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造石油之父赵宗燠

◆文/周洪成

进入21世纪以来，“石油”越来越牵动世人的神经。政治家和军事家们，为了各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日夜不停地谋划他们的石油发展战略。人们已经预见到，不久的将来，石油将无可挽救地走向枯竭。于是，超级大国不惜发动残酷战争，以千千万万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去攫取和控制石油资源。而我国，除了以政治的、经济的方式参与有序竞争外，主要还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力求降低能耗，并研究开发接替能源。中国的办法之一就是搞人造石油——从煤炭中提炼石油及其产品。今天，当我们重新开启这个思路并扶托煤炼油工程再度上马之时，不能不想起曾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赞扬过的中国的人造石油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宗燠先生。

爱国救国，求索路漫漫

1904年11月28日深夜，四川省荣昌县一个殷实的赵姓大家庭的后院里，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赵先生给这第三个儿子起名赵宗燠。

赵宗燠的父亲赵云渠幼时饱读诗书，曾入仕，做过四川省江津县知事和四川江防第二区司令。他对兴办现代工业颇有兴趣，曾与同盟会成员筹办过川南瓷厂、搪瓷厂和火柴厂。赵宗燠的家里时常有各种客人来访，其中几位从欧洲回来的长辈，他们的高谈阔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德国竞能从煤炭里提炼出焦油来！

1924年，赵宗烟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1929年留校任教，并攻读研究生。“九一八事变”之后，赵宗燠参加了业余军事训练班和抗日“十人团”。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赵宗燠参加了学生义勇军，任第四大队队长。他率领32名队员，不顾当局和学校的重重阻拦，奔赴上海前线，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枪林弹雨，为前线将士运送弹药、食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愈来愈严重的民族危亡形势，激起了赵宗燠“科学救国”“工业救贫”的强烈愿望，1935年，他不顾父亲和妻子的阻拦，赴德国留学。

在柏林工科大学化工学院，赵宗燠攻读石油加工和石油代用品转换工程技术（煤化学工程）专业，在乌贝洛德院长指导下做研究工作，从理论上接触到煤炼油工程的各个方面。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赵宗燠认识到开发煤炼油或煤化学工程不是少数人专攻一两个课题而能奏效的，于是，他一面学习研究，一面联络和组织我国理工科留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留德学生燃料读书会，他要求大家尽量全面系统地调查收集工程建设方面的技术资料，准备日后为国家建设所用。尽管大家都尽力去做了，却收获甚微。因为德国煤炼油的主要工程技术对外国学生是保密的，参观时只让他们在厂房外走马观花而过。赵宗燠只能从煤的气化、净化、催化、筑炉等书本知识里间接进行研究和学习。1939年，赵宗燠获柏林工科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完成毕业论文《油类紫外光谱分析》。

这个时候，我国抗战正处在最困难阶段。得知赵宗燠即将学成回国，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等纷纷致信邀他去当教授。他也收到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的来信。信中说，由于日军封锁，中国军队所需要的汽油、煤油、柴油运不进来，军用燃料奇缺，有些汽车已靠烧木炭行驶。因此他们计划要搞石油代用品加工厂，请赵宗燠回来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得悉赵宗燠回到重庆，军政部交通司负责搞交通油料供应的朋友们立刻和赵宗燠接触上，他们对赵宗燠说，现在抗战前方后方用油都很困难，你无论如何不能去教书，一定要留在重庆。军政部的负责人也来动员赵宗燠。当时的军政部部长是何应钦，次长叫张伯旋，是留美的，也是学燃料的，很想搞一点事业。他一再挽留赵宗燠留在交通司工作，办一座燃料工厂，包括：植物油代替柴油，酒精代替汽油；还有一个最难的也是最需要搞的工程，就是搞个煤炼油工厂。按他们的要求，赵宗燠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介绍了国外煤炼油工业发展情况：一个方法是费托合成，将煤气化后，通过催化合成汽油；另一方法，就是煤炭直接加氢，变成汽油、柴油、高级汽油、航空煤油。尔后，交通司据此制订了一个办费托法煤炼油实验厂的方案，由赵宗燠担任军政部交通司合成油厂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办。

1935年赵宗燠出国前在上海

赵宗燠拟定了一个办厂计划，提出先筹办一个小型试验装置，从煤炭的低温干馏开始，生产一部分焦油和煤气，再催化合成汽油；资金是个大问题，虽然抗战时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无论如何也要调拨一定资金；还有人才，光他一个光杆司令不行，还需要化工、工艺、工程、机械以及基建建设等方面的技术人员。计划送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认为资源委员会是搞技术的，就叫何应钦写了一封信，连同计划转给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由他审定。孰料这一批转就是三四个月。

正在赵宗燠焦急等待之时，周君实又来登门造访。周先生时任教育部长，他此番屈驾惠顾，是要聘请赵宗燠当同济大学校长。同大其时已由上海搬迁到昆明，他和教育部还要把它搬到四川来。他要赵宗燠一定帮他的忙，一起去接收同大。赵宗燠说我已在军政部为上校技正，任厂长的消息也准备要公布了。军政部有规定，凡军用人员不能请假。周君实说不要紧，蒋委员长那里他有很多朋友和熟人。于是他就写了个报告，去活动。果然军政部就批了：“准予借调。”因为是借调，周君实只好让赵宗燠做了同济大学教授、秘书长、总务长。赵宗燠就同他从重庆飞到昆明，接收了同大。之后，按照周君实交给的任务，飞回四川选校址。即将动身时，接到军政部交通司的电报：办合成油厂的计划翁文灏批准了，何应钦、张伯旋叫他马上回去办厂。赵宗燠问周部长怎么办？周君实说，你可以把找校址和办厂的工作结合起来一起干。

赵宗燠回到四川，立即着手选校址之事。他认为乐山离重庆不太远，也算个城市，有山有水，比较安全；而且附近有煤炭，厂址也可考虑选在这里。就带了事务主任、总务主任，到了乐山。果然觉得这里适合办学，周部长也同意，校址便选定了。但乐山山高路曲，运输有很大困难，在此办厂不合适，最后厂址选定在重庆北碚宝源煤矿坑口附近。

不久，赵宗燠被任命为合成油厂厂长的消息正式公布，并给予视同少将的待遇。

合成油厂隶属于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副主任钱昌照曾先后带领行政、财务、人事、物资等部门的负责人前去视察。初时虽然没有完全满足赵宗燠的需求，但也调拨了部分资金和物资，尤其在所需人才方面，得到同时留欧回国的经济学博士、时任资源委员会人事处代处长宁嘉风的大力支持，调来了留德和国内的大、中学毕业生多名，组织起数十人的技术队伍，使得建厂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在祖国抗战时期办厂，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赵宗燠信心十足，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一边指挥土建工程的进行和机器设备的采购和安装，一边带领技术人员开始了以煤为原料合成汽油等车用油品及其他代用品（包括煤层快速干馏、煤焦油裂解、加压脱水制酒精等）的研究试验并进行投产准备。煤炼油研究试验工作很快取得成果，有的还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根据研究成果，赵宗燠与几位技术人员合作，发表了《合成石油铁催化剂研究》《合成石油镍催化剂研究》等论文。不久，小装置生产试验取得进一步成功。

然而，在他准备进行工业化生产，期盼着不久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生产的汽油、煤油、柴油送上前线，让我们的汽车、飞机、大炮、坦克向敌人发威时，在资金和物资方面却越来越得不到有效支持，最后几乎成了无米之炊。如果说仅因为抗战时期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实在是捉襟见肘，还可以理解；可是国民党政府中许多高官贪污、腐败，甚至大发国难之财，却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他多次找翁文灏等负责人交涉，他们也表示爱莫能助。

1945年，抗战胜利了，赵宗燠满怀希望地以为这回可以放开手脚搞工业建设了，他很快提出了一个扩大合成石油生产的计划。但建议不但不为当局采纳，还得到相反的命令，云“日军已败，抗战工业不再需要，工厂停办，人员解散”。他费尽心血办起的合成油厂竟然被关闭了，绝大多数工友被解雇。他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痛心疾首，又迷惑不解。

1946年初，赵宗燠奉资源委员会之命，带领几位技术人员参加接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工业遗留，其中有锦州煤炼油厂。这一下又点燃了他搞合成石油研究和生产的希望。他带领技术人员来到该厂，收集起散落遍地的图纸资料，并找到几个未被苏军带走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讯问，花了几个月时间全面检查了工程建设和损坏情况。他认为此厂完全可以恢复重建起来，给国家打下一个新技术、新工程的基础。他高兴地拟订了恢复建设锦州合成油厂的建议，呈国民政府东北行政当局及行政主任卫立煌等裁定。痴心搞工业的赵宗燠似乎有些天真了！因为卫立煌们的当务之急，是在蒋介石催督下，与解放军在东北决战，岂能拨出财力给你建工厂！赵宗燠陷于焦急等待之中。

正当山穷水尽之际，却又他乡遇故知。在奉天（沈阳）他与掌管东北财权的宁嘉风先生重逢了。宁嘉风厌恶国民党的腐败和打内战的行径，也主张和平建国，愿意助赵宗燠一臂之力。他说只要有个上面的什么批复，我就把资金拨给你。而这个问题在东北不可能解决，去找中央政府，找那些也愿意搞工业建设的阁员们，如翁文灏、孙越崎、钱昌照等。

赵宗燠于是亲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命。他知道这一使命的艰难，为作“持久战”计，借贤内助王应明女士同往。他真的有些不识时务，那时的国民党当局正与解放军决战东北和京津，岂肯顾及战争以外的事！如此在南京耽延八个月之久，当局为了拒绝他的“胡闹”，竟以停发工薪治之，他的旅资很快用尽。为了坚持这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几次把自己珍藏的字画卖掉，再后来，又不得已电求四川家中兄弟支援。然而，当局并不为所动，又以对他处分相威胁，明令他不得再过问石油工业之事，调他到沈阳化工厂任厂长兼总工程师。

赵宗燠离开锦州，仍不甘心，一再嘱咐几位技术人员，千方百计保护好厂里的机器、设备和技术资料，一定要争取机会再行重建。

不久赵宗燠又被调到天津，任天津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命他撤到南京，再去台湾，并通知夫人先行。“科学救国”“工业救贫”理想一再遭遇阻厄和波折的赵宗燠，对妻子王应明说：“我对国民党是彻底没了信心。我一生就想给国家办点新兴工业，为改变国弱民穷的落后面貌出力。可是我遭遇到的，不是偏见歧视，就是恶意中伤；不是门户排斥，就是压制打击；至于国民党政府中的贪污不以为耻，贿赂可以公行……我更是看够了，我是死也不跟他们去！”王应明说：“这些年你所遭遇的坎坷，我感同身受。你不去，我也决不走。我们两人患难与共，要死我也要和你死在一块。”

战争进行中，他积极组织天津化学工业公司及两个分厂的工人和职员，保护厂里的机器、设备和资产，迎接解放。

建设新中国的合成油厂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一天，一男一女两位客人，突然来赵家造访，他们是东北工业部派来的干部李新和杨洁。他们说，东北已完全解放，全国的解放也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心迅速重建东北工业，他们是专程来天津恭请赵宗燠参加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建设工作，特别是锦州合成油厂的重建工程的。

赵宗燠喜出望外，他对李新和杨洁说，不仅他要去，还要带上几位工程技术人员一同去。于是，他即刻收拾行李，出关北上。到沈阳后即被任命为东北工业部化工局总工程师兼锦州合成油厂总工程师。

到任后，赵宗燠对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说，虽然东北已经解放，但全国的解放战争还在继续，人民解放军需要粮秣弹药的供给，也需要汽、煤、柴、润等石油产品的支持。很快全国就要解放，国家必然要全面恢复和进行经济建设，而我国现有的天然石油矿藏不能满足需要，是世界上公认的“贫油国”，将来我们会找到大油矿的，但要能供应亿万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所需，恐怕十年、八年也难以实现。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基础和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快生产出、多产出合成油来，为改变国家人民的贫穷落后状况贡献我们的力量。

工厂复建开始了。赵宗燠在当年留下来的几位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找来几年前收集和保存下来的不太完整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作为参考，与厂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研究讨论后，制订出复建方案，指导和带领二三百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夜以继日地进行设计、检修、安装、调试，原料的采购和运输，到1949年底即恢复了原料气制造设备DDR炉的运行。同时，他指导了与中国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合作，研制出生产合成油的常压钴催化剂、钍催化剂、镁催化剂及合成生产装置，解决了造气、合成等关键技术问题。而后与大连石油研究所再次合作，研究开发出性能更好的用于合成油生产的熔铁催化剂，获得了国家级奖励，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获此殊荣的重要成果之一。1950年，合成油生产装置全部试运成功，生产出合格的合成油产品。这是日本人搞了八年、他在重庆搞了四五年也没有的结果。到1954年该厂复建全面完成，合成油年产量达到3万吨，大大超过原设计能力，几乎与当时全国最大的玉门油矿的产量相当。

此后，赵宗燠继续指导锦州合成油厂的第二期工程开发建设，增加了5台水煤气发生炉和第三段脱硫装置，建立了催化剂中型试验装置和三座流化床反应器，到1955年，该厂原油年产量已达5万吨。

1963年，在西德世界石油展览会上，赵宗燠（右二）与奇马公司董事长奇马先生合影

这样的产能在现在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部天然石油年产量才30万吨的国家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它向世人表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利用自己的煤提炼出石油！人们都知道，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天然石油的勘探和开发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而煤炼油的生产却远超计划，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家对能源的急需。

此外，这期间，他还急中国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之需，组织技术和生产力量，研究、设计和建设成七碳烯烃环化制甲苯装置，生产出甲苯供制造军火所用。

1955年，赵宗燠调到石油工业部任生产技术司总工程师，并任科技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59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届常务委员，是全国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召集人。

当赵宗燠第一次走近仰慕已久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时，周总理亲切地指着他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介绍说：“这位赵宗燠同志是我们中国的人造石油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