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公园时代来了

耿国彪

近日，在湖北省神农架国家公园科学研究院大龙潭金丝猴野外研究基地，母猴“小貝”诞下了一只雄性幼崽。这个新诞生的机灵呆萌的小家伙儿名字叫做“扇贝”，是今年诞生的第9只金丝猴宝宝。

“国宝”金丝猴是神农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被誉为“华中屋脊精灵”。神农架国家公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姚辉介绍，大龙潭金丝猴群体是神 农架金丝猴群体中最小的一个种群，数量有90多只，7个家庭，1个全雄单元。据第三次金丝猴种群调查，目前神农架金丝猴种群数量已从2005年的8个增至10个，数量从1280余只增加到1470余只，栖息地面积从210平方公里增至354平方公里。

这只是各国家公园试点中一个物种种群数量改善的事例。在其他国家公园试点也经常有这样的故事出现。

近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北京大学开展荒漠猫专项调查时，从野外回收的红外相机数据中发现了一组荒漠猫抚育幼崽的画面。照片中是一只雌性荒漠猫安静的守护在旁边，看着4个孩子相互打闹、嬉戏玩耍的场景。

荒漠猫为中国所有猫科动物中仅有的特有物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EN）物种，荒漠猫在全国数量稀少，分布密度低，对其生活史所知甚少。据专家介绍，此次调查到一只雌性荒漠猫能成功抚育4只幼崽的情况实属罕见，这充分反映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内物种食物链完整，顶级野生动物食物充足，荒漠猫、雪豹等猫科动物种群繁殖率较高。

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始终突出自然生态系统的严格保护、整体保护、系统保护，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国家公园坚持世代传承，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东北虎豹、祁连山、大熊猫、三江源、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神农架、普达措、钱江源和南山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涉及青海、吉林、海南、浙江等12个省份，总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2.3%。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工作安排，下半年将组织开展国家公园试点验收工作，对达到标准和要求的，将报请中央批准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至此，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将迎来一次全面大考。

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灵魂

建立国家公园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探索与实践，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委联合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6年，中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青海省三江源启动。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确立了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并明确了2020年要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一百多年前，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诞生开启了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篇章。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上万个国家公园，总保护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保护面积的23.6%。

经过100多年的全球国家公园发展实践，国家公园的保护对象从视觉景观保护走向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方法从消极保护走向积极保护。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各有千秋，但共同的一点是，都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

截至目前，我国各试点区坚持把生态保护摆在第一位，园区林草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生态服务功能明显增强。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整合了3个省的81个自然保护地，试点区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占全国总量的87%，栖息地面积占全国的70%。东北虎豹试点区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稳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新发现老虎幼崽10只、幼豹6只。三江源试点区草地整体退化的趋势开始得到遏制，黑土滩治理区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不到20%增加到治理后的80%以上，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达6%以上，藏羚羊的数量恢复到7万多只。祁连山试点区已退矿权144宗，张掖和武威市实现了国家公园核心区牧民全部搬迁。神农架试点区新建25处野生动物通道。武夷山试点区整治违法违规茶山7300亩，完成生态修复6500亩，拆除违规建设39处，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唐小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关键在于试“体制”，将创新体制和完善机制放在优先位置。东北虎豹、祁连山、大熊猫依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驻地专员办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实现了跨省区的统一管理，同时与有关省分别成立了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共同推进试点工作。青海省、海南省均成立了省直属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行使其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管理事权，明确了主体责任。其它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国家公园虽然带有“公园”二字，但其实国家公园并不是我们习惯认识中的一般公园。总体来看，国外国家公园主要有3种管理体制。

一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最为普遍，实行的国家最多，包括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二是自上而下与地方自治相并行的管理体制。最典型的是加拿大和日本。三是地方自治型管理体制。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较少，代表性国家是德国。

这三种管理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其中也不乏共性。在借鉴国际先进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正结合中国自然保护地实际，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试点以来，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不断优化，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各试点区组建了统一的管理机构，基本建立起分级管理架构，并形成了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代表的中央直管模式，以大熊猫和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代表的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管理模式，以三江源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代表的中央委托省级政府管理的模式，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公园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实现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分级行使。

唐小平表示，国家公园将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关键区域中居于首要地位，在保护最珍贵、最重要生物多样性集中分布区中居于主导地位，在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生态功能中居于主体地位。国家公园设立核心保护区和一般管控区两个分区，原则上核心保护区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内限制人为活动。国家公园属于国家事权，全部由国家批准设立，中央直接管理、中央与省级政府共同管理，或委托省级政府管理，国家公园建立后不再保留相同区域的其他保护地类型。

在我国，常见的自然保护地有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类保护地之间存在区域交叉、空间重叠等问题，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内相邻、相连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存在管理分割、孤岛化等问题。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将珲春、汪清、老爷岭等多个自然保护区连成一个大区域，自然保护地破碎化问题得到较好解决，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进一步提升，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增长。祁连山、东北虎豹、三江源、神农架、钱江源等试点区初步搭建了自然资源监测平台，为实现国家公园立体化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监管格局打下了基础。国家公园试点区分别启动了林（参）地清收还林、生态廊道建设、外来物种清除、茶山专项整治、裸露山体生态治理等工作。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建成中国特色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的战略目标，特别是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主体地位的内涵和实现路径。我们理解国家公园的主体地位和功能作用将主要体现在质量和价值上，而不是简单的数量规模上。” 唐小平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人表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就是要对碎片化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调整，对自然价值较高的国土空间从源头上建立保护体制机制。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国家公园体制能不能建立建好，直接影响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进展，甚至是成败。

国家公园试点生态状况持续向好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对外发布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监测最新成果。近半年来的红外相机回收数据显示，在监测野生大熊猫的2337台红外相机中，记录到大熊猫行踪的有383台，共拍摄大熊猫照片2586张，视频总长8817秒，总独立探测次数873次，拍摄率明显高于往年同期。

据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晟介绍，独立探测次数是指红外相机拍摄到动物的有效次数，一般一台相机在半个小时内连续拍摄到同一物种计为一次。单位工作量监测强度下记录到的独立探测次数的高低，是评估目标动物种群相对多度的重要指标。

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向可文说：“过去半年里，大熊猫国家公园里频繁记录到野生大熊猫影像，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公园内生态环境健康、良好，熊猫种群在有效繁衍和发展。近年来，国家公园加大了对监控监测设施和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加强监测巡护工作，实施生态廊道建设等多项生态修复工程，这些措施取得了生态保护方面的显著成效，大熊猫栖息环境明显改善。”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以单一物种为核心在其主要栖息地整合设立的国家公园。根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国家公园范围内栖息有约1631只野生大熊猫。截至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共设有动植物监测样线近1800条，野生动物监测点4839个，入口区人员监控点位1300多个，巡护线路总长达10584公里。

6月3日，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联合光泽县政府在光泽县寨里镇大洲村大洲组举行大洲村生态移民搬迁启动仪式，与村民代表现场签订搬迁协议。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林贵民强调，实施大洲村生态移民不仅是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要任务，更是一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加快生态系统自然恢复的有效途径。

2018年7月，收到大洲村村民移民搬迁申请后，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即向省财政申请专项资金，并和光泽县政府各有关部门积极对接，全力支持大洲村生态移民搬迁，目前大洲村大洲组11户生态移民搬迁户已有8户签订搬迁协议。启动仪式后，对部分需要搬迁的房屋进行现场拆除，并在已完成搬迁的宅基地上种植桂花树进行绿化。

4月18日，2020年武夷山市茶山整治暨复绿行动大会在武夷山市民广场举行。会后，200余名干部、群众组成行动队，第一时间赶赴星村镇红星村铁罗巷山场，分组分片区对违规违法开垦的茶山进行强制拔除茶苗及造林复绿工作。此次行动共整治违法违规地块13个，58.4亩，拔除违规种植茶苗11.6万株，同时复绿种植木荷苗6000株。

福建省林业局副局长、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林雅秋指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是国家公园的主要任务，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以来，联合整治茶山行动取得一定成效，累计整治国家公园范围内违规违法茶山7600亩，复绿6500亩，有效遏制了毁林种茶等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但推进茶山整治和复绿行动是长期而艰巨的保护任务，在做好宣传引导、转变社区发展观念的同时，要凝聚全社会力量，坚决打击毁林种茶等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形成零容忍、全覆盖、严打击的高压态势，切实保护好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生态形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神农架国家公园总面积由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04平方公里，增加到1170平方公里，占神农架总面积的35.9%，覆蓋5个乡镇25个行政村，8047户，20325人。由单一森林生态系统保护，转变为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

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以来，制定《神农架国家公园产业准入正面和负面清单》，组建自然生态资源综合执法大队，制定职责和权力清单。制定资源保护、生物监测、科研科普、社区共建等80多项制度，共1200余条。建立“管理局—管理处—管护中心”三级网格化管理体系。组建181名专业巡护员、650名农民管护员的资源管护队伍，实行分区、分级、分类保护和管理。建成神农架国家公园信息管理中心、景区游客流量预警系统，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红外线摄像等监测手段，形成立体式保护网络，实现生物监测全覆盖。投资6000余万元，修复生态76处，约21万平方米；启动建设野外保护站、疫源疫病防控点、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生物多样性监测中心，确保自然资源管理无盲区、无死角。投资900余万元，建成上跨式、下涵式、缓坡式3种类型25处野生动物生态廊道。

湖北神农架林区党委常委、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柳健雄表示，他们与国内29所高校、12家科研机构开展多领域课题合作研究，联合组建“中国林科院神农架国家公园研究院”，设立国家林草局神农架金丝猴研究中心。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是成立最晚的国家公园试点。试点区位于海南省中部山区，东起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西至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自保亭县毛感乡，北至黎母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400平方公里，约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1/7，是亚洲热带雨林和世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上唯一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全球保护意义。

海南长臂猿是仅分布于海南岛的我国特有物种，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仅剩7-9只个体生存在霸王岭热带雨林。为了拯救该物种，我国从70年代末就开始采取保护措施：一是于1980年成立霸王岭长臂猿省级自然保护区，于1988年晋升为海南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强化了保护职责，逐步减少直至停止该区域森林采伐；二是2013年開始实施连续年度监测，及时掌握种群变化动态；三是自2002年以来每年安排专项经费强化野外巡护看守，指导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签订社区共管协议书；四是开展栖息地改造，补植补种海南长臂猿喜食乡土树种，改善修复栖息地，并拨付专项资金将保护区内高架电线转为地下埋管通过，扩大了种群活动范围；五是加强保护研究，开展了海南长臂猿种群遗传多样性、食性、调查监测技术等系列研究，2003年编制了《海南长臂猿保护状况调查及保护行动计划》，2014年专题召开“海南长臂猿保护国际研讨会”，探讨保护新策略，完善保护行动计划和保护机制；六是开展海南长臂猿栖息地生态改造修复工作，自2005年以来，共改造修复海南长臂猿栖息地5000多亩，其中2005-2008年对南七河3000多亩人工林进行改造，种植各种长臂猿喜食乡土树种超过30万株。2016-2019年实施海南长臂猿栖息地恢复工程，修复2000多亩海南长臂猿栖息地。目前，海南长臂猿种群达到4群30只，并显示持续扩大的良好势头。

“海南长臂猿数量虽然有所恢复，但仍未摆脱灭绝的威胁。”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夏斐表示，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就是为了保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海南长臂猿作为热带雨林中的旗舰物种，其生存状况直接反映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保护海南长臂猿就是保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关键体现，关乎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成败。

钱塘潮闻名天下，钱塘江流域富庶繁荣，而钱塘江源头，则是一片静谧原始的模样。这是被人们视为最神秘的地带——北纬三十度的奇迹之一。在这条多地被荒漠覆盖的地球橙黄色“腰带”上，惟有这片常绿阔叶林连绵延伸、生机盎然。而钱江源国家公园，特别是其中的古田山，则是这片低海拔大面积分布的原始常绿阔叶林最典型、最原真的代表。

2016年，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正式获批。其面积约252平方公里，包括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等3个保护地，以及连接以上自然保护地之间的生态区域。

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汪长林表示，“别看我们面积小，我们面临的任务一点都不少。特别是我们位于长三角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处于浙皖赣三省边际区，同时也属于南方集体林区，如何解决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如何推进跨区域合作保护、如何实现集体自然资源资产的统一管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汪长林说，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钱江源国家公园在国家林草局的指导帮助下，充分发挥浙江人干事创业激情和体制机制创新优势，致力做好“加减乘除”四篇文章，着力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各项任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所谓加减乘除，一是保护做加法，就是落实最严保护措施，通过持续开展“清源行动”，严厉打击破坏自然资源行为，建立自然资源保护长效机制；二是项目做减法，就是严格执行项目前置审批制度，对原有不符合生态管控要求的项目建立逐步退出机制，减少不必要的人为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三是功能做乘法，就是在做好自然资源原真性、完整性保护的基础上，尽可能发挥国家公园的科学研究、自然教育以及游憩的功能；四是自然做除法，就是逐步清除非自然状态的物质和行为，比如外来入侵物种，生活污水垃圾集中收集处理等，还自然以本来面目。

钱江源国家公园，无论是从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资源库，还是从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来说，意义都非常重大。高等植物2062种、鸟类237种、兽类58种、两栖类动物26种、爬行类动物51种、昆虫1156种，这是一个巨大的天然生物基因库——对于这片森林的价值，科学家们很早就认识到了。

2002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第一次来到古田山，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珍贵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在他的牵头下，这一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联合浙江大学、古田山保护区建立了5公顷样地，2004年又建成一块24公顷的森林大型动态样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在此设立了院士工作站。在他眼里，古田山的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在全国甚至全球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两年前，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也带领团队在此设站研究，吸引他的是隐藏在密林深处的中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麂。“这是一种堪与大熊猫媲美的中国特有动物。”

目前钱江源国家公园已实现全境网格化监测，共建有大大小小样地近600个，满足不同科研项目的需要。古田山的大型森林动态样地已经从建立之初以植物群落生态学研究为主发展为多学科交叉的生物多样性科学综合研究平台。

“科研价值是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一张王牌。”汪长林表示，这里的目标是建成常绿阔叶林的世界窗口、科研与监测的中国样本。

盛夏，南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林木繁茂，绿意盎然。6月26日，在公园白云湖片区的城步苗族自治县白毛坪镇坳岭村，村民刘益富正在巡山护林。他说：“我将自家的500亩林地流转给国家公园，一年有25000元生态补偿收入。我守护的既是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呀！”

坳岭村党支部书记伍玉彪介绍，全村已有2.5万亩林地流转给国家公园，仅此一项人均增收4000元左右。采伐停止了，12名村民被聘为护林员，村里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野猪、野鹿、果子狸、林麝等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

同时，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实施产业退出、生态修复项目建设、生态移民搬迁、封禁管理等举措，推动生态保护向更深处拓展。一批采矿、风电、旅游、小水电等项目相继关停退出，完成矿权区域生态恢复4平方公里；实施高山湿地、南山草山等修复项目，恢复或修复林地1.9万余亩、草地1.6万余亩；生态移民125户522人；对十万古田等233平方公里的严格保护区实行封禁管理。该局还与城步苗族自治县联合执法，加大对园内草原、森林、湿地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监管。

试点以来，南山国家公园区域内新增林地1.1万余亩、草地0.5万余亩，自然植被覆盖率由原来的91%提高至92.7%。新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等珍稀动植物。据最近监测，留居公园内的候鸟种类从试点之初的97种增加到123种。

走进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高山湖泊、雪山草甸、原始森林、藏族风情、佛教文化在这里并存交融。这是普达措十几年来探索出的国家公园和谐发展之路。

2015年，云南制定出台全国大陆首个国家公园地方性法规《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条例明确将国家公园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其中任何单位和个人将禁止进入严格保护区，同时建立巡护体系，对资源、环境和干扰活动进行观察、记录，制止破坏资源、环境的行为。

普达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在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141平方公里的基础上，将保护面积扩大到602平方公里，把更大范围的森林、湿地、草甸、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地质遗迹、传统民族村落等纳入保护区域。修编《普达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合理划定核心保护区与一般控制区，制定产业准入清单，关停公园范围内的尾矿库并开展生态恢复。

启动国家公园全域本底调查，组织60余名专家历时半年完成了10个专题科学考察，全面掌握普达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的重要自然资源本底和生态状况，完善了特许经营、生态补偿等10余项机制与制度研究，以及解说、居民点调控等数10项专项规划编制。

从2006年至今，普达措国家公园未发生过森林火灾，空气质量保持一级，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曾经是骑马、烧烤聚集区的岗擦坝草甸，如今水草丰美、景色宜人。中甸叶须鱼、黑颈鹤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恢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从启动全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在全国率先启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青海正以“国家公园示范省”之名走向世界，世界也以“国家公園示范省”之名拥抱青海。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包括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涉及果洛州玛多、玉树州治多、曲麻莱、杂多4个县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2.31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713.62米，它拥有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独有的大面积湿地生态系统，素有“中华水塔”之称，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体制试点以来，青海省发挥先行先试政策优势，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根”与“魂”，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原创性改革，改变了“九龙治水”局面，解决了执法监管“碎片化”问题，理顺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具有三江源特点、青海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探索之路。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保护和恢复成效日益显现，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生态功能不断强化，水源涵养量平均增幅6%以上，草地覆盖度提高11%以上，产草量提高30%以上。

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重要组成部分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如今“千湖美景”再度归来，水草丰美的草原、湿地又成了野生动物们“撒欢”的乐园，众多牧民群众变身为生态管护员吃上了“生态饭”。

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白加扎西深切感受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诸多利好，觉得近年来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改善了民生，还拉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他说，近年来果洛州顺应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一系列安排部署，在创新管理体制实施大部门制改革、统筹推进自然资源有序管理、强化项目管理和综合执法等基础上，积极探索生态保护新模式，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共有3042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任永禄表示，将努力把三江源国家公园打造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名片、生态系统原真保护样板、高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野生动物天堂、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平台、生态环境科研基地、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窗口、留予子孙后代的一方“净土”。

从2019年5月开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面启动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估工作。评估结果显示，试点工作还存在统一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到位，政府、社会多元化投入的资金保障机制尚未建立，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相关标准规范等亟待建立和完善，规划范围和区划落界需进一步优化，改革的协同性还需要加强等问题。在距离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验收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刻，各试点确实要努力啃下这些“硬骨头”，确保验收成功。

国家公园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制度保障体系不断构建并完善。

7月23日，《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生态教育基地改造项目策划》在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顺利通过专家评审。其围绕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迪庆藏区的特点，将藏文化与自然环境教育充分融合，构建起双核生态教育体系，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生态教育功能体系做出了有益探索。

另外，普达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将“社区发展”列入国家公园五大功能，形成社区产业发展长效扶持、旅游收益反哺社区发展、社区优先就业扶持机制。

在核心社区建立访客接待设施，社区居民可以参与服务接待、提供生态农牧产品，每户每年还可以获得不低于2万元的收益分红。出台《普达措国家公园旅游反哺社区发展实施方案》，每年从旅游收益中拿出1500余万元资金，专项用于3696名社区居民的直接经济补偿和教育资助。制定优先聘用社区居民参与巡护、环卫、交通、解说等服务的政策，经营企业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约100个，社区员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

2016年以来，普达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利用中央预算内保护利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湿地保护与恢复资金共计1.1亿，新建了175公里的巡护步道及生态栈道、3个管理站、4个观景点、31个休息点、352块标识标牌，实施了2万余亩的封山育林和植被恢复，建设了资源监控平台，完善了界桩界碑、安防监控、森防监控、污水处理等设施。

通过国家公园建设，数千名原住居民的交通、教育等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为增加居民收入，普达措国家公园引导居民参与到生态管护、巡护监测中来，将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聘为生态护林员，目前，迪庆州共聘用生态护林员16688人。自2012年开展生态旅游以来，实现旅游收入18.19亿元。

日前，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了首批6个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基地和4个生态体验小区名单。

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基地是指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范围内，具有一定面积的自然场地，具有明确的运营管理机构，配套有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设施及人员，且能够提供多种形式自然教育课程的场所。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体验小区是指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范围内，通过规划科学、合理的生态体验路线，串联现有各生态体验节点、服务功能单元，具有明确管理机構，配套有开展生态体验的设施及人员，且能够提供多种形式生态体验的特定区域。

未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将在严格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统筹自然教育资源，设计符合规划要求的自然教育项目，加强自然教育管理和服务体系智慧化建设，建设具有鲜明大熊猫国家公园特色的自然教育体系，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自然教育服务产品。

东北虎，世界最大的猫科动物，位于食物链顶端的旗舰物种，生活在俄罗斯远东、中国东北广袤的温带针阔混交森林里。它们在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一只定居雌性东北虎的生存，至少需要一片500平方公里完整健康森林。但在过去100年间，由于栖息地的消失和退化、强烈的人类干扰等因素，东北虎的野外种群数量剩下不足600只。

为了让这些远走他乡、濒临灭绝的“大猫”能够回归故土并繁衍生息，生态学家们正在努力恢复它们的自然家园。2017年8月，中国在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区域开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规划总面积1.46万平方公里，探索用科技监测和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为此，国家林业局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运用通信网络、卫星遥感与无人飞机、视频与生态要素自动采集、振动光纤与人工智能识别、大数据挖掘与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一张全域覆盖、实时高效的天地空一体化监测体系，并于2019年12月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5000平方公里虎豹密集活动区域完成了中试建设。

这个监测体系分为野外信息采集、实时传输、数据分析处理三层架构，其中华为与吉视传媒联合打造的700M有线无线融合的LTE承载网络，是起到关键作用的系统底层。这张网不仅可以完成红外野保相机图像和高清视频的实时回传，土壤、水质、空气等传感器的生态因子采集回传，还可以实现森林防火和道路卡口监控影像的实时传送，以及实时查询护林员巡护轨迹，实现护林员视频或语音实时对讲等，实现了“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

截至2019年底，这套监测系统已经获取和识别超过4000次东北虎、东北豹和100多万次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活动，及自然资源监测影像。监测系统显示：现在虎豹种群恢复喜人，试点期间每年都有多个新繁殖的虎豹幼崽出生，虎豹家族逐渐开始“人丁”兴旺，为全球虎豹的保护事业注入了信心。

去年7月，在对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试点评估考察中，地役权改革给专家组留下了深刻印象。

“地役权改革通过实施补偿的形式实现了对自然资源的实际管控，创新价值极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葛剑平说。

确保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占主体地位，实现有效的统一管理——这是国家公园的准入条件之一，也是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难点。我国南方山林性质复杂，集体林占比高，钱江源国家公园也不例外。据统计，在钱江源国家公园35万亩山林中，集体林占比超过80%。

如何实现集体林的统一管理？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中国国家公园的建设探索了一条新路。

“我们尝试进行试点区集体林权地役权改革，目前已经全面完成。”汪长林介绍，在不改变森林、林木、林地权属的基础上，先由农户或村民小组自行委托村民委员会管理、再由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形成决议，将使用权和管理权统一授权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明确约定权利义务，通过一定的经济补偿限制权属所有者的行为，实现钱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的集体林地统一由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

“我们的理念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生态优先、林农无忧。”汪长林说，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有关省直部门支持下，如今国家公园试点区内集体林地地役权补偿标准提高到48.2元/亩，涉及的3757户农户已全部签订了集体林地地役权设定合同，实现了国家公园范围内重要自然资源的统一管理。

“不仅为集体林占比较高的生态保护区提供了互促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而且还带来了显著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葛剑平说。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着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坚持严格保护，精心呵护湘桂边界这颗绿色明珠。

根据试点区集体林比例较高的实际，南山国家公园大力推进集体林“三权分置”改革，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按照自愿原则，将自留山、责任山和集体山林等集体林地经营权统一流转为生态公益林，确保集体林权流转后农民利益不受损、资源有增加、生态受保护。目前，已完成集体林经营权流转22.8万亩，每年为林农新增生态效益补偿765万余元。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建设国家公园示范省，青海有基础，随着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相继启动，青海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正是得益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高原大地上丰富且珍稀的动植物资源被更好地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深入人心。

在谈到三江源推进试点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做法时，任永禄说：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就是着力改变现有的“九龙治水”局面，解决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处理好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关系，协调好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理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管理者与利用者之间的关系，制定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同时，强化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有机统一，处理好牧民群众全面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推动国家公园建设与牧民群众增收致富、转岗就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相结合，生态保护与精准脱贫相结合，特别是设置了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使牧民群众能够更多地享受改革红利，充分调动其参与保护生态的积极性，积极主动参与国家公园建设。

中国的“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密不可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中国的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

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共享，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然環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鼓励公众参与，调动全民积极性，激发自然保护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

国家公园既具有极其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又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科学内涵，国民认同度高。国家公园以国家利益为主导，坚持国家所有，具有国家象征，代表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文明。

中国国家公园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论证准备和摸索过程。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稳步加速。现在中国的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发起全国首批国家公园创建最后的冲刺。验收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国家公园的时代就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