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流行期间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调查及分析

张瑶，郭慧荣，吕培培，王亚丽，王源莉，潘红庆，张午阳，杨灿，李淑英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精神医学科，河南 郑州 450052)

2019年年底在中国武汉地区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随后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引起了极大的关注[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作为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播疾病，与SARS相比，传染性更强[2]。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3]。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涉及经济、卫生等诸多方面。COVID-19在中国的暴发引起了公众的恐慌和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医务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COVID-19的公共预防和临床工作中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和较高的感染风险，其所经历的挑战和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容易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如失眠、焦虑、抑郁、应激等。本研究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对COVID-19疫情期间在岗的医务人员进行心理状况调查，以了解高压力状态下医务人员的心理特点，为制定有效的心理干预方案提供依据，为处理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COVID-19疫情期间在岗的医务人员进行调查。排除标准：(1)既往精神疾病史；(2)器质性情感障碍、躯体疾病相关的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2020年2月11—15日使用“问卷星”技术平台设计并发放问卷，符合研究对象标准并完成评估的河南省境内医务人员204人。此研究由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和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批准，取得了所有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1.2 方法采用自评式问卷收集资料。(1)自编基本信息调查表：采集受试者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资料，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工作科室、是否患有基础疾病、对目前疫情风险的评估等。(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5]：测试个体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并以总分反映，12～36分为低支持状态，37～60分为中间支持状态，61～84分为高支持状态，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程度越高。(3)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健康自评问卷(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elf-reporting questionnaire-20，SRQ-20)[6-7]作为心理问题的筛查工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中文版总分<7分，表明受试者当前心理健康状况良好；总分≥7分，表明受试者当前可能存在心理问题，建议寻求专业帮助。(4)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5]被广泛应用于门诊患者的粗筛、情绪状态评定以及调查、科研等。将20个项目的得分相加，即得总粗分。标准总分等于总粗分乘以1.25后取整数部分。标准总分≤52分，无抑郁症状；标准总分为53～62分，存在轻度抑郁；标准总分为63～72分，存在中度抑郁；标准总分≥73分，存在重度抑郁。(5)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5]被用于评定患者焦虑的主观感受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评分方法与SDS类似。标准总分≤49分，无焦虑症状；标准总分为50～59分，存在轻度焦虑；标准总分为60～69分，存在中度焦虑；标准总分≥70分，存在重度焦虑。

2 结果

2.1 基本特征调查的204名医务人员中，男33人，女171人，按照工作科室分为高暴露组和一般暴露组。高暴露组49人，为与COVID-19确诊或疑似患者密切接触的人员，主要包括COVID-19隔离病房、发热门诊、感染科、呼吸科、急诊科及相关的放射科、检验科等医务人员。一般暴露组155人，为普通病房及其他医务人员。

2.2 存在焦虑、抑郁症状人群的基本特征及构成比存在焦虑、抑郁症状共55人，占总人数的27.0%。存在焦虑症状39人，占总人数19.1%，其中轻度33人，中度5人，重度1人，SAS总分为(40.14±9.72)，高于全国常模[5](t=9.315，P<0.001)。存在抑郁症状42人，占总人数的20.6%，其中轻度28人，中度12人，重度2人，SDS总分为(43.60±12.30)，高于全国常模[5](t=2.000，P=0.047)。对目前疫情的恐慌程度在有无焦虑症状组中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511，P=0.033)；对目前疫情的恐慌程度(χ2=13.267，P=0.010)、领悟社会支持程度(χ2=18.896，P<0.001)在有无抑郁症状组中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表2。

表1 204名调查对象基本特征及有无焦虑症状构成比

表2 有无抑郁症状人群构成比

表2(续)

2.3 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同时使用SRQ-20问卷综合评定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及风险，结果显示：“可能存在心理问题，建议寻求专业帮助”的人数为55人，占总人数的27.0%，SRQ-20得分中位数为3.00分，四分位数间距(QU-QL)为7.75分。在此次COVID-19疫情中，心理问题与患有基础疾病、因疫情感到重度恐慌和领悟社会支持程度有关。见表3。为研究心理问题与上述3个因素间的关系，建立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对目前疫情感到重度恐慌与心理问题呈正相关，而领悟社会支持程度与心理问题呈负相关。见表4。

表3 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

表4 心理问题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

3 讨论

面对大规模的传染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务人员会产生焦虑、抑郁、强迫、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等不良心态[8]。本研究使用SAS、SDS评估医务人员焦虑、抑郁症状，同时使用SRQ-20综合评定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及风险。

有研究表示，COVID-19患者中危重病例多为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9]。本研究对“患有基础疾病”这一因素对COVID-19流行期间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患有基础疾病在有无焦虑、有无抑郁症状的差异性比较中不显著，然而单因素logistic回归提示患有基础疾病的人心理问题的风险增加。但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中却未发现相关性。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中患有基础疾病的人大多症状较轻，且医务人员具有专业的医学背景，对疾病风险的认识更为客观。

COVID-19疫情中医务人员有无焦虑、抑郁在工作暴露方面的差异不显著，logistic回归中同样发现工作中的高暴露与心理问题无关。这与Liu等[10]对2003年SARS期间北京某医院549名职工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该研究进行了抑郁症状水平与工作高暴露状态等因素间的影响性分析，发现工作中密切接触SARS患者的医务人员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本研究中未发现这一现象，原因可能为北京是SARS疫情重点防控区，COVID-19的“重灾区”是湖北，相比湖北地区，河南省COVID-19确诊及疑似患者数量相对较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护人员的负性认知会导致负性情绪的产生[11]。因目前疫情感到严重恐慌，是人们对于该事件的高风险感知，有无焦虑症状人群和有无抑郁症状人群构成比的差异显著。单因素分析中发现重度恐慌人群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增加8.400倍，多因素分析中同样发现重度恐慌人群心理问题的风险是没有或较低程度恐慌人群的8.701倍。对目前疫情感到重度恐慌是医务人员心理问题的独立影响因素。COVID-19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播迅速，病情进展快，目前尚无特效药物，疫情何时结束无法预测。对疫情的认识不足，知识与经验的欠缺，高强度的工作压力[12]，容易造成医务人员过度疲劳和紧张。除了客观因素，还有主观层面产生的心理压力。在疫情早期救治成功率不高的情况下，医务人员面对患者死亡会产生无助、自责、挫败感，医务人员担心家人的身体健康，也害怕家人担心自己[13]，最终导致压抑、抑郁和人际关系敏感等心理问题的出现。

领悟社会支持包括来自于家庭、朋友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到尊重、被理解和支持的情感体验与评价。有无抑郁症状人群构成比在领悟社会支持程度方面有差异性。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发现，PSSS总分与心理问题呈负相关，且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程度增加，心理问题的风险降低。一项通过99个独立样本的Meta分析发现，中国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程度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受社会支持类型、社会支持来源、实际社会支持种类等因素调节[14]。在不同社会支持类型中，领悟社会支持比实际社会支持与个体抑郁症状的相关性更高。社会支持可缓冲社会心理压力[15]。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手机通信的普及，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信息共享提供了平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时发布心理危机干预指导手册，开展心理救助，医疗组内形成支持性团体，以及来自于社会、家庭、朋友的关心和鼓励，帮助医务人员筑起了心理防线。

综上所述，COVID-19流行期间医务人员会出现各种不良的心理反应，因目前疫情感到严重恐慌和较低的领悟社会支持程度是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在心理干预工作中，要实施针对性策略，充分利用各种保护性因素，减少传染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心理社会问题。本调查主要在河南省内进行，存在选择偏倚，不能代表湖北地区医务人员的心理状况。希望未来可以在多个地区开展更为全面的研究，同时可对社会支持的不同来源对心理问题的影响进行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