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银行业金融科技应用：理论逻辑、实践特征与变革路径

肖 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清华大学 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北京 100084

李诗林

清华大学 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北京 100084

梁 博

中央军委 审计署，北京 100000

一、引言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带来了深远影响。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剧烈变革的当今全球格局下，和2003年非典相比，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更为深远。金融系统作为重要的服务业部门，也首当其中地受到了波及和冲击，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金融的冲击，中国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15号)，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要加强科技应用，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提高线上金融服务效率，真正给实体经济做好金融服务，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至于提高线上金融服务效率的问题，中共十九大报告也曾明确指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疫情期间，银保监会的这一要求，实际上是对金融机构如何适应时代变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出发点的再次重申与强调。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应积极推广线上业务，强化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小程序等电子渠道服务管理和保障，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等金融服务方式。这既是商业银行缓冲疫情冲击的有力武器，也是在不断变革的数字经济时代，商业银行应对金融服务“痛点”的重要手段。

从事物发展主要原因来看，这一趋势性变化主要在于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数字经济新时代。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大背景下，实体企业转型互联网等网上平台、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如图1所示，根据中国信通院2019年12月份的最新研究，截至2019年年末，全球市值TOP10的企业中，数字化平台企业的家数占到了7家，市值占比高达88.40%。而且从2008年以来，数字化平台企业在全球TOP10中的数量和占比呈现出了明显的攀升趋势。

不难看出，数字化赋能所展现出的巨大发展潜力。结合此次疫情防控来看，实体经济受到的最大冲击来源于人流、物流、现金流的阻隔。而正是因为这种物理阻隔，催生了传统产业的“触电”和“上网”变革需求。银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是企业和居民金融服务的重要供给者，如何应对实体经济在疫情冲击下的优化趋向，进而更好地为实体经济部门服务，成为摆在商业银行面前的重要选择。

现有研究显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和数字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示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增长潜力(江小涓，2020[1])。这主要是由于，以金融+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有效校正传统金融中存在的“属性错配”、“领域错配”和“阶段错配”问题，并且在金融发展禀赋较差的地区，数字金融展现出更强的企业技术创新驱动效果，从而具备了较好的普惠特征(唐松等，2020[2])。因此，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大背景下，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模式、新应用、新服务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势必会对商业银行传统商业逻辑和业务模式，产生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从全球范围来看，此次全球主要经济体受疫情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已经完全超越了2003年的非典。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作者)眼里，新冠肺炎疫情，是全新的世界历史分水岭。在疫情暴发后不久，他在《纽约时报》上发布了一篇题为《全新的历史分界线：新冠肺炎疫情前时代和新冠肺炎疫情后时代》的评论文章。在此文中，他提醒人类反思一个问题，当进入后疫情时代，被疫情重置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站在历史维度回答这个问题，每一次瘟疫大暴发，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创伤同时，也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变革，主要原因在于瘟疫本身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刺激与压力,迫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生产模式以及行为做出一定的理性化调整(唐魁玉和郑毅，2007[3])。后疫情时代一个突出表现是，线上经济迅速崛起，远程办公和云端商务日益普遍，空间和距离变得异常重要而又触手可及。人类传统认知中的现代型社会可能会因为疫情而被重构，5G技术普及，使得线上生活更加便捷。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需求方有了更多线上金融的服务需求。商业银行又如何从供给端去响应这种需求，对自己的业务模式进行根本性地重构？本文试图通过对银行业数字化变革理论逻辑的梳理，总结金融科技在助力银行业应对疫情中的积极作用，并最终找到中国银行业有效应对危机、适应时代发展变革和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路径取向。

二、商业银行数字化变革的理论逻辑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尽管各大商业银行银行都早已经意识到了数字化变革和金融科技的重要性，但是此次疫情冲击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整个银行业金融科技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大量经济活动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加快了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从银行业主要冲击方向来看，依托金融科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数字化转型策略，是银行业有效应对疫情冲击主要武器。但是，如果从根源来看，金融科技发展基础实际上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在金融服务业领域的一个体现。在当前中国金融业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金融科技的发展和由此给银行业带来的业务模式重构，不仅是中国银行业有效缓冲疫情影响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提升整个银行业国际竞争力重要渠道。

(一)疫情是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爆发式增长的催化剂

工信部在关于印发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工信部规〔2016〕333号)曾明确指出，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是加快新旧发展动能和生产体系转换，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层次的重要举措。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融合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对于此问题，中国信通院最新的研究发现，在中国数字经济的构成结构中，产业数字化的规模，要远远高于数字产业化的规模；换句话说，不同产业的数字化融合，才是数字经济的主角。如图2所示，2018年中国产业数字化的规模为24.9万亿元，占GDP比重从2005年的7%提升至27.6%，对数字经济增长贡献度高达86.4%。这说明，中国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正在加速向各产业渗透。

此次疫情防控期间，银保监会明确要求，不仅要提高线上金融服务效率，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探索运用视频连线、远程认证等科技手段，探索发展非现场核查、核保、核签等方式，切实做到应贷尽贷快贷，而且还要加强线下配套服务和宣传引导，完善自助机具服务功能，减少非必要的柜面业务办理。对客户已熟悉使用的各类自助机具等线下服务方式，银行机构要合理保留，已经撤销的，要有效恢复或提供替代服务方式。也就是说，疫情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线上金融服务。而这种线上的金融服务，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应用。从概念界定来看，金融科技(Fintech)，可以简单理解成为Finance(金融)+Technology(科技)，是指通过利用各类科技手段创新传统金融行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提升效率并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实际上，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金融是实体经济血脉，而在中国融资体制中，银行又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首当其冲会受到影响。这一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服务某种程度上的公共物品之本质属性。一方面，其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大量物理营业场所，是人流客流的集散地，大量的企业和居民需要到其经营场所办理金融业务，从而加剧了疫情传播风险；另一方面，银行出于风控需要，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涉及法律文本的合同和文件需要客户手写签名，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员近距离接触，这种展业过程也会增加疫情传播风险。因此，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同样具有拥抱数字化变革、发展数字金融内在需求。

实际上这种数字化融合，也会改善银行自身的经营效率。已有研究就发现，网上银行创新和消费者参与对银行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此种影响力已经逐渐超越了传统的银行创新和基于实体渠道的消费者参与(唐元懋等，2019[4])。而关于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张勋等(2019)[5]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变革，疫情冲击虽然是催化剂，但是从长远来看，依托金融科技等数字技术，对传统业务模式进行根本性地改革和重塑，是提升自身经营效率的重要举措。

综合来看，在数字化不断发展，不同产业与数字化融合程度加深的大背景下，银保监会为应对疫情而给出的这一临时性要求，实际上也是对商业银行数字化发展的根本性指引。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时代的全面来临，如何挖掘自身增长潜力，提升应对突发性危机的能力，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不断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应该是不二之选。

(二)数字化重塑是商业银行应对疫情冲击的有力武器

罗默的内生发展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重要来源，而技术进步的内涵是制造出蕴含更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根据罗默内生增长思想，从技术内生开始，必须始终强调以创意或者知识品为基础来观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制(张建华，2000[6])。罗默的这一思想，衍生到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取向，就是必须重视科技创新。考虑到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银行业的冲击十分明显。在疫情的影响下，以旅游餐饮、交通住宿等为代表的服务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因为人流、物流的移动受阻，企业复工延迟，大量的实体经济部门开始将线下业务成批地向线上转移，以满足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需求。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润滑剂，实体经济的这种变化，势必也在金融系统引起了连锁反应。对商业银行的服务渠道、服务供给方式和内部业务流程带来了新的挑战。

就商业银行的传统商业模式而言，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金融服务和表内表外业务，是商业银行主要盈利来源。在传统商业模式下，商业银行基于拓展业务和满足客户需要的考量，设置了大量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物理营业场所。在数字技术并不发达的时代，这些物理场所是各大商业银行开疆拓土的重要前沿阵地。在中国四大行规模比拼中，网点规模曾经一度是各大行竞相追逐之重要指标。但是这种传统的商业逻辑，恰恰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疫情冲击的主要来源和方向。而数字技术的出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历史沿革来看，20世纪80年代开始，PC的大规模应用催生了商业银行的第一轮数字化转型。90年代开始，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掀起了商业银行的第二轮数字化转型步伐。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又催生了商业银行第三轮数字化转型浪潮。如表1所示，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行，早已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应对当前时代变革的重抓手。

表1 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对比

在数字时代，商业银行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搭建平台整合金融与泛金融场景、改善线上渠道和交互体验，建立覆盖网络技术、业务流程、数据存储和分析等各领域和各环节的统一大数据平台。通过这一流程的重塑，商业银行实现了传统业务的线上化。在疫情防控期间，商业银行这些数字化转型的策略，恰好是有效地应对了来自疫情的冲击。由此可以看出，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飞速融合，极大地改变了固有商业模式，数字化发展成为传统产业适应时代变革重要出路。陆岷峰(2020)[7]就指出，就商业银行而言，面对疫情危机，数字化不仅仅是商业银行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更是商业银行转型升级的新方向。

综合来看，金融科技是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而诞生出的金融业新业态，其本质是金融数字化和商业模式创新化，从时代发展维度来讲，金融科技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了整个金融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通过满足金融服务的线上化需求，有效地缓冲了此次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三)数字经济是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重要基础

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通信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融合发展态势下，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关于其范畴界定，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明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在经济活动中，数字经济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工业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展，如图3所示，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最新研究，2020年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规模预计高达31370亿元人民币。

而在另一方面，考虑到数字技术强大的跨界融合属性，数字经济自出现以来，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纷纷将数字经济视为实现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的关键依托，各自出台了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逄健和朱欣民，2013[8])，以此来对冲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困境。在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重要性也日益引起了全球各国的高度重视。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7年OECD数字经济展望》(OECD Digital Economy Outlook 2017)报告中强调，数字经济出现之后，数字创新和新的商业模式深刻地推动了就业、贸易和其他领域的变革。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共识(钟春平等，2017[9])。就此次疫情来看，虽然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但是国家发改委的监测数据显示，一些行业企业特别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品出现了逆势成长，呈现出不少亮点，比如说网购快递、生鲜电商、在线教育、远程问诊、远程办公等新兴服务需求快速扩张。很多居民在疫情期间都享受了这些方面的服务。2020年1至2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高了5个百分点，信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了3.8%(1)详见《发改委：疫情期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http://m.gmw.cn/2020-03/17/content_1301057718.htm)。。

所以，一个不容否认事实是，随着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数字时代，物理世界中的人和物，正在经历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合重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认知。国家网信办《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4.8%。截至2018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9.6%；网信产业保持良好增长势头，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通信业、大数据产业等保持较快增长(2)详见《国家网信办发布<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http://www.fj.xinhuanet.com/yuanchuang/2019-05/07/c_1124462676.htm)。。就商业银行金融科技而言，其本身即是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优化现有商业银行业务流程，使其产品和服务适应数字经济时代蓬勃发展的新业态和新需求。网上经济活动繁荣，即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也对银行业金融科技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满足这种数字化变革的新需求，应该是银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取向。

而从更大范围内来看，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传统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助推资产管理业务脱虚向实，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效应，最终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薛莹和胡坚，2020)[10]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角度来看，服务创新不仅是应对这一矛盾发生重要抓手，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协同的重要结合点(夏杰长和肖宇，2019)[11]，金融科技通过融合创新，推动了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

(四)金融科技是开放环境下形成新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虽然逆全球化近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有可能在短期形成全球化新的阻力，但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合作抗疫和从市场经济角度出发而形成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势。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3)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金融业整体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速已成不争之事实。2019年7月20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按照“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的原则，在深入研究评估的基础上，推出了11条新的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涵盖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业务范围、合作方式、经营年限、准入牌照等多个领域。。

虽然开放是大势所趋，但从历史维度观察，中国银行业却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曲折历程。在加入世贸组织初期，出于对国家金融安全考量，中国按照《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4)参见《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68131.htm)。，制定了循序渐进但实际上开放程度较低的金融业开放计划(5)根据OECD公布的国家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ing)数据，服务业贸易限制指数(STRI)值介于0～1之间，若其在数据上越接近0，说明该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反之，若该数据越接近1，说明该国服务贸易就越封闭。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STRI指数为0.39，但同期美国的值为0.21，中国的STRI值在全球仅低于泰国、巴西、印尼和印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还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区间；换言之，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水平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和制造业更高水平、更宽维度的大规模“引进来”和“走出去”相比，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中，一直缺乏竞争力，突出表现就是中国服务贸易近年来持续加剧的贸易逆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12月，服务贸易逆差就高达1462.51亿元人民币(6)详见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统计(http://www.safe.gov.cn/safe/zghyhfwmy/index.html)。。

但是，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宝贵实践显示，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凡是对外开放的部门，都是国际竞争力较高的部门。典型如中国制造业，这主要是由于对外开放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正效应(肖宇等，2019[12]；唐未兵等，2014[13])；而相反，“闭关自守”代价就是国际竞争力的匮乏，这主要是由于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提升自身资源配置效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抗疫战充分说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绝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领导人的态度就可以逆转的，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的跃升，迫切需要中国商业银行走全球化发展的道路。具体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来说，在当前中国乃至全球的统计制度下，金融服务辖属于服务贸易项下。而众所周知的是，国际服务贸易主要有四种提供方式：跨界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具体来说，就跨界交付而言，其本质就是通过计算机网络等手段实现对境外的外国消费者提供服务；而境外消费则是指消费者在境外享受到的服务供给者提供的消费产品；再就商业存在而言，其是指服务供给者在另一方成员领土内设立分支机构，为对方消费者提供服务；而自然人流动则是指一方服务供给者以自然人身份进入另一方的领土内为其提供服务。

不难发现，从这四种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来看，如何更为有效地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并且不断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毫无疑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在疫情期间，金融科技通过其创新的商业逻辑和业务流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抗疫提供便捷、高效、安全的资金支持；而在疫情发展的后期，金融科技通过对商业银行进行业务流程和管理架构的再造和重置，提升了商业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新业态，以及适应数字社会已然发生变革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能力。继而使用现代主流的创新逻辑，“走出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进行竞争。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实体地跃升，金融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将很快成型。如何应对国际同行和国内跨界竞争，金融科技毫无疑问，是商业银行应对新形势新变化重要抓手。在助力银行业提升自身竞争力，应对日益变革的数字化社会新业态进程中，拥抱金融科技，是商业银行有效应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国内竞争的必然选择。

三、金融科技在助力银行业应对疫情中的积极作用

这次突然暴发的疫情，使得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增速受到了明显的拖累。金融是实体经济血脉，而在当前中国融资体制中，银行又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首当其冲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一方面是由于金融服务某种程度上的公共物品之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其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大量物理营业场所，是人流客流的集散地，大量的企业和居民需要到其经营场所办理金融业务，从而加剧了疫情传播风险；另一方面，银行出于风控需要，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涉及法律文本的合同和文件需要客户手写签名，这导致了不可避免的人员近距离接触，这种展业过程也增加了疫情传播风险。因此，应对疫情冲击迫切需要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

第一，金融科技有利于降低物理场所经营风险。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物理营业场所，虽说会带来丰富渠道资源。但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物理场所人客流的聚集，却是重大风险隐患来源。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商业银行在物理场所选址时，通常会考虑客流量大和核心地段并兼顾网点营业覆盖的区域广度。因此商业银行物理场所，大多是人流、客流相对集中的商业核心区或者是所处区域内的相对繁华地段。此外，从商业银行人员结构来看，二级行以上本部人员，在员工队伍中所占比例，要远远低于沉淀在基层一线网点人员，在中国商业银行现有人力资源体系下，这些基层员工待遇相对处于一个较低区间。大部分商业银行基层网点，无法配备员工通勤班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毫无疑问又增加了潜在的感染风险。综合来看，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如果商业银行物理网点，依然坚持营业，那么无疑会增加其感染概率。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科技的出现恰好可以填补物理场所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劣势和短板。从应用角度来讲，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过去只能到达商业银行物理场所才能享受到的金融服务，小到取现、转账、汇款、缴费，大到办理个人和企业贷款，都可以依托网银和手机APP轻松实现。因此，大力发展与自身业务密切相关的金融科技，推动金融科技在商业银行业务拓展领域的应用深度和广度，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纾解物理场所的客流量，而且依托效率提升，还可以压缩物理场所的数量和人员配置，将有限的资源调配到为客户提供更便利金融服务上去。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国内商业银行的这种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的服务案例并不在少数，在后疫情时代，随着人们认知和习惯的改变以及商业银行物理场所业务模式的重构，这种线上的金融服务将会越来越普遍。

第二，金融科技有助于压缩存量贷款余额风险敞口。众所周知的是，商业银行本质上是一个经营风险的服务业部门，其用少量资本运营大量债权资产，以此来获得高回报率。为了有效防范商业银行经营性风险，巴塞尔协议III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6%。(7)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又叫资本风险(加权)资产率Capital to Risk(Weighted)Assets Ratio(CRAR)。资本充足率是一个银行的资本总额对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值得一提的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银行体系造成的影响，国际清算银行日前宣布，作为巴塞尔委员会的监督机构，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主管组织(GHOS)已批准为银行和监管机构保持财务和运营，提供弹性支持。2017年12月敲定的《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日期推迟一年至2023年1月1日。因此，在一系列风险防控指标要求下，尽管有风险拨备机制保障，各大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仍然将不良率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在此次疫情期间，出于防控需要，人力、物流的正常流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制造业企业生产所需的零部件和半成品无法正常配送或配送效率低下，外贸企业受到了更加苛刻的检验检疫标准，人员无法复工复产造成了收入的下降。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第一季度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3.2%，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9.6%，第三产业增加值下降5.2%。在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如此大规模的下降实属首次。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国民经济发展的“急刹车”，势必会顺次传导到银行部门，给商业银行的日常经营和全面盈利目标的实现，带来不小压力。因此，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而兴起的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体系，在此时的作用开始凸显。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依托大数据，综合企业订单、所处地域和纳税情况，对贷款客户进行的日常经营情况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做出收贷或展期的差异化处理。如此以来，既帮助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也增加了自己的资产规模，降低了负债成本。另一方面，对于个人客户而言，商业银行同样可以结合消费者的日均AUM值、收入水平、消费习惯和消费能力、客户的个人资质、所处地区等信息进行综合评估，有针对性地对确实因疫情而受到较大影响的逾期客户，进行展期，而非简单的一刀切。

综合来看，商业银行依托海量的大数据，已经能够在技术层面，实现逾期客户的差异化追踪并制定有针对性地处置措施，从而降低贷款余额的风险敞口。在后疫情时代，可以预见地是，这种做法将会有更多作为空间。

第三，金融科技有助于商业银行实现资产投放的精准滴灌。受《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展业行为规定之制约，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在长期发展历程上，呈现出一个极其简单的模式，即所有的贷款几乎都是根据抵押品的市场价值来确定。一个典型例子是，对于企业融资而言，在100%无风险情况下，商业银行会竞争性进入，在50%无风险情况下，商业银行会选择性进入，而10%的无风险概率情况下，只有风投机构愿意进入。因此商业银行其实是西方经济学风险理论中所划分的典型的风险厌恶者。此次疫情暴发时间，恰好与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备战“开门红”时间节点相吻合。众所周知的是，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优质商业银行大多已登陆资本市场，其年度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必须考虑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指标。因此，在每个自然年的年初，是各大商业银行集中力量做大资产投放规模的重要窗口期。如此以来，才能在本会计年度的年终结转前，实现当年资产与负债结构的最优化。

沿着商业银行这一业务逻辑出发，很容易发现，此次疫情突然暴发，打乱了各大商业银行正常业务节奏。大量企业正常经营被摁下了“暂停键”，企业现金流受损，也在末端传输到了商业银行，这种负作用体现在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一是应收贷款可能因为企业的停工停产而受到波及，商业银行应收贷款出现不可抗力的较大规模逾期；二是贷款投放也因为企业大面积停产而受到影响，商业银行出现了从“负债荒”到“资产荒”的转变。而在企业端，大量企业却因为疫情防控需求，市场萎缩、收入锐减等多种原因，无法满足商业银行正常的续贷资质。而造成这一错配主要原因，主要是源于信息不对称。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2月8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及时协调解决复工复产中的困难和问题，尽早恢复正常生产，为疫情防控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为稳定经济社会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金融科技的出现，恰好可以弥补在疫情期间，商业银行与资产和负债端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借助于金融大数据，筛选出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相关高科技中小企业，主动对接，精准服务，及时为他们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借助于现代化的数字技术，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在综合企业前期经营业绩和当前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加快授信审批速度，最终，通过对授信客户的精准滴灌，做到既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又能有效地解决自身资产投放的效率，实现自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第四，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提升商业银行内控水平。商业银行的内控规制素有“三铁”之称，即“铁算盘、铁账本和铁规章”，在日程经营过程中，这是商业银行内控合规的原则底线。一般来说，商业银行内控合规，是指通过建立自我约束和控制机制，确保商业银行内部按照其规定的经营目标和工作程序，对各个部门、人员及其业务活动进行组织、协调和制约，以减少和控制潜在风险损失的一种管理制度(戴国强，2014[14])。就商业银行而言，内控合规主要体现在业务流程的规定动作上。比如典型的有，存量贷款的贷后回访、表外业务的合规检查、营业网点的规范运营以及涉及所有业务和管理活动内部稽核，包括资产负债稽核、财务会计稽核、金融服务稽核以及横向联系稽核等。

如果放在平时，这样规定的风控动作执行起来当然无可厚非。非疫情期间，这些基于内控合规的标准动作和监管流程，可以借助员工和稽核人员的实地调查和人员现场检查予以实现。但受疫情影响，大量员工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无法按时按人到岗，这种因为疫情而造成的监管“缺位”，给银行内部合规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以信息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金融科技的出现，使得商业银行的内控合规变得更加容易。在业务风险规避方面，借助于庞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后台数据监控，及时发现其日常经营中的潜在风险，典型如近期原油期货暴跌中，工行和建行依托数据预警机制的及时止损事件。此外，就内部管理而言，在疫情防控期间，商业银行同样可以依托其远程监控系统，对各个营业网点和自助终端，进行设备的远程维护升级和状态监控。

综合来看，随着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进入数字时代，以往只能依托物理介质才能实现的管理动作，如今都可以依托数字技术，在后台轻松实现。经过此次疫情洗礼，相信这一变化趋势，将在不久的将来形成常态化的日常管理机制。

第五，金融科技是切实应对跨界竞争的重要武器。从中国商业银行发展历程来看，由于特殊的国情，现有大部分商业银行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行政垄断的影子。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全启动的时代，商业银行通过存贷款利差，获取了大量的垄断利润。乃至很长一段时间，“躺着赚钱”成为了社会对商业银行的普遍印象。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强势崛起，以支付宝、微信支付和各大电商平台的白条付款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新势力，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固有阵地带来了严峻挑战，这即是所谓的“互联网金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各大商业银行移动终端的功能越来越完备，和21世纪初期的网上银行相比，借助于智能手机飞速发展，当今商业银行移动终端，已经能办理从查询、转账、网络缴费，到个人征信查询、消费信贷办理，再到企业网银、中小微企业贷款审批等涵盖几乎所有金融服务的庞大体系。

在互联网金融和“金融脱媒”强势冲击下，商业银行不得不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步伐。此次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中央银行为了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规定自2020年3月1日起，金融机构应与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客户就定价基准转换条款进行协商，将原合同约定的利率定价方式转换为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简称“LPR”)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各大商业银行为了在8月31日前完成这一利率转化任务，又不妨碍疫情防控大局，纷纷在各自的手机APP上设置了业务专栏，客户只需要输入自己的信息，就可以轻松完成过去需要到物理营业场所才能完成的复杂业务。

此外，考虑到疫情防控对居民消费和商业银行正常资产负债管理造成的负面冲击，大量商业银行推出了消费贷，借助于金融大数据，商业银行可以精准地对目标客户量身定制消费产品和贷款额度，而客户只需借助移动终端，就可轻松完成这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各大商业银行为了缓解疫情防控压力临时推出的“应急策略”充分显示，将传统业务线上化，在技术层面已经没有任何阻力，而更多的阻力则来自于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导致的机构臃肿。垄断环境下，商业银行完全可以依托自身的所有制属性，获得一定的超额利润，这自然导致创新动力随之匮乏。与当今互联网巨头们对金融服务的虎视眈眈相比，如何填补因为数字化进程滞后于互联网金融企业，而导致的市场流失，传统商业银行需要尽快采取行动。

整体来看，在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业务线上化，应该值得推广。因为，从发展态势来看，这也是在数字时代，大型商业银行向内改革，中小商业银行差异化经营，走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有效应对数字时代跨界竞争重要手段。

四、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变革对策建议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虽说是一次不可预知的系统性风险，但是也给商业银行上了一场生动有效的风险防范和改革创新的实践。在数字时代，如何不断变革，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对于构建更高水平开放经济新体制和高质量发展下的中国商业银行来说，任重而道远，具体来说，应该从六个方面作为抓手。

第一，要夯实金融科技的底层技术。作为以技术为基础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金融科技是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金融新供给和新消费，这使得商业银行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最终推动了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供需平衡。但是，这一新的均衡点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技术水平发展约束。在后疫情时代，推动商业银行应急举措的常态化和业务流程及服务模式的创新化，首要之义是加强金融科技相关的底层技术创新，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底层研发，为商业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奠定基础。具体来说，在国家层面，政府应该继续毫不动摇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保护知识产权，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给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引入市场化的科研竞争机制，紧盯世界技术前沿，做好基础科学的研发突破。在应用层面，就商业银行而言，除了加强自身的应用技术研发外，其也要积极利用科研机构的资源，做好服务外包，在与自身技术密切相关的创新赛道，加强与专业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力度，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和管理流程创新水平。

第二，要不断丰富金融产品与服务。自下而上的市场需求而催生的主动式创新，和企业自上而下被动式、口号式的应对式创新，不同的出发点和动机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创新绩效。互联网金融新势力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盯住了商业银行不愿意涉足或不屑于涉足的业务领域，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下，任何一个垂直细分领域的创新，通常都蕴含着令人惊叹的市场空间。就中国商业银行而言，不断革新自身的业务流程，丰富自身的产品矩阵，以市场需求为核心，借助金融科技，对自身的产品和业务流程进行技术化再造，毫无疑问是应对当前市场发展新环境的重要选项。具体来说，在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应该借助金融科技，开发设计出更多更好符合居民新时代消费新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满足客户个性化和差异化的需求，提升客户粘性，在跨界融合中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

第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金融科技的发展，模糊了不同金融业务之间传统界限，导致风险传递突破了时空限制，给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和挑战。因此，商业银行在后疫情时代发展金融科技，首要之义是要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要秉持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风险模型构建、风险甄别和预警方面的优势，建立智能化监管体系，提升监管效率和效能，防止交叉感染；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加强与监管部门的风险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确保金融科技的发展限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有效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基本框架内，最终，在创新和风险防范之间，求得最优解。

第四，协调推动业务和管理双向开放。这种开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内部的对内开放，即在现有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兼顾好创新和继承之间的关系，利用金融科技优化现有的业务流程和产品矩阵，推出客户体验感更强的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普惠性金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二是商业银行对外部数字技术的开放，通过充分引入现代成熟的计算机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优化现有的产品和服务，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支撑，比如，通过将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和产品矩阵相融合，提升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变革能力；通过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的日常经营和管理过程，简化供需双方的交易流程，降低资金融通边际成本，开辟触达市场的全新渠道；推动盈利模式革新、业务形态优化、资产负债和信贷关系调整、营业渠道拓展，通过跨界的融合互动，不断拓展商业银行生态边界，持续优化现有的业务和管理流程。

第五，做好人才队伍的培育和支撑。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拥抱数字化的时代变革，必须建立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科技人才体制机制。商业银行一方面，要通过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吸纳优秀和成熟的人才，补充本行的科技人员队伍，逐步提高科技岗员工在整个人才梯队中的占比；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员工队伍的数字化转型培训力度，不断丰富员工的知识结构体系，建立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需求相适应，既懂金融又懂科技的员工队伍，其中国有大行要高度重视员工的知识结构，推动经济金融、计算机科学、数理科学等多学科培训体系的交叉融合，培育复合型的员工队伍；此外，也可以通过服务外包、设立顾问等多种灵活的方式，吸纳社会上成熟的专家团队，为本行的金融科技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

第六，积极参与金融科技国际规则的制定。金融科技规制制定，涉及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项下的国际规则谈判，是近年来欧美等国竞相角逐的重要阵地。受益于中国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中国金融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已实质上占据了一定的国际领先优势，但是，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还远远滞后于西方国家。美国在其主导的双边贸易协定中，率先将数字贸易规则作为电子商务这一单独章节下的独立条款出现，2019年10月，《美日数字贸易协定》正式签署生效。对于中国来说，首先应该加强国内立法，尽快出台国内《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其次是推动金融科技领域的行业标准化建设，宜早不宜迟建立跨境数据流动分级分类制度；再次是吃透国际规则，加强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和电子支付等国际规制动态研究，以双边贸易协定为突破口，推进中国标准，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