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入口的身体

李壮

一

马叙的散文《走在前面的人仿佛消失在去往远方的山路上》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开头。它不是从介绍开始（例如“某某年，我多少岁，我在某某地”），也不是从喟叹开始（例如“如今回想起来……”），而是从物开始：两块牌子（场牌），“一块写‘浙江省泰顺县地方国营红星林场，一块写‘浙江省泰顺县地方国营上佛垟林场。”两块牌子冷冰冰地，轮流放在林场的仓库里蒙尘——就像这个故事一样。但蒙尘的牌子也依旧是牌子，它们永久性地携带着命名与规定的威严，沉默着，却是含着话语、甚至含着历史沉默在那里，好似随时可以发言并且保有不必中止的天然权力——也像这个故事一样。

没错，这个故事、这篇散文的讲述，正是这样散发着沉默的气息，真切、从容而又不失庄严。

沉默意味着不是廉价的聒噪，庄严在很多时候来自于直接袒露问题的核心。二者大致指向相同的方向。在马叙的笔下，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身体。这是一个发生在知青与深山林场之间的故事，我们所读到的，其实是一个年轻生命在特殊的（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极端化的）生存处境中与自我的对话——这个“自我”，将优先在直观的、本能的、现象学的层面上展现为身体，而后，再将社会、历史、青春成长、心灵疑难等诸多浩大的话语铭写在这躯壳之上。

因此，同样是那个开头，马叙带我们走进文本的方式，不是解读场牌文字的内容或介绍文字背后的故事，而是辨析文字的读音乃至发声腔的感受：

“红星林场，用蛮讲话喊这个名字时，气息从鼻腔里冲出，红星二字发音浑浊，林场二字相对清晰，用重音。当红星林场还原到原名上佛垟林场，上佛垟三字，蛮讲话发近似‘肖哟音，佛字几近省略，这个由三字组合的名词完全控制在鼻腔内并完成发声的进一步交融。”

鼻腔内的交融过程整合完毕，我们才能在感知性的层面回到当年、回到那片林场。于是才可以写到场部。于是才可以写到当年。

二

场部里的故事很多，但要真切地讲起来，还是同身体、同感官有关。不是简单、统一的概念性感官经验，不是饥饿或寒冷或疲劳，而是更加文学性的，是某些感官经验的极致放大、以及其他某些感官经验的临时失灵。

例如马叙写林场的整体环境，他选择写雾。深山里的雾，切断了视觉（这是常规经验环境下主体与外界衔接的最重要渠道），而无限放大了听觉。“如果在浓雾弥漫的天气里，十来个职工同一时间里一起排队出工，走在最后的人只能看得见前面三五个人的背影。走在更前面的人仿佛消失在去往远处的山路上。只有当更前面的人说话时，才能感受到一行人是走在一起的。”因此出工要吹哨子，“深山里的哨子清脆，响亮，还有极短促的回音。浓雾天的哨子比平时更加清脆也更加响亮……看不到，听到，足够。”声音（哨声）由此在这里獲得了绝对的权威、甚至关乎某种求生的本能，而这其实也恰恰是那个特定年代的文化隐喻——你看，在这里，身体的经验当然不仅仅关乎身体本身。

再如寻牛一段，红糟五花肉的存在调动了所有感官，那印象是深刻的、是活色生香的，忙不迭甚至乱方寸的手眼口鼻，不知觉间关涉的已经是“匮乏”的重大经验——呈现出来，却是幸福乃至狂欢的形象。与之类似的还有烧防火线时那种燥热的温度、噼啪作响的声音，“火”是真实的又是隐喻的，因为马叙在之后很快便将扫过情欲的话题。在那个年代，情欲是危险的，或许这又是作者把笔锋过渡到“枪”时的潜逻辑。然而即便这样危险的事物，也依然投射出浪漫诗意的感官投影：“一条发光的长长的子弹轨迹拖向对面的高山密林之中。枪响过后，空前的安静。”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可触可感的大量细节：“实弹射击的连续音爆，密度频繁的后坐力，呛鼻的硝烟味，空弹壳的落地弹跳”……

三

沿着身体经验的话题往下深究，我要说，马叙笔下的充盈满经验和感受的身体，不是笛卡尔式的、也不是福柯式的，而是梅洛·庞蒂式的。

——我知道，马叙在动手写下这篇散文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什么笛卡尔、福柯或者梅洛·庞蒂，他或许都不一定专门想到了“身体”这个概念。但是不要紧，只要文本最终呈现出的东西与此相关便可以了，好的文学，其阐释性必然会强力地溢出作者原初和具体的想法动机。我愿意相信，好的文学表达本身是具有生长性的、甚至是可以自我增殖的存在。更何况，不同类型的身体模式，关联着不同的历史语境、尤其是身处其中的人的状态。而这些，毫无疑问是马叙所试图触碰和表达的。

所谓笛卡尔式的身体，是精神意识支配下的身体。在“我思故我在”的经典推论之下，笛卡尔将柏拉图以来的心物二元论传统发展至极致，“我们都只能听信自己理性提供的证明。请注意我说的是理性，并不是想象，也不是感官”（笛卡尔《谈谈方法》）。理性（“思”）是至上的，身体的感受，成为了理性逻辑的投射、证词或效应推导装置。而福柯眼中的现代肉体，则是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一个权力事件、一个历史成果或文化产物而出现：权力的征服，体现在对话语——进而是对身体——的形塑之中，肉体作为被规范、被征服的驯顺的对象，全面坠入了“权力之网”。

这也正是马叙这篇散文有趣的地方。表面上看，马叙笔下的林场生活，乃是建立在笛卡尔式与福柯式杂糅的庞大历史地基之上：出于对人类理性和线性历史观的空前自信，我们曾经历过一段尝试重新建立历史话语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彻底改变世界（自然世界形态与人类社会结构）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在此过程之中，权力话语和观念形态，曾经大规模地引导和支配过个体的具体行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是此种历史运动的典型表征。然而，马叙的这篇文字，它所呈现给我们的感受主体（“我”），却在身体的层面上，强力地挣脱了这种“笛卡尔+福柯”式的历史话语逻辑：不仅仅是文中当时当地的“我”没有沿着既定的历史话语轨道去阅读世界，甚至在此时此地的书写层面，作者也并不是在同一话语轨道内去进行简单的反拨（如伤痛书写、反思性书写等）。相反，马叙所做的，是让身体觉醒、让那原始而充满古老青春能量的肉身向着最本真的世界不断敞开。他去听、去看、去品尝，在大山深处的密林云雾中，他仿佛找到了一条未被污染的生命通道。

四

这样一条通道，是梅洛·庞蒂式的：“世界不是我所思的东西，我向世界开放，我不容置疑地与世界建立联系”，正是借助身体及其知觉，事物袒露出其本真意义，身体及其知觉，乃是“作为通向真理的入口为我们而被规定的”（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如同在固有的地基上建造起意外的建筑，正是这样的微妙错位、这种对陌生入口（包括入口背后的陌生世界）的探寻，使得马叙这篇散文变得生动、真切、萦绕着不落俗套的庄严。但相应的，它也会使文中的“我”陷入某种犹疑、困惑的状态。在此意义上，我认为马叙将“学医”经历作为文章结尾是非常高妙的选择，它提供了一种真实的象征，并在不动声色之中带我们接近了一段历史的隐秘安静的本质：“当我独自坐在医务室里的条凳上，我的思维会极端地游离”“只要我每次置身于医务室里，我就仍然是恍惚，摇摆，目光涣散，心不在焉，思维混乱……来的人越少，医务室空间带给我的压迫感越是强烈。”坐在医务室中央的“我”，就像林场版本的哈姆雷特，仿佛从深重的睡梦中醒来，却发现自己并不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这时的我陷入了一种完全的荒谬。”

这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收束并解释了文章的总体形态。总体上讲，这篇文章充满了“故事”却几乎没有“情节”：按照福斯特的观点，“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伤心而死”是情节，前者是时间中事件的排序和展开，后者则被强大的因果逻辑所支配。马叙在这篇散文中所关注的始终是经验的展开——或者说，是对经验的重新捡拾、磨洗、回味——而非总结，而非判断，而非逻辑推演的证伪或证实。从一而终地，他一直在诉诸身体而非思维;丰盛的身体经验在此不是推进装置而是弥散装置，它不服务于情节而是服务于故事、事件乃至更单纯的行为。如果说此中有叙述动力存在的话，那么这动力恰恰就是对总体的、整一的动力系统的拆解，是把拆解过后的动力单元演化成各自经验景观的愿望。这一系列的景观并置在一起，便呈现出那游离、寻觅、带着一丝荒诞感与世界不断擦撞的青年内心图景，便成就了散文似散而非散的“神”。

在这个过程中，那个端坐在医务室中细数着瓶瓶罐罐的年轻人，也仿佛又回到了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