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楷、魏楷、唐楷书风演进之思想底蕴探索

兰浩

（嘉应学院教师教育发展中心，广东 梅州，514015）

纵观中国书法史，楷书发展经历了东晋二王①、北魏为代表的魏碑楷书以及唐代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褚遂良为主要代表的关键阶段，中国楷书风格和体式发展逐渐成熟。从笔法、结构和章法布局上，钟王、魏碑、唐楷展示各自的不同特征，风格面貌相差极为明显。如果仔细分析三个时期的主要楷书作品，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仅表现于外观技法形式，从中国思想史发展实际，笔者认为道玄思想、佛教教义和儒学思想分别对三个时期的书法风格演进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思想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楷书风格的时代风貌生成，二者之间呈现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中国书法史的解读应该结合书法风格形成、演变和中国思想史发展实际，否则仅仅着力于书法风格外观有可能造成书法发展认知的叙事盲点，忽略了书法表征的思想底蕴和发展动因内在机制。一般书法史著作把书法家、历史背景、学术思想作为一种铺垫来叙述，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书法风格形成的多重因素，但梳理学术思想和书法风格之间的究竟关系不能忽略，否则停留于书法表象审美世界，遗漏书法风格的深层底蕴和发展机制。从中国思想史视域角度探索晋楷、魏楷、唐楷风格的特征和演变，有助于中国书法发展规律的立体综合把握。

一、道玄思想对东晋二王楷书风格的生成影响探析

我们从书法家身世命运、时代环境、笔墨形式和审美直观上可以把握东晋楷书独特的时代风貌及生成机制，这样的切入思路对于认知魏碑书法、唐楷都是可以成立的。二王书法为代表的时代是魏晋文学、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发展阶段最为突出的是魏晋玄学思潮。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指出：“儒学世家的卫氏，在学术思想开放的魏晋时期，仍然以儒学为本，也适时地吸收了名法及道家的学术思想。我们常说魏晋世家大族的学术面貌是‘儒道兼综，礼玄双修’。”[1]87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根本是儒道兼修，以致后期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把握魏晋书法发展风格和基本特征，更能深入理解晋楷书法。从现在流传下来的二王楷书来看，主要有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以及王献之《洛神赋》等，今人刘涛这样解读：“王羲之的楷书，就其师承而言，属于钟繇系统。我们知道，钟繇的楷书，因为具有浓厚的隶意，古意拙趣尚多……比之于钟书，王羲之的楷书端庄精致，将楷书的笔法、笔意、结构推入到形巧而势纵的新境界。”[1]204坊间一般书法史多能指出书法家风格面貌特征、师承和贡献等方面，而思想史与书法底蕴之间的关系很多著作容易忽略，这也是比较难于准确阐释的学术难点。姜寿田指出：“晋代玄学思潮对书学的渗透，促使魏晋书论实现了由宇宙本体论向人格本体论的转换……人格本体论在晋代的确立，促使书法的形式自律页愈趋抽象化。它由一般的自然象征转化为人心营构之象。”[2]26剖析魏晋玄学对书法风格演变的动因，但抽象性的玄学和形象化的书法艺术之间究竟怎样的关系，一般语言叙述只能起到引渡作用。全面分析魏晋玄学与晋代书法的关系，非本文能驾驭，但魏晋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崇有贵无等对两汉经学的冲击，对魏晋文学艺术以及人性自由解放的觉醒等方面，由此形成东晋门阀士人追求的魏晋风度、人性自然美学倾向必然对书法风格带来深刻影响，观阅王羲之和王献之的楷书代表作，可以感受二王楷书实现从钟繇楷书“古拙”到“新妍”的转变，笔法天然清新，结构自然而又不失法度严谨，显然道玄思想的渗透是潜在而深刻的。从王羲之身世命运来看，王羲之一生命运多在‘悲天悯人’之中，对书法艺术体察细微，心灵敏感细腻，他一生宦海仕途可谓尽心尽力，但阅历太多的政治漩涡、生死无常，其精神深处的隐逸思想无时无刻不在书法作品里表现出来。《兰亭序》行书是天朗气清、悠游山林的即兴之作，表达寄托山林、生命短暂的感慨。他的一些楷书表达相似的隐逸超脱情愫，再看图1《黄庭经》一类楷书，书写内容是道教经典，笔法精致细腻清新表达是超凡脱俗、虚静养生的内心世界。图2《洛神赋》风格同样超拨世俗，其文字内涵寄托尘世外美丽人性、纯洁爱情的追求，《洛神赋》结体用笔更为洁净，结构外展，展现魏晋士人自由人性的向往等。魏晋玄学及时代背景形塑了二王为代表的东晋清新脱俗、玄远天然的独特楷书风格。

对时代思想背景、书家个性身世命运、作品文学内涵等方面切入书法底蕴解读，是外围层面的重要阐释路径，而终极的书法底蕴解读是直观的审美感悟。从现存书法作品出发，必须充分调动我们的审美知觉，直接感悟直观、分析其中的底蕴思想，是有效理解古典书法方法的途径。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这样阐释审美知觉的重要作用：“审美知觉史极端性的知觉，是那种只愿意作为知觉的知觉，它既不受想象力的诱惑，也不受理解力的诱惑……审美知觉寻求的是属于对象的真理，在感性中被直接给予的真理。”[3]除了了解魏晋玄学和书法史一般理论的思想背景，应该将我们的目光直接面对历史作品，朝向书法作品充分激发审美知觉，在目光与古典作品当下照面的过程中，去感悟书法家创作和作品思想的底蕴。今天看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和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等楷书，用笔简古，笔端意长，结构扁态古拙，呈现出独特的晋代风韵。如王羲之楷书代表作之一《黄庭经》，其结构扁势为主，带有三国钟繇楷书和脱胎于隶书的潜在影响，用笔中实为主，相比唐楷提按较少，笔法承续篆隶古法多，在技法上与魏碑、唐楷差距明显。图3钟繇楷书《宣示表》从文字内涵来看近似今天的行政公文写作，显然从文学内涵上并不带有明显的情感向度；从笔墨形式上分析，钟繇楷书用笔古拙，结构扁体为主，理性节制比较明显，难以见到明显的情感，这一点与二王楷书区别极大。从形而上角度来看晋代楷书，审视二王楷书的整体图象，二者的楷书作品像一幅鸿蒙宇宙太极图，幽深之趣味在笔墨之外，总体错落有致不乏理性运作。从书法演变角度来看，东晋楷书脱胎于前代古拙的隶书、章草，王羲之变革书体，书风从古质走向新妍，因此属于一种过渡创变时期的产物。从笔墨底蕴和人生经历来看，王羲之出身东晋琅琊名门又有官场沉浮经历，晚年寄情山水，崇信道家养生之道。从二王书风审美直观所得的并非纯然的“庙堂气”，也不是纯然的“山林气”，而更像二者的融合，因此二王楷书不是纯粹的儒家名教之理表达，也非纯然的道家逍遥天放、自然之理，而是融合儒道的道玄哲学产物，同时带有个体风韵的表达，两者之间是辨证统一的，从这个角度才能准确把握东晋楷书的用笔、结构、章法笔墨形式的根本属性。东晋书法之所以为后世极力推崇，除了二王高超的笔墨技法以及变革前代书风，更为关键的还是晋代书风形而上的“玄远”之境界，魏晋风度之美不仅体现于当时士人的风度气韵，还体现于魏晋玄远从两汉经学的反驳、对宇宙自然本体的玄思，进而探索人性的解放和自由，这在二王为代表的楷书作品中可以感悟到。东晋书风似乎天地鸿蒙初开，仿佛远古的天籁之音。晋人尚清远脱俗之志，可以用“山林气”概括此时期的楷书美学，这也是晋代书风魅力为后世推崇的重要原因。如果把东晋楷书与唐代比较典型道家楷书《灵飞经》相对比，就可以发觉二者之间书风的相似和差别，从唐代钟绍京抄写灵飞经内容看是道教经名，主要阐述存思之法，其书风和笔墨形式比较贴合道家思想，深受唐代时期楷书法度影响，《灵飞经》用笔提按较多、结构严谨理性风格近似唐楷时风。但《灵飞经》笔势圆劲放纵，字体清逸精妙与唐楷庙堂主流书风拉开较大距离，典型的道家清新自然气息跃然纸上。但《灵飞经》书风与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和王献之《洛神赋》又存在较大区别，从笔墨形式上东晋二王楷书扁拙，用笔提按少，笔势简古，而《灵飞经》四方字形构架多，用笔理性法度多于二王等。笔者从审美直觉上理解东晋二王楷书“宇宙鸿蒙”之气息却多于《灵飞经》，深刻显示了魏晋玄学宇宙本体的玄远之思不同于《灵飞经》理性清妙的书写，这个角度有助于深入体验晋代楷书介于儒学和道家哲学的底蕴。可以说，二王楷书受到魏晋道玄哲学及时代背景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书法风格的生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书法家身世命运、前代书法积淀、时代社会环境等也构筑东晋楷书成因的层面，因此，道玄哲学是东晋二王楷书风格成因的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的绝对决定因素。

二、印度佛教教义对魏碑书法风格及演变影响

从纵向角度对比，以北魏为代表的魏碑楷书风格相对于晋代显然又是极大的视觉形式和思想底蕴的改变，矗立于摩崖石刻、佛教造像、经幢碑额的魏碑书法迄今仍然具备极大的艺术魅力。关于魏碑书法风格特征，这里无需赘言，其形成背后的思想动因，笔者认为最根本是印度佛教的传入，在拙文《魏碑书法中的佛学意蕴探微——兼论清代碑学的误区》指出以北魏为代表的魏碑书法展示出印度佛教的出离心、度世心和无粘滞心，北魏书法不仅仅是审美外观风格的问题，而是契合、表征、引渡佛教教义。[4]如果立足于中国思想史实际、南北朝历史、北魏书法审美直观等多个层面剖析佛教与北魏书法的深层关联。可从外在因素和内在层面剖析印度佛教对魏碑楷书风格的影响。从北魏书法内容载体、书写建制功用和历史背景来看，魏碑北魏书法接受印度佛教浸透，与其书法内涵比较吻合，从而开创了中国楷书的另一番境地，值得认真分析。北魏书法从载体功用形式上看，多载于皇家墓志、佛教造像、摩崖石刻等，足见外在形式与佛教的紧密关系。北魏时期皇家崇信佛法，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开凿于这一时代完成，足见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兴盛，魏碑书法的独特风貌显然离不开印度佛教和华夏书法艺术的结合。大部分魏碑书法或刻写于摩崖如《泰山经石峪》，题材为佛教《金刚经》；或刻写于佛教造像石龛，如《龙门二十品》书法经典；或为皇家贵族墓志，比如《元祯墓志》等。魏碑书法的文化场景始终紧密联系印度佛教传入中原的时代文化气候。近代学人熊秉明也提到了北魏书法与佛教的联结：“这朴质倔强出自北方外来民族的彪悍气质，试看《龙门二十品》的题记，我们可以感到一种初兴的、激越的宗教热忱和一种真率的艺术风格的结合。”[5]笔者以为魏碑书法最真实的底蕴就是印度佛教带来的“宗教彼岸意识”，北魏名碑《张猛龙造像记》《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造像》等都以夸张的造型、尖锐硬朗的线形展示出汉字造型的奇特面貌，这深层的意识就是佛教教义所赋予的厌离红尘之心。一般书法学者认为，从外观形式上看魏碑书法笔法，刀砍斧削样式占主导，如图4典型的龙门石窟杨大眼造像记，尖锐厚重线条占据主要，这种刀砍斧凿固然与北魏书法刻工工具、石壁材料密切有关，笔者认为笔法厚重尖锐的效果是魏碑书法士人有意识选择的，并非自然刻写生成。因为刻写石壁汉字选择打磨光滑的笔法外观并非难事，最典型的如图5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笔法圆润与杨大眼造像尖锐外露迥异。从这两件北魏名碑书法横向对比，足见北魏时期工艺具有意识选择石刻线条的圆方效果问题不大，而北魏楷书根本面貌应从形而上层面的意蕴表达定位。

从佛教教义出发，我们才能深入理解北魏楷书与东晋二王的迥异面貌。这不仅仅是南北民族性格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书写材料和石刻工具的影响，最关键处还是印度佛教的传入，才有魏碑书法的风格特征形成。北朝还有很多抄经生书法，不同于东晋流丽妍美的楷书，显然也是佛教教义渗透的产物。北魏书法风格多种多样，无论是刀砍斧削的《杨大眼造像》《始平公造像》，还是北齐宽博柔和的《泰山金刚经》，以及很多僧人粗野草草的墓志书法，都和印度佛教教义紧密联系。它们以夸张的汉字造型表征脱略红尘执著，展示比较强烈的超越红尘之心，从而与晋楷、唐楷风格拉开极大距离，印度佛教与汉字结合又诞生了独特的魏碑书法艺术。从笔墨形式和底蕴上可以感受到印度佛教教义初入中原对华夏书法的影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例如北魏平城时期的楷书《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1]429，这是北魏平城早期的楷书作品，其风格与当时标准的整体楷书相差无几，佛教思想影响并不明显；稍微后期的《邑师法宗造像记》《晖福寺碑》等从书写内容和风格来看，明显逐渐和佛教教义相互契合，“如果仅就北魏的楷书而论，平城时期的《晖福寺碑》一类的楷书样式就是洛阳时期正体‘魏碑’楷书的先导。”[1]431到北魏中期《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元祯墓志》等造像墓志题记，造型用笔更为夸张，其凸显的超越红尘之意比较突出，佛教教义的浸润非常明显；如果再审视北魏后期到隋代统一后的墓志风格，最典型的如《董美人》《苏孝慈》，其书法风格平正和美，与北魏墓志风格拉开极大距离，笔者从直观感觉《董美人》《苏孝慈》风格不乏严峻疏朗，毕竟是墓志文字仍然有一种佛教度化亡灵的宗教气息，但书法风格上逐渐增添了人间韵味，可以显见华夏入世精神与佛教出世思想的逐渐融合，与唐楷总体书法较为接近。隋代丁道护《启法寺碑》下启欧阳询、虞世南楷书格局，已经逐渐走向印度佛教思想影响与华夏儒道思想融合。从北魏书法对佛教接受的历程来看，经历起步、发展、成熟到逐渐消隐的过程。因此佛教对北魏书法总体风格的影响，其历史进程复杂多元，今天多元的魏碑书法是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与南北朝佛教造像风格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基本一致，魏碑书法和佛教之间的关系是微妙而渐渐发生变化的，因此隋代、唐代碑刻与北魏书法风格的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印度佛教华夏化进程的重要影响不可忽视。从中国书法史角度来看，魏碑书法的神韵风采自隋唐却默默无闻，一直到晚清碑学的兴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大力赞扬北魏书法的“十美”，令人不解的是，北魏直到晚清近乎上千年间，为何魏碑书法孤独地矗立于荒山野岭，不被世人书法家所专注取法？这在中国思想史和书法史的双向解读或许不难发现深层原因，魏碑书法的长期湮没无闻，除了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原因，最关键还是作为解脱红尘出世的印度原始佛教和华夏入世主流思想的某种隔阂，佛教中国化主要宗派禅宗是华夏老庄学说融合的产物，在此岸中寻找心灵的解脱，和魏碑书法所表征的破除生死、脱略红尘的底蕴难以融合。或者说印度佛教出离红尘修行在佛教华夏化的进程中，做出一些形式上的调整，魏碑书法也发生了它的接受史。魏碑书法的宗教彼岸意识难以契合华夏世俗价值，笔者认为这是魏碑书法直到晚清才得以弘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三、唐代楷书风格的儒家思想深层底蕴

姜寿田先生指出：“唐初，南北书风统一已不单纯是一个书法审美的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在复兴儒学这一思想背景下的观念选择和价值规定——唐代大一统的政治制度需要在文化艺术领域建立起统一的思想标准。”[2]38这一论断审视唐楷书法风格是极为准确的，从外在社会学角度分析，隋代国运短暂，唐朝很多方面延续隋朝，在国运上不可能不考虑吸取前代教训以期国势平安长远问题，儒学治国平天下需要的楷体不仅实用上，而且在审美风格方面暗合唐代盛世。唐代楷书的主流风貌是理性、节制、秩序、庄严等，也就是一般书法史所述的唐书尚法，而这法度典型表现于严谨楷书，和儒学庙堂所表征的治国安平理念非常贴合。

书法史上常常以唐代尚法来涵盖唐代书法特点，具体体现于唐代楷书严谨理性的书风，这一点在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迄今最为突出的唐楷书法代表上能够体现出来，而这背后体现的儒学影响更是揭示出其根本动因和书法特征。另外，唐代科举对楷书价值层面的高度重视又加速了书法实用世俗化的进程，这和魏碑书法的超世俗功用拉开极大距离。“以书育人，直仿北周，国子监六学，书学居其一，设置书学博士主持之。又承汉制，以书取士，科举六科，书占其一，官员铨选，‘身、言、书、判’四才，‘楷书遒美’为其先决条件。”[6]从此可以看出唐代楷书书法家兴盛的背后动因归于儒学现实功用的深层影响。当然隋唐楷书的形成也是融合南北书风的结果，魏碑书法从书体发展和形式等多方面实际也参与了唐楷的演进历程，但魏碑书法和唐楷在思想底蕴表征上发生较大改变是不能忽视的事实。

审视唐楷书法，一个比较突出的主流特征就是“庙堂之风”，也就是“庙堂气”的审美表达，欧阳询《九成宫》、虞世南《孔子庙堂碑》、颜真卿《多宝塔碑》《颜勤礼》《颜家庙》和柳公权《神策军》《玄秘塔》等从形式上都以严谨、整饬、理性的笔墨技法传递一种楷则法度，从形而上层面我们总体上都能感受端正严谨的官方庙堂气息，“庙堂气”是唐楷区别于魏碑书法、东晋楷书底蕴最为明显突出的特征。隋唐经过南北书法融合，唐楷明显逐渐褪去魏碑楷书的刀砍恣肆之笔法，取代之“有法可循”的笔墨技巧，同时也统一文字书写规范，摆脱魏碑书法很多别字、错字，官方楷则典范得以确立。有学者指出唐楷相对魏碑书法形式上的改变：“北碑的或长或短，或正或斜的形式不见了，代之以正方形；此前用笔的忽提忽按、忽偏忽正的随意性不见了，代之以理性的中锋用笔。”[7]192这里从外观笔墨技法上点出了魏碑楷书和唐楷的区别是比较准确的，魏碑书法的刀砍斧削用笔、奇崛恣肆的结构被唐楷正方形为主体构架取代，东晋脱胎于隶书的扁拙体态在唐楷书法中基本消失等。从书写内容上来看，唐楷书法作品也有很多有关佛教的，比如颜真卿《多宝塔碑》、柳公权《玄秘塔》、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等，儒学士人楷书书写佛教题材，却又不同于寺庙僧人抄写佛经风格，是唐代楷书经典作品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颜真卿、柳公权并非以佛经脱略红尘、通透生死之心来作佛教内容书法，而是以严谨、理性、刚正之心来书写，儒学士人楷书表达的心灵是复杂的，但根本不同于纯正的寺庙佛教徒的楷书风貌，反映出唐代盛世文化的包容个性、呈现多元性融合。唐代楷书历来为世人视为典型风格，但怀素张旭狂草也可以被唐代容纳，王羲之中和书法被唐太宗定位为尽善尽美等。从根本上来说，唐代楷书被视作时代的突出典型，尤其颜真卿楷书中锋充实的笔法、宽博结体所构筑的阳刚伟岸表达了唐代文化的大气开阔气象，这样的气象和儒学所期望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

因此，唐楷外表形式变化后的深层底蕴明显是儒学思想的渗透和表达，除了“官楷”“方正字体”“文字规范统一”这些对唐楷外在形式功能的描述，在对主要唐楷书法家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虞世南、褚遂良及其作品审美品味的深入理解上，可以窥测唐楷书法的“良苦用心”。从唐楷底蕴的内在考察来看，唐楷书法家在融合南北书风基础上，将魏碑书风所表征渗透的佛教“宗教气”也进行了深层转换，凸显了儒学诉求的伦理性、秩序性、人间性、规范性等潜在内涵。至此不难理解颜真卿楷书的大气伟岸、充实正气，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书法修养伦理观念，虞世南书法《孔子庙堂碑》书风的疏朗润和的君子形象等。即便唐代楷书书写佛教内容的相关题材，如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其宽博构架、流丽舒展的用笔展示并不是靠近佛法，更多仍然是儒家端正洒落的君子人格；唐代一些墓志如《汝南公主墓志》也迥异于北魏《元祯墓志》风格，更多突出了伦理称颂和世俗此岸风格等值得品味和领悟。唐楷儒学诉求的潜在内涵不仅从外在形式和内在作品直观可以探寻，我们也可以从唐代社会历史状况推导出一些内在机制。隋唐南北统一政治上的稳定教化和平必然成为重要治国策略，使得书法文艺等必然为世俗化人间伦理秩序而展开，李世民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的尽善尽美，虽有审美层面但政治潜在因素甚至更为重要。因此“唐代诗歌和绘画所反映的世俗化、人情化的倾向及其对技巧的注重，同样可在唐代书法里见到。”[7]183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唐楷书法风格不同于北朝佛法大兴的时代，也完全不同于魏晋二王楷书，社会历史状况、书法家个体、印度佛教和华夏儒学的融合进程等都对唐楷书法的“庙堂气”生成起着重要影响。

四、余论

从上述分析可知，山林气、宗教气和庙堂气分别代表着晋代楷书、魏碑书法和唐代楷书的主流书法风貌。这里从中国书法史和思想史实际对晋代、南北朝和唐代楷书的分析，并非强加和附加阐释，而是立足于审美直观和理性分析角度解读三个时代楷书底蕴，力图还原三个阶段楷书风格演进的真实动因。透过历史风尘，不难想象作为华夏文明主干的儒佛道思想对书法面貌的影响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不否定书法家个体、时代环境、刻写工具等对书法的重要影响，但一定学术思想不仅决定书法风格选择，还直接定位书法境界品格。在中国传统思想史视域下，书法往往被士人视为末道小技，从思想史和书法史角度考察，可以推论书法底蕴不仅仅传递文字内涵、历史信息、社会伦理等内容，历代刻家写手却总是保证一定书法契合于时代思想，时代思想发展也从一个层面促进书法风格的演进和蜕变，中国书法史和思想史之间并非无意识的产物，它们之间存在某种难以言明却又密不可分的辨证关系。对书法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固然重要，但对书法名作的审美直观感悟并进行纵向对比，也是获得书法准确认知的重要途径。晋楷、魏碑书法和唐楷都是中国文化气候中发生的产物，体现道玄、佛教和儒学更深层次的内容，这与郑晓华老师对书法生态文化形式的理解比较吻合。可见仅有书法风格的叙事难以达到书法底蕴的正确认知，一般我们比较瞩目于书法艺术的物质外形层，容易忽视深层的历史文化层。因此，书法史和思想史的辨证考量值得深入探析。中国思想史境遇中的书法发展考量，一方面对于当今书法类著作如何突破既定的书法家、书法作品、历史朝代背景惯常的书写模式提出新的问题意识，周睿老师针对当代书法写作问题提出：“经典是如何被接受并被推崇为经典的，接受史的价值尺度是什么，经典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怎样的接受内涵，对经典的不同阐释隐含了怎样的精神变迁和审美趋向”等。[8]试图梳理晋代楷书、魏碑楷书和唐楷在中国思想史境遇中如何被接受、演进和发展，揭示容易被一般书法著作忽略的思想史和书法史互动辨证关系。显然，仅仅有晋代书法、魏碑和唐楷书法风格的描述梳理，忽视深层的儒佛道思想影响，难以阐释中国楷书在这三个时代演变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中国书法作为汉族独有的民族艺术，晋代楷书、魏碑书法和唐楷不仅作为实用，更在审美层面上表达抽象而深刻的中国文化思想内涵，足见汉字可塑性广阔而强大，书法文化在世界文字体系中呈现出独树一帜的语言表征，中国思想史和书法史的辨证探索，也有助于深刻认知中国书法艺术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价值。本文从思想史和书法风格史角度考量晋楷、魏楷和唐楷生成动因，需要指出的是，三种楷书风格的生成与中国思想史发展密不可分，需要充分挖掘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不可把书法风格和思想史完全等同起来。一定时代书法风格受思想发展影响必然存在，但书法史又不能完全等同于思想史，正如唐楷书法受儒学影响，但唐楷不可完全等同儒学，艺术史和思想史相互影响但又存在各自独立的领域，中国书法史和思想史之间复杂的辨证关系值得深究。

注释

①为便于论述，将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一类楷书统称为晋楷，以北魏为代表的魏碑书法楷书统称为魏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