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在满洲省委期间的工运思想和实践

巩琢璐

1930年，是中共满洲省委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几经动荡、人事不断更迭的一年。张浩（本名林育英，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仲丹）因富有领导工人运动斗争经验，于1930年4月，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到东北工作。截止到1930年11月张浩被捕入狱，张浩在东北从事工人运动的时间仅7个月。针对完全不同于中国南方的环境，面对诸多不利的形势和因素，張浩仍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深入群众进行调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工作方向。张浩在东北开展工人运动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也是我党在早期开展工人运动的一个缩影。

一、在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上，从经济罢工、群众斗争转向政治罢工、政治斗争

张浩到东北前，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基本以经济罢工为主，比如奉天兵工厂、抚顺工人的罢工口号主要是反对工头，而张浩认为要把斗争的范围扩大，比如要明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要在日本侦探威力下面屈服了”[1]310。

张浩的这一思想，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他领导的“五一”罢工中。1930年4月2日，张浩在中共满洲省委员会议上提出，“五一工作是促进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的实现，不发展其他的斗争是不能促进五一斗争的”[1]312。1930年4月5日，满洲党团省委通过了《对于“五一”工作的决议》，明确工作计划。期间，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破坏，张浩因到哈尔滨指挥“五一”工作，得以幸免。

张浩于4月18日到达哈尔滨。此前，哈尔滨市委已经开始领导和发动了一些群众斗争，比如皮鞋工人罢工示威、捣毁《国际协报》等，为“五一”示威做准备。张浩到哈后，不满足于仅仅发动群众斗争，而是在组织策略上，要求开展政治罢工和政治示威，即“必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斗争之目标之下奋斗，这样才能使总的政治斗争推动全部的斗争，各种的斗争趋向一致的行动”[2]374，希望通过“五一”总的政治斗争来推动群众的一致行动。

张浩以此来开展工作，并取得了成效。首先是进行“五一”政治罢工罢课的宣传。除在哈尔滨张贴布告、动员和发动群众外，张浩等人还到中东路一带的阿城、海沟、一面坡、宁安、穆棱、六站、五站等进行巡视，为群众宣讲苏维埃区域土地革命和红军发展的情形，效果很好。然后是在“五一”当天开展政治罢工罢课、政治示威，重点是捣毁日本领事馆。张浩等人组织哈尔滨的党团员以及大批工人、学生、农民上街游行示威。当日天降大雨，游行队伍多次被警察冲散。面对这一情况，张浩集合海沟等地游行群众，发表演讲，群众再次被动员起来，成群结队地向日本领事馆出发，举起三面红旗，冲到领事馆的大门。游行群众见大门紧锁，向大门和院内投掷石块砖头，如暴雨一般，将门窗玻璃打得粉碎。之后又散发传单、喊口号、游行。当时，参加及观看的群众达千余人。

二、在工人运动的组织上，注意发展组织建设和加强组织凝聚力

1930年5月7日，张浩从哈尔滨回到奉天。廖如愿、杨一辰、张浩组成新的省委，张浩任省委书记。由于党组织几次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几乎停滞[2]27。张浩返回奉天后，其工作的重心也从组织和领导政治罢工转向发展党的组织和建立工会。这一方面是对此前组织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认为党组织几次遭到破坏暴露出党组织的不健全[2]29，另一方面则意在酝酿更大规模的职工运动。

1930年5月24日，张浩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抚顺煤矿的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抚顺工人虽想极力地镇压与防范，以达到他极高度的榨取的目的，但因地方的辽阔，十几万工人群众的集中，失业工人的困守……环境的复杂十倍于安源”[2]34。

张浩之所以用安源来与抚顺作比较，原因有三。一是安源与抚顺在产业上有共同点，都是因煤而兴。二是安源与抚顺的工人在处境上有共同点，便于开展工人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安源约有矿工和铁路工人1.3万余人，而30年代初的抚顺工人约有2万余人，其中约2/3是矿工。两地工人都面临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处境，但收入少，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也非常低。三是张浩在工人运动方面的经验，主要来自于安源。安源是培养工运干部的摇篮。张浩于1923年冬到1924年期间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作，担任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营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但是抚顺与安源又有所不同，最为明显的就是外部环境和复杂的局势。安源地处两省交界，政权比较薄弱，而抚顺毗邻奉天，距离政治中心很近。安源工人面对的是军阀和资本家的压迫，而抚顺工人还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和防范。当时抚顺的白色恐怖非常厉害，中共满洲省委在1930年3月24日的报告中就提到，“抚顺最近又遭破坏，同志多已不能立足，工会会员二人被捕”[1]283。面对这样的情况，张浩积极转变工作模式，变集中训练为发展支部和工会组织。

此前，抚顺的工运工作是先组织培训班，在三四个月内训练出数十个工人干部，然后再开始总罢工的组织工作。训练班一期选七名工人，提供政治材料和工作方法，学习一星期后卒业，派回抚顺，然后再选一批进行培训。每期结束后回去成立一个支部。但是出于保密等需要，每期之间交接时只有一个人负责联系，与其他人不发生关系，也不继续发展群众组织，这并不利于群众斗争的开展。

张浩与杨一辰多次到抚顺指导工作，发展工会组织，并对抚顺特支进行整顿。1930年7月，抚顺工会成立。张浩除以全国总工会名义号召抚顺各矿召开代表大会外，还明确斗争纲领和口号，以此发动群众。据抚顺特支9月报告：“工会组织已建立起来，会员有100人，万达屋分会已成立，会员20余人，老虎台10余人，东大坑10余人，东岗10余人，龙凤坑10余人，发展党员30余人，建立支部5个，党员的工作都很积极。”[3]

三、在工人运动的方式上，从单一的工人运动转向工农兵互相配合的有组织的暴动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提出“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4]，这意味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路线由此占据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