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新论

2020-08-27 09:36吴黎黎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0年7期
关键词:丁玲研究

内容摘要: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发表于1941年6月的《中国文化》。有人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看见了贞贞的伟大、淳朴,也有人认为贞贞是一个丧失气节、寡廉鲜耻的女人,不惜用最肮脏的词语来侮辱她。从这些争议可以看出,《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有丰富内涵的作品,它有继续解说和研究的价值。本文谈谈个人的一些理解。

关键词:丁玲 《我在霞村的时候》 研究

《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于1940年底,发表于1941年6月的《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这篇作品不仅给作者带来了无限的荣耀,更在特定年代陷作者以罪。有人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看见了贞贞的伟大、淳朴,也有人认为贞贞是一个丧失气节、寡廉鲜耻的女人,不惜用最肮脏的词语来侮辱她。从这些争议可以看出,《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有丰富内涵的作品,它有继续解说和研究的价值。

一.贞贞受到的双重伤害

(一)日军、边区政府对贞贞身体的利用

贞贞这个不幸的花季少女,被日本侵略者掳走,在日军军营里做慰安妇。不但承受着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而且她还有随时被丧心病狂的日军结束生命的可能。贞贞生活在狼窝虎穴之中,最终患了病,此时她不过是18岁的少女。贞贞明明可以逃脱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她跑回来两次,后来被边区政府派去工作。若从人道主义来看,这对贞贞来说实在是一种残酷的虐待。毫无人性的日军的性虐待这是世人不难想象的,而边区政府派贞贞去日军营里探听情报,这不也是对贞贞的利用?只不过这种利用穿上了民族大义的外衣。稍微有点良知的人都会对贞贞非常钦佩,并感到抱歉。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部分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是永恒成立的,这与后来张爱玲的《色戒》有异曲同工之妙。王佳芝是岭南大学的大学生,她的同学邝裕民、梁闰生等设美人计,让她以麦太太的身份接近国民党特务汉奸易先生,然后将其暗杀。为了让王佳芝能瞒天过海色诱易先生,她将自己的处女之身贡献给嫖妓经验的、她最讨厌的同学梁闰生。贞贞及王佳芝只是因为是女性,年轻的身体能满足日军侵略者和易先生的欲望,因此被物化被工具化被利用,实在是残忍。

(二)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对贞贞的再度伤害

贞贞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农家女孩,“五四”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春风并没有吹到霞村。但是贞贞却能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爱情,这是原始自然之力的作用。她和夏大宝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是她爹让她嫁给米铺小老板做填房。她爹希望女儿嫁一个家道殷实的男人,而贞贞宁愿去教堂做姑子也不愿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她爹造成了她悲剧的开始,日军侵略者造成了贞贞悲剧的根源。最终贞贞在日军军营患了病,边区政府要替她医治,她才回到了霞村。霞村是一个怎样的村庄?“总之,你一定得帮助我们,我们这里最难的工作便是‘文化娱乐”从马同志的话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落后的教育匮乏的小山村。贞贞出场方式也是作者精心构造的,作者勾勒了霞村的自然环境,“当我们走进村口时,却连一个小孩子,一只狗也没有碰到,只是几片枯叶轻轻地被風卷起”。贞贞出场是在黑夜里,不同于白天的死寂,夜里的霞村“窑里挤得满满的是人”作者为什么安排贞贞在黑夜里出场?因为黑夜可以供闲人偷窥,围观的人在黑夜构成了鬼魅一样的存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围观者和阿Q赴刑场时的围观者都是充当背景,他们在看在围观的同时,也在被看。在《色戒》里也有同样的“看”与“被看”描写。当王佳芝失身之后,她的同学们不但没有对她感到尊敬或愧疚,反而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同学们的眼神描写有“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拿正眼看她”,“并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就连现在想起来,也还像给针扎了一下,马上看见那些人可憎的眼光打量着她,带着点会心的微笑”,由王佳芝看见了同学们的眼神,同学们的眼神也在被读者看。传递给读者的是“看”与“被看”。同学们的眼神是可憎的,是缺乏同情的,是不可原谅的。如果说在背后眯着小眼睛看贞贞的杂货铺老板是普通的麻木的对别人的痛苦毫不在意的群众,那么邝裕民、梁闰生等大学生好歹受过教育,这种眼神是更可恶可憎的。贞贞回来是霞村的最大新闻,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河边树林,到处都是聊贞贞的村民。他们用最脏的语言侮辱这个还不满18岁的花季少女,“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亏她还有脸回来”,“一百个男人总‘睡过”,“缺德的婆娘”,“比破鞋还不如”……村民们对贞贞不幸充当日军慰安妇的遭遇缺乏同情,在私下斥责贞贞不该回来。他们认为贞贞回来是她爹的报应,可见这是一群被封建传统观念对妇女苛刻要求和佛家因果报应观念统治的愚民。这些村民是鲁迅所说的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代表,他们对别人提出严苛的要求,对三纲五常严格的遵守,把别人的不幸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霞村村民嘲笑贞贞和鲁镇村民嘲笑祥林嫂,孔乙己,未庄村民嘲笑阿Q是如出一辙,他们都是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这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价值观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一代又一代灌输下来的。贞贞的身体被日军和边区政府利用,这已经是一个女人最大的不幸。然而她回到霞村遭受村民的嘲笑,这是对贞贞的再度伤害。“这次一路回来,好些人都奇怪地望着我。就说这村子的人吧,都把我当成一个外路人,有亲热我的,也有逃避我的。再说家里几个人吧,还不都一样,谁都偷偷地瞧我,没有人把我当成原来的贞贞看了”贞贞自己感受到了村民对她的看法。他们以‘为贞贞好为名义,认为嫁给夏大宝是她最好的选择。贞贞被许配给米铺的小老板后,曾想和夏大宝私奔,但夏大宝是一个懦弱的好人,他没有贞贞的勇敢,因此间接造成了贞贞的悲剧。即使后来娶贞贞也是出于他强烈的自责,而贞贞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女人。无论从两个人的性格还是双方的自责都预示这并不是贞贞最好的归宿。希望贞贞嫁给夏大宝是“我”和村民们都想看见的,因为所有人都觉得婚姻是女人的避风港,可以给女人依靠。然而贞贞并没有同意嫁给自己的意中人,在贞贞拒绝后村民们又用不堪的语言侮辱她,“哼,瞧不起咱乡下人了……”,“这种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活该夏大宝倒霉……”但是贞贞没有被闲言碎语击倒,她选择到延安,她意识到“我还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这是贞贞这个善良的农家女孩最大的觉醒,也寄托了丁玲对延安能给人希望,让人再生的愿望。

二.贞贞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鲁迅的《伤逝》创作于1925年,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于1940年。探究《伤逝》中的子君形象及意义可以反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形象及意义。因此,可以建立两个文本的对比阅读。《伤逝》描写了一个为爱离家出走的知识女性子君,最后被爱人抛弃不得返回家中,最后惨死的悲剧。子君的悲剧固然有时代的原因,然而她最大的错误就是将爱情当成反抗旧社会的工具。在她和恋人逃离各自的封建家庭之后,那个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子君不再读书,不再思想,把爱情当成避风港,把小家庭生活当成全部,这对于子君来说是一种倒退。而贞贞是一个没有接受过多教育的农家女孩,她在被日军性虐待之后,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希望,反而帮助边区政府传递情报,为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们都为爱情出走过,也都归来过。只是子君的归来是永别,是惨死。而贞贞归来是重新调整自己,重获希望,最终奔向光明的延安。两者不同的命运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个人的觉醒程度。两者的社会环境都是很险恶的,但是贞贞更幸运,因为还有延安这样一个新生的地方。而子君当时的社会环境更严峻,并没有男女平等的圣地。此外,子君的思想由进步变成了封闭,因此她难逃死去的命运。而像贞贞这样的底层女性,她渴望读书,渴望进步,她希望到延安重新做一个人,留在那里学习。贞贞的思想比子君进步的多,所以贞贞可以重获新生。文学史上以往的出现的女性,不是将自己悲惨命运不断的诉说如祥林嫂之类,就是将希望寄托于男性的子君之类。而贞贞完全是一个新人了,贞贞出现的意义在于她可以靠自己思想的进步进行自救。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不被这样一个觉悟如此之高,品行如此高尚,行动如此勇敢的少女圣洁的光辉照耀。

三.《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创作意图及评论界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过度引申

丁玲为什么要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什么要写贞贞这样一位女性?在《谈自己的创作》中,丁玲写道:

我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那样。我并没有那样的生活,没有到过霞村,也没有见到这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人家对我说的。有一个从前方回来的朋友,我们两个一道走路,边走边说,他说:“我要走了。”我问他到哪里去,干什么?他说:“我到医院去看两个女同志,其中有一个从日本那儿回来,带来一身的病,她在前方表现很好,现在回到我们延安医院来治病。”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很同情她。……于是我想了很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

可见丁玲写《我在霞村的时候》是有充分的现实依据的。出于对战争的思考、“贞贞们”的同情、以及女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细腻的丁玲写出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而评论界少部分人认为贞贞的遭遇是丁玲早期經历的投影,实在是诡辩。如赵永刚在《丁玲与贞贞的灵魂对话——〈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心理探源》这篇论文中提出,“丁玲本人可能将自己类似的生活经历添加到故事中去。当年,当她有机会离开南京时,又曾受冯雪峰指派回到南京。……有人传言丁玲在南京被囚禁期间曾叛变自首,……社会部长康生认为丁玲有变节行为。”“延安的恋爱风波也遭受众人非议,这不能不影响在小说建构时,丁玲把自我意识通过转换、变形,投射到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借受凌辱却仍内心坚韧的贞贞与“我”的对话进行自辩,以平衡心中的忧愤并对南京创伤进行回顾。”诸如此类的论文将《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故事线索与丁玲的南京遭遇、恋爱细节相联系,而没有遵循作家的自我言说,是一种开始就注定错误的论述。

参考文献

[1]丁玲:《谈自己的创作》,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郜元宝、孙洁.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4]张文诺.文学大众化与解放区小说[D].兰州:兰州大学,2009.

[5]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三联书店,1996.

(作者介绍:吴黎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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