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旁观心会意

古远清

要了解东南亚文学概貌，要了解东南亚散文发展近况，要想知道东南亚作家的浮沉，光读《海外华文文学史》及其教材，是远远不够的。由朱文斌、曾心主编的分别为《新世纪东南亚华文文化散文精选》、《新世纪东南亚华文生态散文精选》、《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幽默散文精选》组成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丛书”，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它除了有东南亚华文作家代表作外，还有作家小传和每篇文章后面的评点，这作家小传比过去出版的同类书有许多新鲜的内容。如果将其汇集起来，就是一本可观的《东南亚华文作家小传》。这种书过去也出过一些，但受国别的限制，覆盖面不广。而这套丛书涵盖面除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外，还有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扩大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版图，无疑大有裨益。

在世界华文文学世界里，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的成绩，常常引起一些人的质疑，认为其成就既比不上北美华文文学，也难与中国台、港文学并肩：那里没有大家公认的经典作家，也无可以上大中华文学史的经典文本。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真实。像马来西亚就有金枝芒的长篇《饥饿》，并不比张爱玲写同类题材逊色。本书所收集的梦莉散文《过白帝城》，亦不可小看。作者用自己丰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记述游览三峡的过程，展现了打上中华文明印痕名胜古迹的优美风景，还用生动的文笔讲述了与酆都、白帝城相关联的历史故事。和追求意境相联系，梦莉常常引用一些中国古代诗词的名句。在散文创作中，“诗化”——具体说来是引用诗词佳句，并非是一切散文样式的最佳选择。但对梦莉的散文来说，诗词的运用无疑有助于增强作品的意味。

梦莉的散文其内容也许不够厚重，气势也欠恢弘，但它在内心世界的展示、人生意蕴的探寻和作品所表现的柔美、淡雅的风格方面，却令人刮目相看。梦莉一直保持着自己题材的特色和凄婉悱恻、回肠千转的风格，她没有改弦易辙写刀光剑影的战斗，写时代的大变动，写她父亲抗日的故事。如写所谓重大题材，她就不可能以自己细腻的感情、委婉的文笔和虚幻的美感动读者。读者看好她的，正是她笔下常出现的温馨而又苦涩的爱情故事及其甜美而又凄婉的笔调。总之，是具有阴柔之美的女性文学的特色，而非如战鼓、如狂涛、如号角的阳刚之美的特点的作品。读她的其他文化散文，就好似面对一位内心世界丰富的歌者，听她亲切讲述美好的故事和平凡而高尚的人物，听她娓娓动听地谈论人间的友情和对亲人的刻骨思念，使你觉得句句情真，字字意切。

作为泰国华文作家的林太深，他的作品也没有切断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田园诗文化”。中国古代文人都有深厚的诗学修养。林太深也不例外。他的《湘子桥遐思》，有强烈的诗歌精神的渗透。具体来说，是酿造诗的气氛，注重意境的创造。在隐约朦胧的广东潮汕景色中发现自己、寄托自己。正是经过这种“静美”气氛的过滤，作者的心里也染上湖光山色的情趣，以至情绪低落时，作者会风雨无阻地徘徊、流连于桥边。借景抒情，熔铸诗的意境，就这样成了林太深散文一种重要的构思手段。

在文学发展史上，散文是一种特殊的文类。它一度成为文学分类的“冠军”，以后的小說、新诗、戏剧便是从它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和散文“并肩”的文体。反过来说，除小说、新诗、戏剧之外，剩下来的便可统而言之为散文。而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散文本身也孵化出不同的文类，如杂文、报告文学、游记、传记等。“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丛书”散文部分没有按照这种传统分类，而按新时代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散文创作出现的新情况，将其分类为文化散文、生态散文、幽默散文三大类。

所谓文化散文，是指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识以及理性批判色彩的作品。它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随之东南亚作家也写了不少这类作品。他们的创作有理性的干预，知性和感性密切结合在一起。收集在丛书中的不少作家的散文，就将理性的凝重与激情的抒发紧密结合在一起。如余秀兰的《我与华大的情缘》，一而再再而三地叙述了作者从年轻时返国深造、工作和退休后到母校华侨大学驻泰国代表处工作的往事和经历，表达了对母校同时也是对华族文化无限向往之情。

如果细分，“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丛书”的文化散文还可以再分为历史散文，其内容聚焦于华族文化传统的回望，从黄鹤楼或敦煌壁画以及屈原、司马迁一类的文化名人故事里寻找灵感。像收在本书中一些作家的散文，在展示个体心灵和人格追求的同时，也有家国民族的浓烈情怀。这些作家的作品，所扮演的是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使者，力图通过故事贯通古代与当下，让传统文化情结附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如墨子的《古筝情愫》中的古筝，是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民族乐器。当柔美的女性弹起它时，便成了象征温婉恬静的艺术。墨子用古朴的笔调外加细腻深沉、委婉含蓄的意境，带我们领略了以古筝为代表的光辉灿烂华族文化的魅力。再如博夫的《我从茶乡而来》，不仅写出作者与家乡茶的缘分，而且写出作者在观茶、品茶中回忆往事、感悟人生，承继茶与古代文化以及现实生活的联系，将茶文化科学研究的“理”与文学创作的“情”结合起来，既充满思考的智性，又不乏个人感受和文化情怀。

众所周知，农业时代的结束，生态紧接着成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生态散文由此顺理成章产生。作为一种工业时代发生同时又反过来批判它的各种文化陋习的生态散文，不能用线性思维的方式理解为生态加散文。这种散文的本质是对诗意栖居的寻找、发现和重构，这可以从正面或反面借助于语言重塑大自然与人的平行关系，由此敲响生态面临着污染的警钟。在东南亚华文作者笔下，无论写什么题材，其生态散文所运用的是簇新的生态文明观念，并表现出作家的批判性。在传统白话散文作家笔下，大自然本是用来表达人们内在思想的载体，表现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昂扬情绪。生态散文把自然和人放在平等的位置作为表现主体，这相对于以人类为中心的作家，有着天南地北的文学观取向。以描写“南丫岛”的《海在呻吟》为例，作者不是为写生态而生态，而是通过描写搜集海上漂流物的船只，呼吁人们要保护我们的海洋。王润华的《重返新加坡植物园三题》，主要围绕作者重返新加坡植物园展开，分别表现了“绿色地标”、“绿色围墙”以及“登步树”三种事物，去提示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其中表露出不再让植物哭泣以及一草一木总关情的深厚情感，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望。周粲的作品则通过一天的见闻，追述了作者与知更鸟、鸡鸣、花香、黄金葛、老树与古墓、蕨等自然动植物之间所发生的故事。这里不乏闲情逸致，也有不少禅意之趣，表达出作者对山水花鸟的喜爱以及对回归大自然的向往。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幽默散文一直无法居主流地位。不过，在“五四”时期，幽默散文的地位比现在受人青睐。周作人就指出，“五四”散文的一个来源是明人的性灵小品，另一个借鉴对象是英国的幽默随笔。这方面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幽默散文再度复出，艺术上获得了丰收。从创作实践来说，东南亚创作成就比不上中国的高，但仍有幽默散文精品。不管是从事社会批评还是文明探究，幽默都是这些作品风格的鲜明特征。像本书一些作家表现的自我调侃的冷幽默，另有一些尖锐讽刺的热幽默，都是卓尔不群的。此外，还有善良的挖苦、深刻的反讽、自我调侃，可谓百花齐放，风姿各异。以孙宽《我和精英有个约会》为例，语言幽默风趣，同时穿插了不少调侃讽刺的笔墨，把“精英”在咖啡厅貌似严肃其实是冷漠和害怕的形态，刻画得跃然纸上。许通元的《消解乡愁》，通过食物“砂朥越哥罗面”来缓解乡愁。其中有丰富的联想，外加片段刻画和素描，更有不少颇具幽默感的文句。蔡家梁的《壁虎止步》，写主人公和壁虎斗勇斗智，使人忍俊不禁，这是平淡无奇生活中的一剂胡椒粉，供人开胃和休息。

当然，东南亚华文作家所处的并非幽默的时代，也不是因为生在蕉风椰雨中的人都会幽默，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歧视华人、放逐华文、解散华校的许多事很值得幽他一默。在淡莹、林锦、寒川、艾禺、希尼尔、董农政、伍木、南治国这些作家笔下，幽默不是带“荤”的段子，不是给读者带来廉价的精神抚慰，而是意味深长的思考。用法国罗伯尔·埃斯卡皮特的话来说：“幽默通过讽刺来故意建立一种紧张感。”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远非一蹴而就的工作。每个国家作家的表达方式和风格特征，往往蹊径独辟。东南亚华文散文不忘表现华族文化的传统，使更多的作品具有中华性的同时又有本土性，这本土性也就是南洋特色，这需要慢工出细活的研究。当然，“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不可能将东南亚各国优秀之作一网打尽，但这些资料足够我们书写《新世纪东南亚华文散文发展史》。朱文斌、曾心两位先生带领我们进入热带雨林的华文散文世界，可供我们进一步挖掘和确定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