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

经盛鸿

1939年是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对华政策由军事进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而中国抗日阵营出现了公开的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公然叛国投日。中国共产党与一切爱国政党和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到底，与投降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

自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出面，公开发表第一次对华政策声明，否定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后，日本军国主义一方面凭其战胜之余威，继续向中国内地进攻，企图尽可能多地消灭中国军事力量，占领更多的战略要点，加大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则实施“以华制华”政策：先是在北平扶植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继而在南京扶植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然后筹划在此基础上，逐步吸收中国各种势力，包括改组后由亲日派掌权的重庆国民政府，建立“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新中央政府”，最终取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日本当局根据上述殖民政策，从1938年年初开始，开展了对华“政治谋略”工作，其中最重要、最隐秘的，是对退往武汉与重庆的国民政府进行分化与策反工作，引诱与策动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出面，改组政府，逼迫蒋介石下台，放弃抗日联共政策，与日本议和，即向日本投降。1938年10月下旬，日军先后占领广州、武汉后，无力扩大进攻，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更进一步加大了政治诱降力度。

但日方当局寄予厚望的重庆国民政府改组与蒋介石下台，终因蒋介石根基深厚而未能成功，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意识与抗战国策也未动摇。在此情况下，日本当局只得退而求其次，一方面，由首相近卫文麿再次出面，于1938年11月3日公开发表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以日本为首，日、满、华合作，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另一方面，派遣高级特工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等，与汪精衛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于1938年11月12日至20日，在上海重光堂秘密会谈，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支持汪精卫等叛离重庆，在云南、四川等地区成立新的伪中央政府，组建5到10个师的军队，然后与日本达成公开的议和协议，承认日本的对华侵略权益要求，形成日占区与汪占区联合的军政局面，压迫重庆国民政府屈服或垮台。[1]

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依照与日方签订的密约，在1938年12月18日秘密叛逃，离开重庆，经昆明，于19日抵达越南河内。

在汪精卫叛逃抵达越南河内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依照事先的计划，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系统地表明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即“中日满三国应以东亚新秩序之建设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政府首先要“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承认“满洲国”，并与其“修复国交”;其次要与日本签订“防共协定”，承认日军“在特定地点之防共驻屯”;最后在经济上要与日本“提携合作”，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之自由，“在华北及内蒙地域，于其资源之开发利用上，对日本予以积极的便利”;日本则对撤废治外法权及交还租界，“予以积极的考虑”。显然，该政策声明包含了日本政府多年来对中国的全部侵略要求。

按照事先的约定，汪精卫于数日后，在1938年12月29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对近卫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中表露的日本侵华野心与要求，进行百般粉饰与美化，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公开要求重庆国民政府接受近卫的这次声明，与日本议和，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称“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两天后，此文公开发表于香港由汪派人物林柏生任社长的《南华日报》上。[2]

日、汪方面以为经过他们这一唱一和的表演，中国抗日阵营就会迅速瓦解。可是，近卫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与汪精卫“艳电”发表后的中国现实，完全不是这样：不仅全国军民与海外华侨群起声讨，就是龙云、张发奎、邓龙光等西南地方将领也同声谴责，甚至跟随汪精卫多年的顾孟余等人也不愿随之下水。1939年元旦，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迅速开除了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元旦讲话》，痛斥汪精卫说：“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一到敌人用不着汉奸的时候，仍旧免不了送命，或者精神受到惩罚，天天在苦痛之中，永远做不得人。”[3]重庆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分裂与动摇，而且继续坚持抗战，并对汪精卫的叛国投日活动进行了坚决而尖锐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始终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到底的领导者。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举行会议，讨论汪精卫叛国投敌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目前主要目的，第一是消灭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第二是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蒋介石最近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表现都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又要限制我们。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即中国共产党拥护蒋介石代表重庆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反对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日的斗争。

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给历史学家何干之写信，热烈赞扬他研究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现实意义，指出：“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4]显然，毛泽东是在深谋远虑地部署从文化上、舆论上对投降派的斗争。

二

汪精卫在河内处境狼狈而危险。他企图在西南诸省另组新国民政府的计划不能实现;在1939年3月21日，还遭到重庆国民政府军统局派遣特工的暗杀，几乎丧命。汪精卫只得在影佐祯昭的策应下，于1939年4月25日仓皇地离开河内，于5月6日到达上海，托庇于日军的保护，加速开展投降日本的“和平”运动。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乘日本军机，从上海飞往日本访问，随行的有周佛海、梅思平、陈耀祖、高宗武等11人，由日人矢野征记、影佐祯昭、犬养健等陪同。在日期间，汪精卫与日本当局各要人就成立伪中央政府进行会谈。1939年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作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正式支持汪精卫组建“新中央政府”，并对之提出了种种规定与要求：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组建“新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和南京、北平的两个伪政权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各派势力参加;“新中央政府”应根据1938年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重光堂密约，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新中央政府”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等。日本当局不得不以这种“政治谋略”的下策，来推行其“以华制华”的殖民政策了。6月15日，汪精卫在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第二次会谈时，向日方提出《对日本实行尊重中国主权原则之希望》，就日本在华驻军的地区与时限、未来汪伪各级军政部门设立日本顾问、归还日军没收之中国公营、民营工商企业，以及处理北平、南京两个伪政权等，提出自己的要求。日本当局对汪精卫提出的种种“希望”，未立即答复，却就未来“新中央政府”的名称、首都、国旗及处理北平、南京两个伪政权等事项作了决定。

1939年6月18日，汪精卫结束在日本的活动，乘“五星丸”轮离日，前往天津、北平，与当地日、伪政要会谈，并拜望在北平“隐居”的吴佩孚。6月28日，汪精卫回到上海，即开始公开发动“和平反共建国运动”。6月29日，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陈群、任援道等要人，奉日本当局令，前往愚园路汪宅，与汪就组织伪中央政府事宜举行会谈。7月3日，汪精卫来到南京，拜见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寻求他对汪在南京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支持;7月5日，汪精卫再次来到南京，与梁鸿志就组建伪中央政府举行第二次会谈;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说，陈述战则必败、战则误国亡国的谬论，指责重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坚持联共抗战政策的错误，声明与重庆国民政府断绝关系，明确而全面地提出向日本求和、与日本当局合作、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方案。第二天，1939年7月10日，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将《中华日报》复刊出版，作为他们的机关报，汪的这篇演说稿被放在该报的头版最显著的地位发表。日伪方面认为，这篇演说稿是“开始实际和运工作之宣言”。[5]

汪精卫集团的投降卖国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谴责与反对。1939年6月8日，汪精卫在日本活动期间，重庆国民政府发布了对他的通缉令。1939年7月1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死党、大汉奸褚民谊、周佛海、陈璧君的党籍;8月26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周佛海、陈璧君。

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写作《当前时局的最大的危险》，指出：“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毛泽东分析指出：“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战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中共号召：“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6]

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

三

日本当局在1939年下半年，加快了扶植汪精卫组建伪中央政府的速度。

1939年8月22日，日本當局在上海新成立一个新的特务谋略机关“梅机关”，其主要任务就是专门联络与监护汪精卫集团，扶植其成立伪中央政府。“梅机关”设在上海北四川路永乐坊，机关长就是一直与汪集团秘密联系并在1939年5月把汪精卫从河内接应到上海的影佐祯昭大佐，成员最多时有30多人。

在日方当局支持下，1939年8月28日至30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5日，召开伪“六届一中全会”，组建起伪“中央党部”、伪“特工总部”等机关。从此时起，汪的伪“中央党部”派遣党务人员，到南京建立与发展伪国民党组织;汪的伪“特工总部”派遣大批特务，到南京建立“南京区”，为“还都”南京、组建伪中央政府，进行组织上、舆论上与法统上的准备。

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日本阿部内阁发表声明称，日本将“致力于‘中国事变的解决，而不介入欧战”。1939年9月12日，日本大本营决定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统辖对中国的政略、战略，以适应汪兆铭新政权的措施”。1939年9月19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由兴亚院、外务省、大藏省、陆军省、海军省的负责官员组成“联络委员会”，专门担负建立汪精卫“新中央政府”的事务。

1939年9月19日到20日，南京伪“维新政府”与北京伪“临时政府”两个伪政权的“联合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在日方的安排下，9月18日，汪精卫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到南京，于9月19日到21日，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会谈。由于权力争执，各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在日方干预下，汪、王、梁三方就组织伪中央政府，达成了几项原则性的意见。汪精卫回到上海后，发表声明，对南京伪“维新政府”与北京伪“临时政权”的活动，表示赞扬，欢迎这些“既成政权”参加“中央政府”。伪“维新政府”与伪“临时政府”则分别在南京与北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汪精卫组织伪中央政府的工作进展迅速。

1939年10月1日，日本当局在南京正式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取代原驻南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刚刚卸去陆相的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统一指挥除伪“满洲国”以外的全部在华日本陆军。板垣征四郎来到南京后，立即以主要精力进行扶植汪精卫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的工作。

1939年11月1日到12月30日，日方当局指派“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人为代表，在上海与汪精卫集团的代表周佛海等人，以日方预先制订的文件为基础，秘密举行了七次正式会谈与若干次非正式会谈，终于在1939年12月30日签订了《关于调整日中关系协议书》的秘密条约，它包括《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和《极密谅解事项》两个部分，将日本对中国的全部侵略要求，以条约的法定形式，规定下来。《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规定：①中国承认“满洲国”。②维新政府与临时政府经办事项，由中央政府加以继承。③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与合作关系。④承认日本在内蒙古、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力;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以及与驻兵地区有关的铁路、航空、通信、港湾和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⑤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保证上述条款的执行。

日本当局在获得汪精卫集团的密约保证后，再加上吴佩孚在1939年12月4日在北平死亡，遂完全确立以汪精卫为核心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政治谋略，并加速其实施的步伐。1940年1月5日，日本陆、海、外三相同意了日、汪签订的《关于调整日中关系协议书》。1月6日，日本兴亚院会议正式作出《建立中央政府的决定》。1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追认兴亚院作出的《建立中央政府的决定》，完成了批准手续。

1940年1月16日，米内光正海军大将取代上台刚四个半月的阿部信行，担任日本首相。米内在内阁第一次会议后发表声明，表示新内阁将坚持日本一贯方针，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国新中央政府当予以援助。

1940年1月下旬，“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率领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刘郁芬等人，与“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由上海前往青岛，与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朱深、齐燮元等，从1月23日到26日，就在南京组建伪中央政权——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人事安排即权力分配，以及伪中央政治会议的召开等事宜，举行了4天会谈。这是一次完全由日方指挥与安排的会议，甚至会议的各种文件也事先由日方“梅机关”准备好。会谈的结果完全达到了日本当局的预谋。

在青岛会议召开前一天，即1940年1月22日，于1940年1月初从上海秘密叛逃到香港的原汪精卫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宗武、陶希圣，在《大公报》（香港版）上，刊登了汪精卫与日本当局秘密签订的《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影印整份，同时致电汪精卫，劝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一时在中外激起轩然大波。

中国抗战阵营以披露的汪精卫与日本当局秘密签订的《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义正词严的反投降运动。

1940年1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称日汪密约“把近卫声明‘东亚新秩序的一字一句都具体化了”，其“骨子里暗藏着机锋刀刃”，是“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的密约，号召中华国民“光复山河，荡涤汉奸腥膻，报复先烈仇恨”。同日，又发表《为日汪密约告友邦人士书》，切盼友邦勿供给日本军火，“助寇侵华”;希望友邦援助中国抗战，“共谋中国及远东之正义、和平与安定”。

当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全国同胞起来，反对汪派卖国密约》，指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坚持抗战的道路，中华民族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生路;一条就是对日投降的道路，汉奸汪精卫及其他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死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1月24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揭露亡国的“和平条约”——日阀的毒辣与汪逆的万恶》。社评指出：日、汪秘密签订的《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是日本灭亡中国的“万无一失的……天罗地网”，“我们纵读四千余年的历史，实在找不出这种屈辱无耻的文件，一字一句，都像无数把尖刀，刺入中国人的心脏”。

青岛会议后，汪精卫回到上海，积极准备举行“还都”南京、建立伪中央政府的工作，全力以赴地推行无耻的卖国勾当。当日，汪精卫宣布成立“还都筹备委员会”，由汪精卫派遣人员，与南京的伪“维新政府”人员联合组成，褚民谊任秘书长，陈群任副秘书长，任援道、梅思平、丁默邨、林柏生、罗君强以及伪南京市市长高冠吾、汪伪特工總部南京区区长苏成德、汪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刘云等为筹委会委员。1940年3月12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和平建国宣言》称：“望重庆政府抛弃成见，立即停战，共谋和平方案之实现”;并宣布即将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伪“中央政府”，“还都”南京。3月13日，日本首相米内光政发表谈话，表示全力支持汪精卫组织伪“中央政府”，宣称“全幅援助，自不待言，即承认问题，亦既经考虑矣”。3月1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确定本月内成立“中央政府”，授权汪精卫执行。

日本当局一手策划与扶植的伪中央政府，终于要在南京粉墨登场了。

1940年2月1日，延安各界人民举行声讨卖国贼汪精卫的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毛泽东号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决不会亡国。”

中国人民反对汉奸投降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88.

[2]汪精卫.艳电（1938年12月29日）[N].南华日报（香港），1938-12-31.

[3]林森.元旦讲话（1939年1月1日）[N].中央日报（重庆），1939-01-0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04.

[5]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341.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534.

〔作者系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智库）研究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