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开发利用参与者的历史演变及特点探析

马立伟 刘山山

摘 要 文章从档案开发利用的主体及受众角度，对档案开发利用参与者从古代具有“君本位、相对单一”，到近代“官学并行、史学界作用凸显”，再到当下“参与者范围逐步扩大、‘以人为本成为最主要的指导思想”等特点进行阐述，并着重对当下档案开发利用参与者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将受众纳入社会档案资源建设及开发利用的主体中”“理论研究主体与实践主体有效结合”“‘以人为本，扩大视野”三个角度提出当下档案开发利用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 档案开发利用 参与者 演变 特点

中图分类号 G273.5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6-12

★作者简介：马立伟，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方向为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刘山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档案与信息管理系2017级硕士，研究方向为文件学。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 body and audiences of archiv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icipants： being “monarch-based and relatively single” in the ancient times， “official and academic parallelism and prominent role in history” in modern times， and current “gradually expanding participant scope with ‘being people-oriented as the major guiding ideology”. The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articipants of current archiv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n this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rporating the audience into the main body of social archives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main bodies with practice main bodies”， “being people-oriented and broadening the horizon”，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rchives is proposed.

Keyword archiv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articipant;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

现代档案学中，开发工作和利用工作在实际上是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档案信息开发工作和档案提供利用工作，是同一社会活动过程中的两个相互关联环节，缺一不可[1]193。故在实际工作和研究中，通常都是将档案开发工作和提供利用工作联合称为“档案开发利用工作”[2]51。这项工作涉及四方面的“人”：形成者、保管者、开发者、利用者。根据四者参与档案开发利用时所扮演的角色，又可将其划分为档案开发利用的主体（形成者、保管者、开发者）和受众（利用者）。

一、中国古代档案开发利用的参与者

1.古代档案开发利用的主体与受众。许同莘在《公牍学史》开篇即言：“公牍之起也，自生民知治其群始也。民之初生，其卧徐徐，其觉于于;饥则求食，饱则弃余。当此之时，无所谓生令政教也。有睿智者出，为之君长焉，为之号令焉。有君长，有号令，则非口舌语言可以遍喻而尽晓也，于是文字生焉。文字者，古人所以为临民治事之具也。”[3]1文书、档案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治理国家、沟通社会大众的重要政治工具。随着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界限的明朗化，各阶级的社会分工也渐趋规范化。自秦朝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封建大一统国家之后，各封建君主都十分重视对承载重要文化史实的档案典籍的控制，并借此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档案文献被贵族垄断，档案开发利用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档案文献编纂公布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教育和传播知识的重要途径，亦是档案开发利用最主要的方式。总体上，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目的是維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上彰祖德，下启孙谋”。因而，档案开发利用的主体是最高统治者、史官及一些私人编纂大家，与其相对应的受众包括统治阶级本身和掌握文字、知识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普通民众仅作为被告知者存在。

2.古代档案开发利用参与者的特点。（1）高度的“君本位”。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与国家的出现使知识、历史文化和记忆得以固化流传，掌握文字的知识分子在统治者的领导下建构并保存“历史”——史官集档案工作与编史工作于一身，统治者是档案存毁和开发利用方向的引领者。这一时期档案开发利用的核心主体是统治者，其主体和利用者是统治阶级本身，目的是宣扬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政策和文治武功，以期统治永世长存。档案工作、修史工作的政治性极强，体现出高度的“君本位”。（2）参与者相对单一。古代档案开发利用以档案文献编纂为主要形式，但因缺少制度和法律保障，受皇权至高无上影响，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兴衰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对编史修志工作的态度。这一阶段，虽然出现不少知名档案文献编纂大家，成果蔚为大观，且不乏私家编纂成果，但整体来说，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官方手中，仍是政府控制的官方行为。特别是编史修志，最高封建统治者甚至“钦定”“御制”选题、序言[4]26。官方垄断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主动权，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决定档案开发利用方向和程度，集政治家、史学家于一身的史官则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开发利用档案，是中国古代档案开发利用的突出特点。

二、近代档案开发利用的参与者

1.近代档案开发利用的主体与受众。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民主思想、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传入及近代四大史料的发现，促使我国档案文献编纂进入抢救性编纂高潮[5]17-19。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计划筹建国史馆，并准备建立国立档案库，同时史学界对档案的利用需求也大大增加，于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1931年开始了对历史档案的清点、整理和编印等工作。此外，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禹贡学会、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一些文化机构、学术团体和高等学校也自发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档案搜集、整理和利用工作。官学并行，共同掀起了明清档案整理研究的高潮。除此之外，國共两党还根据各自实际工作的需要分别对重要的档案文献、史料进行编纂，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汇编出版的《苏大会文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各种法令条令汇集》等。

2.近代档案开发利用参与者的特点。（1）官学并行。近代中国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具有明显的“官学并行”特征。一方面，档案文献编纂继承了官方修史的传统;另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禹贡学会、北京大学等近代化的学术机构也成为档案开发利用的重要力量。相比官方延续利用档案资政存史及注重开发利用的短期实用性，学者、学术机构则更加看重档案、史料在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和保护中的长远价值，为学术研究服务是当时文献编纂的最直接目的。近代档案文献编纂以根本不同于传统的面貌出现，档案文献编纂由以政治为中心转变为以学术为中心[6]60-61。虽然，这一时期学术性的开发利用工作甚至明显超过官方对档案的开发利用，但总体上仍是官学并行。（2）史学界作用凸显。被学术界称为“近代档案史料新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敦煌文书、西北汉晋简牍以及明清内阁档案的发现激发了档案学界、史学界对文书、档案的开发利用，并形成了甲骨学、敦煌学等新学科。史学界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促成了这一时期史料的整理、编纂。其中“整理档案会并未将档案视为己有，而是当作学术公器，积极开放，通过展览、公布目录以及摘抄等形式向社会公诸于众……”[7]131，使近代的文书档案工作除“资政”作用外，突出地展现了其本身在承载文化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各学术机构于整理之外或是通过陈列展览，或是通过编纂出版、查阅借抄等途径提供利用，提供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档案，这些系统、真实的材料使读者得到了宝贵的一手资料[8]64。与史学界相比，档案界在行政效率运动的作用下，催生了诸多“朴实无华，不尚虚理”的实用性著作，在档案开发利用中的作用并不算突出。

三、当代档案开发利用的参与者

1.当代档案开发利用的主体。刘耿生主编的《档案开发利用教程》一书认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从广义上讲是指所有从事档案信息工作的人员，然而从狭义的角度上讲，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是由不同类型的档案机构承担的，它们编制各种档案信息检索工具、编纂公布不同种类的档案、提供各种编研成品、提供深层次的档案信息服务”[9]139-140。诚然，众多档案机构由于性质不同，其角色、任务及服务范围也有所区别——档案馆是档案开发利用责任和义务的主要承担者，档案室主要负责向本组织提供相应的档案信息服务，以文件中心、档案寄存中心为代表的新型档案机构主要负责档案的管理工作，基本上不负责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但随着“以人为本”理念被纳入档案工作指导思想体系及社会对档案信息多元性需求的增加，以档案室为代表的内部档案机构和以文件中心为代表的新型档案机构、学术群体、社会文化机构、文化产业部门作为档案馆之外的开发利用主体，在档案开发利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广义上的档案开发利用主体更具适用性。（1）档案馆是档案开发利用的核心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负有“采取各种形式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职责。因而，档案馆是开发利用档案、向社会提供档案服务最主要的责任部门。（2）内部档案机构和新型档案机构是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辅助性机构。内部档案机构保管的是本单位所形成的档案，主要为本单位提供服务，行使的是业务职能，对推动档案工作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虽然内部档案机构和新型档案机构在档案开发利用工作方面因性质而受到严格制约，但另一方面其行政职能色彩不浓，可以进行创意性的开发利用，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独特的档案文化资源。（3）学术群体是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桥梁。首先，学术群体的档案开发利用灵活度较高，研究角度广泛，能够透过档案本身呈现出的表象深入挖掘掩藏于其中的本相，构建档案所承载的历史的完整体系，同时也能够对档案开发利用的技术、方法、政策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档案深层次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指导;其次，档案学和史学等学科既有各自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也有交叉之处，对档案开发利用工作既有共同的需求也有个性的要求，能够共同推动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不断进步。（4）社会文化机构是档案开发利用的重要补充性主体。2017年3月22日，广东岭海档案馆举行开馆揭牌仪式，意味着我国首家注册登记的省级民办档案馆正式开馆，同时也意味着档案开发利用工作有了新形式的补充：它的建设者来自社会大众，馆藏来自民间，用户是整个社会的公众。虽然尚不成熟，但在贯彻党和国家对档案工作“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优势——来源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更容易知晓并满足用户对档案开发利用成果的需求。（5）文化产业部门是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组织保障。首先，档案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档案界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中如何发挥优势也是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一直在关注、研究的问题;其次，从概念上看，档案部门应当属于文化产业部门的一个下位概念，属于文化艺术服务行业中的文化保护和文化设施服务门类，档案的开发利用应当包括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10]76-77。文化产业部门是档案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组织保障。

2.当代档案开发利用的受众。档案最初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是神秘的。随着社会发展及国家政策的调整，社会大众的档案意识得到显著提升，对档案信息提出了多元化需求。正如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所说：“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地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档案于普通公众来说已不再只是“国家的秘密”，也是寻找个人和集体记忆的重要材料，具有完善历史记忆、增强民族认同感、给予归属感的重要作用。当下，档案开发利用的受众具有范围广的特点，几乎包含所有对档案有需求的组织和个人。

3.当代档案开发利用参与者的特点。（1）参与者范围逐步扩大。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制定并执行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政策。“1958年，档案界提出‘以利用为纲的档案工作方针，使得普通公民能够接触和利用檔案有了理论前提。”[11]30198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开始正式实施，并设专章规定档案的利用、公布问题，标志着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进入了信息资源开发和共享的崭新阶段。档案开发利用工作不再局限于“资政”或学术研究，而是顺应时代、社会的要求，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利用需求。可以说，档案开放利用范围的逐步扩大直接促进了档案开发利用参与者范围的扩大，使其形成了以档案馆为主体，文博机构、社会文化机构和大众广泛参与的良好局面。（2）“以人为本”成为最主要的指导思想。21世纪初，国家档案局将“以人为本”纳入档案工作指导思想体系，强调普通公众在档案工作中的地位，档案工作的各项工作指标、体系建设开始突出公众的“主角”作用，开启了人民群众成为档案利用主体的转变。2010年12月14日，杨冬权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十一五”期间“我国档案工作指导思想的突破前所未有”，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档案工作、建立“三个体系”、实施“三大战略”的宏观思想体系，位居“三大战略”之首的“以人为本”战略明确提出“在资源建设方面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收集与保管，在档案利用方面重视所有人特别是普通群众的利用需求，在队伍建设方面重视人的素质提高和积极性发挥”[12]18-25。“以人为本”成为全国档案工作最主要的指导思想，为档案开发利用工作提供了方向和政策保障。

四、结语

总体而言，中国的档案开发利用工作主体经历了“君本位——官学并行——以人为本”，由官方到官学合一再到当下官方、学术机构、民间三大力量或独立或合作开发利用的多种力量共同进行的发展历程;而受众则经历了从幕后到台前的重要转变。正视现实，将理论付诸实践，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将各方力量形成合力，“以尊重人的权益、维护社会正义”为目的仍是今后档案开发利用工作需要努力的方向。

1.将受众纳入社会档案资源建设及开发利用的主体中。于国家档案资源之外建设社会档案资源是完善和传承档案文明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有助于拓展档案开发利用的途径。社会档案资源是由社会组织、家族家庭或公民个体形成、所有并管理，区别于国家档案资源，倾向于公民个体个性化档案服务的新型档案资源，具有明显的服务性、开放性和社会性[13]73-76。随着社会改革的发展与推进，档案自身内涵也在不断演进，研究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这种演进和扩大对档案文明有解构和建构的双重作用——将档案推向“世俗化”，使其变得不再像以前一样隐秘不可接触，冲击传统认知中档案的来源渠道;在“国家档案观”前提下，出现“社会档案资源”观念。民间档案馆、博物馆的出现为社会普通公众休闲式查阅，将自己私人的对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宝贝”存放于其中提供了渠道，同时也为充实社会档案资源，扩大档案开发利用提供了广泛社会基础。

2.将理论研究主体与实践主体有效结合。在档案开发利用方面，二者都是开发利用的主体，同时理论研究者也是开发利用成果的受众。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使档案开发利用工作更加注重二者之间的合作具有必然性：档案开发利用是档案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档案学术研究主体肩负着发展、完善档案理论与实践体系的知识积累与探索的职责，承担着保证档案事业平稳、有效、科学发展的重要工作[14]5;而实践则是掌握档案开发利用工作发展方向的第一道门槛，既可以对理论界的相关研究提出实际要求，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对象，检验理论研究成果的可行性。故加强理论研究主体与实践主体的合作，对共同推进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3.“以人为本”，扩大视野。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认为，后保管时代档案学的变化核心是档案不再被视为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的、虚拟的概念;档案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物，而是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积极体现。后现代档案工作不仅要关注档案的本身，还要关注档案的产生、整理和保管全过程，关注作者的意图，关注其形成和存在的宏观背景信息[15]159-163。因此，当下对档案开发利用参与者的关注也不能再只是眼前可见的开发利用主体和受众，档案的亲历者、报道人和整理者也应逐步进入开发利用工作的视野。对其进行回访，也即是对档案的回访，可以将档案、历史、文学、个人、时代等主题连接起来，有效揭示围绕档案形成的多层文本[16]55-62。深入了解、分析相关“人”在档案形成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对当下档案开发利用来说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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