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智力流入对我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来华留学生的研究

■仇 怡 黄 丹

运用2004—2016年我国12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来华留学生数据，考察海外智力流入对我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总体上，来华留学生显著提高了我国的城市创新能力，其中学历留学生的促进效应高于非学历留学生；从区域分布来看，东、中、西部地区来华留学生均显著提高了城市创新能力，且东、西部地区的促进效应大于中部地区；从城市规模来看，大、中城市的来华留学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而小城市来华留学生与城市创新能力之间并无显著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间为分界点，可发现，倡议实施后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倡议提出前；来华留学生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一、引言

海外智力流入主要指留学生或外国专家来东道国学习或工作，也包括海外移民。作为一国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渠道，国际留学教育也是个人快速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有效途径。［1］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重点资助发展中国家学生，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构。为更好地落实该纲要，加强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教育部于同年9月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明确指出要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同年教育部发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要全面提升来华留学人才培养质量，把中国打造成为深受沿线各国学子欢迎的留学目的国。各省（区、市）也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吸引国外学生来华的引才计划，反映出中国政府对国际留学教育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国教育质量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选择来华深造，中国已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的第三大留学目的国。2016年中国共接收44.28万名来华留学生，其中学历来华留学生21万人，非学历来华留学生23.28万人。①

国际学生特别适合为留学目的国的创新做出贡献，因为他们是从母国积极挑选出来的，并且可能拥有与母国研究人员一样水平的技能。［2］一些研究已经关注海外智力流入对本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但仍有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地方：从研究对象来看，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移民、海外专家来华以及本国留学回国人员等方面，关于来华留学生与本国创新能力方面的文献较少［3-7］；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国内研究大多是基于地区层面或企业微观层面，尚未发现有文献从城市层面探讨来华留学生对创新能力的影响［8］；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文献大多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或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缺乏来华留学生影响创新能力的机制分析；从异质性方面来看，尚未有文献考察不同类别来华留学生、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规模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二者关系的差异性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城市层面的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来华留学生对我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检验来华留学生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并对不同类别、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规模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二、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研究发现，海外智力流入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首先，来华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通过参加实验、发表论著、申请专利等方式直接参与东道国的科研创新活动。一些经验证据也表明国际学生对留学目的国的科研创新产出产生了直接影响，如Chellaraj et al.和Hunt的研究表明，国际学生及国际留学毕业生会对美国的专利申请和授权产生积极影响［9-10］。Perez-Silva et al.通过对比本土和外国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发现，外国博士研究生在毕业论文撰写、期刊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与授权四个方面优于本国博士研究生。［11］

其次，来华留学生可通过网络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等间接影响东道国创新能力。第一，网络效应。国际智力资本流入不仅带来了差异化的知识和技能，还使中国接触到差异化的人际和商业网络，对中国企业的创造力和生产能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8］来华留学生与其母国基于亲情、友情以及其他社交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加强了中国与留学生来源国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可以帮助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降低跨国公司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贸易壁垒，进而促进中国与留学来源国之间的贸易往来。［12-13］另一方面，基于该社会网络还能够有效弱化国家间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从而为跨国公司提供一定的制度支持。［14］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证据，即国际智力资本借助社会网络既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也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5-17］第二，人力资本效应。来华留学生流入通过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本地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高本地城市创新能力。国际智力资本流入具有技能构成效应，通过获得更多的隐性知识提高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并利用带来的新思想和知识等方式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18-20］来华留学生通过短期实习和兼职创业等会减少国内学生的就业机会，进而产生“职位挤出效应”，激励国内人员通过在职教育和参加职业培训等渠道提升自身的职业技术平，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内就业市场，从而提高中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其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21］来华留学生在与国内人员交往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内人员，对国内人员产生“示范效应”。第三，技术外溢效应。国际智力资本流动是知识溢出的一个重要渠道，是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22］来华留学生通过在中国接收专业教育和技术培训获取中国的知识和技术，当这类人才流向企业工作时，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三、计量模型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来华留学生与我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关系，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innovationit表示第t年i城市的城市创新能力；studentit表示第t年i城市的来华留学生人数；Xit为一系列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λt和μi分别表示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εit为干扰项。

根据前文来华留学生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机理分析可知，来华留学生可能通过投资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来影响城市创新能力。因此，本文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对来华留学生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借鉴温忠麟的研究，中介效应模型如下［23］。

其中，studentit和innovationit分别为来华留学生和城市创新能力；Dit为一组可能的中介变量，包括投资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Yit为一组控制变量集合。根据中介效应模型的原理，若系数θ1、β1和γ2均显著，且系数γ1较θ1变小或显著程度下降，则表明存在中介效应。［24］

（二）变量说明

1.城市创新能力（innovationit）。采用寇宗来和刘学悦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能力报告》中的城市创新指数来衡量各地级市的城市创新能力。［25］该创新指数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和国家工商局的企业注册资本数据两部分微观大数据计算得来，既注重专利创新产出价值，又注重企业层面其他形式的创新产出，较专利数量和R&D支出、研发人员数量等指标相比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准确衡量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

2.来华留学生（studentit）。来华留学生、海外来华专家、移民都是我国海外智力流入的重要群体，但具体到城市的来华专家和移民数据不易获取。因此，借鉴魏浩等的做法，以各城市来华留学生人数衡量国际人才流入量［26］。

3.控制变量。结合已有研究，为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偏误，本文控制了一组能够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相关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it）、对外开放程度（fdiit）、产业结构（induit）、人口密度（popit）、政府财政科技支出（techit）以及人力资本水平（humit）等。采用2004年不变价的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外开放程度，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产业结构。人口密度采用单位面积人口数来度量，即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数与建成区面积之比。政府财政科技支出采用地方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政府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采用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之比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来华留学生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但该统计并未公布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来华留学生数据，故本文将中国各大院校接收的来华留学生数据加总至地级市层面。由于许多地级及以上城市存在来华留学生数据为零的情况，本文对中国各个地级市的来华留学生数据进行预处理，将连续五年没有来华留学生流入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予以剔除，最终保留129个城市样本。因此，本文以2004—2016年中国129个城市的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城市创新能力数据来源于寇宗来和刘学悦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能力报告》。其余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具体变量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N=1677）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2004—2016年129个城市来华留学生对我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基准回归结果。（1）（3）（5） 列为当期总来华留学生、学历来华留学生和非学历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估计结果，（2）（4）（6）列为滞后一期的估计结果。根据表2可知，来华留学生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具体而言，来华留学生总人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促进我国城市创新能力提高0.0114个百分点。从来华留学生类别来看，学历和非学历来华留学生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无论是学历来华留学生还是非学历来华留学生都将显著提高我国的城市创新能力，而且学历来华留学生对我国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学历来华留学生（0.0236＞0.0122）。根据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政府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对我国的城市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好、产业结构越来越优化、政府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越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虽然也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作用，但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考虑到当期城市创新能力不会对历史来华留学生产生影响，为缓解反向因果偏误，本文将来华留学生滞后一期，其回归结果依旧支持来华留学生会显著提高我国城市创新能力。

表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二）异质性回归结果分析

1.分地区样本回归。下面进一步检验不同地区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可知，东、中、西部地区的来华留学生同样提高了本地区的城市创新能力，但其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 （0.0116>0.0096>0.0089）。其原因在于来华留学生在我国范围内的分布不均衡，东、西部地区的来华留学生人数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在样本期间内，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来华留学生人数分别为3371人和1050人，而中部地区的平均来华留学生人数仅为839人。这使得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在我国呈现出由东、西部地区逐渐向中部渗透的现象。从来华留学生的学历类别来看，东、西部地区的学历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普遍高于非学历来华留学生，而中部地区则正好相反。在控制变量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中部地区二者同样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显著提高了中部地区的城市创新能力。与东、中部地区不同的是，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是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2.分城市规模样本回归。下面从城市规模角度考察大中小城市的来华留学生与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差异。表4报告了在大城市、中城市和小城市规模下，来华留学生总人数、学历和非学历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估计结果②。从不同城市规模来看，大城市的总来华留学生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能力，其中学历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高于非学历来华留学生（0.0241>0.0122）；中城市的总来华留学生和非学历来华留学生显著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且非学历来华留学生的回归系数大于总来华留学生的回归系数（0.0047>0.0023），而学历来华留学生虽然

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小城市来华留学生与城市创新能力之间并无显著关系。其原因在于大约95%以上的来华留学生都集中在大城市，中城市和小城市的来华留学生占总来华留学生的比重分别不足5%和1%，这就导致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主要在大、中城市层面得以体现。在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均提高了大、中、小城市的城市创新能力。外商直接投资对小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为负，其可能的原因是小城市各方面综合能力较弱，吸纳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较少且质量不高，这对小城市的创新能力起了阻碍作用。产业结构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创新能力则起到了明显相反的作用，前者呈显著促进作用，后者呈显著的阻碍作用。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对大、中、小城市的城市创新能力也主要起促进作用。

表3 分地区样本回归分析

表4 分城市规模的样本回归分析

3.分阶段样本回归。2016年超过60%的来华留学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文进一步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重点关注其回归系数的大小（见表5）。根据表5可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即2004—2013年），总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0079，而“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后（2014—2016年），该影响系数达到了0.0188。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来华留学生对我国的城市创新能力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从学历类别上来看，学历来华留学生和非学历来华留学生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有所减弱，且非学历来华留学生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来华留学生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均存在滞后性，故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也存在滞后性。

表5 分时间段的样本回归分析

（三）中介效应检验

海外智力回流可能通过投资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等途径影响城市创新能力，本文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传导途径进行实证检验。其中，投资效应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予以衡量，人力资本效应采用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予以衡量，技术效应采用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GDP的比重予以衡量。

表6报告了中介效应的估计结果，其中式（2）为来华留学生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式（3）为中介变量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式（4）为来华留学生和中介变量同时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对应的表2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根据表6可知，来华留学生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城市创新能力，而投资效应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具体而言，当把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视为中介变量时，式（3）来华留学生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式（4）中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的系数也并不显著，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并不符合中介变量的标准。对于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而言，式（2）来华留学生的估计系数非常显著，式（3）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非常显著，式（4）来华留学生的估计系数也非常显著且略小于式（2）的估计系数，表明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和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GDP的比重均符合中介变量的判断标准，即来华留学生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表6 中介效应检验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2006—2016年12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来华留学生显著提高了我国城市创新能力，其中学历来华留学生的促进效应高于非学历来华留学生；其次，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来华留学生均显著提高了城市创新能力，且东、西部地区的促进效应大于中部地区；分城市规模来看，大、中城市的来华留学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而小城市来华留学生与城市创新能力之间并无显著关系。对比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来华留学生的估计系数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来华留学生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倡议提出前。最后，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来华留学生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发现，来华留学生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和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推进来华留学教育，尤其是学历来华留学生教育。一方面，加快中国与其他国家学历学位互认步伐，不断吸引各国优秀青年来华学习深造。另一方面，不过分追求来华留学生规模，注重提升来华留学生质量。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素质越高，越能促进本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本国创新能力。第二，注重来华留学生在全国范围内的均衡流动，鼓励来华留学生选择中西部地区留学。各级部门应对中西部地区的来华留学教育给予重点支持，落实各项吸引来华留学生的优惠政策，注重提高中西部地区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进一步完善国际毕业生的落户、就业工作。积极主动采取激励措施如提高奖学金金额等，吸引外国留学生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深造。最后，完善来华留学生在中国兼职、创业、实习等配套设施平台，积极创办更多的来华留学生创业园区，为他们学习、就业提供充分的支持和保障。

注释：

①根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本文所涉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蒙古、韩国等在内的71个国家。各类来华留学生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交流司编写的历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因数据获取有限，本文暂只讨论2004—2016年的来华留学生情况。

②本文按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城市规模进行划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2004—2016年各城市平均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为保证样本容量，本文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合并为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