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汉“英雄城市”的文化性格及未来表达

傅才武 严星柔

摘要：城市的文化性格与气质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内在规定性，也是一个城市特殊的魅力之所在。历史文化传承、地理空间结构和社会组织策略共同塑造了武汉勇毅坚韧、敢于担当，雄阔大气、兼容并蓄，流动开放、通变任放等文化性格。荆楚文化所具有的不胜不休的传统底色、两江三镇的地理空间和商业性功能城市的基础结构，借助于艺术的、科学的、宗教的和生活方式的渠道，转化为武汉独特的城市性格。这种城市性格在抗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武汉赢得了“英雄城市”的赞誉，但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同样存在着负面影响。应将武汉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激发出来的英雄城市品质转化为新时期武汉城市建设的文化力量，以21世纪世界生态文明标杆城市的戰略定位传承和拓展英雄城市的文化品格，并借助于21世纪长江文明的世界性传播，支撑武汉成长为21世纪世界性超级城市。

关键词：武汉;英雄城市;文化性格;新冠肺炎疫情;生态文明城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建设研究”（18ZD24）

中图分类号：G12;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8-0005-10

2020年初，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因“二战”以来世界上第一个特大城市“封城”、千万居民“禁足”的壮举，武汉的名字迅速传播于世界，并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10日视察武汉疫情防控工作时对武汉人民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过。”钟南山院士说，“武汉本来就是一座很英雄的城市”①。学者易中天说：“这是一座可以绝地反击并且坚持到底的英雄城市。”② 那么，从总书记、院士到专家学者，为什么都称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世界上，大凡被称为“英雄城市”的，大多与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战争相关，如圣彼得堡（列宁格勒）被誉为“英雄城市”，是人们为了纪念列宁格勒和苏联人民抗击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的英雄壮举。③ 在中国，被国人视为“英雄城市”，得到公认的大约是南昌和广州，近些年来又有人提及沈阳、宁波以及齐齐哈尔等。支撑起这些“英雄城市”形象的主要是与革命（特别是战争）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广州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等④，因此有学者认为可以向世界重新阐述广州作为英雄城市的历史，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打造出全新的广州形象，形成新的城市名片。⑤ 而南昌作为英雄城市则与1927年的南昌起义相关，有学者认为红色文化资源是南昌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符号，要以红色文化完成对南昌城市文化形象的建构。⑥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王建学认为，沈阳作为抗战历史文化名城，是第一支民众抗日义勇军的诞生地，应在沈阳建立国歌墙，突出沈阳“英雄城市”这个概念。⑦ 崔杰和鄂丽美认为，齐齐哈尔作为中国打响有组织武装抗日战争第一枪的城市，应以英雄城市之名形成“一种作用于城市内部的力量”。⑧

深入讨论英雄城市的文化内涵的是於贤德，他在讨论毛泽东为什么曾把宁波称为英雄的城市时提出，宁波作为英雄城市，不仅仅体现在历史上抗击入侵者的战争中，更表现在城市文化的英雄主义品格上，如能够积极顺应救国图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要求，甘于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常常是在温文尔雅的行为方式中透现出坚定的信仰、执着的追求、勇敢的牺牲和平和的心态;善于把握机遇，善于抓住事物发展的关键时刻，积极引导事物朝着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事业发展的方向前进。⑨ 我们认为，武汉之所以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城市，不仅仅是因为辛亥革命、武汉会战和“98抗洪”等重大历史叙事，更重要的是其独特的城市文化性格。

“文化性格”是从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的“社会性格”概念引申出来的，是指社会心理学视野下族群或者集团所具有的倾向性态度和稳定性行为方式的总和，体现为团体的成员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结构特征。有研究者指出，“文化性格是指一定的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物质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⑩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气质、形象和魅力，它会给人们以不同的主观感受。在这种气质、形象和魅力的背后，作为支撑的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所谓形象、气质和魅力，不外乎“出自看不见的个性之中”，这种城市个性就是城市的文化性格。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文化是“放大的人格”，具有稳定的心理趋向和性格特质。从这一意义上说，城市的文化性格也就是城市居民共同体的“放大的人格”。我们认为，所谓城市的文化性格，是指一般化了的城市居民共同体所具有的心理结构，包括同一文化形态下群体共同拥有的一般性心理特征，体现为城市居民共同体的稳定性心态和支配共同体行为的倾向性态度。城市文化性格的存在，使得城市居民共同体在变化的环境中能够形成大体一致的反应策略。

城市的文化性格是在长期的历史传统影响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作用下积累形成的，它普遍地存在于共同体成员身上，构成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显著特征。城市文化性格的形成，要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果概括其主要因素，大体可以归为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传因素，二是城市的地理空间结构，三是城市总体性的社会组织策略，包括城市的经济结构和治理结构等。本文将以这三个方面为线索来厘析武汉文化性格中的英雄气质，讨论武汉作为“英雄城市”的文化内涵及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表达方式和重塑路径。

一、荆楚文化底色和重大历史记忆建构了武汉勇毅坚韧、敢于担当的城市文化性格

任何城市都离不开其文化传统，都要在文化的历史积淀和传承转化中塑造性格，历史文化遗传因素是城市文化性格中的“根源特质”。不同城市文化性格上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说源于其各自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地域文化个性的影响，就如法国艺术家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所言：“一个民族永远保留着他乡土的痕迹……并认为那是一个底层的原始花岗石，以后的时代虽然会把以后的岩层铺上去，但是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 武汉地处中国的地理中心和荆楚文化的核心区，武汉的地域文化以荆楚文化为底色，又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融合创新。从空间轴上说，武汉是雄浑的北方文化与灵秀的南方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之地;从时间轴上说，武汉是传统农耕文化与溯江而上的近代工业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地，因而其城市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包容、阔大开放的气象。

（一）荆楚文化底色自带了“不胜不休”的坚韧气质

武汉文化继承了荆楚文化那种不屈不挠、不胜不休的精神气质。在建国过程中，楚先民在与中原诸夏和南方蛮夷各部的激烈对抗中发展出不胜不休的族群文化特质。公元前675年春，一生战功赫赫的楚文王在津地（今湖北江陵县南）被巴人击败。楚大夫鬻拳当时掌管郢都城门，见楚王战败而回，紧闭城门不让楚文王及其军队回城。楚文王不得不重新整军奔向黄国，在黄国踖陵（今河南潢川西南）大败黄国军队，然后才班师回国，并在回国的路上病逝，鬻拳也在楚文王墓前自杀以殉。正是在这种不胜不休精神的激励下，楚国终于从一个弱小部族不断走向强大，最终问鼎中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其坚韧不拔和永不服输的文化性格，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从两千多年前的“筚路蓝缕”、“问鼎中原”、“楚汉争霸”，到1911年的“武昌首义”，再到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黄麻起义”，楚地人民一直散发着敢做敢为、舍身许国的壮志豪情。

清代的顾祖禹指出：“湖广居八省之中，最为闳衍，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 属于“兵家必争之地”的荆楚大地自古“雄武”，有“文人多吴语，武将多楚音”之说。“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其人率多劲悍决烈”。在楚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劲悍决烈、不胜不休的精神，一直流布于荆楚大地上，流淌在武汉和湖北人的血液里。2500年后，在武汉东100公里的红安，出了223位将军，为共和国的诞生和20世纪中华民族的顽强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荆楚文化体系中，族群成员的人格不仅源于自己从童年以来的全部经验，而且要受到他所属种族祖先们经验的深刻影响，对于个体来说有一种先验性的“种族记忆” 存在，并且这种族群性的记忆不断建构着成员心理的深层结构，决定着个人对不断变化着的环境的倾向性态度和行为策略。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底蕴，引起了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对于鄂东麻城的研究兴趣，他在谈及著作《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为何以麻城为研究对象时说：“喜欢研究地方史的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暴力？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当把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熔爐——‘苏区置入一个长远历史视野去考察时，中国革命看起来将会有如何的不同？我想，麻城是个很合适作此研究的区域。”

从一个较大的范围来看，楚文化不仅构成武汉城市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成为湖湘文化的底色。那种渗透于楚文化中的坚韧、敢为和乐观的革命英雄主义态度，曾经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回，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 “猛烈”、“不畏”、“敢为”、“耐久”的意志品质就是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人格。坚韧的意志和果敢的决心就是荆楚人民的英雄品格。

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在某种意义上是其继承文化传统的结果。武汉人的豁达和决烈的性格特征，就与楚文化底蕴密切相关。历史上的汉阳地区，“民性劲直决烈，多行仁义”;历史上的武昌，“邑人喜谈气节……仕于朝者多孤立而少迎合，隐于野者多磊落而怂恿于道义，即谋生他业者亦自有梗概之气”。武汉人的这种刚劲、勇毅性格的形成，部分即源于荆楚文化的传承：“人多勇悍决烈，犹有楚之遗风”。楚地的人们“宁玉碎，毋瓦全;宁烈死，毋佞生。其俗然矣”。“人性躁劲，风气果决，视死如归，此则其旧风也。” 在2020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的两个多月里，封闭在城内的900万武汉人和流散在外地的500万武汉人，在国难面前，服从国家抗疫大局需要，咬牙坚持，体现出坚强的意志。因此，社会各界称赞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二）民族国家重大事件的“武汉记忆”，建构了武汉独特的家国理想与信念

重大历史事件是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内容，这种集体记忆具有跨情景和跨时空的传承性。秦汉以后，民族国家重大叙事的武汉在场和武汉实践，决定了武汉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位置。

例如，南宋初年，岳家军在鄂州屯兵七年，鄂州州治所在地就是今天的武昌，可以说武汉是民族英雄岳飞四次北伐的起源地。岳飞还曾登上黄鹤楼，北望中原，写下“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的千古名句。宋金对峙和岳家军北伐，激发了华夏民族的国族和国家意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家谭凯在《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一书中指出，宋代已经在政治社会精英群体中萌发了一种“国族意识”，形成了一种宋代形式的“中国”概念，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叙事。 在建造华夏、凝聚中华民族族群意识的历史进程中，武汉标明了自己所在的重要位置。

进入近代，武汉更是一马当先，勇敢地走在时代前列。基于敢为人先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底蕴，以及切入全球近代化进程的主观努力，武汉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几个重要节点上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1861年汉口开埠和1889年张之洞督鄂，加快了武汉迈向世界性大都会的步伐。在世界性商贸市场的基础上，张之洞在武汉大力推行洋务新政，主持修建京汉铁路，兴建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纱布丝麻四局等，巩固了武汉近代工业城市的地位，形成了武汉近代化模式对于周边的示范。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武汉为“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实现了从皇权时代向共和时代的跃升，武昌首义之功彪炳史册。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华民族为“救国保种”，先后投入14个集团军约100万军队，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在“共同生死，保卫武汉”的口号下，每个参加武汉会战的将士都抱着舍身救国、坚持到底的信念，不仅让日本军国主义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让中华民族于此逆转了1840年以来不断沉沦的历史，进入到民族振兴崛起的阶段。

1998年，武汉遭遇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由武汉的党员、干部、军队等组成的20万防洪大军立军令状，竖“生死牌”，喊出了“人在堤在”的铮铮誓言。正是凭着这种英雄主义气概，6000万荆楚儿女在1998年洪涝灾害面前始终屹立不倒，取得了抗击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的最终胜利。

每当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关头，武汉的“在场”都让中国的这些重大叙事与武汉这一具体的地点联系起来，让中国人的这些文化记忆储存在武汉这一特定的“回忆空间”中，成为唤醒民族集体记忆的“索引”。“回忆将在记忆的维度里重新唤醒被时间撕裂和消灭的东西，并且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使之获得生命。”“让地点作为过去的沉默的证人开口说话，重新赋予它们失去的声音。” 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与“地点”相关涉的历史叙事变成了一种族群记忆的框架，被抽象成一种概念、理论和价值的图像。在武汉上演的这些重大叙事，就构成了武汉特有的历史记忆，形成了武汉特有的文化气质。

（三）近代中西方文化在长江中游的碰撞，造就了武汉文化的“新质”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新思想和新文化的诞生，大多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相化合的结果，中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武汉不仅是中华文化南北交融的生动典范，也是中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的核心区。武汉与上海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现代性发育最早的核心城市和长江文明的核心区域。

1861年汉口开埠，以武汉和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文化开始大规模地融入西方工业文化的因子，武汉开启了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贸易都会转型的历程。如在武昌古城中仍然保留着基督教堂，一座巴洛克风格的西式建筑;作为中西万里茶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汉口俄租界区仍保留有顺丰茶栈、李凡诺夫公馆、巴公房子、俄商新泰大楼、华俄道胜银行、汉口俄国东正教堂、邦克面包房、顺丰砖茶厂等70处124栋历史建筑。这些都是武汉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20世纪50年代，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一批大型企业纷纷建立，近代工业文明的积淀和蕴蓄使得武汉文化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别开新面。发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因子相对于武汉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新质”，这种文化“新质”又成为了1980年代武汉改革开放的基础。在铸造现代长江文明、推动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武汉厥功至伟。“近代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长江担当起中国工业文明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锋。”

二、大江大湖和南北交汇的地理空间结构造就了武汉雄阔大气、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性格

城市文化性格除了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亦受到地理空间结构的制约。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要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的考察范围。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个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钱基博先生对此也有着深刻的认识：“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盖地理使之然也。”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千湖之省湖北的腹地，长江穿城而过，拥有世界罕匹的自然生态条件，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是华夏民族的稻作农业区，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及基于其上的经济生产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武汉城市的文化性格。

（一）独特的城市地理空间塑造了“大江大湖大武汉”的城市气度

武汉是一个山水兼备、生态基础优异的城市。“其实说起城市，武汉市倒是一个百里挑一的大好城市，三镇鼎立，两江汇流;地处中原，南北枢纽;城区里要山有磨山珞珈山洪山蛇山龟山凤栖山，要水有东湖南湖紫阳湖莲花湖月湖墨水湖;山上草木苍郁，湖畔垂柳笼烟;更兼汉水长江大水滔滔，气象雄伟……有副对联送给武汉市再恰当不过了：青山无墨画常新，绿水无弦歌永在。武汉市是个天生丽质的城市。”

冯天瑜先生提出了从文化史上标识城市战略定位的“四维”（天文、地理、水文和人文）解释模型。武汉得益于上天的眷顾，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实现天文、地理、水文和人文完美叠加的地区。武汉位于北纬30度，处在人类文明发生的黄金线上，地处江汉交汇、江汉冲积平原与大别山余脉交汇处，山湖并秀。长江流域水热资源并富，最适宜稻作农业的发展。武汉是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心、水陆交通枢纽，所谓“江汉西来于此会，朝宗东去不须分”，清初思想家熊伯龙称汉口为“九省通衢之地”。武汉既是富庶之地，又是战略要地。“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的诗句突出了武汉作为连接中国北方和南方纽带的战略意义。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武汉突出的战略地位，造就了武汉人独特的群体性格。

武汉“两江汇流、三镇鼎立”的城市地理空间，同时又是一个由现在、过去和未来三种时间维度构成的意义空间和“文化场景”。它经由个体的理性和经验活动，变成国民对于长江文明以及中华文明的符号体验和自我文化身份的认知。“两江汇流、三镇鼎立”地理空间借助于集体无意识完成其符号化和概念化过程，形成了武汉的形象标识，成为武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符号。美国学者古斯塔夫·缪勒在《文学的哲学》中指出：“不同的环境和气候，不同的种族和民族都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将自然背景和资源编造成艺术的、宗教的、有意识的理想表达方式。”悠长雄阔的长江文化通过“两江汇流、三镇鼎立” 的空间载体化和符号化，嵌入华夏族群的记忆之中，使得特定地理空间在文化学上建构了武汉“大江大湖”的象征符号。

“我们说武汉大，不仅是人口多，城市大，更是一种内蕴的气象，应该说整个楚地都给人一种辽阔之感。思接千载，神游八极，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湖北。”“江河万古很容易让人产生关于时间的联想，这种大气磅礴的江河容易出名人，也总能出好诗。从屈原到闻一多，从苏轼到毛泽东，无论是不是楚人，都能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 城市的地理空间涉入族群的精神世界，深刻影响到地域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支撑了武汉人的历史眼光和宏大抱负。“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晚清张之洞为武昌蛇山奥略楼所撰的这一副楹联，道出了蕴藏于武汉人心中的万千气象。

（二）南北交汇的边缘性文化品格造就了武汉讲求实用、敢为人先的精神

武汉是荆楚文化的中心，但放到全国范围内，武汉又是南北两大文化圈的交汇地，处于两大文化圈的边缘性交叉地带。因此，武汉是中国文化的奥区，融会南北，“五方杂寓，家自为俗”，“商贾辐辏，杂有吴越川广风”，“适口则味擅错珍，娱耳则音兼秦赵”。康熙《江夏县志》“风土志”记载清代武昌民俗南北相杂的特征：“五方风土不同，而俗亦因之以异，北土高而民俗多劲，南土卑而民气多柔。其大较然也，楚界南北之交，而江邑得地气之中，故刚毅激发近于北，仁柔退让习于南……而俗亦纯杂相半。”郭莹等人指出：“总体而论，湖北自古位列偏师，始终与政治中心相疏离，不被‘庙堂所重视，亦不受官方主流文化之青睐，甚至为鸿学硕儒所鄙视。故而湖北绝非儒风蔚然、名士荟萃之圣地。然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确实带给它短暂的政治荣耀和瞬逝的人文昌盛，相比之下，更多的还是迅速的商业勃兴。”

在汉口深厚的商业文化土壤中，来源于中原的正统儒学与荆楚士风民俗的融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学价值观和野性、强悍、坚韧、务实等荆楚地域文化、武汉商业文化的结合，凝炼出一系列具有荆楚文化特质的价值主张，形成了武汉地域性亚文化系统，用以铸造荆楚民风，教化荆楚子弟。这也是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对于武汉及其周边地区这种独特文化性格感兴趣的原因之所在。在武汉文化价值体系中，既有探求“内圣外王”的价值本源追求，又有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特征，特别关注社会现实，重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口诵古人之书，目睹今日之事;心维天下之理，深考拨乱致治之术。” “或问务实之说，曰：于践履中求之。”（宋张拭语）荆楚文化和武汉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如强烈的爱国爱乡精神，重视经世致用，一定程度的民本位思想和张扬个性，敢于探索，勇于接受新知，文学艺术上的富于想象、追求瑰丽新奇等等”。与中原文化受农耕文明影响，推崇理性、排斥个性、重传承不重创新不同，楚文化强调张扬生命、尊重个性独创，不太受理性教条和礼法的束缚，在学习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挑战精神和创新精神。著名楚文化史家张正明先生曾用“亦夏亦夷，非夏非夷”来概括楚地这种兼容并蓄、文化交融的特征。郭莹等人将明清湖北人的文化性格归纳为“朴野劲直”、“机变智巧”、“淳顽相半”、“俚俗躁急”四种典型。

这种复杂的性格特征的形成，与湖北地处于南北文化圈交会地带，同时受到南北文化性格和商业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南北文化交会和商业文化氛围，为观念创新和文化创新提供了土壤。而正是这种求真于实践、敢为天下先的倾向性态度和行为方式，每在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关键时刻，就能够激励武汉和湖北人民革故鼎新，勇于实践，勇于首创。

三、商业性功能城市定位塑造了武汉流动开放、通变任放的城市文化性格

城市的经济结构和治理结构，是城市在给定条件下为应对环境的变化而形成的群体一致性反应策略。相对于文化传统和地理空间对城市文化性格影响的恒常性和基础性，城市的经济结构和治理结构对文化性格的影响具有可变性的特点，然而影响力却巨大。例如，阿联酋的迪拜，只用了50年的時间就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沙漠小城发展成为与东京、上海等城市处于同一档次的国际性大都市，即得益于其独特的城市发展愿景和城市管理者对于城市经济结构的战略布局，也得益于相对开放的城市治理系统（如突破伊斯兰教的禁酒令等），让迪拜成为一个“云端的奇迹之城市”和“城市国际化的极致样板”。 “沙漠明珠”、“极致服务”、“财富枢纽”的城市功能定位和治理模式对沙漠地理环境和伊斯兰文化传统的超越，使迪拜在伊斯兰文化圈拥有了与其他城市迥然有别的文化特性和品格，赋予其全球高端商业枢纽城市和炫耀性消费城市的城市形象。武汉依水而兴，因商而名。商业城市的经济结构与治理体系均对武汉城市文化性格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

（一）商业流通带动人口和信息的大流动形成了武汉市民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伴随着商业流通的是城市移民。晚明以来，汉口就是中国内地最大的移民城市，“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商业流通带来巨大的信息量，带来频繁的文化交流以及外地文化的多色调。罗威廉指出，19世纪的汉口是东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国内商人，不仅来自湖北省各地，也来自数百英里远的所有相邻各省，而且后者在不断增加。它是外国商人和国内商人在华中的会合处，是一个极好的交易中心，是中国的国际化都市。”

据罗威廉引述的1861年被派来开辟汉口商埠的英国使团报告，“这个城市不仅在外表上看来是个适宜居住的地方，而且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正像一般人所猜测的那样，是中华帝国的大商业中心……来自中国各地的各式各样的商品，在这里大都可以看到。” 在其后的岁月里留驻于此的传教士也说：汉口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也是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1835年，著名传教士安若望描绘了他对武昌的第一印象：“这个城市人口大约与巴黎一样多，它以商业和众多的船只而著称，这些船比法国所有港口的船只加起来还要多。除了商船无数、帆樯如林外，在这里，我们经常看到有1500至2000艘整齐排列的快船在专运食盐……武昌呈现出的面貌是相当令人难忘的。” 商业中心即是信息中心，商业的通道即是文化交流的渠道。19世纪以降，汉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开创了“东方茶港”的黄金时代。汉口开埠后约有40年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形成了“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态势。1891年4月21日，俄国皇太子（即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出席在汉口列尔宾街（即今兰陵路）举办的俄商新泰洋行纪念开业25周年庆典，用三个“伟大”盛赞“东方茶港”的贡献：“万里茶路是伟大的中俄茶叶之路，在汉口的俄国茶商是伟大的商人，汉口是伟大的东方茶叶港”。以汉口为中心的万里茶路，既是中国向欧洲输出的重要商路，也是一条中欧之间共享的文化线路。各种中外文化因子经过经济生活方式渗透进武汉的城市肌理，积淀而成武汉流动、包容和开放的城市性格。

（二）商业化和平民化的经济方式塑造了武汉乐观豁达、淡然自立的心态

商业性功能城市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在塑造武汉人社交方式的同时，也塑造了武汉人对于秩序、自信、身份、娱乐、市容和城市空间结构等文化概念的理解，在市民身上展现出独有的“汉味汉调、汉风汉韵、汉式汉俗”，形成了一种以平民生活为基调，体现于中外文化和南北文化的交流互动之中，涂抹着传统与现代交织色彩的平民文化。这种平民文化，在商业经济方式的激励下，以市民生活趣味为风尚，少有“士农工商”、“女工妇德”等传统观念的约束：“烧香也，看会也，龙船也，下湖也，看戏与看花也，地方稍有胜举，逐队成群，出头露面，谈笑无忌，饮啖自如，一任轻浮子弟评肥量瘦，眉语目眺，恬不为怪。”

尽管这种市民文化可能没有京派文化雍容规范、从容华贵和独尊独大的霸气，也缺乏海派文化先锋前卫、标新立异、引领时尚的洋气，还可能存在勇为天下先而失于持恒规范的弱点，但其善于通变而任放，善于创化而兼蓄，有一种在包容中流动和超越的气度和魄力。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英雄主义主要不是体现为浴血沙场的战斗，而是更多地体现为善于把握机遇，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进取的精神推进改革和创新，引导民族国家前进的方向。武汉市民文化中的重商、亲商和乐商传统，有利于克服韦伯所说的东方儒家传统文化对商业和经济活动的轻视，相对于有些地区日益疲乏无力、沦为装饰谄媚工具的所谓“雅文化”，市民文化更加强调实践性和事功，有利于克服概念论争中的蹈空和经院旨趣，以实事求是的价值观激励人们走向实践。因此，武汉人在开创新局面的过程中，重实功不重虚名，从而表现出敢为人先的品格。武汉市民常常是在生活日常中透现出执着的追求、勇毅的性情。他们平日处事接物，淡然自立，峥嵘不显，但一遇大事，则立见其刚强之性，转变为大破大立的历史创造者。

（三）重商的文化土壤支撑了武汉人在商业上的开创意识

重商的文化传统，激励了武汉人在商业市场上的积极进取，在一些重要历史关头更是激发出武汉人探索创新的勇气。

1979年，当社会上极左寒潮尚未消退之时，武汉人就在摸索中建立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两次因“投机倒把”被定罪的汉口盲人郑举选，拿到武汉市政府发放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在汉正街摆开竹床卖起纽扣，标志着汉正街的正式开市。随后103位“无业”人员在汉正街正式上岗，摆摊出售各类小商品，从商业领域率先冲破了所谓的“投机倒把”等政策“红线”。1983年，经过短短三年的发展，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把周边13个省、市、自治区的110多个企业的生产者和武汉周围农村的消费者联系起来，形成了全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在汉正街经营户中，销售额第一、纳税额第一、各种捐款第一、认购国库券第一……郑举选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商界传奇。”2018年，《人民日报》刊发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文章《对内搞活看汉正街》，对汉正街103位先行者如此评价：“他们怯怯的叫卖声，拉开我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帷幕，也标志着个体私营经济重回中国经济舞台”。当社会还在摇摆不定之际，武汉人民以敢为人先的气魄，坚定地选择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探索前行。

正是武汉商业功能城市的经济结构，支撑了武汉市民文化形态的稳定性、历史发展的传承性和精神建构的独特性，形成了武汉市民共同体独有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这就是务实与浪漫相统一、浑厚与精明相统一、谨慎与灵活相统一、持守与通变相统一。这是武汉市民区别于其他城市市民的群体性特征。

（四）市场（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相互激荡形成了生生不息的內在力量

武汉依长江而兴，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塑造了武汉城市的经济结构，造就了一批具有开放和进取精神的汉商群体。在汉口，商人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城市自治，给武汉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武汉城市现代性的发育。美国学者罗威廉评价19世纪的汉口达到了“晚清中华帝国城市化的最高水平”。1905年汉口建立了商务总会，1915年扩展为汉口总商会。汉口商会支持辛亥首义，呼吁罢市支援五四运动，赈济1931年汉口水灾，捐助1938年武汉抗战，表现出了汉商群体的奉献与担当精神。

民国时期汉口商人沈祝三倾尽家财建造武汉大学校园，留下了一段破产助学的历史佳话，尤其体现出武汉商人坚韧和顽强的品质。由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凯尔斯设计，沈祝三汉协盛厂承包的武汉大学校园工程，前后有图书馆、理学院、工学院等26所建筑，建筑面积778596平方米，造价约400万银元。可是，在投标完成后，恰逢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金价大涨，所用材料又多为进口材料，价格飙升，加上遭遇1931年长江大水，造成了汉协盛厂的巨额亏损。沈祝三本可以申请破产，但他决意信守合同。他将三元里、三多里多处私宅和阜成系列建材公司向浙江兴业银行抵押40万元贷款，而且保证材料优选，坚持百年以上品质标准，并奉送水塔、水池等配套工程。历时八年，汉协盛厂终于向世人呈现了一组近代最大、最美的高校建筑群。事后结算，沈祝三共亏损20余万银元，期间还背上了100万元的本利债务。在1932年武汉大学开学典礼上，王世杰校长代表全体教职员工对沈祝三表达了深深的谢意：“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感谢他，当时肯以比较低廉的标价，担任这个巨大的而且困难的工事。” 武汉大学的建筑融合了中国传统古典宫殿艺术与欧美近代建筑技术的优长，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珍贵的科学价值、精美的艺术价值，且于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世人称为中国最美的大学之一。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武汉大学校友为主组成的楚商联合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执行会长、湖北省楚商联合会会长陈东升的领导下，成立了抗击疫情楚商防控指挥小组，动员泰康、小米、融创、中诚信、卓尔、当代等一大批校友企业纷纷开展全球采购，迅速构筑起一条生死时速的医用物资运送通道。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副理事长阎志更是带领公司上下投身于武汉和湖北抗疫一线。2020年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下午阎志紧急召集已经春节休假的卓尔控股高管，20分钟后，卓尔的国际供应链紧急启动，仅仅48小时，海外采购、航空物流、通关、配送等环节就完成了无缝连接，刷新了湖北国际物资采购调运的极限速度。至2020年3月6日，卓尔公益基金会已向抗疫一线捐送应急物资875.57万件，捐助金额超过1.85亿元。卓尔集团不仅向武汉市内的新冠肺炎定点救治机构进行了捐送，更向湖北17个市州进行了30多次集中捐送、上千次分类捐送，覆盖了全省103个县市区的一线医疗机构554家。卓尔集团先后设立卓尔长江应急医院、卓尔汉江应急医院、卓尔大别山应急医院、卓尔盘龙城应急医院、卓尔罗田应急医院、卓尔荆江应急医院等七家应急医院，建成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两大方舱医院。

荆楚商人群体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传承了荆楚文化的忠诚勇毅品质，展现了汉商的社会担当与国家大义。在疫后重建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的担当和行动力同样是武汉迅速恢复元气并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信心来源。

四、以建设21世纪生态文明标杆城市的战略定位正向引领武汉的全球影响力

城市文化性格作为居民共同体的倾向性心理态度和稳定性行为方式等外显性与内隐性特征的总和，被认为是决定一个城市发展愿景和独特发展道路的内部动力系统。武汉坚韧、猛烈和敢为的城市文化性格在抗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成为重要的精神力量，为武汉赢得了“英雄城市”的赞誉，但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同样存在着负面影响。为破除西方的“话语霸权”，扭转因疫情爆发而形成的外部世界对武汉的偏见，需要将抗击疫情过程中激发出来的英雄城市品质转化为新时期武汉城市建设的文化力量，将历史文化底蕴的英雄城市形象转变为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英雄城市形象，以21世纪世界生态文明标杆城市的战略定位传承和拓展英雄城市的文化品格。

（一）新冠肺炎疫情让武汉之名传播于世界

2020年初，来源不明但爆发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武汉迅速成为世界舆情的风暴中心。当然，新冠肺炎疫情既给武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武汉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另一种机遇。在这一影响21世纪世界发展走向的国际事件中，武汉作为千万人口级特大城市“封城”的决心、果敢和牺牲，赢得了外部对武汉的同情和尊重，有利于纠正世界对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形成的歧视和偏见。“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不畏艰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了武汉人民的坚忍不拔、高风亮节。”“在这次抗击疫情斗争中，武汉人民用同心协力、英勇奋斗的实际行动……展现出了不怕牺牲的精神、勇于担当的精神、顾全大局的精神、甘于奉献的精神。” “一座英雄的城市、一群英雄的人民，以其重大的牺牲和奉献，以其可贵的坚持和努力，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2020年2月24日，在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的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对武汉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作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我知道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很多。”外国网友留言：“你们赢得了我的敬意。”

（二）疫情后武汉城市文化性格的内涵转换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武汉作为“英雄城市”的城市形象主要建立在城市3500年历史文脉、独特的“两江三镇”地理标志、商业功能性城市价值旨趣和鲜明的开放包容市民气质基础之上，这种城市性格和形象确立了武汉城市的独特性，支撑了武汉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的快速崛起。但是，2020年后，世界对于武汉作为英雄城市的一种潜在或直观的反映和评价，不再是基于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空间结构等城市形态和特征，城市居民与外部公众对武汉的期待，将会从历史文化名城的视角转向未来城市的视角，即作为疫情爆发地的武汉，如何应对疫情对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发掘古老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智慧，引领21世纪人类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城市蜕变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英雄城市，才是21世纪武汉“英雄城市”的核心内涵。

新冠病毒给全世界、全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尤其是作为重灾区的武汉，创深痛巨，更应该直面这次灾难，以此作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武汉既有全球罕见的生态资源基础，又有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应该由此迅速启动全球生态文明标杆城市建设的政府议程，借此在全世界面前树立全新的城市形象，将武汉城市整体作为文化符号推向全世界。

冯天瑜教授将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归纳为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维护人口再生产与环境生态容量之间的平衡，禁止向自然的掠夺性索取;第二是在经济活动中，保持一种有节制的生产、生活方式;第三是要通过制度规范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不仅体现为环境保护，而且更体现为生态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生态文明的理念要嵌入经济与政治结构。 武汉在重塑城市形象的过程中，既要着眼于具体政策措施，如垃圾分类、禁止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还要进行总体性战略规划，从生态价值引领、生态产业建构、科学生活方式普及、生态科技和教育系统支持等方面，以21世纪全球生态文明城市的标杆助推武汉真正走向世界，成长为未来的世界性超级城市。

（三）重铸武汉生态文明标杆城市的形象

城市文化（旅游）形象是城市居民和旅游者在城市生活体验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城市空间结构（载体）、环境形态（硬件）和市民素质、民俗民风、服务态度等（软件）的总体印象。相比于工业文明时代，信息文明时代的城市不再依赖福特制经济的规模生产和标准化产品，而主要依赖于城市空间内差异化的土地利用和区位的密集联结所提供的综合发展能力，也不再是由工业空间支配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层级结构，而是以文化创新为中心、满足柔性生产和体验消费的分布式结构。文化空间理论认为，对于世界特大城市来说，城市发展的动力已经不能单纯依靠一条产业链或少数几个超级企业，而是要依赖于整个城市的空间生产，依赖于由城市各个行业部门提供一种“叠加价值”和“乘数价值”。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武汉借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完成的社会动员这一独特资源，构建21世纪生态文明标杆城市，不失为一条后现代化语境下特大城市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21世纪的长江流域将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展基地。百年前，美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海权论的创立者阿尔弗雷德·马汉曾说：“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 武汉作为长江流域的特大城市，处于21世纪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上。21世纪，随着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由城市和城市群组成的世界，武汉要建成21世纪世界超级城市，必须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找准位置。借助于巨大的生态环境容量、强大的科教实力和独特的城市空间结构，将武汉的英雄文化内涵和长江文化特质上升为全球生态文明标杆城市的愿景，成为联通武汉“历史之城”、“当代之城”和“未来之城”的战略通道。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21世纪影响全球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也是武汉城市发展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武汉在这次抗击疫情斗争中的表现，重建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必然会内化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形塑这座城市的当代形态，并牵引这座城市的未来使命。

注释：

① 蒋中挺：《钟南山今天说，武汉本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新浪网2020年1月28日。

② 《武汉加速重启，致敬这座城市最英雄的人民》，腾讯网2020年3月30日。

③ 李声权：《英雄城市列宁格勒》，《世界文化》2015年第5期。

④ 吴源泉：《广州为何成为近代以来的英雄城市》，《探求》1991年第6期。

⑤ 宋爱珍：《对新时期广州打造英雄城市的思考》，《探求》2010年第3期。

⑥ 参见薛莉：《红色文化对南昌城市形象建构的影响研究》，《戏剧之家》2018年第2期;温焜：《南昌城市形象传播策略研究》，《辽寧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⑦ 王建学：《城市英雄特质，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心》，《沈阳日报》2018年1月5日，第T02版。

⑧ 崔杰、鄂丽美：《如何打造齐齐哈尔英雄品牌城市》，《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年第5期。

⑨ 於贤德：《论宁波文化的英雄主义品格》，《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⑩ 江凌：《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20世纪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格特质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分为四层：个别特质和共同特质;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体质特质和环境特质;动力特质、能力特质和气质特质。我们认为，这一分析框架也大体可应用于对城市文化性格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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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才武，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严星柔，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