Chinese Experience等影视作品创作音乐。其间，他所参与音乐创作的电影纪录片《颍州的孩子》荣膺第78 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另一部电影纪录片《仇岗卫士》也获得奥斯卡提名。

四、作为二胡乐器改良者的敢想敢为

众所周知，刘天华对二胡形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调节了内外弦的音准和音高，增加定制了演奏把位，并创作了10 首独奏曲和47 首练习曲来推广新声，使二胡步入大雅之堂。高韶青对于二胡音乐的痴迷，使他不满足于演奏传统作品，进而走上了自主创作和技法革新的道路。多年来不断试图将二胡乐器推向国际舞台的尝试中，高韶青也逐渐感觉到这一民族乐器与生俱来的“先天”瓶颈。如果说音色是二胡最为突出的特征，那么限制其更进一步的症结便在于狭窄的音域和当代舞台环境中孱弱的音量。在将爵士乐、摇滚乐、中东音乐等风格引入二胡领域的过程中，高韶青开始反思并产生进一步改良的想法。但在二胡形制先入为主并已深入人心的背景下，高韶青的改良能否获得成功，能否得到专业领域的认可，似乎答案并不明朗。但作为成功的创作者和演奏者，高韶青对二胡表演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社会回馈意见，显然有着最为直观的感知。改良之路何去何从，他也逐渐在思考中获得顿悟，用当代乐器制作的理念和方法，最大限度解决了二胡的设计缺陷，创造出“升级版”的“韶琴”。与传统二胡相比，韶琴的改良不仅注入了制作者的创造力智慧，也体现出一位民族音乐践行者最大限度的追求与自我超越。

首先，为解决观感与操作使用方面的问题，高韶青在琴头和琴轴的设计上借用巧力，使韶琴呈现出现代感和科学感。传统二胡的琴头多为直杆弯头或龙头，形制方面虽古朴儒雅，但工艺繁冗且延长了琴弦行程，容易造成音准方面的不稳定。韶琴借用了吉他的设计思路，采用相对短小的直杆琴头，工艺简练。在乐器形态方面更为简约大方，符合当代审美习惯，有利于国际化推广。传统二胡琴轴的设计为许多业内人士所诟病。木轴受环境影响明显，容易干涩变形，拧动困难，跑音现象频现，铜轴同样会出现螺丝松动带来的音准问题。韶琴移植了吉他的机械琴轴系统，利用当代制作工艺的精密度，合理解决了调试困难和音准失衡的问题。这一改良无疑是在新工业制造环境中进行的科学调整，也是高韶青在演奏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种创新。

其次，为解决传声音量问题，韶琴在琴桶设计上突破传统。传统二胡的琴桶是规矩的六角形或八角形，传声孔在琴桶后方。这一方面造成声音传导的方向与受众位置相反，需经过180°的折返之后才能向前传播，损失了相当一部分的音量；另一方面也在声波的相互干扰抵消中衰减了强弱对比变化和音色细节，对欣赏造成障碍。高韶青针对当代音乐厅的空间设计原理，将琴桶后方制作成一个开口向上的出音孔，利用舞台上方悬挂的反射板，将声音快速直接传递给观众，大大降低了音量损失，提高了音效的震撼力。为使韶琴适应各种演出环境，他索性将音桶后半段设计成可以拆卸的装置，用磁铁与前段吸附密合，出音孔可以纵向360°旋转，适用于各种特殊演出场地。

图3. 高韶青发明的韶琴形制图① 该韶琴的设计和商标注册人为高韶青本人，注册信息为第11639045号，注册人代码BA368377。

图4. 韶琴千斤局部图 ① 该韶琴的设计和商标注册人为高韶青本人，注册信息为第11639045号，注册人代码BA368377。

再次，为解决音色单一与不稳定的问题，高韶青对传统二胡的琴皮也做出大刀阔斧的改变。过去，几乎所有二胡均会选用蟒皮做琴皮，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工艺最大限度保证了质地的坚韧和传声效果的稳定。但在当代实践应用中，挑剔的听觉仍然能够感觉到在气温和湿度变化时，蟒皮震动的不稳定和一琴一声的单调音色。韶琴利用当代工业的最新成果，采用人造二胡皮代替蟒皮，解决了气候变化的客观干扰。与此同时，琴皮部分也设计成与琴桶分离的结构，根据不同乐曲的演奏需要，可以现场更换琴皮。简便易行，一琴多能。这种人造皮的设计还方便演奏者出入海关的检查，更加绿色环保。此外，为解决二胡音域和调式限制的问题，韶琴特殊设计了可移动的千斤，这对于舞台上灵活驾驭多种曲风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在二胡音乐会上，经常可以见到演奏家更换乐器，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千斤的固定位置造成的。韶琴将千斤设计为顶弦滑槽结构，不仅可以上下移动，还使千斤结构稳固，既拓展了音域范围，又使多种音色之间自如转换。

高韶青以韶琴之名对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是在表演实践和音乐创作过程中的有感而发。韶琴的革新并未丧失二胡原有的音质与神韵，反而拓宽了这一乐器的音乐兼容性和驾驭能力。尤其是在全新表演环境和对现代音乐风格的把控方面，韶琴无疑更加得心应手，为未来二胡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五、作为二胡音乐国际传播者的承前启后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一众青年二胡演奏家走出国门，将民族音乐介绍给国外观众，成为国际传播的先锋者。但是浅尝辄止的访问演出多数如昙花一现，受众范围有限，所取得的关注和影响力也并不尽如人意。归根结底，自说自话的表演方式大多是在阐述自主文化语境中的艺术特性，介绍性的表演虽然能够增加西方观众的见识，但无法得到充分的审美共鸣或文化领悟。高韶青作为携二胡文化走入国际音乐殿堂的又一位中国人，深知传播责任之重。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传播体系，采用了智慧性的传播路径和操作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了最为高效和广泛深入的传播效果，令人为之感慨。作为高韶青二胡音乐国际传播的基础，他并未拘泥于某一狭隘的视域，而是形成了包括创作、制作、编曲、演奏、教学在内的一整套体系。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经看到了高韶青在各个层面的努力付出和收获颇丰。正是得益于这些成果和他主动融入国际文化潮流的主动意识，才使其有可能打开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和认可。

高韶青在二胡音乐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并没有为了达到某种传播效果急于拔苗助长，而是始终遵循着内心严谨的想法和理念。一方面，在他看来，传播的首要目的在于表现中国音乐文化之美，所以彰显本民族的文化基因显得至关重要。虽然在国外演出履历中，高韶青将许多民族音乐作品改编为交响乐队协奏，但是他自己在演奏中仍然力求表现出原汁原味的中国风情，运用兼容的方式有助于西方观众感知与领会。另一方面，他希望打破音乐的民族和地理界限，用与时俱进的融汇方式谋求民族音乐更为强大的传播能力。他认为乐器本身就具有文化符号的象征。因此，并没有必要在乐曲创作或演奏中过分强调其民族个性。摆脱了条条框框的局限后，小提琴可以演奏《梁祝》，二胡也同样可以演奏《无穷动》。正因他有了如此开放的思想，在传播中才能放开手脚，大胆创新，形成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态势。

从传播路径来看，高韶青的思维敏捷且条理清晰，恰当借用了各种资源，多渠道展开传播扩散。与多数二胡传习者将日本或欧洲作为起点不同，高韶青首先跨越大洋彼岸，在北美地区展开艺术传播。这一方面来自他自身对欧美流行音乐的喜爱和实践经历形成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也由于加拿大和美国等北美移民国家对外来文化的接纳程度较为宽容，适于二胡音乐的纵深传播。从主要传播领域来看，高韶青十分注重参与到异国文化平台之中。比如，他受聘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音乐学院并教授二胡专业；担任日本大垣女子短期大学的客座教授；在新加坡等国多次举办各种大师班讲学。他主动接近国外音乐专业教育层面，将二胡文化和学科教育体系深入介绍并形成可持续性开展。同时，高韶青也积极参加国外政界的社会活动，扩大二胡在主流媒体上的宣传影响力。2015 年6月3 日，他就在加拿大总督就职典礼上精彩演出了弦乐协奏版本的《万马奔腾》，将加拿大国歌的音调巧妙融入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在场观众的一致称赞。高韶青对于现代新媒体的应用也十分得当，除了在各种影视剧和纪录片作品中创作演奏配乐，获得许多荣誉和社会关注度，他还利用微博的影响力传播二胡和自制韶琴的相关知识，担任“Iartschool 艺术殿堂”网站的艺术顾问；创立“韶琴二胡艺术中心”和实验基地；组建网络“韶琴邦”。多元化的媒体应用能力使他在线上线下开辟了多条传播知识和与乐迷互动的原地，促进传播之路更为宽阔。

图5. 2004年8月13号高韶青在美国圣荷塞的马克·奥康纳弦乐夏令营教学① 图5至图9均由高韶青提供。

图6. 2018年10月高韶青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爱乐乐团室内乐演出海报

图7. 2004年加拿大华人报纸专栏对高韶青回国演出的报道② 该报纸为加拿大华侨新报（THE CHINESE NEWS LESNOUVELLES CHINOISES）。

图8. 2005年高韶青携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中国巡演

图9. 2011年5月高韶青与指挥家郑小瑛、作曲家黄安伦合影

从作为二胡音乐传播者的本职角色履行来看，高韶青为二胡音乐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殚精竭虑，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谋求国际观众的理解和喜爱。他先后与美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奥地利、德国等国家的知名交响乐团合作，改编演奏交响协奏版的《梁祝》《江河水》《秦腔随想曲》等；以二胡和弦乐重奏配合，形成小范围的实验性室内乐形态；组建“烈焰琴弓”乐团，涉足流行化演奏形态；与爵士小提琴、贝斯、吉他等乐器合奏经典外国音乐，甚至改编演奏了带有南美雷鬼风格和摇摆爵士风格的《编花篮》。在高韶青将二胡变成一把“万能”乐器的同时，他也实现了将民族音乐文化完美传播到国际社会的阶段性成果。

六、高韶青多重角色演绎的相关思考和当下启示

高韶青在二胡音乐的研究、表达和推广过程中，扮演了演奏者、创作者、制作者和传播者的多重角色。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这些角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环环紧扣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角色的多重演绎也带给我们一些学理上的思考和启示。

首先，高韶青多重身份和跨文化认同观形成逻辑链关联。如果说早期的高韶青对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学习是基于对“我者”的身份认同③身份认同包含多个层次，从认同的主体性看包括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两个层面。个体身份认同亦称为个体“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是指作为社会单元的个人对自我身份和他者（包括个人或群体）身份内涵和特征的认同，其中前者强调的是自我身心体验，以自我为核心，常表现为个性自由或个人主义，后者强调的是他者的经验和知识，更多地体现为集体主义。参见［澳］约翰·特纳等著．杨宜音、王兵、林含章译．自我归类论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 :17-47．，那么，后来旅居国外的他对西方古典音乐、世界音乐、流行音乐等多元文化的吸收则是对“他者”的跨文化的实践认同。由此，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高氏”风格，展现了“他者”映照于“我者”的多重身份和跨文化认同。“跨文化认同超越传统的文化认同观，为我们拓展视野，增进交流与理解，改善跨文化关系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与传统的认同观相比，它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其身份定位体现在双语与双文化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世界主义、全球主义、跨地方主义和跨文化主义等诸多思想形态之中，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其观察往往得到不同的解读。”[4]而这恰恰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诘问，面对现代性、全球化，作为中国的音乐家，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文化认同及文化定位的。高韶琴多重角色的演绎实际上体现了个体身份认同的不断追问，是他在不同场域、不同历史、不同体验中对“我是谁”“我为谁”“我从哪里来？”“我去哪里？”等认同问题的探究。也是他对二胡音乐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以及对音乐艺术生命的人文关怀。高韶青作为二胡艺术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其角色演绎或身份认同透射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对话和认同。从稳态到动态，从“我者”到“他者”，不断的打破对二胡艺术的形态、行为、观念的单一化认同格局，既具有高韶青集二胡演奏、创造、创作的为多重角色的个体身份认同，也不乏强调跨文化的集体认同。

其次，“尊重”和“理解”是高韶青多重角色成功演绎的先决条件，也是当代艺术发展中难能可贵的精神。这种“尊重”包括对“我文化”和“他文化”的尊重；对二胡艺术历史和积淀成果的尊重；对自己求学经历和知识储备的尊重；对自身所肩负责任的尊重；对公众需求和审美评判的尊重等。“尊重”是一位艺术家的风范，也是成就其理想的基石。正是这样由衷的肃然起敬，才会使高韶青的一切艺术行为有敬畏之感，有责任担当。反观一些当代艺术领域的个别群体，为了争名逐利而不惜粗制滥造，敷衍应付，正是缺少了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感，这也注定其无法实现理想抱负。“理解”是高韶青多重身份文化认同的基础。作为专业音乐领域的从业者，对于本学科技法和综合知识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但技术水平在当代乐坛还并不足以护佑成功。作为一门艺术的精英先锋，主导着传承和国际化传播重任时，必须对跨文化层面有敏感的先知先觉和透彻的理解力。高韶青的成功印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他用学识和阅历深刻理解了欧美文化、西方古典音乐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二胡音乐的跨界融合。深刻且独特的文化理解力使他的表演从“演奏什么像什么”转变为“演奏什么是什么”，让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观众在欣赏审美上毫无陌生感和违和感。

此外，高韶青作为音乐人的行为主体，其不论一种角色的跳出还是另一种身份的跳出，“有度”的音乐行为意识使他的二胡艺术获得社会的肯定与尊敬。作为二胡传承者的代表，高韶青在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始终围绕这一乐器的创新发展和国际知名度提升在认真刻苦的工作。他所秉持的“度”始终围绕于二胡音乐领域，无论演奏、创作或教育方面，他的开放精神从未违背振兴二胡的初衷，始终以弘扬民族音乐为本。这样的理念和行为令人肃然起敬，也使他做出的努力易于为业界所认同与赏识。

结 语

“思者无域，行者无疆”。高韶青游走于“我者”与“他者”的广阔天地，对乐当歌，凭乐驰骋。他有作为二胡演奏者的不循规蹈矩，也有音乐创作者的“世界性”视野，更有敢于颠覆“民族性”乐器形制的勇气和决心。正是由于骨子里的这种“不走寻常路”的特立独行，使他脱离了二胡演奏者的单一角色。这种敢为人先、大胆革新的精神让他成了个性鲜明的“多面人”。从国际大环境来看，高韶青首先生活在一个文化包容性和传播性广泛的时代，这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和世界性为他的实践提供了天然的优势。其次，在高韶青的背后，是二胡艺术深厚的底蕴和悠久的人文历史，独特的东方音色自带溢于言表的神秘感和美感，也在国际传播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度。此外，高韶青自身的智慧、才能、毅力、果敢也成就了他今天的成功。有了如此充沛的条件支撑，可谓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其结果自然水到渠成。

对于二胡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应如何在当代文化潮流和“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砥砺前行，是理论学界一直以来探讨和求索的焦点。高韶青作为这一问题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之一，无疑用自身的成功和良好的社会反响给予了一种较为现实的解决途径。他用个性化的方式完成了二胡音乐从传统向现代转折的一种全方位蜕变，将民族艺术再次融汇于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