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态世界主义共同体

李家銮

[摘 要]在人类世的大背景下，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超越地域和国界限制，超越物种边界的“超级物”。气候变化这一客观属性要求突破人类社会文化传统中长期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突破早期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地方主义倾向，从生态区域主义走向生态世界主义。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气候小说正体现了这种转变，环境人文学科对于气候小说这一新兴体裁的研究也明确提出了构建生态世界主义共同体的要求。

[关键词]人类世;超级物;气候小说;生态世界主义;共同体

在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大背景下，气候小说（climate fiction）或气候变化小说（climate change fiction）是生态文学的最新发展，是人类世文学的典型文本。气候小说研究也是生态批评和人类世研究的重要分支。英国生态学者阿德琳·约翰斯-普特拉（Adeline Johns-Putra）甚至认为，关于气候变化文学研究可以称为“气候变化批评”（climate change criticism），足以与生态批评并列。①气候小说应全球气候变化而生，描绘的是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事件，所以气候小说的主题和气候小说研究都离不开“全球”“全世界”这样的关键字眼。可以说，气候小说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世界主义是气候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气候小说所描绘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灾难影响的是全世界的人类和其他所有物种，批判的也是当下全人类共同的消费主义文化以及全球化推动下的工业化浪潮，探寻的出路也是全人类甚至包括其他物种在内的所有生物的出路”。②本文通过梳理气候小说及其研究动向，指出气候小说及其研究与早期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地方主义（localism）倾向相比，有着显著的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倾向，气候小说倡导的是建立一种包括人类与全球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在内的生态世界主义共同体。

一、从地方走向全球

早期西方生态批评和与之相对应的生态文学，在环境想象和生态视野上具有明显的地方性。亚当·特雷克斯勒（Adam Trexler）和约翰斯-普特拉在《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i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一文中指出：“生态批评长期执迷于地方的概念和人类对于特定环境的依赖。”①张嘉如也认为：“生态文学里的地方想象……倾向在地认同的地方主义，而忽略当代全球连接性（global connectivity）与跨国连接对当地（或异地）的生态影响。”②那究竟什么是地方③（place）呢？生态批评家斯泰西·阿莱莫（Stacy Alaimo）侧重其客观物质性的一面，她引述爱德华·凯西（Edward Casey）的观点，认为“地方是所有生命体的生存条件”。④但是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则指出，“地方”的意义不止在于客观存在的物质环境，他转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地方的意义植根于物质环境、客体或活动中，但并不属于它们自身，而是人的目的或经验的产物”。⑤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则在主客观折中的同时偏重主观一面。他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2005）一书中将“地方”定义为“通过个人附屬、社会关系和自然地理区分而被限制和标记为对人类有意义的空间”。⑥不难看出，比尔的“地方”定义融合了客观的物质世界与人类的主观情感，并且侧重在于后者。综合以上各种定义，可以大体认定：“地方”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表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其次也是居于这个“地方”的人与该“地方”之间互动中产生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地方”对于其中的居民具有地理和文化的双重含义。撇开定义上的细微差别，生态文学和批评界对于“地方”的重要性基本达成了一致，即：人类在与所处“地方”的互动中加深对于其自身和“地方”的了解，形成地方意识;人类对“地方”的珍视，对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有着积极意义。生态诗人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认为：“没有对自己地方的全面了解，没有对它的忠诚，地方必然被肆意地滥用，最终被毁掉。”⑦胡志红也指出：“活跃的地方意识可唤醒人的生态良知，培育人的生态情怀、生态责任以及对环境的忠诚，从而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倡导“诗意地栖居”，指的也是人类将所处的“地方”视为自己的生态家园。所谓“诗意地栖居”，就是栖居在自己的家乡。胡志红还指出了“地方”对于人自身的身份建构的作用：“人的心灵的秩序不能脱离我们栖居的环境空间，人之心态健康与否取决于栖居的地方，我们的身份是记忆与环境共同建构的。”⑨当然，地方意识的建构并非易事。在《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形成》（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995）一书中，比尔分析了威廉·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现代婚姻》（A Modern Instance，1882）、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散文集《小说中的地方》（Place in Fiction，1957）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878）等作品，总结认为这三位作家的创作“说明了作家公正对待地方的难度”，“作家们很容易命名和夸赞地方，但是很难描绘地方”，①即从表面描述一个“地方”不难，但是描绘一种人与“地方”在生态和文化交互中产生的“地方意识”却是有难度的。

但是，“地方”的概念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人类的活动和认知范围有限，不同人群所认同的“地方”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抵触的，正如美国生态批评理论家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所指出的，“与人们的直觉相反，在小地方看似环境保护的行为，在区域甚至全球层面可能引发环境破坏”，②不同“地方”之间生态利益可能冲突，“地方”与更大范围内的生态利益也可能存在冲突。从整个人类的视角来看，“地方”应该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而非单一的概念。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认识到了传统“地方”概念的褊狭，转而追寻意指更为广阔的“地方”概念。她贬斥“单一地方概念”（the concept of a singular place），而主张“多元地方意识”（multiple place consciousness），即“关爱呵护自己地方的同时，不能贬低或毁灭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既包括其他人类的地方，又包括其他物种的地方”。③发源于西方的生态批评程度不一地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近几十年来逐渐获得读者和学界广泛关注的生态文学作品也主要是西方生态作家的作品，视域还基本限制在西方自身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掌控全球话语权的当下，西方的生态文学和批评借由其强大的传媒能力自然能够得到全球读者的关注;但是描写一地的生态文学作品，要想获得超越此地方的读者关注，引发他们的共鸣，几乎只能依赖读者的共情能力。比如，美国环保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被视为“土地伦理”（land ethics）的开山之作，非美国读者在阅读利奥波德描绘的美国威斯康星州索克（Sauk）县的生态风情时，需要相当程度的想象力和共情能力。与西方相比，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其读者群和想象力则很难超越本“地方”的限制。比如，同样是描写中国农民的“土地伦理”，中国作家陈忠实《白鹿原》的影响力基本走不出国门，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1938）相当程度上带有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误读，却能反过来输入中国。气候小说的情况也类似。气候变化早就引起了中国作家的注意，虽未形成与欧美气候小说等量齐观的声势，但是中国作家也创作了不少气候小说，如吴显奎的《勇士号冲向台风》（1986）、王晋康的《沙漠蚯蚓》（2007）、刘兴诗的《喜马拉雅狂想》（2012）、邢立达的《御龙记：史前闯入者》（2018）等。但这些作品均籍籍无名，只有刘慈欣的《流浪地球》（2008）凭借改编电影之机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关注。针对这种现状，特雷克斯勒（Adam Trexler）则殷切地“希望将来会涌现出更多关于北美和英国之外的小说，特别是关于在气候变化已经造成灾难性影响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小说”。④

地方意识犹如一把双刃剑。比尔指出，地方意识“也许将人与具体的环境联系起来，以致使他丧失对它的鉴赏能力，好像得了健忘症一样，忘却我们与世界的疏离及世界的冷漠”。①但是，气候变化是一种典型的如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所谓的“超级物”（hyperobject），其时空规模远超一般现象和人类直观的观察能力。特雷克斯勒也指出：“气候变化超越了本地地方，到达全球空间。”②描写气候变化的小说也自然以全球性作为其基础。比如美国科幻小说作家金·期坦利·鲁滨逊（Kim Stanley Robinson）于2004—2007年间发表的《首都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Capital）三部曲，包括《雨的四十种征兆》（Forty Signs of Rain，2004）、《五十度以下》（Fifty Degrees Below，2005）和《六十天计时》（Sixty Days and Counting，2007），就以暴風雨和严寒的极端天气为背景，直接表现全球气候变化;鲁滨逊2017年的新作《纽约2140》（New York 2140）则以214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之后的世界作为大背景。其他众多的气候小说也是如此。在其具体情节之上，总有一个全球气候变化或全球性气候灾难的大设定。厄休拉·海斯（Ursula K. Heise）由此在其《地方感和全球感：全球环境想象》（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2008）一书中将“地域感”（sense of place）和“全球感”（sense of planet）进行对比，呼吁生态文学研究的焦点从地方向全球转移。

传统文学样式在表现气候变化这一“超级物”时明显力不从心。克拉克自问自答道：“人性的利维坦整体作为一种地质力量，能被表现出来吗？不能，至少不能用小说中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模式表现。它的效果是全球性的，不能被地方化。”③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气候小说即使在描写地方方面也总是保持着一种全球意识。相比之下，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那种直接的描写方法无法超越“地方”的限制，在表现全球气候变化这个“超级物”时就略显局促。气候变化的性质本身决定了人们需要某种超越“地方”的想象力和方法才能深入理解这一现象。特雷克斯勒指出：“在小说中，气候模型、媒体报道和旅行的人物充当这种功能，而本地地方经常作为地球的提喻。”④但是气候小说与传统生态文学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即使是在描写地方方面，气候小说也时刻透露着全球意识的底色。比如，鲁滨逊《纽约2140》描写纽约地区的人在海平面上升之后在新环境中的生存策略和新的伦理道德困难，但是读者无时不刻不在被作者有意无意地提醒：海平面上升这个问题并非局限于纽约，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气候小说的全球意识突破了地方主义，但是它并非仅仅是空间的概念，而是一个巴赫金所谓的“时空体”（chronotope）式的概念。克里斯·帕克（Chris Park）指出：“作为一个全球时空体，地球是一系列相互套叠的自然和人为空间的总和，其整体表示的是地球上价值体系和文化主张的多元性。”⑤全球气候变化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时空体”当中的一个现象，既有物质性的一面，又涉及人与自然的交互，是突破了自然与文化、地方与全球二元对立范畴的一个宏大事件，所以气候小说及其研究必须从全球视角出发。巴赫金的原话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

有必要寻求一种新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要局限于个人生活的角落的小自然，而要放眼于伟大世界的大自然，整个太阳系的所有现象，从地心挖掘出来的财富，各种地方和各大洲。要建立一种可以包容全人类的新集体，代替局限性的田园牧歌式的集体。①

所以，巴赫金的“时空体”要“连接人类生命和自然生命，他们的节奏将统一，将用同一种语言描述自然现象和人类事件”。②海斯也提出要“将当下包括生态批评在内的美国环保主义话语，转而深刻地理解地方文化和生态系统是如何叠加成全球文化和生态系统的”。③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气候小说及其研究从“地方”走向全球，尤其是要从欧美中心的“地方”走向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

二、从人类走向全球物种

如果说“全球时空体”的概念是将关注范围从地方扩展到了全球，侧重的还是通过空间地域上的延展突破地方主义，那么“全球物种意识”（global species consciousness）就是把关注点从人类这个物种扩展到地球上所有的物种，突破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但是人类是一种物种意识淡薄的生物，从人类模糊的物种意识到全球物种意识，是一条漫长的逻辑链条，需要经过多个发展阶段。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指出：“我们人类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物种的体验，对于人类这个物种的存在，我们只能通过理智去理解或者推断，但是从来无法体验到。”④人类模糊的物种意识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的。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人类并不把自己作为与其他物种同级别的物种看待，从犹太-基督教的创世神话到中国的“女娲造人”，从毕达哥拉斯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莎士比亚的“人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以及现代普遍流行“人类是高级生物”的说法，人类都是高于其他万物的存在。克拉克在《生态批评前沿：以人类世概念切入》（Ecocriticism on the Edge： The Anthropocene as a Threshold Concept，2015）一书中一针见血地将人类这种倾向称为“物种自恋”⑤（species narcissism），可以说非常精准地戳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性。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人类对于其他物种也往往并不注重其生物性和物种性的一面，而是将其物化为资源或工具。这种观念被称为“工具价值论”（instrumental values），即认为动物的价值仅仅存在于其农牧业和娱乐业等对人类有用的工具性方面。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中，《圣经·创世纪》赋予了人类剥削利用其他物种的权柄，上帝在造人之后对人类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圣经·旧约·创世纪》）。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被现代环保主义者视为当今生态危机的哲学和文化根源。比如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1967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一文，指出“基督教，特别是其西方形式，是世上最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①虽然西方社会早就注意到对于动物过度的压榨行为并不利于人类的利益，英国早在1835年就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反残忍对待动物的法案，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但是这些法案并非反对“工具价值论”和人类中心主义本身，而是从“工具价值论”出发，禁止有可能影响动物经济和实用价值的残忍行为。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现代密集养殖业和肉类加工业的兴起，以及动物用于科学实验的普遍化，动物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物保护组织和现代环保主义者才提出“内在价值论”（intrinsic values或者inherent values）。比如深层生态学就认为，非人物种也具有“内在价值”。在比尔·德瓦尔（Bill Devall）和乔治·塞申斯（George Sessions）总结的深层生态学八大基本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地球上的人类和非人类生物的福祉和繁荣有其自身价值，这些价值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于人类目的性的功用。”②

认同非人物种与人类具有本质并无区别的“内在价值”，并非否认人类的独特性。恰恰相反，人类世的基本意涵就是人类这个物种已经变成了一种主要的地质力量，深刻地影响甚至永远改变了地球的地质和生态圈。由此可见，人类世的概念正是基于人类不同于其他物种，对于地球生态具有强大施事能力这一事实和逻辑基础的。比如科学界的普遍共识是当今的全球气候变化是由人类引发的，不同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因地球周期性变化而引发的气候变化。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在《自然契约》（The Natural Contract，1995）一书中则将人类比作“巨大而厚重的地壳板块”，③明确肯定了人类是一种地质力量。托马斯·福特（Thomas H. Ford）将人类称为“超级主体”（super-subject），认为人类对于地球的施事能力的“作用是普遍性的，人类物种作为一个整体是一种超越一切主观体验的超级主体”。④基于人类深刻影响地球生态但是物种意识又十分模糊的现实，克拉克提出“政治、文化和艺术应该帮助人类建立某种物种意识，这样才能构建一种增进的自我认知，其救赎的力量才能缓解最严重的环境恶化”，并将这种物种意识称为“负责任的意识”⑤（responsible consciousness）。人类应该对自身作为一个物种的力量有明确的认知，并认识到人类的作为与生态恶化、物种灭绝、气候变化和灾难等恶果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救赎之举。

除了认知自身的物种意识，人类还应该建立一种跨物种意识，即意识到自身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共性与关联。正如环境保护先驱约翰·缪尔（John Muir）所言：“当我们试图找出任何一种独立的东西时，我们却发现它与宇宙中的所有其他事物都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⑥人类的生存与其他物种的生存是休戚与共、无法人为强行分割的。克拉克也指出：“不管现代社会如何把牲畜藏在厂房一样的隐蔽之处，不管人类如何假装肉类似乎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就像水库里的水一样，但是没有其他物种，人类就无法生存，也不能被理解。”①但是人类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卡罗尔·亚当斯（Carol J. Adams）所谓的“缺席指涉”（absent referent）方法，尝试抹除其他物种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人类对于它们剥削利用的事实，“比如在人类的食肉行为中，‘肉的原本指涉是活体动物，但是在人类描述食肉行为的语言中，‘肉的指涉被替换为经过加工处理的肉质食品，‘肉所唤起的意象变成了食物，而不再是被屠宰、肢解的动物，所以说动物变成了缺席指涉”。②英语中往往用两个不同的词表示某种动物本身和这种动物的肉（比如pig和pork），中国文化中孟子所谓“以羊易牛”和“君子远庖厨”（《孟子·梁惠王上》）的故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看似自然实则虚伪的文字概念游戏，反映的正是人类缺乏跨物种意识的事实。气候小说正与此相反。比如芭芭拉·金索尔弗（Barbara Kingsolver）的气候小说《飞逃行为》（Flight Behavior，2012）就以帝王蝶为切入点，以跨物种的交互为依托，重构了女主人公德拉罗比娅（Dellarobia）的身份。在这本小说中，非人類的帝王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对德拉罗比娅有着重要的影响，人类与非人物种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而非高低或者对立的关系，德拉罗比娅也在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灾难面前帮助了帝王蝶并完成自我救赎。作者正是通过重塑人类与非人物种之间的交互关系，构建了一种跨物种意识。

在明确的物种意识和跨物种意识的基础上，气候小说构建的是一种全球物种意识。克拉克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物种将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主义，超越既有的文化、自然、经济和社会界限，意味着完成一种社区性的超主观性——在和平的未来时代中人类作为地球上生命的细心的管家。”③全球物种意识与斯皮瓦克的“星球化”（planetarity）概念存在某种内涵上的互通，两者都主张将视域扩展到人类之外。这种全球物种意识深刻地体现在人类对于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和自然界的认知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环保人士和学界一直沿用二元对立的划分法，将世界分为人类世界（the human world）和非人类世界（the non-human world），在推动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同时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之姿。而气候小说家和批评家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是在人类影响地球和地球上的其他物种的同时，地球生态圈也反作用于人类，他们往往使用“不止于人的世界”（the more-than-human world）的概念。这一概念由大卫·艾布拉姆（David Abram）于1996年创造，之后经常用于指称人类之外的自然世界，但是“不止于人的世界”与人类世界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包含关系，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世界也只是“不止于人的世界”的子集。

三、从生态区域主义走向生态世界主义

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摆脱了早期的生态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将关注视野从地方扩展到全球，从人类走向全球物种。在人类世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气候小说及其研究正在引领生态批评走向生态世界主义。英国气候变化学者迈克·休姆（Mike Hulme）认为，气候变化的客观事实造就了人类向世界主义的靠拢。他说：“气候变化轻易就超越了界限和类别，让我们都变成了世界主义者。”①他认为，气候变化打破了“全球-地方”（global-local）和“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的二元对立，也就是前文论述的从地方到全球的地理延展，以及从人类到自然界中所有物种的全球物种意识构建。美国著名生态批评理论家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认为，第三波生态批评开始于2000年，②正与气候小说大范围兴起的时间一致。斯洛维克在评述第三波生态批评时注意到其中的生态世界主义动向，认为第三波生态批评的特点是：“地方的全球性概念与新生态区域主义对于特定地点的执念进行了有益的交互，产生了‘生态世界主义、‘有根的世界主义（rooted cosmopolitanism）、‘地球人（global soul）和‘跨地方性（translocality）等新词。”③克拉克也提倡“走向一种新的生态世界主义，它能够团结全世界所有人，而不会抹除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差异”。④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主义着眼点还在于人。比如王宁将世界主义定义为：“所有人类的成员，不管其种族及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一个大的社群，因此，世界主义十分接近当今人们对全球化话语的建构。根据这一构想，所有的人都分享一些超越了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和权利。”⑤要将视野扩展到“不止于人的世界”中的所有生物，世界主义需要像生态批评一样在前面加上“生态”（eco-）的前缀。

生态世界主义最简化的理解可以说是生态版本的世界主义，或者说是生态批评和世界主义的结合，其重点在于超脱人类中心主义，将关注重点扩展到“不止于人的世界”，构建一个人类与整个自然界的生命共同体。所以，海斯将生态世界主义定义为“将个体和群体视为由人类和非人类的物种共同组成的地球‘想象的共同体的一部分的一种尝试”。⑥海斯的生态世界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其全球化研究的。她认为：“一个具有生态取向的思潮仍需与现今的全球化理论协商。也就是说，地球的社会与社会间日渐连接在一起，此连接包括了一些新的文化模式，而这些新的模式不再固定胶着在地方上。这样的一个新的过程，许多理论家如今已将之称为‘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⑦“去地域化”原本是法国精神分析理论的术语，指的是在不同界域间穿梭的倾向，生态世界主义借用这一术语描述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地域限界逐渐消融的事实。具体而言，生态世界主义在气候小说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气候小说描写的往往是某种气候性的全球危机，试图唤醒的是一种世界公民式的全球意识，特别是对于人类世和当今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造成的事实的认识。早至20世纪60年代，科幻小说就开始描写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比如英国科幻小说家巴拉德的《神秘来风》（The Wind from Nowhere，1961）、《淹没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1962）和《燃烧的世界》（The Burning World，1964）都是这一主题下的作品。但是在其头两部作品中，气候变化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小说主要是描写人类与自然的搏斗;而在第三部《燃烧的世界》中，作者则将人类排放工业废水设定为小说中干旱的主因，这与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和公众的认识是相符合的，即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和成因在于人类的干扰和破坏。之后的气候小说则往往借用了气候科学研究的模型，对世界和人类的未来作出更加现实性的预测。比如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播种者的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1993）及其续集《有才能者的寓言》（Parable of the Talents，1998），将故事设定于由人类造成的气候灾难发生后的21世纪20年代，讲述了女主人公奥莱米娜（Olamina）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自我成长与寻求人类救赎的故事。21世纪初气候小说大范围兴起之后，人为原因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日渐为大众所接受，也成为气候小说创作的普遍背景设定，不同气候小说的差异主要在于對于这一事实的切入点不同。比如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及其续篇《洪水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2009）和《马德亚当》（MaddAddam，2013）组成的“马德亚当”三部曲，从后末世（post-Apocalypse）的角度入手;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的《曼谷的发条女孩》（The Windup Girl，2009）和《拆船厂》（Ship Breaker，2010），则从第三世界和社会底层的视角切入这一议题。美国社会中广泛长期存在气候变化怀疑论甚至否定论，以石油资本为代表的大产业资本、保守派、右翼智囊团出于自身利益和信仰，经常质疑、否定气候变化的存在或者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比如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2004年的科技惊悚小说《恐惧状态》（State of Fear）认为，气候变化是“生态恐怖分子”（eco-terrorists）捏造的。这部小说虽然主题上也是描写气候变化，但是被普遍认为是气候小说中的异类。与之相对应，大部分气候小说宣传的是气候科学界普遍认同的事实，并尝试激发人们在实际行为上的改变。比如《飞逃行为》直接以主人公在两种观念的拉扯之间的成长为主题，主人公出身的社区及其宗教信仰都极端保守并由此否定气候变化，但是通过个人学习和研究，她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真实性。

其次，在更深层次的气候变化的溯源问题上，气候小说的普遍共识在于反思全球工业化与全球消费主义。比如约翰斯-普特拉认为，珍妮特·温特森（Jeannette Winterson）的《石神》（The Stone Gods，2007）“接受人类和非人类‘他者，乃至整个生态圈的伦理，是明确质疑消费主义控制世界有限资源的所谓‘进步观”。①虽然气候变化是影响全人类和所有物种的全球性事件，但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根由主要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历史上的巨大温室气体排放，以及现如今的高消费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氣候变化的恶果对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不同物种的影响也是程度不一的，在物种的层面造成气候变化的人类往往有诸多手段缓解或避免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其他物种却往往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和手段。在人类内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上层的碳足迹最重，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却最小，而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底层受到的影响往往较大。比如《曼谷的发条女孩》将场景设定于石油资源耗尽的23世纪，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底层的角度入手，设想人们如何在没有化石能源的情况下生存。

第三，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出路上，很多气候小说探讨了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与气候治理（climate governance）问题。姜礼福指出：“人类世是政治事件……人类世中的气候变化是人类生存的严重挑战，意味着地球进入‘事件多发期，这些事件会造成地区性或全球性影响，需要国家多个机构或国际社会共同应对，需要发挥政治势力的核心作用。”①这在气候小说中多有体现。比如马修·格拉斯（Matthew Glass）的《最后通牒》（Ultimatum，2009）就以气候治理中涉及的强国角色为主题，详细“记录”了2032年中国和美国就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磋商过程;鲁滨逊的《首都中的科学》中的“首都”就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小说以全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领导和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及其治理的讨论和决策为落脚点，细致描写了美国内部关于气候变化的决策过程，其中不乏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气候小说家还往往敢于设想现实生活中并未使用的激进的气候工程（climate engineering）手段，宣扬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或者指出此种做法的巨大风险。比如：查尔斯·谢菲尔德（Charles Sheffield）的《黑夜之间》（Between the Strokes of Night，1985）设想了在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人类生存危机的“将来”，人类利用科技改变自身及其他物种的新陈代谢机制，建造外太空的生态基地，但是科技最终没有能够拯救人类，人类毁灭于自身发明的核战争;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的《飓风之母》讲述了一个人类利用科技产生的巨型风暴酿成灾难，又利用科技平息灾难的故事，但是人类付出了10亿人生命的代价;在法国科幻小说家雅克·洛布（Jacques Loeb）和让-马克·罗谢特（Jean-Marc Rochette）的《雪国列车》（Le Transperceneige，1982）以及2013年改编的电影《雪国列车》（Snowpiercer）中，人类尝试利用气候工程方法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结果却酿成大错，造成全球性的气温骤降，地球进入冰河期，地球生命灭绝殆尽。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气候小说总体上是对人类的科技持怀疑态度的，一方面反思人类依赖科技和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怀疑人类的科技是否足以及时安全地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②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是一种影响全人类和其他所有地球生物的大事件，其全球性的时空规模客观上要求突破地方主义的地理和文化范畴，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物种意识限制，从全球生态圈的视角进行思考，倡导建立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生物，涵盖整个“不止于人的世界”的生态世界主义共同体。气候小说及其研究作为环境人文学科积极应对这一全球性事件的努力，正体现了这种生态世界主义的动向。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