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类真人秀的真实性与身份认同

曹潇云 陈荔珏

摘要：本文关注的是选秀类節目的真实性问题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以“素人”参与和能力发展需求、身份信息与接近性心理、民意票选与被尊重需求这3个方面为切口，以多档选秀类节目为例，辩证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剖析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与联系之后，分析现在选秀类节目所能带给节目创作的方向和启示，为今后真人秀发展提供更多新思路。

关键词：真人秀；真实性；身份认同；剧情设定；角色魅力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23-0099-03

本文拟从真人秀的真实性与身份认同的定义着手，随后就其身份认同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解构、分析，最后落脚到对今后真人秀节目创作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笔者和团队在2002年至2020年间制作地方电视台栏目，其中一档真人秀才艺类节目《夺标360》、一档少儿类真人秀节目《幸福时光》，再加上对相关文献的阅读整理，展开本文的探讨，观点上可能有失偏颇，但确实相较于笔者之前比较浅薄的感性认知有了较为深层次的理解。

一、绪论

选秀节目的发展在近些年有了全新的突破和变革，本文以选秀类节目的真实性与身份认同为研究对象，从总体普遍性中总结、提炼出其中的联系，最后总结出选秀类节目的改良意见和建议，获得相应的经验和启示，引导其在国内获得更好的发展。

在本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对真人秀、选秀类节目、真人秀的真实性、身份认同等相关的论文、书籍等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和查阅，在众多选秀类节目中，选取了《中国达人秀》《歌手》《中国好声音》等具有代表性的节目进行研究。同时结合自身在地方台的实际工作经验，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二、真人秀真实性及身份认同的具体内涵

（一）真人秀及选秀类节目的基本定义

何为真人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电视节目形态》一书对此有过阐释，真人秀指采用纪实手法记录自愿参与者在规定情境中，按照特定规则进行的自由而真实的竞争或体验行为，从而突显参与者本身个性，与观众互动的一种电视节目[1]。而在我国，在尹鸿、陆虹和冉儒学的《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元素分析》中，将真人秀定义为“作为动态的具有目的性的线形叙事模型，是对自愿参与者在规定情境中，为了预先给定的目的，按照特定的规则所进行的竞争行为的记录和加工”[2]。

尹鸿曾指出，目前，真人秀节目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挑战极限型、唱跳表演型、情感考验型、创业商业型、生活交换型、益智晋级型、互动游戏型、相亲约会型、技艺比拼型，因此不难看出，电视选秀节目属于真人秀的范畴。

在我国，选秀类节目发展迅猛。早在2002年，作为中国第一档全明星真人选秀的《金鹰之星》就在湖南卫视正式播出。这档横空出世的选秀节目捧红了许多演员，如舒畅、张丹峰、周一围、刘涛等。随之选秀类节目的热潮席卷国内真人秀节目市场，以2005年在湖南卫视播出的《超级女声》达到巅峰状态为标志。数据显示，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该档节目平均收视率为8.54%，平均收视份额高达26.22%。

（二）真人秀的真实性

“真实性”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批评文学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提出并进行具体阐释，他从批评文学的角度指出，真实性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和积极性评价。

而在真人秀中，真实性有了更立体和生动的展现，得益于电视这一媒体平台的独特性，它可以用虚实结合的形式对节目内容进行编辑和加工。比如，真人秀中的参与者是真实的，但编导的事前预设、构想的节目剧本，则是为了真人秀中的“秀”而存在。

作为真人秀中的重要命题，真实性不仅是一种鲜明的特色，使其可以和剧情片、纪录片等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在节目中通过镜头记录下来的人、事、物，一旦被观众接收，观众便能在此过程中进行二次创造，从而获得属于观众自身的主观真实性感受。

（三）身份认同的基本定义

“身份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中的“idem”，由此演变成为英语中的“identity”，确认。它指的是我们自身或者集体自身对社会地位的确认，而这些确认需要明确的根据，所以对有地位的人就有“有身份”这个说法。当我们自身或集体在确认本身在文化上的地位、身份时，也就有了认同。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首次明确提出“身份认同”这一词语，并提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社会认同即身份与个人对社会的归属感是成正比的，身份认同越高，个人或集体对社会的归属感就越强。

综合来看，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大众媒介——电视节目，势必要承担起为人们释惑答疑的责任与义务。电视真人秀节目发展到今天，以其直观性强、信息量巨大、现场感强烈、时效性强等特征，默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考方式。

三、选秀类节目的真实性与身份认同

从风靡全国的《超级女声》，到后来相继诞生的《我型我秀》《花儿朵朵》，再到成绩不俗的《中国好声音》《歌手》等，虽然选秀类节目的形式、风格各不相同，但其本质却都相似。素人参与的选秀类节目无疑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观众期待的“主观真实”，而明星为主体的选秀类节目则将明星视作普通人，将其从安全区域和既定形象中驱逐出来，使他们作出合情合理的人性反应。因此，在我国的选秀类节目中，“素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签，同时也是选秀类节目真实性的重要体现，和受众的身份认同紧密相连。一方面，观众能对素人参与的选秀类节目以及在选秀类节目中成为了素人的明星类选秀节目产生认同感；另一方面，原本普通的素人通过参与节目，蜕变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也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和期待。

（一）素人参与和能力发展需求

麦奎尔曾提出著名的使用与满足模式，个人认同就是一个不断寻找自我价值、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事实上，人人都有想要表达、呈现自我的欲望。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对于普通人而言，能够进行自我展示，无疑是参加和收看节目的一大动机。

就笔者创办的《夺标360》來说，来自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素人通过参加节目，在地方台本就有一定的特色和期待以及亲切感，收视表现一度创过单期8.12%的收视率，至今为本地同时段最高。全国也有《奇葩说》等类似节目，收视良好。

除了以素人参与者为主体，其他明星选秀类节目，如《舞林大会》《歌手》等也在近几年引爆了电视市场，它们使明星的某一种能力得到了释放与展现。明星选秀节目中的“明星”是完全区别于“素人”的一个概念，当他们面对评委严厉的点评时，也会有和普通人一样真实的本能反应；当他们面对激烈的竞争时，也会紧张、忐忑……而这些都可以满足观众的猎奇、狂欢心理。

无论是何种选秀节目，其背后遵循的内在逻辑和规律都是一样的，即必然要在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展现中，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

（二）身份信息与接近性心理

一般来说，人们普遍都会受到趋同理论的影响，在这一影响下便会产生接近性心理。它指的是“身份构成形式的两种情况：一是个体层次身份，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在内心塑造一个自我形象并对其进行评估，然后将这一形象放置在社会环境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位置，获得身份认同；二是集体层次身份认同，指的是某一类社会群体要想同其他群体区分开来，都要有群体内部的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便是形成这一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3]。由此可见，接近性心理就是我们对自身产生的一种的认同感、归属感。

而选秀节目中不断涌现的素人参与者，则为受众提供了大量参照样本，即可以从中获得身份认同的具体对象。对于节目创作者而言，敏锐地捕捉受众的接近性心理，是使节目更优质的一种重要渠道。比如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参赛者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人们总会在其中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2010年10月，《中国达人秀》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落幕，这次超大规模的现场直播创造了中国选秀节目历史上的全新纪录，在权威收视数据中，本地收视率达到了破天荒的近35%，全国收视率也在同时段多个节目中遥遥领先，而这档节目最成功之处就是体现了真人秀的“真”，从选手本人到节目环节设置到情感流露到才艺展示，都做到了“真”，满足并彰显了“真实”这一具有正能量的社会价值观，因此得到了观众的极大认同。

（三）民意票选与被尊重需求

马斯洛需求理论指出：“人类的需求可以分为五类，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4]辩证唯物主义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那么，如果说生理、安全、社交的需求是物质类需求，那么被尊重和认同的需求则是意识上的需求、精神上的需求，需要更高阶层的感受才能满足。当人们感受到自己的态度、意愿、志向被尊重、认可的时候，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身份认同。

放眼当下的社会，民意票选早已渗透到了各个年龄阶段、各种形态环境中。有学者认为，《超级女声》所采用的短信投票形式开创了“文化民选”的先河，标志着中国大陆民主娱乐化时代的全面到来。

民意票使受众在此过程中体验到了被尊重的感觉，获得了身份认同。因此，它是受众和节目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平民主义”精神激发出来，同时也激发了受众的参与热情。另外，受众在充分表达自我意愿的过程中，也增强了和节目、选手之间的真实感、互动感。

四、对选秀类节目发展的思考和启示

素人选秀比赛承载了由普通人蜕变为全民偶像的变化全过程，而明星选秀比赛则是明星“去明星化”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如何确保变化过程的合理性，如何保证其不失真，是节目创作者需要积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一）戴着镣铐跳舞，平衡“真”“秀”关系

真人秀中的“秀”就是一种表演性要素的体现，而如何把握“真”和“秀”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重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现在的节目中，编剧的设置已经很常见，但与此同时，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节目的编排、设计痕迹过重，就会对节目的真实性展现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些编剧甚至还对节目参与者的行动、言语等都进行规定和设计，所承担的责任已经远远超过了应有的限度。

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电视选秀节目应该掌握好剧情化设计和自由表演之间的界限。一档优质的选秀类真人秀节目，应该能使参与者在特定的情境、规则之下实现尽可能真实、真诚的自我表达和情感流露，可以展现其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性格特征。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受众对节目真实性和虚拟性的理解和期待都会有所不同，其内涵也会随之不断发生改变和转化，但是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掌握好一定的限度，则是始终都需要遵循的创作原则。这一点在少儿类选秀节目中又有不同内涵的体现，由于少儿的天真、真实，经常会在节目中出现基于编剧的“穿帮”而造成的具有另类剧情效果的真实节目效果，所以少儿节目的“真”与“秀”的关系更值得深入探讨。

（二）人物符合期待，角色增添魅力

在真人秀的叙事过程中，处理好对人物角色的设定和把握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方面，湖南卫视《歌手》是一个不错的范本，在塑造节目中参赛歌手的人物形象时，准确洞察和把握了其性格特点，并且进行了深度挖掘，最终呈现出充满人性化、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拥有名校学历，被称为“音乐诗人”的李健，过去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都是优雅、内敛、沉稳的。但在节目中，他性格中活跃、幽默的部分却被充分挖掘出来，进行放大化的处理和加工，塑造出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让人觉得特别真实。

真人秀中的人物塑造是在已有的真实现实情况上进行再创造，从而使其更有血肉，更加“可爱”，也更符合受众的心理期待。同时，在很多的节目中，人物的外号还会和其角色形象紧密贴合。这其实就是一种“标签化”的处理，这种身份构建有利于加强特定人物在节目的特定情境下的性格展现和自我表达，也很容易使观众代入其中，产生认同感。比如李健“秋裤男神”的外号就曾在《歌手》中被反复提及和放大。

（三）规则重在互动，形成收视黏性

投票环节作为一种互动的形式，其实也是一种外在的营销技术手段，而一档节目想要真正和受众之间达成一种紧密而长久的关联，仅仅依靠这些方式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节目创作者应该从几大元素着手，对节目进行进一步的改良、摸索。

编剧的设置，其实也就是对节目的悬念、选拔规则等具体元素进行设计和规划，再让节目参与者在既定的范围内自由表达和行动。这些既定的设计和节目主体的自由表达相结合，构成了真人秀节目的真实性。以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为例，在每期节目中，都会展现10位选手的表演、竞赛过程。如果只是将其进行简单的罗列呈现，无疑就会显得十分单调。但节目将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段，运用在节目选手的出场顺序编排上，从而制造一种紧张且跌宕起伏的悬念感。如在选手的出场顺序中，会对男性、女性进行搭配，也会对不同风格、类型的选手进行搭配和调整。同时，制作方还会对节目的整体节奏进行把握和衡量，最终呈现出完整、有节奏变化且充满了电影特质的节目[5]。

这种通过规则制造悬念、冲突，形成和观众之间情感互动的做法，是贯穿整季节目的隐形线索，是一种内在化的情感逻辑，需要受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慢慢观察、体会和寻找，只有这样，观众才能感受到真实性所具有的力量和冲击。同时，只有具有合情合理的剧情化设定的真人秀节目，才能使观众在收看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形成稳定的收视习惯。

五、结语

选秀类真人秀在近几年不断创新和发展，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收视成绩。同时，选秀类节目也以其可圈可点的创新之处，成为了真人秀节目中的佼佼者，为其他形态的电视节目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而对于真人秀来说，不管节目的形式、类型如何变化，真实性都是其不变的灵魂和核心，而身份认同又是判断真人秀节目是否体现了真实性的重要方面。一方面，我们应该为选秀类节目及所有形式的真人秀节目的发展、进步提供必要的支持，对如今真人秀面临的机遇和困境进行反思和探究；另一方面，真人秀節目的创作者应该积极学习，取长补短，以“真、善、美”为永恒的追求与目标，制作出更优质的节目。

参考文献：

[1] 刘立群，傅宁.美国电视节目形态[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25.

[2] 尹鸿，陆虹，冉儒学.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元素分析[J].现代传播，2005（5）：53-58.

[3] 宋佳仪.我国真人秀节目的受众心理探析[J].大众文艺，2010（23）：183-184.

[4] 亚伯拉罕·马斯洛.人类激励理论[M].许金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88-89.

[5] 翟臣.浅议真人秀节目悬念营造——以《中国好声音》为例[J].当代电视，2013（3）：47-48.

作者简介：曹潇云（1980—），女，四川遂宁人，本科，编辑，研究方向：融媒体时代的编导艺术。

陈荔珏（1994—），女，湖南长沙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电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