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学生共情能力现状调查
——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

贾 楠，黄 珊，洪江峰，王 艺，鬲雨妍，吕 晔，尹晓然

(1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2016级,陕西 西安 710004，Angelina@stu.xjtu.edu.cn； 2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陕西 西安710004；3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人力资源部，浙江 杭州 310000；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统计与金融系，安徽 合肥 230026； 5 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部自动化科学与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6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学生工作部，陕西 西安 710004；7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肿瘤科,陕西 西安 710004)

0 背景

一直以来,医学被认为是最具人文情怀的学科。然而近年来，医疗纠纷和暴力伤医事件却越来越多。医患双方的缺乏理解，媒体的过度炒作，监管的部分缺失都在催生这一结果。这不但给医患双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同时使原本建立在信任之上脆弱的医患关系面临进一步破裂。如何化解医患矛盾，建立和谐医疗环境，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共同思考的问题。面对这重重难题，共情作为体现医疗人文关怀的有力工具，正在凸显着其旺盛的生命力。共情(empathy)，也称同理心，是一种基本的情感理解，即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它是一种敏感的、即时的、对他人流动、变化着的情感的理解，强调对变动中的对象或者处境的回应[1]。Mercer和Reynolds将临床共情定义为，了解患者的现状、观点和感受(包括其隐藏含义)，向患者确认和传达理解，并使用有效的治疗方式同患者一起达到更好治疗效果的能力[2]。众所周知，临床共情会增加患者的满足感，从而提高其依从性[3]。因此，有研究表明，富有共情能力的医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文关怀型医生，一般可以做出更好的临床决策[4]，收获更好的临床结果。

国外已有一套完整的医学生共情能力评价体系，杰斐逊共情能力量表(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JSE)，人际反应性指数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 )， 大五人格问卷(Big Five Inventory，BFI)，工作倦怠量表全面调查(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 version，MBIGS)和康纳戴维森韧性量表(Conne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等被广泛使用[5-8]。但我国医学生共情能力的评价体系还不完善，且结果存在较大差异[6,9-10]。基于我国国情和教育模式体系，本研究选择调查经过专业医学教育培训的学生，以期了解当前医学生群体共情能力的现状；并且对于其分布特点、影响因素做简单的分析。同时本研究于调查末期安排了一场关于人文关怀的培训，希望以此作为干预条件，评价其对共情能力的影响，共同探讨人文关怀培训在医学教育中的作用，从而寻找提高医学生共情能力的策略。

1 方法

1.1 横断面调查

本调查于2019年8月进行，采取网络调查方式。问卷由研究者录入，经过预调查对问卷的条目设置进行修改，保证问卷内容表达简明准确，阅读并完成时间控制在5分钟内。在网络上进行定向发布，由符合条件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生在线填写。问卷收集规定，每个条目均为必填，相同IP地址只能提交一次。残缺问卷和非临床医学生所提交问卷视为无效，确保统计数据可靠。

完成样本收集后，分析性别、年龄、年级、未来职业选择方向以及专业化偏好等因素，探索这些变量与共情能力之间的关系，以了解当代临床医学生共情能力的基本现状和变化趋势。研究目的和知情同意已在问卷前给出。

1.2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未来职业选择方向以及专业化偏好等，该部分作为筛选条件和分类原则。第二部分为杰弗逊共情量表学生版(Jefferson Empathy Student Version，JSE-S)，该量表由美国杰弗逊大学医学教育和健康护理研究中心的Mohammadreza Hoiat博士及其研究小组成员于2001年研制，一直以来被大家认可和接纳，特别是在医学生的共情能力评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JSE-S现已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80多个国家使用过，因此可用于比较不同文化背景的医学生共情能力的差异。JSE-S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Cron bach alpha值为0.80[11]。本研究旨在了解临床医学生的共情能力现状，因此采用编译后的JSE-S进行问卷调查。该量表共由20个条目组成，运用李斯特七级评分制统计评价，包括三个维度，分别为观点采择、怜悯关怀和换位思考。量表的总体得分为全部条目得分的总和，得分越高，说明共情能力水平越高。

1.3 统计方法

本文使用SPSS18.0软件对调查问卷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时剔除有缺失选项的问卷以及不符合筛选要求的问卷，统计学上有意义的差异标准为P<0.05。具体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对共情能力总分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表格形式展示调查总体在不同属性间的频数分布情况及频率百分比，计算各个属性调查样本的共情能力均值及一个标准差的区间，并使用t检验方法判断各个属性下医学生共情能力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并以柱形图形式进行直观展示。其次对共情能力在三个不同维度下的得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观点采择、怜悯关怀和换位思考三个维度将调查样本分为三组，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ANOVA)进行组间差异分析，根据计算的P值比较三个维度下医学生的共情能力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共情能力总分情况

本调查于2019年8月进行，共有121名医学生参与此次调查，其中包含男生39人(32.2%)，女生82人(67.8%)。2018级学生21人(17.4%)，2017级学生27人(22.3%)，2016级学生32人(26.5%),2015级学生22人(18.1%),2014级学生19人(15.7%)。平均的共情评分为(107.74±13.27)(范围：20～140)，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医学生共情能力的总体情况(n=121)

如表1，女性相较于男性拥有稍高的共情能力评分，但二者统计学分析无明显差异。2018级的共情能力评分最高，2017级评分最低，各年级之间也无明显差异。对于未来的职业方向和专业偏好，不同的选择呈现出明显的统计学差异：未来希望成为临床医生和更偏向于成为人文关怀型医生具有更高的共情能力评分，分别达到(109.00±12.20)，(117.72±8.96)。

图1 共情能力评分均数随学习年限增长变化的趋势

由图1可见,医学生的共情能力随学习年限的延长突然下降后逐渐上升，更直观的展示共情能力评分随学习年限增长而表现出的变化趋势，图2直观显示不同职业方向选择的医学生共情能力评分具有明显差异。未来希望成为临床医生的医学生评分达到(109.00±12.20)，高于不进入临床工作的。而不确定未来职业选择方向的医学生评分则低于前两组。

图2 共情能力评分均数与不同未来职业方向的关系

同时图3可见，不同的专业化偏好也呈现出不同的评分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希望成为人文关怀型的医生的评分均分达到(117.72±8.96)，明显高于技术为主型的(106.56±12.91)。

图3 共情能力评分均数与不同专业化偏好的关系

2.2 共情能力不同维度的得分情况

调查问卷从观点采择、怜悯关怀和换位思考三个维度评价医学生临床共情能力，各个维度平均共情能力评分仍按性别、年级、职业方向和专业化偏好分类，见表2。观点提取、怜悯关怀这两个维度均分在女性、一年级、未来希望成为临床医生和选择成为人文关怀型医生中都较高。但换位思考这一维度出现稍有不同的趋势：男性、五年级、未来希望成为临床医生和选择成为人文关怀型医生拥有较高评分。同时观点提取、怜悯关怀这两个的趋势基本与总评分趋势相近。换位思考这一维度则随学习年限的延长而呈现上升趋势，且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表2 不同维度评价医学生共情能力

3 讨论

3.1 基线评价

相较于国外同类研究，此次调查显示，在当今教育背景下医学生的共情能力总体均分达到了(107.74±13.27)，这与杰弗逊共情能力量表给出的参考值接近[11]。相较于其他国家，如美国、澳洲、西班牙、日本、韩国、印度等[2,7,9-10,12]来说处于中等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文化教育崇尚人本主义，现代医学教育对于医学生共情能力的培养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现今并不乐观的医疗环境对共情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3.2 性别差异

本研究的统计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女性占总人数的67.9%，男性占32.2%。除女性更愿接受调查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学生群体中女性所占比重较大。从男女共情能力评分均分上还是能够了解到女性的整体同情心略高于男性的现状。这种差异偏好是由于神经生物学的差异，男女的认知和情感移情的基本网络存在明显不同，且两种性别在整合情感信息，并将其同化到决策过程中有较大的质量差异[13]。但经统计学分析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这与国外的研究现状略有出入[14]，但符合我国现有医学教育模式下女性更加独立，男性也具有更丰富情感体验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在如今的医院工作环境中，不同性别拥有几乎同等的机会和能力。

3.3 年级变化趋势

国外众多关于医学生共情能力的研究结果提示：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较早失去共情能力，特别是在学习临床课程的阶段。在美国、新西兰、巴基斯坦、伊朗等[15]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果，并且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常见问题。这可能归因于学业成绩的压力，不适当的学习环境，长时间的工作，缺乏高质量的睡眠以及随着年龄增加的责任感[16]。但结果也不尽然，在日本、葡萄牙、澳大利亚和英国等[10,12,17]的研究发现医学生的共情能力并未随学习年限延长而降低，有些甚至还有上升趋势，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关于教育年限和共情能力的相关性的不同发现可归因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教学设置。本研究反映出平均共情分数在一年级到二年级发生大幅度的下降但在二年级之后呈现上升趋势，这可能和教学内容的安排有关。二年级开始加入解剖学、生理学等专业桥梁课程，知识量的陡然上升，课业难度突然增加，难免会让众多医学生产生强烈的不安和自我怀疑。三年级开始共情能力的逐渐上升，可能与更多接触临床的机会有关：早期临床培训、见习、实习都为医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共情能力。另一方面也显示着现有教学安排总体处在一个合理的程度范围之内，但起始课程的设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待商榷。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共情能力的评分从二年级开始不断上升，但直到结束课程的五年级，共情评分的均数还未达到刚入学时的高度。因此猜想，是否共情评分的上升只是一个随年龄增长的自然结果，现行的医学生教学方式是否值得反思，是否应该寻找更加合适的方式去提升医学生的共情能力水平。

3.4 专业化偏好差异

虽然希望成为人文关怀型医生的均分达到了令人满意的(117.72±8.96)，但有点可惜的是希望成为人文关怀型医生的同学仅占很少一部分(14.9%)，而大部分同学(65.3%)则更偏向成为以技术为主型的医生。这样的结果从一方面反映了，现有的医学生教育模式更多地侧重对学生医疗技能的培训，而忽略了对于学生人文关怀素质的培养，很多学校并未设置专有的人文关怀培训版块。放眼世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人文关怀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相互联系，不应在以技术为中心的医疗空间的时代，使医学变得非人化[18]。共情和人文关怀凸显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从根源上缓解医患矛盾，解决医疗纠纷，也必将成为医学教育的趋势。

4 结论

此次调查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了解到当前医学生共情能力的客观现状。JSE-S作为医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感知的工具可成为医学生自省的参考，为成为具有高超医术和人文精神的医生保驾护航。当然由于此次调查的样本量相对较小，所得结论可能需要更多的数据验证，同时医生的共情能力是否也需要从患者的维度来评判。但此调查结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在医学生共情能力的现状，侧面反映了医学生教育模式的某些不足，例如人文关怀培训应该成为医学生培养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或许沉重的课业压力和日渐增长的工作负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学生的共情能力，但同时也可以看到现有的医学生培养模式也在寻求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医学生选择成为技术与人文关怀并重的临床医生。作为新一代的共情榜样，临床医生、学科老师、研究生也在用自己的言行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为医学生们灌输共情知识，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并引导他们成为更加合格的临床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