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

张洪松

〔摘要〕 中西政党政治的治乱对比，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对于西方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从领导核心看，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与不断自我革命，展现出卓越领导力;从党群关系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真实持久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数人利益;从党际关系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多党间肝胆相照的合作，而不是党派之间的恶性竞争;从党政关系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负责任的治国理政，而不是利益集团导向的施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增加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

〔关键词〕 新型政党制度，制度比较，制度优势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0）05-0054-06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战略延续性，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反观一些陷入“民主之殇”的西方国家，则因政党之间的利益纷争、相互撕扯和相互否决，国家发展陷入民粹主義、短视主义困局，甚至出现社会撕裂和政局不稳的乱象。中西政党政治的治乱对比，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对于西方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西方两大制度并立和竞争的大格局，哪一种制度更好，既要从先验的理论角度进行论证，更要从经验的实证角度进行比较。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中西政党制度的对比入手，展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如何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从领导核心看：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与不断自我革命，展现出卓越领导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的碎片化倾向，从而引领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最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引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1 〕96。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而在西方国家，由于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各个政党都着眼于短期的选举需要。为了赢得选举的需要，主流政党通常会按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解决现实问题，政党政治逐渐走向肤浅化、娱乐化和庸俗化，充斥着狂欢式的公众参与、攻击性的政治宣传、趋同性的政策主张，却无法提出符合本国实际和整体利益的战略方向，政治领导力严重衰退。在哈佛大学组织的一次民意测验中，68%的美国人认为如今的政治与其说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东西，不如说像一个剧院或娱乐场所 〔2 〕290。

（二）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不断推进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动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保证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中国共产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有效应对了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在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表现在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等方面的长期实践中，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而西方政党制度则鼓励各政党将有限的组织资源集中于竞选活动，而非党组织的日常建设与维护，政党的组织建设在政党议程中不断弱化和边缘化，纪律约束日益松弛，党内精英领导层与基层党员及党组织的关系变得日渐疏离，基层党组织陷入空心化的危机之中 〔3 〕。1980年代以来，西方绝大多数政党的党员数量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严重衰退过程 〔3 〕。在20个欧洲民主国家中，有14个国家的党员总人数在1980-2000年间出现了20%以上的大幅减少。其中，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党员减幅分别高达64.59%、51.54%和50.39% 〔4 〕。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民主国家的党员人数继续大幅下降，党员占选民的比例更是降到了历史最低，党员已经不再是衡量政党组织能力的相关指标 〔5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统合

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它一头连着社会，是民众实现人民主权的工具和途径，一头连着政权，是国家建立政治秩序的组织和方法。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其执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党掌握国家政权和运行国家政权的过程，而是党领导人民、整合社会、运行政权和促进发展有机统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的领导不局限在国家制度体系内，还同时包括了社会和政党自身，同时撑起了国家和社会，真正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统合 〔6 〕13-14。而在西方国家，由于缺乏一个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作为领导核心，政党之间不断恶性化的竞争导致社会共识难以形成，更难以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形成长期稳定的公共政策，即使形成了公共政策，其政策目标也因为政党轮替而时常面临落空的风险。其结果，就是社会不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输入，国家也不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输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号传递和反馈链条受阻。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政党丧失了很多功能：社会与国家的交流主要通过民意测验和大众传媒，而不再是政党的集会和刊物;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日益被利益集团、政策小组、智囊团或者专门调查委员会来控制，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严重衰退 〔7 〕。

二、从党群关系看：真实持久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数人利益

政党来自于社会，也服务于社会，无论近期目标的实现还是远期目标的达成，政党都不能离开社会的支持。当政党制度上的安排能够将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出来并通过政党的活动对这些利益诉求进行整合时，政党制度才能将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并保障国家的有序运行。

（一）中国政党制度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对政党而言，代表谁的利益是个根本问题。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广大人民群众虽然在具体利益上有差异，但在根本利益上却是一致的，这种社会结构上的重大变革为政党制度的广泛代表性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在制度安排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能代表与体现人民群众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又能对这些利益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整合，从而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格局。而在西方国家，由于社会结构中存在阶级之间的对立，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又具有局部性、单一性和片面性，表面上看政党之间相互攻讦，但其实质代表的都只是少数人、少数集团的利益。比如，1980年代以来，在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中，無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屈从于资本的利益，实行有利于雇主和垄断资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结果经济虽然发展了，传统制造业、社会底层、小城镇和农村民众却被遗忘了，政党则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成了“资本党”，忙于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 〔8 〕。

（二）中国政党与人民群众鱼水共存的密切联系

毛泽东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9 〕547由此把党群关系上升到了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从政党与社会之间的政治互动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塑造党的形象，保持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则与社会日益疏远，出现了卡特尔政党模式。在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密切的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虽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基层党群关系在发展中面临一些挑战，但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和基层政治生态的改善，党群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存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也存在于各个民主党派与其所联系的社会群体之间。而在西方国家，虽然近年来为应对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与挑战，政党开始有意识地借助社交媒体等手段加强与民众的沟通和互动，但由于金钱因素的渗入和媒体商业化、垄断化的加剧，权力只是更多地集中到大型传媒集团手中，而真正的受益者也只是“超级流量明星”而不是普通人，它所建构的也只是一个不真实的政治幻想 〔10 〕。更大的疏离还在于，随着卡特尔政党模式的出现，政党的资源取向由社会转向国家，政党不再作为社会的“代表者”出现，而是与国家相互融合，成为国家领域的“经纪人”和护卫自身利益的准国家机构 〔11 〕。

（三）中国人民对政党的政治认同持续上升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赋予执政党强大的社会认同。立足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以引领与服务社会为己任，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创新功能实现方式，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始终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2013-2018年间，中国共产党每年发展35岁及以下党员的数量都占发展党员总数的80%以上，与西方国家的政党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67-1996年，在19个发达国家中，有17个国家的政党认同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由于选民的政党认同和归属感明显降低，对于人们来说，该不该加入政党和是否应该长久地支持某一政党，变得无足轻重 〔12 〕。尤其是，政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下降，党员老化趋势日益明显。比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60岁以上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9%，到21世纪最初十年上升到56%，同一时期的法国从24%上升到42% 〔13 〕。

三、从党际关系看：多党间肝胆相照的合作，而不是党派之间恶性竞争

政党制度的核心成分，是各政党共处的形式和模式，如果这种共处的形式和模式与所在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等相适应，它就能更好地促进所在国的稳定和发展，反之则可能妨碍所在国的政治运行，影响社会稳定。

（一）执政党与参政党的通力合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搞的就是一党制，因为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不过，在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竞争和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关系，即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彼此之间在组织、行为和价值方面呈现一体化特征。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民主党派既不是执政联盟的成员，也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突破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传统政党制度类型，创立了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不是“相竞相轧”，而是“相增相长” 〔14 〕。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不同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追求合作，西方政党制度预设的则是在利益分殊的基础上展开政治博弈。因此，与中国各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政党政治呈离散化发展的态势，各政党之间相互撕扯、相互否决已成政治运行常态。比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对立对抗导致美国政府多次陷入僵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多次被迫“关门”。以至福山这位曾经宣称“历史终结”的美国学者也认为，美国宪法设置的制衡如今已变成否决制，无法实施有效统治的问题如今也降临到了美国自己头上 〔8 〕。过去，由于选票相对集中，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对立对抗主要发生在大党之间;现在，随着社会结构的离散化和政党政治的碎片化，大党往往要获得小党支持才能组阁，这就使得不少小党也成为具有讹诈潜力的政党，并借助其反对或者否决的权力向大党漫天要价。

（二）各政党共同致力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契约关系：中国共产党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真心为民，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承认其先进性与领导地位 〔15 〕。在领导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中，政党奋斗的目标并不是赢得选举进而执掌国家政权，而是如何在执掌国家政权和参与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因此，在新型政党制度下，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各民主党派都共同致力于如何更好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在西方国家，围绕选举展开的对抗和对立才是政党关系的主流。为了争夺选票，在整个竞选的过程中，传统的主流政党不再趋中、整合民意，而是比拼“互黑”。比如，在希拉里和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整个过程中，比拼的重点并不是用政策差异吸引选民，而是“互黑”的手段，并一次又一次刷新“负面选举”的下限;即便选举期过后，民主党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8 〕。

（三）立体结构的多元协商关系格局

在多党合作的基础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立了一个復合形式、立体结构的多元协商关系格局，突破了以执政为目的、以竞争为手段的西方政党政治模式。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中，通过会议、约谈或者书面等多种形式直接进行政治协商，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首要的形式。在从多党合作出发的政党协商之外，还有从政治协商出发的政协协商，其形式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参与的主体也更加丰富和多元 〔16 〕87。在知情明政、考察调研、工作联系和协商反馈等保障机制的支撑下，中国政党制度同时突破了以议会党团为中心的政治参与方式，创立了一种执政与参政有机结合、领导与合作内在统一的执政参政方式和一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 〔14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国家以议会党团为中心的长期纷争。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设议会党团，也不以界别为单位活动不同，西方国家的政党往往以议会党团为单位展开激烈的博弈。为了争取选民并赢得选举，政党首先做的就是对选民进行“切割”或者刻意迎合一些非理性的群体情绪，进而将不同利益群体的分歧公开化、对立化、扩大化，政党政治的碎片化、民粹化程度不断加剧，政策共识难以形成，事关国家发展的重要议案难以推动。

四、从党政关系看：负责任的治国理政，而不是利益集团导向的施政

西方国家体制对政党制度的吸纳导致政党独立性和自主性弱化，陷入利益集团政治的窠臼，难以形成整合社会与改革创新的能力，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相对于国家政权机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保证了施政决策之前和之中实质性的利益表达，治理绩效显著。

（一）中国政党制度对实质性意见表达的吸纳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承载着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最大限度地汇聚各方面意见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能够避免施政的价值偏离和社会撕裂。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来说，已经超越了西方政党制度所谓的“竞选—民主”的评判准则，而在更高层次上体现出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崇高使命和价值 〔17 〕。在西方国家，为了赢得选举，一些政党领袖和政治精英非常注重通过新闻媒体及网络来为自己“做秀”，各种选举与其说是候选人之间治国理政才能的比拼，不如说是一场候选人的多媒体真人秀。同时，媒体也会频繁炒作各种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导向，迫使政党迎合媒体需求调整自己的政策，进而导致政党的利益代表和意见表达功能都受媒体影响，党内选举和决策等活动往往屈从媒体意志或紧随媒体舆论偏好而行，出现“媒体党”倾向 〔18 〕。其结果，就是政党牺牲了以基本价值为导向的纲领政策，政党价值观和政治纲领的感召力进一步下降 〔10 〕。

（二）中国政党制度对利益集团政治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它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能够超越特定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的限制，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集中分析、过滤和综合，进而形成明确的政策议程，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群众路线的运用，广泛吸纳各方面的意见，据此制定整体性纲要，同时又允许灵活变化，从而创造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纵向结构，使各种意见和建议可以沿着这个纵轴源源不断地对流 〔19 〕。而在西方政党制度中，正如萨托利所说的：“政党从根本上讲所含的意思是‘部分，而就其本身而言，部分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20 〕13这种定位导致西方政党面对族群矛盾、利益分化时，不是去整合、缩小它，而是去公开、扩展它，从而进一步加深社会的分裂。对西方政党而言，利益集团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不能赢得选举才是。在经费来源上，利益集团捐助也一直是政党竞选与平时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由利益集团先向政党捐献政治资金并帮助政党组织选票，政党再通过向利益集团倾斜的公共政策进行回报，已经成为政党制度中广泛存在的交易。这种交易不仅为政党领域的腐败提供了温床，而且使西方政党陷入了利益集团政治的窠臼 〔21 〕。

（三）中国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日益凸显

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必须着眼于两种制度的治理效能。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各地各界各方面的力量纳入政治运行之中，广开言路、广求良策，确保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党和政府的决策中发挥实际作用，从而推动了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真正体现了人民民主的价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即使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也有信心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本身的防控中，中国更是以其高效的组织力和强大的凝聚力迅速控制住了疫情，这些在深层次上都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优势的具体体现。而从西方政党制度的运行实际看，竞选的短期需要严重限制了执政党长时段的政治视野。由于各政党都把争取选举胜利看作是头等大事，迎合选民成为政党和参选者首要的竞选策略，而国家、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则被束之高阁。比如，2010年以来日益凸显的欧洲债务危机和南美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务危机，就是因为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开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使国家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但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 〔15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又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强调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领导”“合作”和“協商”，三个要素完整地呈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效性建立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之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有序性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来保障;而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多党合作”能够创造“政治协商”的空间，“政治协商”能够提升“多党合作”的质量。“领导”“合作”和“协商”三位一体、相互支撑、有机融合，形成了人类政治生活中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形态。这种新型政党制度不仅代表着中国对国家—政党—社会关系的独特理解和中国对政党政治的独特探索，而且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发展规律，是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重要形态，丰富了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过去，人们一提到政党制度，首先想到的就是以“执政党—反对党”对立对抗关系为主轴的西方旧式政党制度;现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打破了对西方旧式政党制度的迷信，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途径，对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要从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高度看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进一步坚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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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