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廉洁教育方法论的四维向度

邵德进

摘   要：大学生廉洁教育效能的提升需发挥主渠道和微传播双重路径的作用，打破传统教育方法的樊篱，构建提升廉洁教育效能的方法论体系。将描写性方法植入大学生廉洁教育之中，有利于实现大学生廉洁教育语言话语与言语话语的双向转化;将系统性方法纳入大学生廉洁教育之中，有利于实现大学生廉洁教育所指系统与能指系统的耦合互动;将功能性方法切入大学生廉洁教育之中，有利于实现大学生廉洁教育知识路径与生活路径的功能架构;将文化性方法嵌入大学生廉洁教育之中，有利于实现大学生廉洁教育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大学生廉洁教育;方法论;主渠道;微传播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0）04-0031-07

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的意见》实施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化、教育载体日益立体化、教育手段渐趋多元化，然则，教育实效还不尽如人意。究其缘由在于教育方法的固态性、灌输性、工具性，缺乏动态性、体验性、价值性的方法创新，尤其是在以微图文、微影视为内容，微课堂、微论坛为载体，微信、微博为媒介的微传播与以传统课堂教学、讲座论坛、主题班团课为特质的主渠道融合共生的新样态下，大学生廉洁教育亟需打破传统教育方法的樊篱，构建提升廉洁教育效能的方法论体系。方法恰当则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因此，本文将从方法论的角度，以微传播与主渠道深度融合为视角，架构大学生廉洁教育描写性方法、系统性方法、功能性方法和文化性方法的四维向度，消解廉洁教育语言话语与言语话语、能指系统与所指系统、知识路径与生活路径、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等概念的二元对立，为提高大学生廉洁教育效能奠定方法论基础。

一、描写性方法：实现大学生廉洁教育语言话语与言语话语的双向转化

本文所述描写性方法并非文学创作中的写作手法，而是指语言与言语的话语表达方式，是话语的书面化与口语化耦合互动的研究范式。在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话语体系下，描写性方法强调要摈弃微传播与主渠道各自的缺陷，破解二者“两张皮”的困境，主张微传播与主渠道教育途径的融合贯通。大学生廉洁教育既是廉洁教育的普适性理论从社会向个体转化的过程，也是从个体的内心世界向社会转化的过程，亦是廉洁教育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为的过程，更是廉洁教育语言话语与言语话语双向转化的过程。实现上述转化的有效路径则是微传播与主渠道双向度的深度融合。然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现实境况却是微传播与主渠道分别处于不同的场域之中，导致了廉洁教育的微传播和主渠道“各自为政”的现象。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微传播强调教育内容的直观化、形象化、通俗化，如以梅、兰、竹、菊为主题，将廉洁教育内容赋予其中，的确有助于增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认同感和接受度，但由于微传播内容的游离化、碎片化、浅质化等特点，致使大学生廉洁教育知识体系的逻辑性、系统性、理论性受到消解，很难将廉洁知识上升到廉洁理念的意识层面。因为微传播侧重廉洁教育内容言语话语的表达，而言语话语具有随意化、口语化、主观化等特点，从而削弱了大学生廉洁教育效能的思想性、深刻性和批判性。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微传播强调“教育信息、资源的开放性、丰富性、多元性等优势”[1]，如以影视、图片、文字等形式展现廉洁教育内容，的确有助于大学生产生廉洁教育心理认知和情感认同的价值共鸣，但微传播在形式上往往走向娱乐性、世俗性、虚拟性，导致了大学生廉洁教育形式遮蔽了内容，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廉洁教育内容停留在言语的口头层面，很难将廉洁理论上升到语言的思辨层面。因为微传播注重言语的流行性表达，而流行性表达弱化了廉洁理论的权威性，从而消释了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政治功能、教化功能和导向功能。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微传播强调教育时空的非限性，如大学生可以在宿舍、教室、室外等任何有网络的场域，不受时空限制地接受廉洁教育，对满足大学生“时时可学、处处皆学”的良好夙愿提供了可能性，但如果以这种非限性的微传播教育方式替代面授式的主渠道教育，必然导致廉洁教育的过场化、空泛化、形式化，从而减弱了大学生廉洁教育效能的理性思辨力和权威解释力。

思政课堂、名家讲坛、主题团课是大学生廉洁教育的主渠道，通过书面的语言话语强化廉洁教育的主渠道功能，有助于形成廉洁教育理论的权威性解读，培养学生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亦有利于增强廉洁教育制度的规范化管理，构建廉洁教育的常态化机制;也有益于营造浓郁的廉洁校园文化氛围，掌控廉洁教育话语权的制高点。但在自媒体时代，如果廉洁教育撇开微传播渠道，执迷于主渠道的路径，将会使大学生廉洁教育失去网络教育阵地的话语权，有悖于廉洁教育全过程、全方位、全员育人机制的建立。如果廉洁教育沉溺于主渠道的“大水漫灌”，而不注重微传播的“精准滴灌”，将会使廉洁教育脱离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最终使大学生失去对廉洁教育的心理认同与价值服膺。由是观之，主渠道和微传播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与缺陷，而二者较强的优势互补性，共同构成了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关键场域。因此，提升大学生廉洁教育效能，必须实现主渠道的语言话语与微传播的言语话语的融合与转化，使二者在内容上相互印证、形式上融合互补、时空上实现教育主体的在场，形成廉洁教育各有侧重又同频共振的方法体系。

大学生廉洁教育语言话语与言语话语的双向转化是建立在主渠道与微传播深度融合基础之上的，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叠加或自由组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实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目标”[2]。主渠道与微传播是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两种不同的路径，大学生廉洁教育从其价值理性层面分析，具有明晰的意识形态性、鲜明的政治立场性、明确的内容规定性、真切的价值判断性，但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来看，又具有教育内容的拓展性、教育方式的灵活性、教育载体的多样性等特点。如大学生廉洁教育中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政策法规解读、道德观的培育、价值观的养成等方面的内容，不仅要利用主渠道进行系统性、条惯性、学理性的分析，增强大学生廉洁理论知识体系的逻辑性，还要充分利用微传播载体和媒介的多元化优势，拓展廉洁教育内容的张力结构，强化理论的解释力。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语言话语侧重表达场合的正式性、话语内容的严肃性、话语组织的逻辑性、话语形式的书面性。如在思政课堂或名师讲坛等主渠道开展廉洁教育，要求教育主体必须注重语言表达的严谨性和规范化，“学术无禁区、课堂有纪律”，廉洁教育不能如私人聊天般随意表达、畅所欲言。通过主渠道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以理性思辨的话语阐释了廉洁教育的内涵、功能、目标，目的在于提升大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学理分析能力，将廉洁教育的普适性理论，逻辑自洽地转化为个人的内在需求，但廉洁教育的实然效能却并非如此。倘若在主渠道中融入微传播的元素，则会克服主渠道单调刻板的印象，起到教育效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如对理想信念、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诚信法制等具体内容的诠释，以图文并茂、影像资料、典型案例的形式，通过微传播的途径予以展现，将生硬的语言话语转化为生动的言语话语，亦或以通俗而不低俗、深邃而不抽象、直观而不肤浅的微传播言语阐发理论的弹性和张力，实现语言话语与言语话语的有机融合与转化。另外，在利用微传播开展廉洁教育的过程中，也必须做到教育工作者在场，以此克服传播内容的随意性、言语表达的粗俗性、话语体系的嬉皮性等缺陷，及时地将大学生廉洁教育引领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之中。

二、系统性方法：实现大学生廉洁教育所指系统与能指系统的耦合互动

大学生廉洁教育不是学校层面的单向度教育，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化教育，亦不是纯粹的理论性教育，更不是单一路径的结果性教育，而是学校—社会—家庭协同配合、社会化与个体化、理论性与实践性、过程性与结果性的系统化教育过程，是廉洁教育的能指系统与所指系统耦合互动的过程。而承载该过程的有效途径则是主渠道与微传播双重教育路径的融合在场、相互作用、互为补充。从语言学意义来讲，大学生廉洁教育的主渠道往往彰显的是廉洁话语背后的关系与意义，是对廉洁理论、廉洁功能、廉洁意义的解读，是所指系统的体现;而微传播往往凸显的是廉洁话语本身的声音与形象，是廉洁内容、廉洁形式、廉洁载体最直观的表達，是能指系统的展现。运用系统性方法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其主旨要义是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该系统包括符号系统、关系系统、道德系统等方面，它具有开放性、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关联性等特点。在上述系统中，廉洁教育效能的高低取决于能指系统与所指系统耦合互动程度的大小。

作为符号系统的廉洁教育，其廉洁内容主要通过廉洁歌曲、廉洁动漫、廉洁图画、廉洁影视、廉洁实物等符号加以呈现，而呈现的载体则更多地是以微传播路径予以展布。例如廉洁歌曲《清风颂》《唱响正气歌》《竹颂》《人民公仆》，廉洁动漫《郑义门》《尺·度》《标点符号话廉洁》，廉洁影视《永远在路上》《蜕变人生》《失控的“自由人”》等内容，教育主体可以在课后通过微信、微博、廉洁教育平台等线上的方式推送给学生，让学生从声音与形象的能指系统中提炼出廉洁题材所蕴含的关系与意义的所指系统。廉洁题材越丰富、形式越多样，越有利于学生廉洁意识的培养，因为“所指系统的意义随着能指系统的进步而日益精细;能指系统又依靠所指系统的发展而日臻完善”[3]。因此，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以微传播为路径，不断丰富能指系统的特定内涵，拓展其外延，同时又不能仅停留在声音与形象的能指系统层面，而是要转化到关系与意义的所指系统层面，这种转化的逻辑理路则是主渠道路径。教育主体通过主渠道能够有效地对能指系统中存在的浅质化、庸俗化、空洞化的内容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所指，从而不断完善廉洁教育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价值导向功能、政治教育功能和教育警示功能。

作为关系系统的廉洁教育，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中所蕴含的廉洁教育要素，该要素包括“实质性要素、主体性要素和过程性要素”[4]。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来讲，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其所接触人群的道德品质的高尚与卑微、廉洁观念的深邃与淡漠、行为习惯的守规与无序等都会对大学生廉洁教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此，教育主体就要及时地观照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使其自觉规避不良思想的影响，提高廉洁素养和道德品质。相对于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人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化、复杂化、泛常化、异质化等特征，如何将大学生纳入到社会之中，是廉洁教育社会性的过程。如社会中出现的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案例，大学生往往通过微传播渠道获取到这些负面的社会信息，很有可能从这些能指系统中提炼出对社会本质的歪曲认识，形成错误的判断。为此，教育主体就要利用主渠道路径从人与社会关系的坐标中，将大学生廉洁教育置于国家反腐倡廉的实践之中，阐发贪污腐败案例所具有的警示效用，以理论的说服力阐释所指系统的特定内涵。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界中的物体本身蕴藉着浩博的廉洁意蕴。如莲花、松柏、红枫、竹、梅、兰、菊等自然之物，自古以来就是廉洁的象征。教育主体可以将其制作成图片、影像等资料，运用微传播展露给学生，抑或以实践教学的主渠道方式带领学生参观，将其所蕴涵的廉洁元素转化为学生皆能接受的所指系统。

作为道德系统的廉洁教育，是就人的生存方式视角而言的。廉洁是善的道德本性的再现，是以道德为准则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就是要培育大学生廉洁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在道德的价值体系中揭示廉洁所积蕴的深刻内涵。自古以来，我国流传着丰韵的廉洁典故和名人轶事，如东汉时期的羊续悬鱼和杨震暮夜拒金，晋代的陶母退鱼和吴隐之不惧饮贪泉，革命时期周恩来总理和两袖清风的孔繁森等均是廉洁的道德楷模。大学生廉洁教育要充分挖掘廉洁的道德内涵，解决好道德体系下能指系统与所指系统耦合互动的问题。廉洁的道德意蕴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辨的、逻辑的、心理的、共性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构成了廉洁教育内容的源泉。关于廉洁的名人典故、格言警句、道德规范等内容，如果仅停留在所指系统的主渠道路径下，以思政课堂教学、名人讲坛等方式采取单向灌输，强调廉洁的科学思维、价值取向、功能意义、生存法则，必然导致廉洁教育效能的低下。因此，实现廉洁教育的所指系统向能指系统的转化就成为提高廉洁教育效能的题中之义。当今大学生都是“95后”或“00后”，他们对事物的认识更偏好于能指系统中的声音与形象，如若将道德系统中囊括的廉洁要素通过微传播以声音、图片、动漫、画卷这种鲜活的能指系统来呈现，必将使其所指系统的意义得以出场，让学生真切的体验到廉洁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对发生在历史时空中鲜活的廉洁思想进行凝练与归纳，生成对廉洁意识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价值共鸣。

三、功能性方法：实现大学生廉洁教育知识路径与生活路径的功能架构

廉洁教育的知识路径是以主渠道为载体，以理论宣讲的形式，向受众传授廉洁知识、廉洁观念、廉洁技能的重要途径;廉洁教育生活路径则主要是以微传播为载体，以图文并茂、声色皆俱、生动活泼的形式，将艰涩的廉洁理论以生活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提高受众对象的接受度和认同感的具体途径。当下，提升大学生的廉洁教育效能，不仅在于熟识廉洁的知识教育、倡导廉洁的意识教育、提高廉洁的技能教育，更为关键的是要以功能性方法统摄廉洁教育的知识路径与生活路径。作为一种功能性方法应用于大学生廉洁教育，旨在解答廉洁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应答廉洁教育的价值导向功能，解悟廉洁教育的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廉洁教育的教育警示功能。功能性方法强调大学生廉洁教育不仅要注重知识路径的宣讲、解读、传扬、昭示，更要关注生活路径中的现实在场，要让大学生融入到现实的生活场域，通过语气、语义、语境等语言文化因素，发现大学生的所思、所想、所念，形成大学生对廉洁理念的价值服膺。传统意义上的廉洁教育强调主渠道模式下知识路径的宣讲，以知识路径来切入到人们的心灵世界，的确有助于廉洁概念的明晰化、廉洁理论的系统化、廉洁观念的主流化，但这种知识路径的宣讲往往屏蔽了学生的发声空间，造成了学生对廉洁教育的失语，故而使学生对廉洁教育产生抵触心理，自然而然导致了廉洁效能的低下。假如以单一的生活化路径实施廉洁教育，的确有利于聚焦鲜活的生活场景，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实现学生在场的生活化教育，但失去监控的生活化路径隐藏着教育失序的风险，良莠不齐的信息极有可能消解主流价值观念。由此可见，无论是主渠道模式下知识路径的宣讲，还是微传播渠道下生活路径的渗透，二者一旦割裂开来必将制约廉洁教育效能的发挥。

以功能性方法审视廉洁教育的知识路径和生活路径，不能撇开廉洁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价值导向功能、政治教育功能和教育警示功能，要立足于主渠道模式和微传播深度融合的情境下，正确处理主渠道的知识路径和微传播的生活路径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廉洁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强调要发挥主渠道知识路径的作用，将国家的意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理论的体系化、逻辑化、科学化在学生思想意识中筑牢防止“非主流意识形态入侵的防护墙”，同时也必须要辅以生活路径，以富有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的方式强化廉洁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廉洁教育的价值导向功能强调要通过主渠道的知识路径，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权力观、荣辱观，发挥主渠道的价值引领作用，同时也必须注重生活路径的体验与践行，在具体的生活中通过身边人、身边事将廉洁观念外化于行、固化于为。廉洁教育的政治教育功能强调要通过主渠道强化理想信念教育、道德法制教育、诚实守信教育、遵纪守法教育，自觉培养大学生的廉洁意识、守法意识、诚信意识，这是政治教育功能的应然目标，应然要转化为实然，就要在微传播的生活路径中寻找切入点，将其政治教育功能以技术性、流行性、趣味性、多维性、生活性的框架结构，“随风潜入夜”式的汇融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从而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廉洁教育的警示功能往往更加强调微传播的生活路径，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微视频、微语言、微案例对大学生起到警钟长鸣的作用，大学生在以目之所见和身之所历诠释理论深邃性的同时，还必须兼顾主渠道知识路径的在场，教育主体要施以警示教育理论上的强化与引领，避免学生在警示的反面典型中迷失方向。

功能性方法主张从主渠道到微传播，从理论宣讲到生活渗透，从知识路径到生活路径实现有机融合与完美架构。实现知识路径和生活路径的功能架构，需要廉洁教育的主渠道与微传播有效融合，不仅要从主渠道的角度宣讲廉洁教育的原则、意义、功能，要以开放的视野关注廉洁教育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内容，还要“以向学生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为基础，以师生之间产生真切的情感共鸣为推进，以加强正确的德性培养为目的”[5]，从学理层面阐述廉洁深邃内涵与广阔的外延。面对个性张扬的“95后”或“00后”的大学生，教育主体采用生活化的路径将枯躁的理论、刻板的说教、宏大的叙事，以微传播的方式浸透到大学生的交往实践、话语表达、情感抒发、行为习惯之中，以此通达信仰的高地。微传播基于微信、微博、APP手机终端的多主体融合，使廉洁教育理论被赋予浓厚的情感温度，这种适合大学生心理认知特点、正能量的价值引领，再结合特殊节日、热点新闻事件，恰如其分地将廉洁内容或理念融入到大学生生活场域之中，必将创造廉洁教育生活路径的行为体验。例如，利用“5·10思廉日”的固定节点，开展大学生的廉洁意识教育，通过展示学生自己创作的书法、动漫、绘画、纂刻、摄影等作品，使学生走进廉洁教育生活之中，增强学生的体验感、带入感、仪式感、归属感、责任感，有利于廉洁意识和廉洁理念入脑、入耳、入心。微视频《贪腐的代价》《眼泪》《贪廉》《莫让人生提前到站》等在微信上广泛传播，以风趣幽默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呈现了腐败的严重危害，使学生切身体会到廉洁的重要性，有利于提高学生“崇洁尚廉”的认识，坚定“防腐拒贪”的信念，养成“清正廉明”的行为习惯。通过主渠道以知识路径让学生系统掌握廉洁理论的基础上，学生再以微传播为载体的生活化方式展示对廉洁教育的认同与践行，是对主渠道理论宣讲有意而必要的补充，既是对主渠道廉洁教育效果的检验，也是以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形式反哺课堂教学，达到主渠道与微传播的同向同行、合拍共振。

四、文化性方法：实现大学生廉洁教育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

从一定意义上讲，廉洁教育的实质是廉洁文化的教育，文化构成了廉洁教育的本体论基础。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教育，实质上是基于文化价值层面的教育，是包括“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一种明确的聚集体，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6]。大学生处于特定的校园文化环境之中，以文化性方法来审视大学生廉洁教育，关键在于培育廉洁文化，要将廉洁教育植入到校园廉洁文化建设的轨道之中，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元素嵌入到现代文化价值体系之中，将廉洁教育渗入到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之中，形成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强劲的渗透力、强大的辐射力的校园廉洁文化氛围。廉洁教育的主渠道与微传播是营造校园廉洁文化氛围的重要载体，廉洁教育的主渠道有助于将庞大历史脉络的廉洁文化内涵以宏大叙事的方式予以表达，廉洁教育的微传播有助于将纷繁琐碎的廉洁文化元素以微观叙事的模式予以展示。质言之，从文化学的角度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就是要实现廉洁教育的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

廉洁教育的宏大敘事就是在庞大的历史脉络、宽广的国际视野中丰富古今廉洁文化的价值内涵，阐释中外廉洁文化的价值取向，具有立意高、视野宽、内涵广的特点。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来建构廉洁文化，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应该秉持“以古为鉴，可知兴替”的理念，发挥思政课堂教学、名师讲坛、主题班团课等主渠道的理论教育功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廉洁价值意蕴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其深邃的廉洁文化内涵。如中国古代王冕的《墨梅》、周敦颐的《爱莲说》、于谦的《石灰吟》等优秀的廉洁文化作品，教育主体应该对这些优秀作品进行廉洁文化价值内涵的提纯，以古示今，让大学生在对廉洁文化历史知识了解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廉洁意识。同时，要聚焦国家廉政文化建设、社会廉洁生态营造的时代背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廉洁文化建设，把大学生的廉洁教育自觉地融入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伟大实践之中，使大学生对廉洁教育形成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准确的宏观认知，不断提升廉洁教育的实效性。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来建构廉洁文化，应该发挥主渠道的实践教育功能，通过带领学生参观廉洁警示教育展馆、考察腐败服刑人员场所、观看贪腐官员忏悔影视等途径，从国家安全及意识形态的战略高度，讲清廉洁教育的理论根基，提升学生的理论深度，增强分析问题的理论素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通过设置校园廉洁文化长廊、布展校园廉洁文化主题墙、开展校园廉洁文化活动等方式，营造廉洁文化的实体环境，构建廉洁文化宏大格局，积蓄廉洁文化正能量，发挥廉洁文化正效应，以此彰显廉洁文化主渠道的价值引领作用。

廉潔教育的微观叙事是借助微传播的强大载体，将廉洁文化以直观而生动、纤微而通俗、短小而精湛、即时而精准、现实而具体的话语表达方式呈现给大学生，实现廉洁文化的可知、可感、可视，激发大学生接受廉洁教育的内驱力和主动性。以文化性方法考量廉洁教育的微观叙事，核心在于“用廉政文化涵养廉政生态、带动廉政生态、构建廉政生态”[7]。由于微传播的“无屏障性”，往往会造成“信息扑朔迷离、难辨真伪，难以界定责任权限，甚至会出现信息失真和行为失范……对廉洁文化的传播造成了不利影响”[8]。为此，这就需要教育主体强化网络监管和舆情处理，及时摈弃错误的言论或腐朽观点，以健康向上、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廉洁文化取而代之。以文化性方法观照廉洁教育的微观叙事，关键在于加强廉洁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自媒体时代，教育主体要主动转化廉洁文化的话语结构、话语方式、话语风格、话语符号、话语时空，结合动感的声乐、形象的画面、优美的文字，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适应其话语表达需求，增强廉洁网络文化的亲和力，自觉占领廉洁网络文化阵地的制高点。以文化性方法透视廉洁教育的微观叙事，重点在于优化廉洁文化微传播体系。从一般意义而言，微传播主要是指微信、微博、QQ等，而在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话语背景下，学校微信公众号、校园贴吧、校园广播站等载体，都是进行廉洁教育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学校微信公众号作为官方微传播媒介，它能够克服主渠道和微传播的不足之处，充分发挥主渠道和微传播在廉洁教育中的优势和特长，是实现廉洁教育主渠道的宏大叙事和微传播下微观叙事辩证统一的重要载体。

总之，廉洁教育的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不是孤立的、割裂的、截然分开的，二者统一于廉洁文化的主体架构之中，融合于主渠道与微传播的路径之下，各有侧重，各有所长。以微传播对宏大命题分解细化，使其廉洁文化的影响力更具广泛性、实效性、感染性、耐久性;以主渠道来提升微观叙事的廉洁理论，整合微观叙事的廉洁元素，规范微观叙事的廉洁行为，引领微观叙事的价值导向，使廉洁文化朝着向上、向善、向美的方向发展。以主渠道和微传播为载体的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最终将架构起提升廉洁教育效能的“同心圆” “承重墙”和“立交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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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狄奥，王俊松.构建大学生廉洁文化传播的立体网络[J].中国高等教育，2015（13/14）：47-49.

责任编校   张煜洋

Abstract：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o be improved， the function of the dual track of the main channel communication and micro-communication is to be performed， together with a breakthrough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methodology to construct a methodological system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ity education. Implanting descriptive methods into college students probity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two-way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discourse and speech discourse in college students probity education. Incorporating systematic methods into college students probity education is preferab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upl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ignified system and signifier system in college students probity education. The inclusion of functional methods into this education benefits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paths for this education. Embedding the cultural method into this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macro-and micro-narratives.

Key words： prob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ology; main channel; micro-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