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与民营企业发展机会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副部长杨建龙应邀出席了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高企分会、《中国科技纵横》杂志社、《商业文化》杂志社主办，北京华商管理科学研究院、北京全联青商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2020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解析与破解疫情下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困局高层报告会”。杨建龙在授课中分析了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以及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机遇，并对全球化背景下重点产业的发展格局与趋势进行了深入解读，为广大民营企业家破解发展困局提供指导和建议。

疫情冲击和影响分析

我们现在讨论任何话题，都得先从对疫情的评估开始。如果不能对疫情的影响和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态势作出准确判断，任何一个行业都很难把它的前景看清楚。

通过中国经济GDP统计数据图可以看到，似乎非典、次贷危机等历史事件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伤害，对于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整体经济内在的惯性和抗冲击能力是超出想象的。当我们置身于冲击之中，各种各样紧张的画面，加上媒体的新闻报道，人们会很自然地放大疫情的冲击性因素。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比以往要大很多，但是它也不太可能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在对这一问题有了基本判断之后，我们要把目光转向那些无论有没有疫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上，中长期的问题仍然是需要关注的根本，不要舍本逐末，这一点必须始终谨记。

着眼于经济发展，必须得对疫情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不管曲线图怎样变化，中国的GDP增长呈现了非常稳定的发展趋势，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规律，即趋势规律（趋势变化）。同时，GDP增长围绕趋势变化呈现锯齿状波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规律，也是每一年GDP运行的基本规律，即季节规律（季节变化）。由趋势变化和季节变化构成的经济走势，基本决定了98%左右的经济运行规律，而所谓的疫情冲击性因素所能产生的影响不超过2%。

不放大疫情的影响，并不是说要忽视它。如果把趋势规律、季节规律从GDP数据中全部剔除，那么留下来的是我们熟悉的经济周期。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几轮周期，表现是相当不错的。201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内在的回复态势、回落态势已经形成了，就在这个时候，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快速加剧，而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直接把前期的周期通道打破了。

目前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超越了过去二十年所有终极性因素的影响，大概相当于次贷危机的2.3～2.5倍。同时，目前已经表现出来的影响，是疫情在中国境内得到很好控制之后对本土经济产生的影响，外部经济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充分地释放出来。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第二波冲击，可能就来自于已经在全球大范围蔓延，对全球正常生产带来的冲击来自外部的叠加，通过全球产业链再落到中国身上，中国处在第二波打击的核心位置。乐观估计，三季度、四季度会慢慢恢复到正常轨道。

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同环节对疫情的反应敏感程度和反应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国农业GDP的实际数据与趋势周期和季节周期加起来的数据几乎重合，这说明，农业生产增长的规律性非常清晰，而且非常稳定。可以说，中国农业总体的生产保持着相当好的稳定性，疫情等冲击性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不突出，而问题出现在农产品的销售端。

工业的整体走势形态和波动情况显然要比农业复杂一些。在工业层面，冲击性因素是表现最为突出的，它的力度大概相当于次贷危机的2～2.3倍。从当下各地复工复产的进展程度来看，疫情对生产带来的直接冲击确实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而给生产带来更大冲击的是外部需求冲击。如果全球疫情蔓延对供应链、需求、贸易产生影响，考虑到工业对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链的高度依赖，对工业的影响将更大。

与工业相比，建筑业在供给侧等方面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不是很大，关键在需求层。很多重要项目在疫情冲击背景下不能正常开展和运行，对这一领域的影响较为突出。

第三产业包含的行业门类特别丰富，虽然从整体来看所受影响似乎不大，但细分行业去分析就会发现，第三产业受到的冲击也比较突出，特别是越靠近消费终端的行业受到的冲击就越大。

聚焦房地产业可以看到，这次疫情对房地产业的冲击比次贷危机要小，远没有达到次贷危机时的程度。跟踪房地产市场数据发现，房地产业受影响不大，该卖的房子照样卖，还出现了房地产销售“预期中”的小高潮。为什么叫“预期中”？在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房地产业的供求出现了反弹和反弹之后的持续上涨行情，而这一态势应该还会延续至少半年或者更长时间。

交通运输业受影响很大，是次贷危机时的几倍。金融业是一个对政策因素格外敏感的行业，受到的影响不会很大。另外，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都是靠近消费终端的，以及出口、进口受到的冲击很大但都在预期之中。

对整体经济运行而言，冲击性因素可以大概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疫情及地震、水灾等由于自然失衡带来的冲击性因素。第二种是由于人类经济生活结构失衡带来的冲击性因素，比如次贷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第三种是由于政策调整带来的冲击性因素。对同一个领域来说，它对不同因素的反应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有些行业特别是终端消费型的行业，它对自然性的冲击性因素反应很敏感、很强烈，但是它对政策性的调控因素反应不大，对金融性因素反应也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政策性的因素，一旦经济过热就要收，一旦经济过冷就要擴，于是我们会经常使用这种政策，比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但实际上从效果中看到，这种政策性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同时，消费型行业对疫情的反应很敏感，一旦出现了疫情或自然灾害，它受到的冲击就很大。以金融业为代表的一些行业可能对政策性因素反应更敏感。总的来说，疫情对我们的冲击在总体经济体量中是非常有限的，是在不超过2%～3%的小区间范围内的。这些都是根据在长期研究中总结出的科学规律作出的判断，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机遇

当对疫情的性质、影响和边界有了比以往更加清晰的了解后，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拉回到一些中长期问题上。理解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只要抓住一个词就不会走偏，即高质量。汽车和地产作为上一轮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力量，它的持续回落已经是没有争议必要的基本判断，但在这种持续回落的背景之下，需要探索的是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发现新机遇。

为了应对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在几个领域展开的政策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是中长期发展的需要，它是长短结合的点。但是，当这些点被媒体放大成可以快速带动中国经济的有效手段的时候，需要給予高度关注。

（一）5G与驱动信息技术新业态

中国的5G建设是推动信息技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信息技术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注意到，如果把信息技术与中国整体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相融合再来重新观察的时候，会发现明显的不足。信息技术与应用端、生产端的结合是严重失衡的。这样的缺口使得中国在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美科技合作等外部冲击时，显得非常艰难和被动。中国经济目前在信息化领域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在应用层面虽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但反衬出在实际的产业融合方面非常不足，在核心技术领域存在明显短板。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尽快补短板，5G建设是需要的，不能落后，但依靠5G解决上述问题是不现实的。

举例来说，在信息投资和应用层面，如果中国在基础信息技术领域投资2元钱，可以支撑1元钱应用端，就是说2元钱的基础投资可以支撑1元钱的应用端产出。而美国1元钱的基础投资可以支撑2元钱的应用端产出。比较下来，人家1元钱的投资产生了4倍于我们的价值，在这种失衡的格局下，一味地突出和强调大规模投资，它可持续吗？这样的投资真的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吗？从短期来看，当我们的投资受到冲击，可以通过它来迅速地填补缺口，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不是我们的战略方向，我们应该下功夫把更多的资源投入信息技术与实体产业技术更深度的融合过程中，投入机器人、自动化等整个产业体系的信息化改造，而不仅仅局限于5G。所以，笔者认为，在5G建设方面我们不能落后，但是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发展的希望和重心都放在5G上，对5G的投资要抱有更平衡的观点。

（二）新能源与能源基础设施

关于新能源与能源基础设施，这一领域相关投资布局和投资机会根植于中国总体的能源供求背景。

在“全球资源金字塔”图表中，“金字塔”最底部是价值总量最大的资源，排第一的是原油，排第二的是天然气，排第三的是煤等，越往上资源的价值越小。通过分析中国的资源人均拥有量与世界人均水平的比值数据可以看到，中国人均原油储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8%;中国最丰富的一次能源煤炭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2/3。中国绝大多数资源人均拥有量大概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3左右，没有一种资源可以达到世界人均水平。所以中国不是地大物博，而是“地少物薄”。

过去几年，全球整体能源消费回落、能源价格回落，很多投资者认为能源行业已经不再是战略性行业，不再有这方面的安全或者担忧。然而经研究发现，中国的能源消费在最乐观的情形下（所谓乐观，即新能源发展非常迅速，保持良好态势，传统领域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各种各样积极因素都考虑进去），要增长到3.5万美元，意味着从现在往后的1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能源消费总量要持续增长，不能走平或者回落。所以，不能对中国能源和资源的瓶颈带来的风险掉以轻心。未来10年到20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少物薄”的国家来说，工业化即使再放慢，对能源和资源消费的总量仍然会持续增长，这一领域仍然是中国毫无争议的战略性重要行业。

在这一背景下，要先把信息技术更好地运用起来，这是跨越或者防范能源风险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技术手段，于是我们提出了能源互联网、智慧能源等一系列概念，它包含了能源完整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的改革创新和技术研发。

整体能源消耗结构中，分为工业用能、建筑用能、消费用能几部分。在工业用能领域，能源消费的效率比较高，进一步挖掘的空间不很大，在这部分投入更多，可能回报就不那么明显。比如中国的钢铁高耗能行业，中国钢铁吨钢的能耗已经接近某些指标甚至已经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中国钢铁技术进步迅速，中国钢铁的总体技术水平，在整个制造业中堪称标兵。比如交通节能，在使用新能源、减少排放等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对这一进展，既应该抱有期待，更应该客观评价。其中还有一个值得分享的亮点就是建筑节能。中国能源领域真正有挖掘空间的就是建筑用能，中国的建筑耗能不仅体量大而且效率低，目前留下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改善空间。在中国建筑用能领域，很多新产业和技术模式正在形成。

例如，通过到山西临汾扶贫开发移民新村考察调研，屋顶太阳能作为新能源太阳能领域的一个小的示范领域，其自身技术的进步速度、产业化的应用场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已经使其逐步具备了市场化发展条件。

另外，关于特高压技术，过去在西方能源专家认为这一领域是不经济的，在技术上是不可靠的，在方向上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没有在这方面下太大功夫。但是在中国能源科学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把这条路走通了，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于是特高压就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更有效率的新型能源传输技术。今天我们以特高压手段改造传统电网，已经成了一个大方向，而且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特高压也成了走出去最早、最快且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方向。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投资已经让很多新能源技术具备了产业化发展的良好基础。中国市场的扩张速度之快、产业化能力之强对新能源发展来说是巨大福音，而这个福音在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新能源汽车配套制造能力和体系，有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和新能源汽车市场。但是如果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自身的技术能力作出评估，需要认识到，前面确实有很多强有力的对手。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力量，就是当我们的行业和市场优势日益凸显、与产业日益融合的时候，实现快速转化，促进中国新能源技术升级的力量。比如氢燃料汽车，此前日本在这方面技术成熟，实现零排放。我国企业关注到后，深圳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迅速集中资金、技术、产能和实验条件等资源，研发氢能汽车和产业化技术。虽然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日本手里，但并不妨碍中国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进步仍然在不断加速，但是笔者注意到，谈到这一技术领域时，很多媒体却总把问题聚焦在充电桩等小领域上。关于充电桩，第一，纯电力驱动能不能作为新能源汽车的终极解决方案，尚没有定论。第二，即使纯电力驱动是终极解决方案，那么充电桩是不是解决系统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没有定论。在上述两个问题还没有定论时，就过早的对这个领域作出热切的判断，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将承担什么样的风险？所以，笔者建议，研究经济问题，判断市场形势，寻找企业机会，一定要避免被媒体带偏。

（三）轨道交通与基础设施发展格局

在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公路建设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最优异的成就，我们建设了全世界最大的公路网和高速公路网。同时，在公路的快速发展和优异成就面前，铁路建设存在明显差距。究其原因，公路采用的是市场化的体制，通过收费还贷，集中了大量社会资本。而铁路则是大一统的国有体制，没有为市场资金的进入留下通道，这是导致差距的原因。今天，铁路投资也放开了，国家铁路公司开始市场化了，更重要的是公路和铁路的严重失衡使得中国整体的交通结构出现了问题。要想实现交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高质量的综合交通体系。

近年来，无论是高铁还是轨道交通，都在快速地填充着公路建设留下来的缺口。过去5年，以高铁和轨道交通构筑起来的轨道交通体系规模之大、投资机会之多、产业带动能力之强，是只有通过详细的数据跟踪才能够感受得到的。目前，这一领域正在用两倍甚至三倍的增速发展。同时，从施工到建造、运营、制造，乃至为它提供各种各样的配套产品，已经形成了非常长的产业链。可以说，轨道交通是投资者和企业家应该格外关注的一个行业，它会带动一大批新的市场机会。

中国正处在交通基础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一升级进程没有因为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消费升级而放慢，反而持续在扩张，甚至有可能成为支撑下一轮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力量，任何企业都不应该忽视它的力量。从整个中国交通系统的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来说，交通体系的高质量，意味着更高端的交通服务在整个体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未来具有越来越快的增长速度。

（四）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新增长点

在整个地产行业增速回落、下行压力日益清晰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的成长机会取决于一个重要指标——地产价格。房地产的所有回落，更多的是指量的概念。当观察土地或地产的价值时，清晰上行的趋势就毫不含糊地摆在了大家面前。

因此，我们要关注地产和土地的价值取向，有三个基本因素。第一，城市土地的稀缺性。未来二十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依然会不断增加，但城市空间却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快速持续的扩张，第二，城市人口增加之后，城市内在的圈带和结构分化将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城市的地产价格台阶也随之增加，仅仅因为人口增加带来的台阶增加，导致的数学结果就是城市房价平均水平的持续上涨。这是基本经济规律导致的趋势。第三，公共服务投资的城市群聚效应。公共服务在人口集聚规模越大的城市，它单位投资获得的收益率高。未来，中国的大城市还将继续吸纳更多的公共资源投资，会有更多更好的医疗条件、教育环境、交通条件、城市生活服务。如果做不到这些，那么新型城镇化就成为一句空话。這三个因素是起到决定作用的中长期的基础性因素。

无论是面对中美贸易摩擦，还是面对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长期的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场景中，既看到了增速回落等各种负面的一面，更看到了在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及结构升级释放出来的新空间，不断地把一个又一个新的增长机会摆在我们面前。只要睁开眼睛，用开放的心态面对它，就一定能找到机会。同时也要避免谬误，避免把大家的思想以及对新技术、新机遇、新模式、新产能的关注带回简单的扩张规模的老路上。

全球化背景下重点产业的发展格局与去向分析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处在什么位置？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二十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从勉强生存到居于核心位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制造业的1/3在中国，同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非常强的制造业大国，中美两国发生摩擦，则是影响全球制造业的体系的摩擦。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总体呈现出“双核”特征或“哑铃型”结构，其一，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上游先进制造业群体，其二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下游生产制造群体。在中美主导下形成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基本架构的过程中，两股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是中国依靠要素优势、规模经济和国内市场的支撑，以及产业配套体系的快速完善，形成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中心”;第二是美国，基于核心技术持续创新升级及不断强化的技术垄断力量，掌控全球产业的超额收益，形成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利益中心”。在中美主导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其他多数国家，或者加入围绕美国形成的以先进制造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利益中心”，或者作为中国主导的生产制造体系的参与者，或者介于两者之间，获取各自相应的产业发展利益。

电子行业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发展最充分、全球影响最大的。中国电子行业的总产能占全球的42%，就是说，全球接近一半的电子产能在中国。而我们获得的收益只有27%，这中间相差了约15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是全球电子产业价值链中价值创造的中枢，在低增加值率水平上为全世界提供了如此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中国的产业底气所在。

过去30年乃至过去50年，全球化进程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在波折和挫折中不断推进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产业链扩张的微观机制没有发生改变，这一轮挫折，这一轮风险，这一轮负面因素，也不可能改变人类进一步全球化的大方向，我们对此必须有明确的判断。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政府的反全球化思潮和政策及疫情因素带来的紧缩态势，可能会使全球化进程受挫、放缓，但不会导致全球化进程发生逆转。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深化和布局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因为它背后有更加深刻、更加趋势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当对全球价值链长期的深化趋势有一个基本判断的时候，中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都不可能从全球化进程中退出来，而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全球化发展，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不仅是智慧的选择，而且是必然的选择。

通过对近20年数据的分析，从简单的全球价值链贸易来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结构中最重要的存在;从复杂的全球价值链贸易来看，中国的地位则更加突出，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贸易跟所有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重要性以及其所承载的全球发展责任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在疫情冲击下，特别是面对目前各种各样的思路和说法，我们该如何去面对？首先必须明确，疫情之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将是大趋势，不管道路如何曲折，不管困难如何多，我们都必须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全球化其实是中国企业成长的机遇，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这样的浪潮中拼搏，只有经历了全球市场激烈竞争的洗礼，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全球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