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民主人士鲜英与重庆特园

◆文/冯晓蔚

鲜英，1885年出生在四川西充县太平场村一个贫农家庭。光绪末年，考入成都弁目学堂，与后来成为国民党将领的刘湘、杨森等同窗。20世纪20年代，鲜英在刘湘所部曾担任师参谋长、重庆铜元局局长、陆军第10师师长等职。五四运动后，鲜英与罗纬等人创办《新蜀报》，先后聘请了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陈毅等主持笔政，把新思想、新文化导入四川。1935年1月，刘湘通过张澜同中共代表张曙时建立联系，鲜英也开始参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后来，他同张澜、钟体乾3人代表刘湘，在成都与中共派来的代表李一氓会谈，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秘密协定，并由刘湘资助20万元银元，购买了食盐、布匹、西药等物资运往陕北，以济红军急需。1935年2月，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鲜英被任命为四川省第13区督察专员。在一次返乡扫墓时，他亲眼目睹农村的穷敝困顿，不禁感慨唏嘘，萌发了出世思想，暗自取了一个法号“铁僧”。后因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推动他走上了另一条路，这个法号没能公开使用，他便取其谐音，自号“特生”。

特园成了民主之家

在重庆市上清寺大街旁的一条支马路内，有十余幢楼房坐落其间。这个建筑群因其主人鲜英之号“特生”而命名为“特园”。后来支马路口砌了两个砖柱入口，上书“特园”两个大字，支马路也因此被命名为“特园路”。

特园路内主人鲜英自居的房屋只是个小小的院落，门媚上由鲜英亲笔书写“鲜宅”二字。特园占地约70亩，鲜宅则只占7亩左右，但鲜宅是特园的活动中心。主楼“达观楼”俯瞰嘉陵江，波光岚影，景色宜人，给人以超尘拔俗之感。

就是这样一组并不引人注意的建筑，却和革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这故事还得从巴蜀名人鲜英说起。

抗战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的住处“周公馆”距特园仅公共汽车一站之遥。当时，董必武因工作关系常去特园。1938年底，经董必武介绍，周恩来专门与鲜英见了面。鲜英对周恩来的风度、才华及鞭辟入里的见解极为佩服，更深为他的诚挚和平易近人所感动。谈话结束时，周恩来探询道：“特生先生，中共为同各界人士共赴国难，需要有个共商国是的场所。特园能否提供这样的方便？”鲜英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有不欢迎之理！”

周恩来又说：“蒋介石这人大家都知道，他对陪都重庆控制很严，提供特园要承担一定风险，也会有许多麻烦。特生先生，请问，怕不怕？”

鲜英站起身，有点激动地表示：“特生久有报国之志。今天周先生、董先生推心置腹，披肝沥胆，申明大义，我是义无反顾。一句话：一愿意，二不怕！”

“好，特生先生忧国忧民，爱国情殷。”周恩来紧握鲜英的手，用力摇了几下。

董必武也在一旁笑道：“我们和特生先生是共纾国难，荣辱与共。”

从此，特园便成为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对外活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场所之一。郭沫若在《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一文内有这样一段叙述：“……在上清寺，有鲜特生的公馆，名叫‘特园’，民主人士也时常在那儿聚会。……后来由大家赠予‘民主之家’的徽号。……”

特园之所以被誉为民主之家且值得大书特书，正是由于周恩来曾在这里创造性地贯彻了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吸引和团结了各党派抗日爱国民主力量，揭露和孤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从而坚持了团结抗战的主张，才获此称号，当然，特园主人的进步与开明，也理应名留青史。

特园经常是高朋满座议论风生

除周恩来外，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以及邓颖超，也都经常出入特园。此外，民主人士郭沫若、沈钧儒、史良、张申府、李公朴、陶行知、黄炎培、柳亚子、梁漱溟、章伯钧，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以及新闻记者等，也常到特园参加活动。因此，特园经常是高朋满座，议论风生。

皖南事变后，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的一些民主人士，对国家前途深感忧虑，几经酝酿，由张澜、黄炎培、梁漱溟、鲜英等17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后改称“民主同盟”）在特园秘密成立。这和周恩来贯彻党的政策，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做了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1945年召开的旧政协前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提出“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独裁口号。当时，在部分民主人士中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提出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张。为此，周恩来邀请了一些民主人士在特园聚会座谈，他透彻地指出，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只能为反动派帮忙。

周恩来还多次邀请工商界人士到特园聚会。一次，他邀请胡厥文、吴羹梅等50多位工商界代表人士在特园举行茶会，向与会者宣传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不推倒“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国家无出路，民族工商业无前途。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三临特园

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三次亲临特园。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8月30日下午，周恩来亲往特园造访张澜及鲜英。刚坐定，即说明来意：

“表老（张澜字表方，人皆尊称“表老”）、特老，毛泽东主席要我来告诉你们，他今天午后3时来特园拜望。”

“不敢，不敢当。”鲜英忙说。

“润之先生操劳国事，应该在他方便之时，我们去拜望他才是。不敢劳他屈尊就驾。”张澜推辞道。

“他的意思是要亲自来，特地关照我当面转达，你们不必客气了。”

张澜回顾鲜英，鲜英含笑。张澜笑道：“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临走时，周恩来提出：“为安全起见，请二位不要在大门外迎候；还有，到时我们不在客厅里，在表老卧室里谈话，如何？”周恩来熟知来特园的路上沿途有国民党特务监视，且住在特园内的各路朋友及工友很多。他提出上述两条要求，充分显示了他举轻若重、精细周到的作风。

送走周恩来后，鲜英忙与夫人金竹生作布置。全家顿时忙碌开了。兴奋、紧张而神秘的气氛充盈着整个特园。

下午3时左右，门铃响起，门房疾步去敞开两扇厚重的黑漆大门。张澜和鲜英几乎同时离座，快步走出客厅。只见毛泽东与周恩来已跨进大门内，正向两旁夹竹桃成荫的甬道走来。毛泽东身材伟岸，英姿超拔，灰白色考克帽，灰蓝色中山装，笑容可掬。两人身后跟着几名警卫人员。张澜与鲜英忙趋步上前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4人来到甬道入口处，那里竖有一个结构新颖的花架牌坊，毛泽东仰首观看坊额上的一块匾，上用隶书写着“民主之家”4个大字，遒劲秀逸，落款是“冯玉祥”。毛泽东喃喃道：“民主之家，好，确是一个民主之家啊！”

鲜英一旁解释：“因为表老住在这里，民盟总部设在这里，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常借这里，所以董必武先生赠此徽号。冯（玉祥）将军间来做客，亲笔题了这字，两旁的楹联是表老撰的。”

毛泽东用他的湖南口音朗读道：“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帝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读罢，大家都含笑点头。

毛泽东又说：“董老起名，冯玉祥将军题字，表老的楹联，也堪称三绝了。”

一番话说得四周人相视大笑。

张澜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

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9月2日，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与沈钧儒、黄炎培、冷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以后共同创建民主之国，生活在民主之国。”

席间用酒是鲜夫人亲手酿造的风味醇浓的“枣儿酒”。宴会后，鲜英的女儿鲜继根手捧纪念册，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书以“光明在望”4字相赠。

9月8日，毛泽东第三次在特园与张澜、鲜英长谈。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国共两党谈判情况，共同商讨了西南大后方问题，民盟与中共的配合问题，以及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等问题。张澜向毛泽东建议，公开国共两党谈判内容，让社会各界各党派和谈成功，并采取由他写公开信方式把问题摊开。毛泽东欣然采纳。张澜的信随即发表在重庆的《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上。

这三次会见，都是事先由周恩来亲自作了周密安排。这使特园上下格外惊喜。

“有堂专为民主开，有酒专为民主寿”

1946年，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同美国特使马歇尔在重庆谈判时，周恩来在特园举行了一次出色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把党的反对内战、和平解决国共争端的政策，传播到全世界。

邓颖超主持的妇女联谊会，以及其他一些节庆纪念日，也常在特园举行。邓颖超曾在这里召开的妇联会上讲过妇女在抗日战争中应起的作用及妇女应当如何争取解放等问题。

特园坐落在嘉陵江南岸一个小山坡上，乘公共汽车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还有大约一站路程，但还需走上几十级台阶才能到达园内。为了抗日救国大业，周恩来经常频繁地往返于曾家岩50号与特园之间。为了赶时间，常常爬得气喘吁吁，走进客厅，坐下来就讲话，也顾不得歇息一下。谁能说清，他在特园留下多少足迹？洒下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心血？冒过多少风险！

特园的爱国民主活动，是反动派所不能容忍的，他们派特务严加监视。他们强行“租”占了特园旁边的一幢房子，从曾家岩50号至特园，沿途遍布特务监视哨，伪装成卖香烟的，卖担担面的，修鞋的，什么都有。鲜英及其家人也经常收到特务投来的恐吓信。反动派见硬逼不行，就以名利相诱，声称只要不再将特园提供给中共和民主人士集会活动，要官封官，要钱给钱。但是，特园主人鲜英坚信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伟大政策，敬重周恩来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他斩钉截铁地说：“办不到。”

那以后，鲜英一直履行诺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尽力。

1947年春，中共驻渝代表和《新华日报》被迫撤退，鲜英和他的特园对处于地下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仍一如既往热情接待。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为策动杨森所部起义以及营救渣滓洞被囚同志，鲜英都不避艰险，做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从渣滓洞集中营救出的20多位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大都住在特园，后来为他们安全疏散，鲜英还在经济上予以资助。

新中国成立后，鲜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首届特邀委员，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鲜英，握着他的手慰问道：“重庆解放时，你受惊了。感谢你当年的三次接待。感谢你对民主运动所做的贡献。”

1941年3月19日，民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民主人士鲜英私邸）秘密成立。

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也都盛情款待鲜英，郭沫若还题诗称颂：

嘉陵江头有一史，银髯长可一尺九。

其氏为鲜其名英，全力为民事奔走。

以国为家家为国，家集人民之战友。

反对封建反法西，打倒独裁打走狗。

有堂专为民主开，有酒专为民主寿。

如今民主见曙光，民主之家水不朽。

1 9 5 7 年反右运动中鲜英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受到冲击，1968年不幸去世。

鲜英去世后，他的家人生活无着，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写信把当时的窘迫处境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见信后，及时批示给全国政协军代表，大意是：鲜英是爱国民主人士，应予落实政策，退还住房和全部查抄物资，按月发给鲜太太生活费。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使鲜英夫人生活有了保障，活到85岁寿终。

现在“民主之家”匾额被存入红岩革命博物馆，重庆市政府已将特园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