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困惑：跨国流动中少数民族流动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
——以在韩朝鲜族为例

朴今海，孙云彤

(延边大学 民族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少数民族的流动，尤其是跨界民族的跨国流动尤为活跃，流动人口迅猛增长，跨境的经济文化交流现象频仍。我国朝鲜族也凭借其作为跨界民族的自然地理优势与文化资源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起掀起了一场出国务工的流动潮。时至今日，在韩朝鲜族总数已超过70万，成为韩国社会中规模最大的外国人群体。朝鲜族跨国流动规模的增大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众多学者所关注。本文着重探讨在韩朝鲜族社会适应与融入方面的诸问题，旨在就我国跨界民族跨国流动现状及其社会融入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平面化的图景与介绍，进而为其他跨界民族的跨国流动研究、在外少数民族华人研究及各级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及其特点

(一)流动人口规模持续上升

朝鲜族的跨国流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以为数有限的亲戚访问为主。至1992年，随着中韩建交，将近半个世纪处于敌对状态的韩国一夜间成为中国朝鲜族淘金的首选之国，“韩国风”悄然兴起。朝鲜族通过亲戚访问、国际婚姻、产业研修生、留学等各种渠道，怀着对“祖籍国”的美好想象和“血浓于水”的同胞情结争先恐后地涌入韩国。但在2007年之前，由于韩国政府对出入境的严格管制，与韩国人没有血缘关系(即无亲无故者)的广大朝鲜族进入韩国的合法渠道极其有限，因此一些人不惜通过中介机构和“蛇头”，以伪装结婚、洗户口、偷渡等形式实现其出国梦。至2007年，韩国政府出台“访问就业制”，首次采用配额制的方式对无亲无故的朝鲜族发放就业签证H-2，由此在韩朝鲜族劳工者总量急剧上升。自2009年，韩国政府又相继出台了在外同胞签证F-4(2009年)、未满19岁子女探亲同居签证F-1(2012年)、同胞访问签证C-3-8(2014年)等政策，进一步放宽朝鲜族的准入门槛，使在韩朝鲜族人口总数持续上升。据法务部2019年12月统计，在韩朝鲜族总数有719269人。(1)[韩]法务部出入国·外国人政策本部：《出入国·外国人政策统计月报》，2019年12月。

(二)流动形式由单身外出到“举家迁徙”

中韩建交后，朝鲜族的流动，无论是亲戚访问、跨国婚姻还是劳务输出、留学等，多以单独的个体化流动。由于迁移流动的主要动机是出于经济原因，加之韩国准入制度方面的种种制约和限制，初期的流动往往是经济活动能力较强的人先外出务工，很少有配偶、子女的随行流动，由此派生出众多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和“离散家庭”。进入21世纪10年代之后，伴随韩国对朝鲜族的准入门槛一再放宽，在韩朝鲜族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人口流动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流动者由过去分散式的“单身外出”逐渐转变为齐集式的“举家迁徙”，或者老年人投靠子女，或者分离的夫妇在韩国团圆，或者学龄期的子女随迁父母，人口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家庭化”“定居化”趋势。(2)朴今海，姜哲荣：《流动的困惑：跨国流动中的朝鲜族身份认同多元化》，载《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不仅如此，一些劳工者从不起眼的“打工仔”做起，经过一段艰辛的资本积累过程，一步步走到老板地位，买车买房，获得永久居住证，俨然成为了韩国国内的永久居民。

(三)流动动机和流动阶层多元化

随着流动形式从单身外出到“举家迁徙”的转变，在韩朝鲜族的滞留动机和身份阶层亦趋以多元化。如果说2009年之前的在韩朝鲜族流动动机多以劳务创收为目的，以30-60岁之间的城乡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力，那么随着劳工人员的定居化趋势及2009年以后韩国相继出台的各种准入放宽政策(在外同胞签证F-4、未满19岁子女探亲同居签证F-1、同胞访问签证C-3-8等)，学龄儿童、老年人也加入到跨国流动的行列，流动动机、流动阶层日趋多元化。据2017年统计，未满19周岁的在韩朝鲜族青少年达38090人，占总数的5.4%；(3)[韩]行政安全部：《2017年地方自治团体外国人居民现况》，2018年11月。60岁以上老年人达153239人，占总数的21.8%。(4)[韩]刘日亨(音)：《国内中国同胞中60岁以上比重在12年间增加两倍》，载《联合新闻》2020年3月15日。老年人的流动动机相对复杂，除一部分为投靠子女养老的随迁老人之外，也有不少是属于为子女分担家务、照看孩子，甚至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的生计型流动。

(四)聚居空间与社群的形成

经过近30年的流动过程，在韩朝鲜族社区逐渐形成，且日臻成熟，主要体现在居住空间、社团成立和媒体发展三个方面。

20世纪90年代，中国朝鲜族跨国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首尔市内工厂密集的九老区的九老洞、加里峰洞一带。这一地区是20世纪70年代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工业园区，此后随着工业园区经济逐渐衰退，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地带一度被荒废，出现大量的“蚁族房”、半地下、屋塔房等廉价居住设施，初来乍到且手头又拮据的大批中国朝鲜族打工者便涌入此地。此后，韩国政府开始开发建设九老区，加山数码园区、九老数码园区等大型技术园区相继入驻，大部分朝鲜族又搬到了附近永登浦区的大林、新大方、新林等地，大林洞逐渐成为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另外，首尔市广津区、京畿道水原车站附近、城南数震洞、安山市元谷洞等地陆续出现了或大或小的朝鲜族聚居地。随着朝鲜族定居化趋势及聚居区的形成，加里峰洞延边街、地铁2号线大林站周围的中国城、紫阳洞羊肉串街等富有朝鲜族特色的的商业街和文化街也相继亮相。

2004年之前，因为朝鲜族的“同胞”身份尚未合法化，加上在韩朝鲜族多以产业研修生、非法滞留的劳务人员为主，其社会网络亦主要借助亲戚、朋友、同乡等原有的社会关系，尚未出现朝鲜族社会团体，即便有也均为韩国教会牧师、NGO组织牵头的团体，所从事的活动也多为与改善在韩朝鲜族身份地位、争取劳动权利等有关的活动。2007年随着访问就业制的出台，在韩朝鲜族规模剧增，各种社会团体也随即亮相。目前在韩国经常活动的团体有50多个，按其性质可分为综合性团体、商业团体、同乡会、联谊会、慈善团体、文化团体等，其中最活跃的社团主要有在韩同胞总联合会、中国同胞同心协会等。在韩朝鲜族团体多以地缘性、业缘性团体为主，从其功能来讲，初期多为朝鲜族劳工者提供各方面的就业信息和生活服务，但近年来，这些团体开始注重维护在韩朝鲜族权益，开展慈善活动，鼓励并带领朝鲜族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努力为朝鲜族树立良好形象。2017年8月9日，韩国上映《青年警察》，这部上座率一度居榜首的电影竟将在韩朝鲜族最大聚居区大林洞一带描绘为“犯罪猖獗的地区”，把中国朝鲜族刻画成绑架少女、摘除她们卵巢进行买卖的“犯罪集团”。这部充满歧视的电影导致在韩47个朝鲜族团体首次聚齐，组建对策委员会，于9月28日在大林站举行记者会，进行示威抗议，同时还通过法务法人，向法院递交了禁播电影申请。(5)[韩]孙炯俊(音)：《强烈要求禁播青年警察！在示威的大林洞中国同胞们》，载《首尔新闻》2017年8月28日。这是在韩外国人发起维权活动，标志着在韩朝鲜族社会团体渐趋成熟，维权意识日渐增长。

另外，一些韩国的NGO组织和朝鲜族精英创办诸如《中国同胞新闻》《同胞世界新闻》等报刊，给在韩朝鲜族提供诸多就业生活方面的信息与咨询，关注朝鲜族社会热门话题，积极维护朝鲜族群体的合法权益，以凝聚朝鲜族社会的智慧和力量。

二、在韩朝鲜族社会融入困境

随着全球化与国际移民势头迅猛，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也广受学界关注。西方文献表明，移民或流动人群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它包含了移民在经济生活、文化教育、政治活动、观念认知等多个方面的融合，所以西方文献中研究者主要通过类型化的方式来描述与测量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度与融入过程，而这种类型化的研究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结构”与“文化”的经典二元区分。(6)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一般而言，移民融入研究主要划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政治性融入等。尽管有近70万的庞大的朝鲜族群体在韩国生活，但由于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有限、文化环境的差异、社会的偏见、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和制度壁垒等复合原因，在韩朝鲜族多数身处边缘，是名副其实的外邦人，其社会融入面临着重重困境。

(一)经济融入困境

经济融入主要是指在劳动力就业市场、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住房等方面的融合，可通过比较在韩朝鲜族与韩国本土居民上述指标的平均水平来进行测量。由于在韩朝鲜族相对于韩国劳动力资源，缺乏与现代产业结构和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素质、职业技能和经验，缺乏基本的经济或结构性融入的条件，因而往往被排斥在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产业体系之外,其就业市场主要是靠人力介绍所或周边亲朋好友的介绍，所能从事的职业是韩国本地人回避的“3D”工种，因此在工资待遇上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在职业层次上日益呈现出严重的隔离，职业向上流动率很低，经济融入困难。访谈中多年在工地当小工头的P先生道：“这里(工地)可不看什么血统、民族之类的，你没有一技之长就只能层层被盘剥。本来就比韩国人少的收入还得给工头好处费，还得给职业介绍所介绍费，到头来拿到手里并没有多少收入”(7)P**，男，56岁，访谈时间：2016年11月23日，地点：首尔大林洞。。即便有所成功的人，也多为经营小本生意或一些劳动密集型且附加值低的产业，对朝鲜族、汉族等外来流动人群建立起来的小规模经济市场的依赖度极高，仍然摆脱不了经济融入的困难。另一方面，身份的局限性和流动的暂时性，使得韩国政府并不会考虑制定促进这些拥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实现经济融合的政策，朝鲜族经济融入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二)社会融入困境

当个体或群体迁移至新的社会环境，其在流入地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可动用的社会资源等都成为其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脱离了原有的社会资本及社会关系网络，流入到韩国新的居住环境的在韩朝鲜族也无可回避的面临着新的社会网络的构建。但受其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所限，初来乍到的在韩朝鲜族不论是在居住空间还是活动领域上，不是去积极调适个人认知与观念认同，以适应韩国社会的生活与交往方式，而是依旧保守着原有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社会关系网络也基于原有的族内血缘、地缘，从族裔网络中获得情感生活上的支持和职业信息支持。近年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出现，但是这些社团也不是出自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需要，而是为了谋族内信息的共享和凝聚，血缘、地缘因素浓厚，很少有与韩国社会的直接、良性的交往互动。在孤岛般的居住空间与固有社会网络中，多数在韩朝鲜族呈现出与所在国主流社会泾渭分明的“我是我、你是你”的嵌入。对族内固有社会关系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削弱了在韩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的积极性，进而制约他们从其固有社会关系网络之外获取更优质的资源。笔者在韩期间，曾多次参加朝鲜族的婚礼，从中发现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除了与结婚当事人及其父母职业相关的极个别韩国人外，基本上都是朝鲜族，由此也可窥见在韩朝鲜族社会资源网络的单一性与排他性。

在韩朝鲜族的社会融入困难更突地体现在文化层面上。尽管朝鲜族与韩国人同文同种，语言文字相通，风俗习惯相近，但因长期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体制与不同产业结构，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念及思维模式的不同，使在韩朝鲜族文化融入面临众多障碍。为了不被边缘化，在韩朝鲜族在语言、服饰、行为举止、生活习惯等等方面也试图去模仿、适应韩国文化环境，力求同类化，但仍旧难以打破和改变已经深入和内化到骨髓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难以与韩国现代化的城市文化产生共鸣。2017年笔者访问位于九老区的专门为在韩朝鲜族青少年服务的“Oulim周末学校”(Oulim，韩语为相融之意)，被有一十岁小孩子的话深深震撼，他说“我最讨厌爷爷奶奶到学校接我时跟我用朝语讲。难道他们不能说韩国语吗？学校的孩子们一听我爷爷奶奶讲朝语就嘲笑我，嘲笑我是中国人”(8)H**，男，10岁，访谈时间：2017年5月30日；地点：九老区Oulim周末学校。。在这种文化迁移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碰撞，使在韩朝鲜族经历着心灵上的震撼与孤独、迷茫与痛苦，同时又陷入文化隔离和文化排斥的泥潭，无法对新居地文化产生认同和归属感，从根本上制约其社会融入的进程。

(三)政治性融入的困境

移民群体的合法政治身份—合法公民权是考量政治性融入的首要关键，同时涉及移民的政治参与以及对市民社会的参与等方方面面。因为在韩朝鲜族大部分是中国籍公民，所以谈不上韩国公民的权利，因此当初在韩朝鲜族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在“同胞”身份权益的争取与保护，如1999年韩国颁布的《在外同胞法》把中国朝鲜族排除于“同胞”范围之外，一些在韩朝鲜族在韩国教会、NGO组织的带领下举行静坐示威、向韩国的宪法法院提交违宪诉讼状等形式，抗议对朝鲜族、高丽人的歧视，终使该法案得以修改，朝鲜族也争得“在外同胞”的法律地位。近年来，一些加入韩国国籍的朝鲜族积极拓展社会活动领域，参政意识和参政活动初显端倪，但整体上而言，因为大部分朝鲜族为中国籍“外国人”，而且多为从事产业劳动的劳工者，因而相比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在韩朝鲜族的政治性融入则更为复杂和艰难。曾参加2016年的第二十届韩国国会议员比例代表选举的J女士对笔者称：“尽管我们拿到了韩国的国籍，但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有感受到朝鲜族脱胎换骨也不能真正融入到他们的社会，朝鲜族和韩国人之间永远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横在了中间。我申请参加国会比例代表选举，明知是鸡蛋碰石头，但我还是想要尝试一下，想要用我微薄之力改变一下韩国人对朝鲜族的偏见”(9)J**，女，62岁，访谈时间：2016年11月22日，地点：九老洞。。

(四)韩国社会的排斥

恩泽格尔等人认为，移民的融入不仅仅是移民个体或群体自身对于流入地社会的同化与适应，同时也包含着流入地社会自身在面对移民群体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要指标就是东道国社会(主体社会)的态度——对于移民群体是持接纳还是拒斥的态度。(10)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在韩朝鲜族社会融入过程中，韩国的社会排斥(经济、政治和文化排斥)也是影响在韩朝鲜族社会融入的重要的客观因素。

经济排斥主要表现在就业过程中的权利沦落。当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劳力匮乏时，韩国政府把朝鲜族作为一种劳动力补充加以接纳，并一再放宽朝鲜族的准入限制，偶尔也施以“同胞”待遇，但总体上还是把朝鲜族视作“暂时需要、临时逗留、迟早要离开的”外国人，在入籍、就业、福祉等方面仍是高度管控，朝鲜族等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者只能从事与韩国本土劳动力不相冲突的缺乏保障、低收入和被剥削的工作，拖欠工资、加班加点、失业是家常便饭。

政治排斥则体现在朝鲜族的“同胞”身份定位上。朝鲜族是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迁入中国的朝鲜人移民，主要包括迫于生计的生计型移民和从事反日斗争的政治型移民。按理来讲，时过一个世纪以后重返“故国”的离散群体(Diaspora)在“故国”至少应得到“同胞”待遇，但如前所述，韩国政府在1999年颁布的《在外同胞法》还是把中国朝鲜族与来自美国、日本等先进国的朝鲜族区别对待。多年来，经过部分在韩朝鲜族以及韩国NGO组织的示威、抗争等不懈努力下，该法案于2004年终得以修订，并至2009年对特定身份的朝鲜族(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和教授、医生、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艺术家等专门人才以及年创收额超过10万美元的个体工商业主等有稳定职业和身份的人)发放“在外同胞签证”。然而，这种法律上公开歧视的烙印已刻记在朝鲜族内心深处，法案的修改和政策的调适已然无法抚平其带来的心灵创伤。《在外同胞法》等一系列事件使得中国朝鲜族不禁自问“我是谁？”，满脑子“同胞”情结的朝鲜族开始领悟到在韩国政府及国民眼里，自己只不过是低人一等的外籍劳工而已。在国会议员选举中也出现类似的现象。2012年，一个叫杰斯米尼的菲律宾婚姻移民者作为新世界党的比例代表当选为韩国国会议员，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外国籍出身的国会议员，但这对人口规模已逾70万且对韩国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在韩朝鲜族来讲国会议员之职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在2016年的第二十届韩国国会议员选举中，有13名归化朝鲜族参加比例代表竞选，结果均无功而返。

尤为难以容忍的是文化上的排斥，主要体现在朝鲜族群体的身份定位和对朝鲜族形象的歧视、侮辱、丑化。韩国对朝鲜族的身份定位总是在“在外同胞”与外国人(中国人)之间摇摆不定，所采取的政策也前后自相矛盾。而对不少韩国人来讲，朝鲜族与其说是“同胞”，倒不如说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人一等的“打工仔”。韩国媒体和影视作品中，也频频出现对朝鲜族标签化、概念化和污名化的现象，无形之中助长了韩国民众对朝鲜族的偏见、歧视和排斥。如近几年韩国出品的上座率颇高的电影，诸如2010年的《黄海》、2013年的《新世界》、2015年的《中国城》、2016年的《阿修罗》以及2017年的《恶女》《青年警察》和《犯罪都市》等，均把在韩朝鲜族描绘为杀人、抢劫、性侵、偷盗、斗殴、诈骗、黑社会、脏器买卖、人贩子、毒品等犯罪团伙，把朝鲜族聚居的“大林洞”等地描写成为“黑社会势力强大，连警察都束手无策的黑暗地带”。更为甚者，一些中小学教科书也把朝鲜族聚居的大林洞描写成为“外国人犯罪猖獗……出租车司机也尽可能回避在此区承载客人”(11)[韩]高等学校教材：《社会》，首尔：志学社，2014年版，第69页。的真空地带。负面的标签、污名化，导致大众偏离实际的认知偏差，一方面阻碍在韩朝鲜族的社会融入过程，另一方面也影响韩国社会对朝鲜族的接纳过程。

三、思考与结论

从法律身份来讲，在韩朝鲜族是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韩国国内一味要求“机会均等”“待遇改善”等是不太现实的。加上在韩朝鲜族本身的各种资源短缺，真正融入到韩国主流社会的路程还是步履艰难。尽管如此，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在韩朝鲜族仍然需要不断努力增强自身竞争力，以更好地适应并融入移居国社会。

第一，要提升自身竞争能力。一般而言，移民良好的社会融入的实现，与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自身素质是成正比。影响在韩朝鲜族社会融入的因素，除了制度障碍、政策环境、社会排斥等客观因素之外，还是有赖于在韩朝鲜族自身的主观因素，即朝鲜族个体或群体的能力不足。在大林洞访谈三位朝鲜族老板时，笔者发现三位有一共性：即三人均靠电焊、厨艺等一技之长，实现其资本积累。因此，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多举措提高在韩朝鲜族个体乃至群体融入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其真正的“自我提升”是关键。首先要重视劳工群体的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 提升个人人力资本。其实在韩国国内，有不少免费或有偿服务的多样化、多层次、多类型的职业培训机构，但挣钱心切的朝鲜族劳工者们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与经费投到职业培训，直奔很多自发形成的零工市场去找活儿干，由此越来越游离于日益进化的劳动力市场要求。要从长计议，充分利用周边的各种教育资源，有针对性地习得一技之长，具备在市场上与他人竞争的技术优势，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奠定基础。其次，在韩朝鲜族应努力打破固守的乡土社会资本网络和封闭的自我心理屏障，克服自身对所在国居民及其社会文化的偏见，以平等自信的姿态主动加强同所在国居民的接触和交往，积极拓展新的城市社会资本，加快融入异国社会群体。

第二，对跨国流动需做理性选择。尽管近年来朝鲜族的跨国流动呈现“定居化”“家庭化”趋势，但仍以“离散”家庭居多，由此引发子女教育、离婚、老年人赡养、农村空洞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尤为不容忽略的是，跨国流动中随迁儿童的教育边缘化问题。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不仅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提高个人的收入，而且在社会流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可以冲破阶层壁垒，使得底层人通过后致性努力，实现上向流动。在韩朝鲜族父母也视教育为实现其子女向上流动的捷径，纷纷把子女接到韩国。但与父母的初衷相反，由于教育体制和文化背景不同，加上父母的经济、社会资本匮乏，本为弱势的朝鲜族子女不仅得不到好的教育，反而在教育期待上出现自我淘汰的现象，如羊群般被放逐于城市的边缘地带，由此导致“弱势”的代际传承。认真权衡跨国流动的利弊，在流动动机、流动形式、流动周期等方面做合理的判断与选择，使跨国流动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最小化。

第三，强化政策支撑，引领鼓励流动人口的返乡创业。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鼓励流动人口返乡创业的利好政策密集发布。鉴于延边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及日趋严重的边境地区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现象，延边各级政府也抛出了资金支持、创业培训等各种激励措施。毕竟大部分朝鲜族跨国流动行为主要是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行为，并非入籍归化为最终目的，因此地方政府要加大政策引导、信息引导、榜样引导的力度，积极创造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和平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创业带动扶贫，一方面实现个体的增收致富目的，另一方面也带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