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死者

摘  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勤勉进行文体创新的作家之一，沈从文在短篇小说《静》当中成功使用了故事情节，叙事视角和语调的突转，突破了其前期小说创作单纯的牧歌和反牧歌的叙事模式，完成了从悲悯到静穆的主题升华。

关键词：沈从文;《静》;突转;静穆

作者简介：吴洋月（1983.4-），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在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7-0-04

如果按照学界惯常使用的沈从文文学生涯前中后三阶段的划分方法[1]，以1934年出版的《边城》作为其成熟期最大的收获，那么，写作于1932年3月的短篇小说《静》则无疑是其创作前期短篇小说写作中叙述技巧最为圆熟，主题思想最为深刻的代表作品之一。本文拟从这篇小说的主体文本“等待”，结尾部分的“死者”，以及这两个部分的“断裂”或者说“突转”，乃至留白等等文本层面突入，挖掘其精妙的叙事结构和丰富的叙述手法，试图索解促成这篇小说的主题从悲悯升华到静穆的哲学因子，追溯作者的生命意识。

一、等待：情感体验与空间叙事

沈从文小说的空间叙事学最为重要的特质是空间具有了显明的抒情特质。《静》的故事讲述是从少女眼中的世界开始的，岳珉十四岁，辈分上是另外一个男孩子北生的小姨，两人关系十分要好，一道在晒楼上看风筝，看到延绵的屋顶连屋顶，看到城墙，河水，大坪，“大坪尽头远处”，有菜园和庙，那里桃花开放，十分热闹，“景象极其沉静”，沈从文的笔致也沉静如是。两人望天望水，始终沉默。直到北生远远看到河滨跑马，狂喜的喊叫，这沉静的少年和少女的世界才被打破了，岳珉提醒了北生，制止了他的喧哗，“莫说，莫说”，否则这个暂时的平静便要被作为成人世界代表的母亲过来打破。由此，小说中所存在的空间叙事框架逐渐显露出来，与传统小说将空间仅仅作为叙事背景不同，《静》当中的多层空间展开其意义并不单纯只是叙事功能上的，而更多地具有了一种情感体验意义，对于人情世界的专注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常见的空间叙事模式提供了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少年世界和成人世界对立的象征是靠凝炼的暗示完成的：这个少年和少女的世界，“一切”都只是小城生活的表面图景。它无疑是建立于岳珉的视角和对这个主观视角所摄取的素材不加评论的描写。它沉静，清澈，充满了童趣和生机，它的边界即是两人观察力的极致，十分有限，但这个世界，却并不匮乏深度——男孩子北生尚属童稚，易于自失而“快乐得如痴”，岳珉的诸多心思还待在下文吐露，此时，她“似乎想到很远的一些别的东西”。

此时，叙述视角发生了转变，作为潜在叙事者的“他”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处境十分艰难。“他们是逃难来的，这地方并不是家乡，也不是所要到的地方。”父親与大哥在宜昌，姐夫在北京，二哥在上海，然而战事频仍，音讯断绝，一家人被阻隔在这样的小城里，已经四十多天，川资将尽，生活日窘。因此，岳珉常常也想到这些，加上母亲的病，她即将放下“上校的女儿”的身份，“我就进党务学校去也好吧。”

在这段叙述之后，之前建立的两个世界的对立，愈发复杂与深化了：少年世界受到的挤压，并不仅仅来自于家庭伦理层面的母亲，姐姐的指责，而是更加严苛的生存现实，以及战争的阴影，甚至隐约的死亡威胁。这里存在着故事自有的内在张力：静和打破静的力量。如此，一层之隔的两个世界便复杂和深化成三重景深：楼上远眺的两人代表的少年世界，楼下的宁静却不乏紧张，危机四伏的成年人世界，以及这小城之外的宜昌、北京、上海等等深陷战争硝烟，为兵燹蹂躏的暴力的世界。

岳珉感觉到了这三个世界：她属于楼上的无知无识、无忧无虑的世界;又因为女性特有的早慧与敏锐，不得不去承担楼下的成人世界一部分沉重的责任。前者在她目力之内，后者能为她的理解和想象所及，至于第三个世界，于岳珉而言，是难以接触，无法付诸实感的笼罩一切的阴霾一般的存在：母亲在愁苦、病痛双重折磨之下咯血的现实，姐姐和嫂子忧焚五内，去城北占卜的现实，姑嫂婆婆三人商量打电报，以虚假糊涂的梦境开解和自欺的现实。她便只能从这些让她心内“酸酸的”现实，去试图理解这个家庭之外，小城之外的世界，同时，在想象中等待她的命运——“自己未来的运数”。

这个漫长的春日，岳珉身边所有人平板，僵硬而流于浮泛的言行内面，是各自深刻，挥之不去的紧张与不安，以及这紧张和不安投影在每个角色灵魂之上的阴霾与痛苦。沈从文精确而洗练的描写了这些于故事发展并无太大助力的生活细节，岳珉的视角散漫而公平，故而沈从文的笔触也舒缓而自由铺展，读者甚至读到了“翠云丫头正在灶口边板凳上，偷偷地用无敌牌牙粉，当成水粉擦脸”，这一压抑的平静之中颇有讽刺气息，甚至是幽默感的叙述。

因之，为了加强“等待”作为故事核心的自有的紧张感——等待行为的目的和意义即在于终结它自身，沈从文工笔雕琢了若干细节场景来完成读者“不安”的感受堆积，成为小说结尾父亲的死讯揭晓之前，作者给读者的暗示：风筝的飞与坠;北生偷上晒楼玩耍，被婆婆和姆妈知道后要引发的责骂;濯衣的尼姑对着城墙喊叫自己的名字“四林”，这寂寞，荒唐的取乐方法;痰盂里母亲咯出的血以及仅在谈话中存在的父亲的电报;隔壁的拍门声让岳珉怀疑是邮差，递送来自远方的电报，甚至是父亲或者哥哥，虽然，“过一会儿，一切又都寂静了”。因此，当我们探讨，追溯这篇小说让读者不安的源头，并非止于叙事层面，若干绵延起伏的观感细节堆叠，思维和情绪暗示，而在于认知层面，这个故事的动力核心，始终只能存在于人物、叙述者和读者的不确定的想象之中。

如前所述，三个世界，也对应着三个视角——主视角、副视角、虚化视角，它们在叙述篇幅中所占的比例当然是依次下降的，然而，当我们将整个小说的世界与世界观作为一个整体结构重新把握却会发现，前文所述的“动力核心”——在时间向度上，推动情节生“变”的部分，处在叙述之外，而妇孺们阴柔的，消极，被动到逆来顺受的，惶惑的等待则是文本的绝对主体。假设《静》这篇小说的所有内容均属于一个完整的能够在时间向度上铺展开来的完整故事，则沈从文不避琐碎展现的仅仅是这个战乱当中颠沛避祸、离散四方的一家人，最无关紧要的一个侧面场景——一个瞬间的生活横截面。真正的情节演进的枢纽和动力，在于这个家庭的男人们，他们身处远方，在主要角色岳珉的观察视角无法覆盖之处，因此他们的生活，也不得不在叙述焦点之外，隐藏于叙事文本之极深处——他们的命运，决定着他们的母亲，妻子，姐妹，幼子的命运;战争和城市中的变故，必然会连锁波及到这个宁静的世外小城里的人家。我们可以说，这个小城静谧春日的日常图景，是一个巨大的包裹一切的充满战争，暴力的外部世界的鳞爪或者说末端——后者只能在压抑的平静中消极等待前者的任何残酷而决断性的消息：极具象征意味的噩运和毁灭，随时可以轻描淡写的将失去一切的痛苦，施加于这个大时代边缘的小家庭上。这种给予读者的如临深渊般的阅读感受，以莱辛的《拉奥孔》的空间与时间两种向度的美学观点论之，更接近于静态的雕塑和绘画的艺术感受，而非“动态”内蕴的叙事诗歌。因此，这是一篇空间形式感大过时间因素的小说。无怪乎有论者称“《静》是一篇文章，却更像一幅画。”[2]

诚如陈国恩和吴翔宇在用空间理论分析《静》的叙事艺术时所指出的那样，在《静》的文本主体之中，作者搭建的叙事框架，乃是共时性的实景与虚境的双面，在细致的场景描绘和心理铺陈之中，保留了人物日常体验的时间因素，而剔除了事件情节的时间因素，因此，历时性的事件叙述，或者说以情节或者人物为中心，自身遭遇与反馈的连环“动态”的传统故事描写，被作者摒弃了——共时性的空间结构意味着进行生活的横截面各部分的参差对照，而非描述历时性的故事线段之起承转合。“楼上和楼下是交融补充的空间整体。‘楼上和‘楼下不是一个纯粹截然孤立对立的两个空间，两个空间是互动参照的，空间形式‘要求它的读者在能把内部参照的整个样式作为一个统一体理解之前，在时间上需暂时停止个别参照的过程，一味重视个别参照必然会损还整体样式的参照，因此首先必须建立起整体的格式塔来参照与反应。”[3]

二、死亡：空间开放与叙述断裂

沈从文小说对于空间叙事把握的技艺体现在对于开放式的表层叙事空间与断裂或曰封闭的叙述结构的综合运用上，两种相反的叙事质素的碰撞是小说情节的助推器，更是叙事情感的容器。“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谓的微微地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3]结尾处，作者用冷静到疏离的笔调向读者揭示了这个角色的悲剧性，简练的笔触让读者进入她的生活被残酷地伤害的现场：在照耀午后的阳光里，她等待的意义和她的父亲的生命一同被摧毁。这凶手，是战争，因为正是战争杀死了她的父亲，让她的漫长等待化为虚无。然而，当我们咀嚼作者此处使用的陈述句，就中极大的象征意味，阻止我们做出一个简单化的反战主义的批判和单纯的悲剧解读，因为，作为核心角色的岳珉，对于那个巨大而残酷的真相，是无知的，借用沈氏《边城》中的经典句式：父亲的死，她也许明天就得知，也许永远不会得知。一个家庭的毁灭，几个人的生离死别，于这个战乱时世，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如果说悲剧体验对于人性的净化功能，是建立在“有价值的东西被撕碎了给人看”，那么结尾的此处，沈从文并未让人物承受和展示生活意义被褫夺的痛苦——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悲剧，是一个在最高潮——真相和角色情感激烈碰撞之前便戛然而止的悲剧，读者的阅读期待中那令人心碎流涕的一幕并未出现。岳珉的生活会往何处去，由于小说文本的终结，叙述结构的封闭，永远不可能出现在阅读体验之中了，尽管，所有读者和作者，都清楚地知道这桩事件的首尾，都不过是一个家庭对于死者的无望而悲凉的等待，必然没有结果，或者说——一个虚无的结果。然而，对于岳珉来说，等待还没有结束，生活还在继续着，或许在她的热闹而孤独的生活里，很多事情都没有结果，也不需要结果，甚至不思考意义，她只是心怀希望地活着。

在沈从文早期作品中，结尾处以死亡、疯狂、远走等等事件或行为来形成情节“反转”的例子很多，这已经形成一种叙述模式。1934年蘇雪林曾有论及，“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a quick turn）”[4];王晓明认为沈从文惯于“先以歌咏田园诗般的散文笔调缓缓地展开对湘西人淳朴风情的细致描绘，最后却以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一下子打断前面的歌咏，把你推入对人生无常的强烈预感之中：这就是沈从文个人文体的最显著的形式特征”[5];凌宇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中也指出沈氏小说的“煞尾往往是一种突转”[6]。晚近的学者，如王本朝使用的名词则是“突转模式”。“到1949年底，沈从文一共创作了文学作品约656部（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文论，书信除外），其中小说206部。小说具有‘突转模式的大约有52部，占总数的25%左右。”[1]

笔者想指出的是，沈从文在《静》结尾处所展现的死亡，并非死亡的现场，或者说死亡的结果，毋宁说是死亡作为一个存在者而存在——生者的等待和死者坟茔，并非处于前述“等待”的世界的时空之内——“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因此，在这个以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叙事构建的不完整的悲剧最后一笔，沈从文用奇诡高蹈的叙述，既颠覆了人物的生活根基，又抽离了读者身处人间，漂泊人世，体味人情的人的视角，代之以全知全能之神的立场，平淡甚至漠然地陈述一个人的生之惨淡与另一个人的死之惨烈，从而造成了一种哲学意味上的超然：我们不再去作为人，小说人物的同类，同胞，借助他们的遭遇和心理活动去感受，而是以造物者的视角，去俯瞰一个已经陨落的生命的脆弱和无辜，一个与这生命血肉相连的，另一个人的生活的无知与无助。当读者了解到这个角色的悲剧命运，较之她本人更多，更精确，更彻底的时候，我们体验到的巨大张力，即是来自于从几乎覆盖全篇的限制视角叙事到最后一句全知全能视角，作者急遽而冷峭地转换。这一张力，既可追溯到读者阅读期待的受挫，也来自作者叙述笔调由暖转冷，从而产生的陌生与悚悸。

在认知层面，这一转换，开启了巨大的象征空间，从而容纳了一般的悲喜剧或者讽刺性短篇小说无法容纳的艺术感染力。我们不得不从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范式：作者——读者——文本，分别作为故事提供者，故事消费者，故事容器这一稳定的三元结构中跳脱出来，重新审视现代小说：作为虚构文本，其故事的时间向度的不完整性，叙事视角的切换甚至叙述风格的断裂，的确能够形成某种“有意味的形式”，能够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消费者欣赏的对象。一方面，它对传统的话本说部或演义小说的阅读习惯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它和某些现代文学史上诸多成功的范例一道，譬如王统照的长篇小说《结婚》，因为整合了日记体和第三人称叙述，成为了文体改革史上的不朽坐标。

回到沈从文这篇《静》，与其说结尾部分的处理，是漫长而丰富的铺垫之后，用一把现实的冰斧凿碎之前的脉脉温情，用一记真相的冷眼勘破那世外桃源，容膝易安之所的极端脆弱的静谧，毋宁说，沈从文特意而得意的，是这突兀而决绝的转换，断裂本身。笔者之前所述的故事和叙述的双重张力，亦尽皆来自于此，当我们使用“欲扬先抑”，结尾的反转，类似的思路去解构《静》的文本时，便会使得对于情节安排的激赏遮蔽了作者叙事技巧的精妙。换言之，《静》的高妙之处，不在于全篇成全了最后一句，或者最后一句成全了全篇，而在于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冲击，激发了小说文体本身的审美可能性，从“生活的横截面”摇撼了读者对于生活的基本看法。这种断裂，也许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叙事方式的融合;这种视角转换，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审美冲击和非凡的超验启示，予一个人间的悲剧故事以哲学的提升，暂时剔除了情感和道德，超越了人性和非人性的立场，将其放置在一个神性之光照耀的场所，抵达了生活之存在本身。“正如理论家们所强调的，故事还具备一种功能，就是教我们认识世界，向我们展现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通过不同的聚焦方法，让我们从别的角度观察事情，并且了解其他人的动机，而我们通常是很难看清这些的。小说家EM福斯特注意到，小说提供充分了解他人的可能性，弥补了我们在‘真实生活中对他人的无知”。[7]此处，沈从文进一步启发了读者：人类生活的真相和终极意义，也许在每个人的认知能力范围之外。正如岳珉的处境，她的悲剧性的无知，却也成为了一种拯救与保护，使得她的生活不至于堕入彻底的无意义的悲剧——这象征着人类在各自生活里，值得悲悯的处境。因为，倘若人间之上存在着全能之神，也只能如我们通过文本观看岳珉一般，希望这个故事不要完成，万事万物能够继续而已。

最后，如果将岳珉的悲剧故事单纯放置在中国传统叙事模式或者现代西方小说限制型叙事模式之中，让人物先于读者知晓真相。又或者，设想作者采用与双线结构高度同一的双线（实线）叙事，简单直截的把战争场面与小城的宁静作尖锐的对比，将悲剧主题和盘托出——即是在建立了一个可感可触，丰富而饶有生之趣味，而又脆弱，处处透露着危机的现实生活图景之后，用最后关头突如其来，却在读者意料之中的战争和死亡，将其彻底摧毁。然而，这样一个人性，外部性的悲剧，无非引导出读者因为隐约的预感和泛泛的同感，而为岳珉的残酷遭遇掬一把同情之泪。

因此，如果没有作者精心结撰的虚实相生的双线叙事：作为虚线的战争与死亡在结尾处猝然落实，作为实线的岳珉的生活之忽然虚化，加之以叙述笔调和叙事视角在结尾处的转换，则何来故事之空间感和叙述的断裂？进一步言之，《静》这篇小说的主题意蕴和文本容量的突破，超验层面的哲学，宗教意味的超越，显然也就无法实现了。

三、结语

因此，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文坛，以善于表现边地乡野的蛮勇可爱和诚恳讴歌原始初民的朴素道德进入公众阅读视野，被文学史家打上乡土文学，田园风味，牧歌文学标签的沈从文，通过《静》这部短篇，向我们展示了伟大作家通过抒写心灵感受和运用叙事技巧，可以抵达怎样的以小见大的庄严境界，这并非是一部单纯的田园风味小说，或者控诉战争对生命，人性之戕害的小说，他意图表现的，是人之于命运的无知与无奈，人类之于这个世界生存处境的无辜与无助。它象征着人类漂泊与无涯时空之中而存在的主题：永恒的不安与暂时的平静，一方面是对于包裹着自身，统御着自身生活的未知，不确定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当下生活的丰富与细腻的感受。诚如夏志清所说：“因为沈从文在这篇作品中成功地营造了一种静穆的气氛，一种由各主角无援无助的心境衬托出来的悲情：她们虽然勉强地说些轻松的话，却一样难遣忧怀。这种悲伤的气氛，从这家庭住的昏暗屋子与屋外无边的春色比对中，最容易令人感觉出来。除沈从文外，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8]

当我们回到沈从文创作《静》的时代语境，他的文学同事们都在运用各种理论公式，试图索解出推动道德完善和社会进步的路径。而沈从文，不仅直面终极的人的处境问题，并且不惮于指出许多当日流行的答案当中教条的乐观，幼稚的虚妄，而代之以一个永恒的问题——人类所了解的生活，比实际存在的生活，其实浮浅，渺小到不足道的地步;人类试图理解和掌控的生活的逻辑，动力，也往往深埋或者远处于人类识不可解，力不能及的地方。施蛰存曾言：“沈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9]因此，进一步说，这既是一篇承继了其早期作品《菜园》沈从文式的牧歌——打破牧歌的小说，更是一部反牧歌的小说——《静》没有讨论如何获得心灵的安详，也没有承载和体现从城市文明的虚伪和窳败中醒悟，反叛，逃离，获得心灵自由和人性复归的主线。而是站在个人立场上，给予读者一种聆听挽歌的失落，对于人类永恒幸福的追问的失落，心灵安宁的休憩之所无处寻觅的失落。

沈从文成功地将读者的阅读体验，从奇遇性事件的旁观者，道德讨论者提升到情感的体验者，生活参与者。最终，能够对人物施以“怜悯”，既怜悯她的命运，也怜悯她之于自身命运的无知，同时庆幸于她的无知。作者笔下的悲剧故事显然是不完整的，然而在这个读者和作者共同完成，也共同不舍完成的故事中，将悲剧隔绝在了人物的心理认知，情感体验之外，剥夺了她接触真相的权利，用无知保护了她，保全了生活的意义。如果我们用叙事学的框架，将小说分为文本层，故事层，意蕴层，那么沈从文在《静》的结尾处，既在文本层抛离了之前的叙述视角，转换了开篇以来的叙述语调，同时，在故事层面跨越了时间，也割裂了空间。当小说不再作为故事的容器，而作为抵达生活本质的审美体验通道，让读者在世俗生活，悲剧故事，超然体验这三个转换的视角中探查个体的人类的生存状况，质询个体生命的行为的终极意义，以东方式的“哀民生”的庄严来烘托，抵达了悲劇的净化，在牧歌和挽歌的涤荡中，穿过悲悯，止于静穆。

注释：

[1]王本朝：《沈从文小说叙事中的“突转”模式》.《作家与作品》2014（10）.

[2]唐敏：《沈从文名作欣赏》，赵园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2010，第150页.

[3]参看陈国恩，吴翔宇：《沈从文小说〈静〉的空间形式》.《名作欣赏》2007第21期 以及[美]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1934年第3期.

[5]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2卷，王晓明主编.

[6]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第311页.

[7][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月，第96页.

[8][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第179页.

[9]施蛰存：《沈从文印象》，《滇云浦雨话从文》，孙冰编.学林出版社，1997，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