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不可通约的生活之可能

张涛

一

“翁教授虽然每年讲的都是新课，但每换一次新生，他就改变一次教课方式。每讲一次课，他都用一个关键字，这样便于记忆，因为他已经老了，还因为那些同学都还小，几乎接近90后。年纪小的和年纪老的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记事。课堂内容多了，不仅备课花时间，讲起来也费神费事，接受起来也有问题，内容太多，吸收不了，最后还是个还。不如每课或每天的课，集中在一个内容上，以一个字来概括。”同为老师，对翁教授的“良苦用心”感同身受;对翁教授面对的学生们的状态，同样是“历历在目”。因为职业的缘故，《翻译课》的内容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吸引我的主要不是“翻译”，而是“课”。翁教授还算是个用些心思上课的老师，但他在“课”上的尴尬遭遇，还是很让人唏嘘——

听到这里，学生都不做声，也不知道是赞许，还是反对，反正一声不响，也许是在等着教授叫他们，把第三句的译文念出来。

翁教授讲课，喜欢海阔天空地闲扯，把各种知识，融入讲课内容中，因为他认为，翻译就是一个杂学，但这些交了高昂学费的学生却有些不耐烦了，课上了半天，却连翻译的皮毛都没有触及，他们恨不得一夜之间学到全部技能，第二天一过，就能通过翻译考试，顺利取得移民资格，获得澳洲永久居留身份。看看他讲的这个阿罪的故事，没有引来一个笑声，估计没有兴趣，他就开始点名了：兵器！

思想的相互认同，不同见解的彼此争论，这都是课堂上的理想状态。但“一声不响”的沉默，也是如今课堂的真实场景。我们常说理想是对现实的反驳，但现实何尝又不是常常反驳理想。这种课堂上的沉默也正如翁教授“本次课”讲的“反”字一样，现实的课堂是对理想教学状态的“反”面。

翁教授课堂的尴尬状态，也与他的这门课有关系，他教的是“翻译课”，学习的学生也都是希望获得翻译的秘笈，一夜之间顺利通过翻译考试，获得移民资格。他们以为翻译就是一个“语言”问题，翻译也一定有标准的“公式”和“套路”，但“翻译”里简简单单的就是“语言”问题？翁教授自然明白个中道理，除了“语言”之外，翻译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在现代语言学看来，文化就在语言之中，只能说明此理。如果不懂得一种语言的文化、历史，仅仅从“单词”和“语法”的角度进行翻译，难免会闹出类似于“常凯申”之类的笑谈，但是那些心心念念尽快获得移民的学生哪里关心这些，所以他们才会对翁教授的“东拉西扯”十分不满。除此之外，翁教授与学生们的隔膜或者代沟，也是造成他们彼此对“翻译课”错位理解的一个原因。阿城说过，“年龄”不是划分“代际”的标准，“文化构成”才是划分“代际”的重要标准。有相似的“文化构成”就是同代人，要不怎么会有“忘年交”？翁教授的“文化构成”就与他的学生们差异巨大。翁教授为了增加课堂的趣味性，讲了他在文革中经历的“趣事”——

他知道，这个故事只要一讲，定会活跃课堂气氛，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讲了起来。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中学读书，经常停

课闹革命，不是到工厂学工，就是到农村学农，在农村学农时，带队老师管得特别严，就连学生上厕所，也要叮嘱一句：去去就回，不要耽搁时间！班上有个不服管的学生，长得大头大脸，自己编造了一句话，就是上面要你们翻译的那段话，带着几个不怕事的学生，从老师面前走过时，像念经一样，反复诵读这句话，想故意惹恼老师。

这段“趣事”讲完之后，在座的学生依然没有反应，还是鸦雀无声。翁教授对此倒也应对自如，便迅速进入了正题。年轻一代对于翁教授们的“历史感”毫无体认。这或许也不能把问题全都算在年轻人身上。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就是教育，如何在教育中呈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也是一个大问题。同时，每一代人切入历史的“方式”是不同的，年轻人不大可能再像翁教授那样“亲历历史”，同时也不大可能以一种“正统”的方式切入历史。他们切入历史的方式，主要還是由当下的文化形态所决定的。这又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翁教授对此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我想，不仅是翁教授如此，我们亦然。

二

翻译既然涉及文化问题，在两种文化转移的过程中，难免会触碰到各自文化中的一些禁忌以及文化的“变形”。

翁教授在翻译课上为了说明“中文之粗”与“英文之细”，就举了一个关涉强奸的案例——

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能够说明两种语言互为倒反，一个没有复数概念，另外一个却很在乎单数和复数之间的细微差别，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却不料暗中伤了那些文化不同，样子一样的人的感情，这使得翁老师很气馁，很郁闷。

因为班上的女生多，翁教授举的这个例子，让一些学生感到“惊恐”和“厌恶”。课后，就被学生“举报”了。好在学校的经理人不错，估计也了解翁教授，只是提醒下翁教授以后要多注意。

在《夜宿国王十字街》中，也有“翻译”的问题——

另一次我译约翰·厄普代克的一首小诗，也是关于做爱的，标题为“Fellatio”。这个字翻遍大大小小的中国人编的英文字典就是查不出来，让我气馁。找他问时，他显得有些窘，我这才发现自己时间地点都选得有些不对，因为马上就要上课，班上的人已陆陆续续到齐，就我一个人立在讲台前问他fellatio的意思，等我弄清这是“口交”的意思时，就轮到我发窘了，好在除我而外，那些读研究生的没一个知道fellatio的意思，最后我把那首诗的标题译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飞拉吮》。什么意思让人家捉摸去好了，反正国人有的是想象力。

上段引文中女学生对翁教授的“误解”，此段引文中我对乔的“理解”，其实都是牵涉“性别”与“文化”的大问题。无论是误解，还是理解都源于此。

欧阳昱的两篇小说，表面上都谈及了“翻译”问题，其实质是呈现两种文化或异质文化之间的隔膜或者是矛盾，以及国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生存状况与文化境遇。

这两篇小说都涉及“性”的问题，我料想可能是欧阳昱觉得，这个问题更能直接地表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异质性”与“冲突”。正如在《夜宿国王十字街》中，“我”最后坦言：“我知道我又失败了。在性的问题上，你就没法和乔深谈，推而广之，你没法和任何澳洲人深谈。简言之，他们是不跟你谈这个问题的，对于他们，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谈。”

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尚且是个不太容易的问题，更何况是不同文化与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翻译”与“适应”，肯定是难上加难。化解这些“不可译”或不可通约的难题，恐怕通过一种斯特劳斯所言的“自由教育”是一个可能的形式。这种教育是“在文化里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只有在最大限度上让不同文化相互融合，才有可能化解不同文化之间的隔膜与误解。只有这样，在跨文化语境中生活的人，才会安顿好自己的肉身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