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基于CGSS2012和CGSS2017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褚 雷 邢占军

(山东大学 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山东 青岛 266237)

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来自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中外学者对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重点之一就是有关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个体微观因素和社会宏观因素。个体微观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宗教信仰、人格、婚姻等，研究切入点比较直接(1)黄立清、邢占军：《国外有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进入21世纪以来，得益于大规模综合社会统计调查的实施，学术界开始关注社会宏观因素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社会宏观因素都与政府公共管理相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幸福感研究日益凸显的公共政策取向。

在公共政策取向的幸福感研究中，部分学者基于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的社会大背景，探讨了福利国家对幸福感及其解释机制，其中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考察重点。Connor和Kelsey通过分析104个国家在2005年至2012年间的数据，发现不同类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规模与幸福感之间都保持着显著的正向关系。(2)O’Connor, Kelsey J., “Happiness and Welfare State Policy Around the World”, in Review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Vol.4(December 2017),pp.397-420.在结果的解释方面，研究者借鉴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对福利国家的分析结论，认为社会保障在缓解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不平等和不安全风险方面的积极作用可能是形成幸福效应的重要原因。(3)[丹]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Davidson R, Pacek A, Radcliff B., “Public Policy and Human Happiness: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Market as Agents of Well-Being” in H. Brockmann and J. Delhey (eds.), Human Happiness and the Pursuit of Maximization, Happiness Studies Book Series, Dordrecht: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2013, pp.163-175.也有部分经验研究对上述结论提出了质疑，如Hessami分析了社会保障支出对欧盟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医疗卫生保障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U 型关系，Kotakorpiw和Laamanenz的研究也证实，社会保障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4)参见Hessami Z. ,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Well-being”, in Kyklos ,Vol.63(August 2010),pp.346-382；Kotakorpiw K, Laamanenz J., “ Welfare State and Life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Public Health Care”, in Economica, Vol.77(September 2010),pp.565-583.。由此来看，现有研究并未对社会保障与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提出一致的结论和令人满意的解释。

截至2018年末，作为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基本医疗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达到134452万人，参保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全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21090.11亿元，总支出17607.65亿元，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5)国家医保局：《2018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http://www.nhsa.gov.cn/art/2019/2/28/art_7_942.html。那么，在中国社会背景下，伴随基本医疗保险的不断发展，居民幸福感水平是否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影响机制？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和2017年的数据，就基本医疗保险这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展开探讨，试图为完善和优化相关政策体系提出合理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国外有关基本医疗保险对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最早可追溯到Veenhoven的研究，但其结果并未发现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6)Veenhoven R. , “Well-being in the welfare state: Level not higher, distribution not more equitable”, 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Vol.2(April 2000),pp.91-125.Pacek和Radcliff以及Davidson等之后对OECD国家分别展开的研究则得出：那些实施了支出水平高、覆盖面广的基本医疗保险等保障项目的国家，其居民呈现出了更高水平的幸福感水平。(7)参见Pacek A, Radcliff B. , “Assessing the Welfare State: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i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6(June 2008) ,pp.267-277；Davidson R, Pacek A, Radcliff B., “Public Policy and Human Happiness: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Market as Agents of Well-Being” in H. Brockmann and J. Delhey (eds.), Human Happiness and the Pursuit of Maximization, Happiness Studies Book Series, Dordrecht: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2013, pp.163-175.随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国内学者也开始探讨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边燕杰等在比较中英两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基础上，提出基本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可能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8)边燕杰、肖阳：《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亓寿伟、冯诗杰、Shao-Hsun Keng、陈璐等的研究结果也都证实了参与基本医疗保险有助于提升老年居民幸福感。(9)参见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11期；冯诗杰，李宪，袁正：《医疗保险与城镇老年人幸福感》，《消费经济》2014年第4期；Shao-Hsun Keng, Shin-Yi Wu., “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 The Effect of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on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i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5(August 2014),pp.783-808.但也有研究指出，基本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存在城乡等群体差异。(10)参见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金融研究》2016年第8期；霍灵光、陈媛媛：《“新农合”：农民获得幸福感了吗？》，《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桑林：《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8年第6期。由此可见，有关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的结果，在参保类型、参保群体等方面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参与基本医疗保险有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假设2：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存在城乡差异。

(二)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根据前文梳理的已有研究结果可知，居民幸福感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应该也会受到其他因素和变量的影响，即可能存在作用机制。但是就已有研究来看，仍缺乏系统的探讨和分析。本文在整理和归纳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后，根据基本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所应具有的收入再分配、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防范社会风险等基本功能，分别根据心理学、社会学等的理论立场，从心理中介论、收入分层论和社会融合论出发，探讨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解释机制并验证研究假设(理论假设模型见图1)。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1.心理中介论

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基本医疗保险的维护社会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功能可以通过主观认知评价来进行衡量，由此，我们可提出心理中介论的基本逻辑假设：基本医疗保险可以通过改善个体的安全感和公平感来影响居民幸福感。现有相关研究结果可以为上述机制提供具体依据。为验证心理中介论，我们提出研究假设3和4：

假设3：安全感在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4：公平感在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收入分层论

由收入分层所引起的资源分配不平衡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处在高阶层地位人群(往往收入更高且占有更多的优势资源)的幸福感要比低阶层地位人群(往往收入较低且缺少优势资源)要高。(11)Di Tella R, Robert M., “Some Uses of Happiness Data in Economic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0(February 2006), pp.25-46；张云武：《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获得路径及演变趋势——基于浙江省五个地区的实证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鉴于基本医疗保险理论上具有的调节收入再分配和保护弱势群体的重要功能，宏观上也会通过影响收入分层而影响居民幸福感。(12)Delhey J, Kohler U., “Is Happiness Inequality Immune to Income Inequality? New Evidence through Instrument-Effect-Corrected Standard Deviation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 Vol.40(May 2011),pp.742-756.根据这一逻辑思路，我们可从收入分层入手来分析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提出有关社会分层论的研究假设5和6：

假设5：2012—2017年，相对于中低收入居民，中高收入居民更加幸福；

假设6：2012—2017年，基本医疗保险能够影响不同收入居民幸福感差异变化。

3.社会融合论

社会融合论逐渐成为西方学者研究民族融入、移民群体、社区发展等相关课题的重要分析框架，国内学者则主要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重点关注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问题。按照社会融合的理论逻辑，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社会融入程度越高，其生活满意感和幸福感应该会越高，相关实证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推论。(13)季永宝、高敬云、杨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城市问题》2016年第7期。根据前文所述，基本医疗保险是抵御健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则也是其融入流入地区的重要保障。由此可知，基本医疗保险理论上能够强化社会融合的幸福感效应，但是现有实证研究依据还较缺乏。因此，本文选择分析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从社会融合视角提出有关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假设7：

假设7：基本医疗保险能够强化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和2017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的方法，采用入户方式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与家庭基本信息、主观幸福感、家庭性别角色、文化消费等几个部分。经过去除缺失值等处理，本文采用该调查施测的4991位(2012年)和3209位(2017年)被调查者作为样本，具体构成情况如下(括号中的数字为2017年情况)：男性2649人(1497人)，女性2342人(1712人)；农村户口2579人(1652人)，非农户口2412人(1557人)；在婚者4618人(2886人)，不在婚者373人(323人)；有工作3260人(1865人)，无工作1731人(1344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者4474人(2965人)，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者517人(244人)；中共党员655人(388人)；非中共党员4336人(2821人)；有宗教信仰715人(326人)，无宗教信仰4276人(2883人)；平均年龄49.8岁(49.8岁)，家庭人均年收入均值为9.32万(9.81万)，家庭平均人口数3.02人(2.83人)。

(二)变量介绍

1.因变量

在CGSS 2012和2017中，含有四个主观幸福感的数据来源。其中三个是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单项目测量，分别是社会态度调查部分的“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从“1 非常不幸福”到“5 非常幸福”评价) ；另一个是主观幸福感调查部分的“请给您目前的幸福感评分”(最高10分，最低分0)和在幸福感评分中您认为几分以上是幸福的(最高10分，最低分0)。第四个来源也是来自主观幸福感调查部分，采用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 SWBS—CC20) 进行测量。(14)邢占军、吴东民、于萍等：《中国幸福指数报告(2006-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根据上述主观幸福感测量的信度检验结果，SWBS—CC20 的可靠性更高，故本文选用SWBS—CC20 测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在两年调查中，该量表的内在一致性分别为0.835和0.822。该量表包含10个维度的体验，分别为知足充裕、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家庭氛围。每个维度2题，每题按照1—6分进行评分，可以得到10个分维度分数，以及一个相加后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分数，分数越高表明幸福感越高。

2.自变量

基本医疗保险通过问卷中A61“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来测量，回答“参加了”取1，回答“没有参加”取0(为更好地分析影响机制，研究剔除了“不适用”“不知道”和“拒绝回答”的样本)。安全感方面，本文参考桑林等的方式区分出经济安全感和心理安全感两个维度，并以两评价维度之和来衡量安全感。(15)桑林：《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8年第6期。经济安全感用问题A64“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表示，答案1到5分代表由“远低于平均水平”到“远高于平均水平”，分数越大经济安全感越高，其中，为保证更好的预测性，剔除“不知道”和“拒绝回答”的样本。心理安全感以社会信任感来体现，使用问题A33“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来表示，答案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到5，数值越大心理安全感越低。其中，为保证更好的预测性，剔除“不知道”和“拒绝回答”的样本。公平感方面，问卷中直接访问了调查对象“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答案1到5分别代表“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比较公平”和“完全公平”，数值越大公平感越高。本文按照问卷中的A8a“您个人去年(2016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来确定被调查者的年收入，同时借鉴五等分法来划分将被调查人员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五组不同的收入群体。(16)此方法是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将人口分为五等分，然后测量各20%的人口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人口比例与占有的收入比例之间总会有差距，由此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各阶层的收入状况和贫富差距状况。社会变迁通过比较分析2012年和2017年两期的数据来体现。人口流动方面，参照以往研究，将选择户口登记地不在本区/县、县级市的样本定义为流动人口，进行相关分析。社会融合则通过问卷中的A31a“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和C5“在过去12个月里，您参加下列团体组织活动的频繁程度是：”来表示，频率越高表示社会融合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

从现有研究来看，以下因素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在本文中需加以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政治面貌、户籍、宗教信仰、工作情况、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规模、相对收入(基尼系数)。

(三)统计模型

考虑到幸福感测量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定序变量，而前人对于采用OLS法回归和Oprobit法回归存在争议，因此，本文在参考过往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在基本回归中，选用两种方法进行回归，选择描述结果较合理的OLS法进行解释；在中介变量的检验中，考虑到中介变量的特性，故选用Oprobit法进行回归；在两年对比样本的模型回归时，对于OLS法、Oprobit法及OLM法回归的结果均进行了展示，以避免未观测到异质性的影响。

三、数据分析

(一)总体回归结果

表1 报告了OLS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鉴于CGSS中没有区分被访者参加何种基本医疗保险，本文根据户籍状况来分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参与不同类型基本医疗保险上是否存在差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2012年和2017年的统计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即2012年的结果验证了幸福感效应，而2017年的结果则不显著，可见年度之间存在差异，研究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从适应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进行分析，这也是解释“幸福悖论”的两个重要视角。根据适应论的基本观点，人们的心理在适应新的环境中会不断地进行调整，使主观情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之下，而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低层次的需要满足后，个体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满足。(17)[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75页。从当年度的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情况分析入手，2016年(CGSS2017年的数据实际上呈现的是2016年的结果)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亿人，参保覆盖率稳固在95%以上，各项待遇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中国政府也于当年获得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授予的“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18)新华网：《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2017-09/29/c_1121747583.htm.可见，与五年前相比，2016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按照适应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来解释，伴随着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个体会逐渐适应这一事实，欲望可能会有所提升，会趋向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幸福感水平可能会发生停滞甚至降低。

表1 居民幸福感总体回归结果

在划分城镇和农村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则显示，两年的结果都表明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城镇居民的影响不显著。因此，结果支持基本医疗保险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存在城乡群体差异的，研究假设2成立。具体来看，一方面，农村居民作为参与主体的新农合制度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都取得了显著性的进展，待遇水平稳步提升、大病保险加快推动，这些重大进展可能是农村居民幸福感得以显著提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自2016年开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制度并轨工作全面启动，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逐步建立，这将极大地提升基本医疗保险的公平性和均等化水平，而其中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提升最为直接，因此，其幸福感水平较之城镇居民上升可能也更加明显。

有关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年龄结构的分析中，年龄的一次方系数为正、二次方系数为正，且均显著，这说明居民幸福感在年龄结构中呈U型特征。女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居民，教育程度更高的居民幸福感更高，已婚居民比未婚居民的幸福感更高，党员的政治身份有利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健康状况、家庭收入的提升和家庭规模的扩大都有利于增强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基尼系数的提升则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见，收入不平等不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这些结果与已有文献结论相吻合，由于不是本文研究重点，所以不再深入讨论。总体回归中还设置了按省份划分的地区虚拟变量，作为地区差异控制变量。

(二)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安全感和公平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文借鉴Baron和Kenny关于中介变量的四步骤检验法来验证安全感和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此方法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19)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51(June 1986),pp.1173-1182；Nowell B, Izod A, Ngaruiya K, Boyd 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Sense of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Comparing Two Motivational Constructs in Understanding Leadership within Community Collaboratives”, i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26(February 2016),pp.663-676．具体步骤为：(1)检验基本医疗保险对中介变量是否具有显著影响；(2)检验中介变量对居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3)检验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4)如果这三个关系成立，再检验基本医疗保险、中介变量对居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此时，如果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减弱甚至不再显著，那么说明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可能是通过该中介变量传递的，即该变量的中介作用成立。加入了安全感(分为经济安全感和心理安全感)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根据分析结果，四个方程均符合中介变量的要求，因此安全感和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显著(为节省空间，文中只呈现了安全感2017年的分析结果，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索取公平感的分析结果)，研究假设3和4成立。具体来说，参与基本医疗保险能够增强居民的安全感、公平感，进而影响幸福感的提升。

(三)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收入分层和社会变迁的作用分析

本分按照收入将被调查居民划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五组收入群体，同时选定中低收入为参照组进行回归分析，表3报告了2012年和2017年的幸福感收入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表3 CGSS2012和CGSS2017居民幸福感收入分居回归分析

表3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但未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参与变量的模型1和模型3中：2012年，中上层的幸福感显著高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居民，到了2017年，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都显著高于中低收入居民。由此可得，假设5不成立，实际情况应更加复杂。总体来看，五年的时间里，一方面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幸福感有了较大提升，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逆袭”；但是另一方面中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一直未有较大提升，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参与变量后，得到模型2和模型4，结果显示，在模型1和3中所呈现的不同收入群体幸福感差异都不再显著，由此可以推测，基本医疗保险可能是上述不同收入群体2012—2017年幸福感差异变化形成的原因，研究假设6可能成立。当然，不同收入群体幸福感差异的变化是否主要来自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考察。

(四)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分析

表4呈现了拥有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融合程度的交互项对全体居民及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结果(CGSS2012年和2017年的数据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因版面所限，仅呈现基于2017年数据的分析结果)。全样本回归中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融合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系数均在10%水平上显著，但交互项不显著，流动人口样本中则均不显著，这说明基本医疗保险并没有强化社会融合程度对全体居民及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此假设7不成立。上述结果证实了这两个因素对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基本医疗保险在强化社会融合对其幸福感的效应方面并不显著，即还不足以强化社会融合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而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衔接障碍、报销难度大以及保障水平不高都是不利于他们社会融合程度提升的可能因素，并且阻碍了其幸福感的提升。

表4 基本医疗保险与社会融合对幸福感的交互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CGSS2012和CGSS2017年的数据，分析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并探索了有关影响机制，研究总结与讨论如下：

第一，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显著提升作用在不同的年度里存在差异，但是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一直存在。建议在继续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全民覆盖和合理增加保险支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保险经办服务水平、医疗服务可利用水平，并防范因保险支出增加可能带来的医疗服务价格、基本药物价格等的提高，满足居民不断上升的基本健康医疗需要。同时，应继续改善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加快医保城乡并轨、加强医保联网服务等，着力提升我国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水平。

第二，基本医疗保险可以通过影响居民的公平感和安全感来实现幸福感的提升。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公平效应对于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在加快制度并轨的过程中建议着力解决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问题，不断优化完善报销流程，强调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相融合，提升庞大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城市农民工的参保获得感。另外，要发挥好基本医疗保险在如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抵御作用，重点做好中低收入及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工作，有针对性地合理提升保险待遇水平，减小此部分群体的健康风险，进而稳定他们的幸福感水平。

第三，收入分层是影响基本医疗保险幸福感效应的重要因素。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在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收入较低的居民可能仍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对于中低收入居民来说，建议在不断提升保障待遇的同时，防控保险支出增长可能带来的医疗服务过高、保障门槛提升等问题，从而防范这部分群体因病致贫，幸福感水平停滞甚至下降，避免社会排斥效应；对于低收入居民来说，应继续做好基本医疗保险的普及工作，做到“应保则保”，使得这一制度的再分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全社会营造同舟共济、凝聚融合的氛围，助力落实“两不愁三保障”。

第四，基本医疗保险在强化社会融合提升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方面作用不显著。在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深入的背景下，提升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有利于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流入地区。因此，应继续突破户籍障碍，让流动人口能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