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要素配置影响的研究
——兼论临港新片区金融服务定位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金融学院，上海201209）

一、引言

2020年是上海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五大中心”的关键一年（吴大器，2020）。相较其他四大中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难度相对更大。根据中央的部署和相关规划，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就要求加快建设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从而基本形成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易刚，2019）。而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人民币国际地位和我国经济实力严重不符。从GDP角度看，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20%，排名世界第二，直逼排名第一的美国。与此同时，人民币已经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具有“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身份。但是在国际结算和投资领域，美元仍然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石建勋和刘宇，2019）。各国多以美元作为汇率制度安排中的锚定货币，而鲜有国家采取钉住人民币的汇率安排。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石油开创了大宗商品美元计价的先河，铁矿石、稀土、天然气等也都以美元计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6月末，全球央行共计持有11万亿美元的储备，其中投资配置10.5万亿美元。美元仍是全球央行的头号外储，占比为62.2%，然后是欧元和日元，占比分别为20%和5%，人民币的份额只有1.8%。事实上，以我国目前的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上海要成为另一个离岸美元金融中心并不难，但这就与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定位产生了重叠，而且没有凸显人民币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难点在于如何兼顾人民币国际化。在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要想在短期内扩大人民币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的使用范围依然艰难。如果先寻求把人民币放在“一带一路”国家中进行推广，把人民币“区域化”作为“国际化”第一步，循序渐进地将人民币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国际货币，就有可能打破美元体系对国际金融活动的限制。一旦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流通、计价和储值货币，我国与这些沿线国家的人力、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就能更有效率地自由流动，促进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提升国内外相关主体资源配置范围和效率。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港，如何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市场要素优化配置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上海能够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升级发展临港新片区金融服务功能，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要素配置枢纽，就能真正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本文首先分析“一带一路”市场要素配置的主要金融难点，其次明确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此过程中应当担负的使命和需要采取的实际措施，最后在结论中针对临港新片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特点

（一）“一带一路”相关投资项目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报期长

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文化宗教各不相同，而且大部分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国民收入主要依靠资源输出。而相关的自然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均存在投融资期限较长、资金需求量大、未来收益不确定、回报周期长等问题。绝大部分投资项目需要接受长期投入且缓慢获利这一现实情况。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多数信用环境恶劣，经济制度不完善，商业贷款风险过高，民间资本严重缺乏，对政策性低息贷款依赖严重。因此，与这些国家开展经济金融合作，既要注重其基建项目的社会公益性，也要避免其陷入常见的“援助依赖症”。

为确保特定项目长期融资的可持续性，必须对项目的国际援助性质和商业贷款性质做严格区分。如果投融资不可持续或者出现中断，不仅影响项目进展和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政治上的不利影响。此外，由于多数“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有必要对投资项目的外部性做出相应评估，弥补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机制，防止因金融市场的短视投机行为而阻碍经济发展。综上所述，沿线国家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资源匮乏（储蓄率过低），难以对各领域提供充分服务和支撑。在投资需求与融资供给不匹配的情况下，中国与相关国家加强金融合作，需要承受一个非常长的投资回报周期，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二）跨境金融货币属性单一，风险集中度较高

“一带一路”发展涉及多个大洲、许多国家和不同币种之间的复杂经贸合作。其中，绝大部分金融服务需要多个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相互合作。因此，采用哪种货币结算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换言之，需要考量一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众所周知，目前国际货币体系运作是建立在美元、欧元等发达国家主权货币基础上的，“一带一路”国家货币所占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民币的使用也相当有限。所以，该区域国家的协同发展需要在货币兑换、结算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更广泛的协调，以及多边层面对跨境货币金融合作框架进行新的设计。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货币互换等合作时，美元信用的影响力依旧很大。而各国在采用人民币结算时，更多考虑仅仅是为了简单地促进商品贸易便利，并没有涉及长远的金融与货币一体化目标。此外，大部分国家的贷款业务不仅以美元计价为主，而且大都集中在大宗商品开发、运输和出口等资本密集型领域，而真正具备比较优势的其他商业领域并未形成真正满足银行授信条件的有效现金流。这种较为单一的授信对象会造成贷款集中度过高，对风险的分散带来不利影响。可见，沿线各国的跨境金融合作还停留在结算阶段，美元化程度较高，基建项目贷款集中度较高。这一现象在短时期内无法有效改善。只有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吸引全球范围内更多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参与其中，创新结算机制实现适度“去美元化”，才能产生更加高效和丰富的金融合作。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现实目标和具体定位

上海拥有中国最完善的金融要素市场，拥有完整的人民币计价体系。比如上证指数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志性产品和基准价格被国际投资者广为接受。另外，许多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都在上海发行和交易。上证指数、人民币指数、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市场，这些都是人民币金融产品标准（丁剑平，2019）。不过，仅凭这些国内金融产品和价格标准去挑战美元计价的金融产品的主流地位还为时过早（淦佳敏，2018）。上海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当首先把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等人民币产品做好，再进一步发展离岸金融（投融资）业务。众所周知，离岸金融业务一向是全球金融中心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上海周边的中国香港、东京和新加坡都具备强大的竞争优势。离岸业务包含各种货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并且都以国际标准展开竞争。以我国外汇管制的现状来看，短时间内上海要开发以人民币计价的离岸金融产品，并且将人民币金融衍生品做到与美元衍生品、日元衍生品同等标准，难度是非常大的。相反，把上海建成国际结算中心的难度相对较低。

（一）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打造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

上海拥有自由贸易港的地理和制度双重优势，航运业发达，又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的主办地，国际结算需求巨大。在过去的十年，上海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增长十分迅速。上海地区辖内银行2010年办理人民币跨境结算674亿元，到2018年已增长到25518.90亿元，增长了36.86倍（见图1）。

图1 2010—2018年上海辖区内银行人民币跨境结算量（单元：亿元）

进博会由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主办，每年11月在上海举行。因此，上海应当首先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结算账户做起，借着进博会的契机，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开设人民币国际化跨境结算账户。2019年，进博会吸引了“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家企业参展。“进博会”不仅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支撑，也是扩大进口，提升人民币结算贸易的一个重要窗口。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宣布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这就让进博会成为发展临港新片区的重要展示平台，而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契机。通常情况下，国际贸易商品在某一国销售，使用当地货币计价是国际惯例。如今我国扩大了进口贸易规模，“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充分利用中国这个大市场实现人民币定价。一旦实现人民币定价就可以做相关货物贸易结算账户，使人民币成为特定区域的结算和支付工具。中国通过进博会进口“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产品时，可以按照依产地计价方式用人民币支付，要求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必须在中国开立人民币跨境结算账户。开设人民币跨境结算账户以后，外商之间的债权债务可以用各自账户上的人民币进行清算和抵押，进而发展贸易融资。而我国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账户里的人民币进行投资，从而真正扩大外商的人民币所有权和本国的人民币使用权。这种具体推广人民币国际结算功能的举措是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以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来吸引外国非居民在中国开设人民币跨境结算账户，扩大非居民的人民币所有权、外资企业的人民币使用权，这在无形中转变了中国过去利用外资的模式，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把人民币也当作国际结算方式使用（丁剑平，2019）。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进博会已经推出了离岸转手交易业务，这是上海发展离岸结算中心的第一步。目前，大多数东盟国家出口货物到中国，一般要通过新加坡中转，且大部分要用美元结算，有时候还要再通过中国香港，用港币再结算，中间的汇率耗损巨大。上海如果成为离岸结算中心，使用人民币结算，就能够提高资金结算效率，切实降低汇率损耗。

（二）发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功能，提升人民币结算效率

上海作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结算中心，应该充分利用跨境电子支付业务的广阔发展前景，提高人民币计价结算的使用比例。CIPS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开发的独立支付系统，通过整合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实现对全球各时区金融市场的全覆盖，大大提高了跨境清算效率。2015年10月8日，CIPS在上海上线运行，基本实现了CIPS规划的基础功能。CIPS既是人民币成为区域结算货币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也是中国提供给全世界的另一个可靠的贸易结算工具，也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截至2020年2月末，已有941家参与者，涉及95个国家和地区。在政策上，应当要求所有跨境电子商务网站广泛使用人民币标价，从而扩大人民币在跨境电子商务及其支付领域的影响力。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电子商务网站，大多使用美元标价，直接使用人民币标价的比例很低。所以，应当利用上海自贸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双重优势，借助进博会的契机，逐步要求跨境电子商务网站从现在的美元标价转向美元与人民币双币标价；而对已经使用人民币标价和结算的跨境电子商务网站，应该给予税收制度及行政手续上的优惠和便利，从而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合作，构建广泛的人民币计价结算环境。还可以利用国内第三方支付平台与跨境电商结成合作关系，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传统与支付习惯来开展结算业务，共同推动人民币结算和贸易融资，从而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更多使用人民币标价，使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主要计价货币。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应用方面，上海起着关键推动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中国的支付系统不论在技术先进性还是系统完备上，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完全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跨境支付结算业务。随着CIPS的逐步完善，将为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人民币结算中心提供坚实保障，也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经贸业务、用人民币直接进行境外投资提供了便利和支撑。同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可以凭借制度优势，利用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承担对外汇兑、担保和外币融资等业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价格便宜、安全、高效的人民币支付清算服务，在“一带一路”市场要素优化配置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旦通过CIPS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就可以切实降低多重换汇损耗，为沿线国家的支付清算系统与现有的跨境人民币清算机制成功对接提供方便。同时，也可提升其他国家使用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意愿，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创新结算机制，实现适度“去美元化”，降低结算汇率损耗

目前，我国与2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与其中8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货币直接交易，并与2个沿线国家实现了货币的区域直接交易，还在其中7个国家和地区直接建立当地人民币清算机制，使人民币成为当地的流通货币之一。这是在国际结算领域去美元化的有效尝试，既有效降低了汇率风险，也便利了贸易和投资（张艳宁，2017）。众所周知，国际贸易的繁荣依赖于国际结算体系的健全与稳定，而目前以美元、欧元和日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结算的支持相当有限。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美国常常利用其美元霸权对特定国家实施“结算封锁”，比如，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就是基于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特殊地位而实施的。为规避这一限制，欧洲多国成立了 “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rument for Supporting Trade Exchanges，INSTEX）的新型结算机制，并欢迎更多欧盟国家加入这一结算机制（青木，2019）。该结算机制不使用美元而使用欧元，通过“以物易物”的模式，要求伊朗继续出售石油并进口其他产品或服务。在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之外运作的类似支付机制，能帮助非美国家企业绕过美国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单方面制裁，继续与其进行贸易。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INSTEX 机制拥有扩大交易量和币种的前景，表明其他国家在国际结算体系中去美元化的意愿（王柏苍等，2020）。我国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也可以参照INSTEX 模式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区域化。事实上，现有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首先，这一机制可以为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和境外市场主体提供更多跨境清算选择，在规避美元结算限制的同时，降低汇率风险，提高清算效率，促进经贸往来。其次，由于规避了美元结算体系，CIPS可以通过扩大贸易融资调动更多当地资源，节省换汇成本和时间。在此过程中，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和企业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会逐渐增强他们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和结算货币中的吸引力；同时，逐渐减少对美元等主要货币的依赖，降低因汇率波动而引发的风险。最后，因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已经落户上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加快构建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境结算体系，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而逐步建设人民币全球服务体系，以扩大人民币在投融资相关金融产品中的计价功能，更好地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四、具体建设方案及措施

按照货币的三大基本职能，对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或地区人民币国际结算提出以下具体方案和相应措施。

（一）落实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计价结算

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在小商品电子商务领域具有技术和成本双重优势，可有针对性地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进一步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优化银行清算体系和第三方支付平台，为跨境电子商务的人民币计价结算建立坚实基础。“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生产方式、基建水平差别较大，其中“一带”国家比“一路” 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拥有更好的跨境电子商贸发展潜力。比如，我国与东盟国家向来有广泛的经贸往来，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对电子商务的通关给予了较多便利，从而给这些国家的企业和个人与中国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结算环境。特别是中国在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均指定了人民币清算银行，方便人民币计价结算，资金流动相对顺畅。反之，“一路”国家在推进跨境人民币电子支付方面依然相对迟滞，其跨境电商和电子支付体系基础薄弱，给跨境电子支付结算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跨境服务贸易的企业结算本土化支付升级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型跨境零售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结算呈现小额、高频、全球化、多币种的特点。而具体到实际结算中，大部分贸易费用发生在境外，少部分在境内。这是因为交易的合作伙伴一般要求以外币（主要是美元）结算货款至海外账户。因此，可以针对跨境服务贸易的企业结算进行本地化支付升级。

（1）支付模式升级。可参考支付宝、微信支付的模式，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在海外设立专门支付业务主体，负责将不同跨境支付体系的外币收款统一归集至海外主体名下；海外外币支付以外币形式在境外结算给零售企业的合作伙伴，而境内的费用（如分销服务费）以服务贸易申报、结汇成人民币汇款至国内。

（2）降低财务复杂度。对接新设立的支付主体，统一收款后的兑换、汇款、提现、结汇等各种操作全部在支付主体端完成，确保系统操作的方式保持与网银同步，也可以对接银联，收付一体，统一API 接口，实现一站式结算。

（3）控制汇率风险。金融机构应控制汇率风险，在消费者支付完成后立即锁汇，退款也按照该汇率执行，付多少退多少。在这种统一的平台措施下，实现电商平台零汇损，跨境零售企业零汇损，降低汇率风险。

（4）给予适当优惠。跨境支付费率通常高于境内支付，而专门的支付主体汇率透明，无隐藏加价，可吸引广大跨境贸易企业从第三方支付转向新设立的支付金融机构。此外，对中小微跨境零售企业中境外单笔汇款成本应给予适当优惠。

（5）税收筹划优惠。可针对上海临港新片区的跨境零售企业给予优惠税率，在低税负情况下激发市场活力。

（三）鼓励支持商业银行建设本外币一体化清算平台

提升银行支付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建立境内外一体的清算业务通用平台，形成跨时区、全币种、7×24 小时业务连续运营的全球清算网络，建设“全球覆盖、统一标准、高效运营”的资金清算体系。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建立多货币、多机构、多语言、多时区、全天候运行的支付指令统一集中处理平台。对内连接银行国际结算、资金结算、网银等支付相关系统，对外连通全球各主要货币央行清算系统，并与SWIFT 公共网络建立接口，形成一体化支付系统架构，实现全球本外币支付清算业务高效率、低成本运营。可采取以下具体模式：

（1）对内通过标准化的接口与业务系统建立连接，对外由平台统一对接全球各地区的央行支付系统和个性化清算网络。

（2）构建行内一体化人民币清算机制，支持海外人民币清算行业务开展，离岸、在岸、跨境市场通过支付平台连接，形成依托平台的全球一体化人民币清算网络。

（3）构建银行内部支付通道，支持分行等内部机构之间直接传递外币支付信息，改变以往基本依托SWIFT 网络的信息传递方式，实现信息传递内部化、即时化。

（4）建立银行各类支付业务的统一报文规则，设计和开发兼容各国本地清算系统和SWIFT 网络支付报文格式的支付报文模型，摆脱支付业务处理模型对支付报文格式和类型的依赖关系，实现支付系统逻辑集中，快速实现业务需要，并能够快速支持产品创新。

（四）创新跨境电商金融服务和拓展科技应用

（1）大力推动创新融资、保险等金融产品，建立“信保资金池”，提高中小跨境电商企业交易能力。创新保险服务，利用跨境电商互联网大数据，为跨境电商出口提供融资。通过与出口信用保险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合作，为跨境电商海外仓出口业务提供金融支持。

（2）加速发展区块链技术。在跨境支付方面，未来可借助区块链技术摒弃中转银行，实现点到点快速、成本低廉的跨境支付。区块链技术可以绕过中转银行，全天24小时跨境支付、立时到账，加快了跨境交易速度，而且省去大量手续费和平台费。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倪以理等，2016），区块链技术下的跨境支付将使每笔交易成本降低42%。从全球范围看，区块链技术在B2B 跨境支付与结算业务中的应用可以使每笔交易成本从26美元降低至15美元，降低的成本中有75%是中转银行支付的网络维护费，25%是合规、差错调查费和外汇兑换成本（倪以理等，2016）。另外，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匿名性等特点，大大提高了跨境支付的安全性、透明性，减少了跨境支付风险。区块链技术可以为跨境支付提供不同层次的解决方案，从利用数字货币充当外汇兑换中介，到向银行提供技术支持和底层协议，建设去中心化的全球付款系统，逐渐淘汰传统的成本高昂的SWIFT 通道。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工作时提出“五个重要”的指示，即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要进行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努力成为集聚海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枢纽、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的重要跳板、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制度建设，提高经济质量（王志彦，2019）。无论是中美贸易争端，还是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都是暂时的，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应该长期坚持的政策导向。

从过去40年上海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看，开放不仅是引入竞争、促进繁荣和创新，而且要增强相关金融服务供给能力。这要求上海有能力与其他离岸金融市场竞争及合作。2020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成之年，但要上海完全发挥离岸金融中心功能还很难实现。全球的金融中心都有健全的离岸金融产品体系，而上海目前暂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应当抓住中央增设临港新片区这一契机推动上海金融中心升级发展，发挥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弥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短板，充分利用差异化探索的政策创新优势，不断增强临港新片区跨境及离岸金融服务供给能力，为上海建立离岸金融产品体系先行先试并承担风险压力测试的使命，为将来建设更加完备的离岸金融中心体系打好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