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课

欧阳昱

翁教授虽然每年讲的都是新课，但每换一次新生，他就改变一次教课方式。每讲一次课，他都用一个关键字，這样便于记忆，因为他已经老了，还因为那些同学都还小，几乎接近90后。年纪轻的和年纪老的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记事。课堂内容多了，不仅备课花时间，讲起来也费神费事，接受起来也有问题，内容太多，吸收不了，最后还是个还。不如每课或每天的课，集中在一个内容上，以一个字来概括。比如他有一节课，关键字就叫“一”。还有一节课，关键字就叫“加”。再还有一节课，关键字就叫“切”。复习的时候很简单，只说“一加切”就成，虽然可能与“一刀切”容易弄混，但听了他围绕这些关键字讲的课，就明白是啥意思了。

今天这课的关键字是“反”。翁教授准备了三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句子，让同学们译成英文。一句是：“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一句是：“他到柜台前买了一瓶可乐，就走回桌边。”第三句是：“管天管地，管不住我拉屎放屁。”除了最后一句，前面两句都应该是毫无问题的。至于说为什么把最后这一句拿到课堂去讲，翁教授自有他的道理。

他趁学生做作业的当儿，上网查了一下电子邮件，有倒是有几个，但都是垃圾邮件，一个说有几千万美元，要打到他账上，只要他在回邮中，把所有相关细节，包括个人信息都发过去就行。他立刻删了。这种好事曾经让他上过一次当，还往伦敦发过一个传真，上面不仅签字，而且盖章，搞得像真的一样，直到对方找他要500英镑的手续费，他才恍然大悟：果不其然，世上的确没有免费的午餐，而免费的500万英镑，那就更甭想了！还有一个邮件向他推荐阴茎扩张术。一看见“阴茎”二字，他就立即删了，同时警觉地抬眼往下面看了一下。还好，学生都在埋头做作业。第四个邮件更邪门，标题叫“揭露伊斯兰”，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默罕默德是个喜欢酗酒，猥亵儿童，怯懦卑劣的皮条客吗？”这个邮件这两天来，他是第二次看到，来者他不认识，名叫“Eloise”，而且还是群发。这很讨厌，不符合他的世界观。他想：如果把该句中的默罕默德换成耶稣基督，群发出去，接收者会同意吗？想到这儿，他手一动，又把它删了。

他看看电脑右下方的表，已经过了5分钟，就决定乱点鸳鸯谱，随便在点名表上按顺序找几个人来，口头念念上次布置他们做的作业。第一个点到的是一个名叫Linfung Ng的人。一看到这个人的姓，他就想笑，好容易才忍住没笑，因为他想起了一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也姓Ng。那是英国华人作家毛翔青的长篇小说《余勇》中的一个人物。Ng这个姓，西方人不知道怎么发音，往往会把它拆解成两个字母，发成NG（恩基）。其实那是不对的。这个姓如果还原成中文，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姓黄，一是姓吴或伍，在闽南语中是黄，在粤语中则是吴或伍。毛用英文写的那部小说中，为了让英语读者便于发这个音，而不是发成什么“恩基”，就借主人公“我”之口说：我这个姓的发音其实很容易。设想你便秘，使劲拉也拉不出来，你拼命“震”的时候，喉咙和鼻子里哼出的那个声音，就是我的姓。翁教授想到这儿，面露微笑，把Ng这个字用便秘的方式发了出来，立刻就有人应声，看来发音很正确。应声者是一个看上去像广东人的男子：宽脸，高颧骨，眼睛有点小凹，回答虽是普通话，但里面夹着粤语的尾巴。翁教授问他：“怎么样，第一句话译出来了吗？译出来了，那就请念一下。”

“Dear Dad and Mum： You are good！”

学生都笑起来了，其中有个笑得前仰后合的，是个瘦高女子，脸上显然化过妆，但仍然显得疲倦不堪。

翁教授说：你笑什么？你怎么译的？

“Dear Dad and Mum： How are you？”那女生说。

此话一出，笑声就熄灭了，再也没人吱声。

“是这样吗？”翁教授问。“还有没有异议？”见大家都不做声，翁教授看了看名单，就又抓了一个，念出声来：“Qi Bing！请问Qi Bing来了吗？”一念出声，他就自觉好笑，听上去好像“骑兵”，而且也不知是男是女，估计是个男的。在吉朗这个地方，为大陆学生办的这所学校，一切采取澳洲的方式，只用英文，不用中文，电脑打印出来的名单，都是汉语拼音，而且有倒置之嫌。

“Bing Qi，”一个怯生生的女声，从不知什么地方发出来，“是Bing Qi，不是Qi Bing。”

循声望去，翁教授看见一个极为瘦小的女生，缩在教室一个角落，似乎很为自己不该起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而感到抱歉，默默地看着教授。

“对不起，”翁教授先行道歉了，说，“第一句你没异议，那你第二句是怎么翻译的呢？”

“He bought a bottle of Cola and went back to his table。”

“好像很准确嘛，”翁教授说，脸上现出一种淡淡的嘲讽意味。尽管大家从他的评语中，也约略能听得出一丝讽刺的味道，但仍然觉得该句翻译似乎无可挑剔。前面那个姓Ng的广东学生说：“我觉得挺不错的。”

“是吗？”翁教授明知故问，但又不置可否地说：“那好，那好。”说着低头又瞧了一下桌上电脑边的点名表，看到旁边写了一个“P”，表示“present”（已到），就说：“Hua Jia。”全班又哄堂大笑起来。原来还有个不画画，却叫“画家”的人。

“老师，不是‘画家，是贾骅！”一个脖子瘦长，支楞着一个摇摇晃晃的脑袋，脑袋上竖着一堆乱哄哄的头发的小青年纠正教授道。

翁教授已经道歉过一次，这次发现自己又不得不为叫错名字而道歉，心底里有点儿不服气，就顺嘴溜了出来，当然那股小气，是冲着办公人员发的：“以后造表时，至少也应该把中文姓名放在汉语拼音后面吧？”他其实说过几次，但都未奏效，没人理会。想到这儿，他想起一个可说是笑话的历史故事，大意是说，当年华人淘金工甫抵澳洲时，要在移民官那儿登记才能上岸。一边是一句中文（都是粤语）也听不懂的白人移民官，一边是一句英文也听不懂的广东农民，大家只能比比划划。移民官为了把自己的英语提高到最能懂的程度，就把文字降低到最小限度，仅两个字：You（你）和name（名字）。一手按住下面的花名册，一手捏笔，指着面前那个戴着草帽，挑着担子的广东农民说：You。然后指着花名册上已经写好的名字一栏，说：Name？农民低头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咧开大嘴，一口粤腔地说：“阿华！”或“阿新！”无论姓啥叫啥，都是阿这个阿那个的，澳洲移民官一听，也不管那么多，就写下来：Ah Ket，Ah Sin，Ah Yeh，等等。你们有所不知，后来这个Ah Sin（阿罪），还成了澳洲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过是个反面角色。

听到这里，学生都不做声，也不知道是赞许，还是反对，反正一声不响，也许是在等着教授叫他们，把第三句的译文念出来。

翁教授讲课，喜欢海阔天空地闲扯，把各种知识融入讲课内容中，因为他认为，翻译就是一个杂学。但这些交了高昂学费的学生却有些不耐烦了，课上了半天，却连翻译的皮毛都没有触及。他们恨不得一夜之间学到全部技能，第二天一过，就能通过翻译考试，顺利取得移民资格，获得澳洲永久居留身份。看看他讲的这个阿罪的故事，没有引来一个笑声，估计没有兴趣，他就开始点名了：“兵器！”

“是冰齐！”瘦小女瘪了瘪嘴，说。翁教授从她那一瘪的嘴巴上，看出了不悦，但他不管。他要的是译文：“请念译文。”

“You can control the earth and the sky but you cant control the way I want to pull shit and release a fart。”（管天管地，管不住我拉屎放屁。）

“怎么样？”翁教授停下来，目光炯炯地环视四周，想让大家评述一番。但没人做声，甚至都没人笑，他就对大家说：“这位同学翻译得很不错呢，知道为什么吗？在我说为什么之前，我能不能再给大家讲个故事？”

男生那儿传来肚子痛的呻吟声，其实那是不想听的表示，但翁教授不管。他知道，这个故事只要一讲，定会活跃课堂气氛，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讲了起来。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中学读书，经常停课闹革命，不是到工厂学工，就是到农村学农。在农村学农时，带队老师管得特别严，就连学生上厕所，也要叮嘱一句：去去就回，不要耽搁时间！班上有个不服管的学生，长得大头大脸，自己编造了一句话，就是上面要你们翻译的那句话。当他带着几个不怕事的学生，从老师面前走过时，像念经一样，反复诵读这句话，想故意惹恼老师。

出乎意料，课堂上依然没有反应。翁教授当机立断，直接进入主题，说：这个译文译得之所以好，就在于这位——呃，这位，哦，这位名叫冰齐的同学，对英文的把握相当不错，尤其表现在英文的细微处，“the”字和“a”字上。知道怎么观察一个人的英文水平吗？不是看他是否长篇大论，也不是看他说得头头是道，而是看他“the”和“a”这两个最小的字母单位是否用得到位。英语学到最高处，就是看这两个字的运用，而且，最难的是知道啥时这俩字都不需要。

这时，班上一个穿花衣服的男学生愁眉苦脸地说：老师，你不是要讲“反”的话题吗，可你跟我们讲的这个，跟那个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着，乜斜着眼睛，看着旁边一个大胖男孩子：你说呢？大胖子身子往后一靠，椅子在他屁股下尖锐地“吱吱”叫了一声，说：是啊，是啊。

“看来，”翁教授说，“如果我不反，你们也要反了，是不是？”他顿了顿，接着说，“哎，你别说，中文的这个反了的‘反，还真是很不好译呢！”

接下来，他逐个指出了三个译例中所存在的问题，即在进入英文时，全都需要反其道而行之。“爸爸妈妈”译成英文，应该是“Mum and Dad”（妈妈爸爸），“买瓶可乐”应该是“bought a bottle of coke”（买瓶可口），而最后那个拉屎的“拉”，进入英文应该是“推”（push）。

“想一想吧，”翁教授趁着这个令学生措“口”不及，笑声此起彼伏的当口说，“这两种语言比较起来，究竟谁更符合逻辑，汉语还是英文？汉语几千年来都是拉，可你在拉时，有谁在那儿替你拉？你又何曾自己拉过？据我所知，人只有在便秘得很厉害时，才会自己动手去拉。你再想想，拉不出来的时候，你就会‘震，一个汉语里所没有，只有方言中才有的词，这个‘震的动作，就是英文里所说的‘推。这时，当然‘推比‘拉更符合逻辑，也更适合人类的大肠运动，对不对？”

本来还觉得翁老师挺乏味的学生，此时因这突如其来的“反”向思维而笑得团团转四面倒，反而觉得他很逗了。花衣服男生好不容易笑定，就来了一句评语：“老师，我覺得照你这么一说，来自贾岛的‘推敲一词，将来可以改为‘推拉了。”他立刻得到翁教授的赞许，说以后如果编词典，一定会考虑把这个新词也编进去，同时开玩笑说：“是啊，是啊，这事的确值得‘推拉一下。”

课讲到这儿，需要方便一下了。翁教授请大家继续做昨天发下去的其他作业，便走出仓库一般巨大的教室，一转身，钻入窄窄的甬道，来到走廊尽头的厕所，却失望地发现，两个紧挨的厕所间，女的那边是空的，男的这边却被占着。他即使再急，也不敢贸然走进女厕所，就只好干等着，同时在手机上查电邮。一个朋友从中国发来电邮，用的是英文，基本还行，但结尾在本来应该用“祝好”的地方，用了一个地道的澳洲式祝词，即“Cheers”，却用错了，写成“Cheer”。这就好像把“祝好”写成“祝”或“好”一样，总觉得缺胳膊少腿了。正这么想着，男厕所门开了，出来一个女的，是班上一个学生。翁老师装着没看见，仍低头查看手机，让那人挨着身子从旁边过去，回头望了一眼，是那个身子瘦小，却特爱穿高跟鞋的女孩，鞋跟高到走路左摇右摆，晃来晃去的程度。

翁教授走进去，把门在身后一关，就拉拉链解溲，抬头一看是没有天花板的屋顶，低头一看，咦，这是什么！马桶的水里似有红血，慢慢漾了开来。这一看不打紧，小便出不来了。这种事不用专业侦探也可弄清楚，八成是女厕有人，另一个女生如厕时，看见男厕没人，就钻进去了。这跟大学情况很相似。四楼的女生无论春夏秋冬，随时都可在男生宿舍来来去去，但一到夏天，四楼台阶就摆了一个告示：男生止步，不得上楼。即使到了澳洲，即使到了80、90后这一代，情况依然一成不变。那红的东西，翁教授打了一个寒颤，心说：怎么这么不注意！

如厕回来，翁教授开始了小组讨论，请大家就“反”的话题，举出几个当代实例。

一同学说：澳洲人对孩子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同。中国人带孩子逛商店，孩子要啥就买啥，从没有个不字。澳洲人就不一样了，不仅不买，还要说服孩子，现在买这东西不合适，而且你又没钱，等你钱攒足了以后再买不迟。

翁教授听到这儿，就说：“我能加入一点我的内容吗？”同学们齐声说：“好！”

翁教授就说，有三个例子，能够比较充分地说明，中西文化呈倒反现象，这也是发达文化和不发达文化之间的常有现象。说着，他就讲了三个故事。

故事一。诗人S与智利女郎结为伉俪，育有一个美丽的女儿，今年三岁。一天，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和爷爷奶奶一起，在花园里闲坐闲聊闲玩乐。大人坐在帆布椅里晒太阳的晒太阳，看书的看书，聊天的聊天，就让孩子在草地上跑呀跳的，很开心地独自个儿玩着。忽然，孩子跌了一跤，哭了起来。说到这儿，翁教授卖了一个关子，问：“假如这是你的女儿，你们会怎么做？”男女学生异口同声地说了起来，一下子竟分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尽管猜得出讲的都是一个意思：肯定会跑上前去，把她扶起来。翁教授得意了，说：你猜怎么着？孩子的爷爷和奶奶坐在那儿，脸上笑呵呵的，一点也没有急着上前去扶孩子的意思，甚至都没有想从椅子里起身的感觉，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孩子从跌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吧。咱们小时候不都是这么长大的么？可诗人的智利太太就不同了，赶快跑上前去，把孩子扶起来，给她拍本来就没有的灰，还不断哄呀劝的，叫她别哭。“你们看看，这是不是一个文化倒反？”翁教授说着，又讲了第二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诗人告诉他的。当“诗人”两个字从翁教授嘴里冒出来时，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声音里似乎听得出几丝嘲弄的意味，但当翁教授问他们为什么笑时，他们的笑声又立刻消失，真像来得快也去得快的墨尔本的阵头雨。这个故事更跨国，讲的是一个智利男友找了一个瑞典女友，在阿根廷被盗，身无分文，于是瑞典女友就打电话回家，找她父亲借钱，注意，不是要钱，毕竟父亲是个家有豪宅豪车和豪华游轮的富商，就算找他不是要钱，借点钱总可以吧，何况女儿在国外遭难，应该不成问题。翁教授这回没让大家猜，因为不用猜也知道，女儿的富豪父亲一分钱都没借给她，反而振振有词地说，你已独立成人，应该独立地处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包括你目前所处的困境。谢谢你能想到我并来找我，但是很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女友告诉男友后，气得男友破口大骂，差点把两人关系和两家关系都弄僵了。不过男友很快偃旗息鼓，毕竟爸爸再“坏”，没有他，女儿也生不出来。

讲到这儿，低头一看手机，时间已到中午1点，是吃中饭的时候了，翁老师挥挥手，说：吃饭吧。下午再来。希望能听到你们的“反”动或逆“反”故事。

中饭回来，在电梯里，他遇到了上午那个跟子高得人走路都两边打晃的学生，但此时，他们同处一台吱嘎作响，大约有百年历史的老电梯，他发现她矮了许多，眼睛便不由自主地往下看去：哦，穿的是拖鞋！学生见他疑神疑鬼的怪样，脸上憋不住地露出一个笑，问：“老师，你吃饭了？”翁教授说：“是啊，你呢？”“也吃了。”这个他想不起名字的学生说。他想问她叫啥，又怕她笑他记性这么不好，就干脆闭嘴不言。

一开始上课，翁教授就直接进入主题：正如英文汉语的造字，常有男权主义作祟，比如，英文把历史（history）当成“男人的故事”（his story），汉语把“嫉妒”加上“女”旁，算作女人特有，虚空中似乎还有另一只手，在操纵这两种语言，把它们隔得如此之开，就像处于地球的南北极地。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因为它只是一种现象，只要加以注意并谨慎对付就行。我们呢，还是接着上午，继续讨论一下两种文化中出现的倒反现象好吗？“梅里美，”他往下看看点名表，脱口而出，念出这个名字，因为它的写法就是如此：Mei Li Mei。

“哎！”一声尖脆的小叫，从中间靠墙的地方发出。他一看，哎，这不就是那个先高跟，后拖鞋的女孩子吗。原来她叫这个名字！

“老师，”大眼睛——他这时才发现，她的眼睛有多大——的女学生看着老师说。“我叫李媚媚，不是梅里美。”

翁教授再瞧一眼，不觉“哎呦”了一声，说：“真对不起，的确是Mei Mei Li，而不是Mei Li Mei。看来，我老花眼了。”

学生中早有眼尖的人，看见翁教授双鬓已经发白，虽不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星光，但至少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夕照了。

翁教授清了清嗓子，說：“这样吧，既然我错了，那就该罚我一次，但我想先问一下，各位有知道梅里美是谁吗？”大家都说不知道。翁教授想，这些小家伙呀，读的不是会计，就是工程学，再不就是媒体，对文学一窍不通，也不屑于了解，再往下走，文学就要失传喽。于是，他讲起了法国文学家梅里美的一篇小说，说这篇小说中的父亲，因为自己的儿子经不住金钱诱惑，而出卖了一个革命者，就把儿子当场枪毙了。

“这也太过分了点吧。”一个学生说。

“儿子怎么不反抗，把枪夺过来，当场把他打死呢？真是！”说这话的是翁教授从来不正眼瞧的一个重如泰山的肥女。因为她口出此言，他倒是认真地正眼瞧了她一下：很轻蔑的笑容，很不屑的面相，很不耐烦的姿态。

“好了，好了。”翁教授说，“你们看看，这不正是一个倒反现象吗？十九世纪用以说教的生动事例，到了二十一世纪，竟然为你们所不齿。这就像我当年一个大学同学，看了《欧也妮·葛朗台》后，竟对吝啬的葛朗台大为欣赏，觉得是一种值得学习的精神。”

一学生举手说：“老师，你看这算不算。我觉得西方人都很讲集体精神，而我们却很个性化。比如，外国人举行澳式足球赛期间，大家一窝蜂地都去看。对我们这些不感兴趣的人，他们还很瞧不起，觉得好像有意跟他们隔绝，而我们在这儿，都是各就各位，互不来往，自由自在地来来去去。”

“好，很好。”翁教授赞许道，“你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倒反现象，那就是，本来在中国很讲集体精神的人，离开本土，来到外国，哎，其实这儿不是外国，而是澳大利亚，而他们也不是‘外国人，而是澳大利亚人，你自己才是‘外国人，对不对？”等到笑声平息，翁教授继续道，“一到澳大利亚你就发现，原来你在此地已经没有了家乡那种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一个个都成了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这也难怪，本土以外的国土上，失却了文化凝聚的胶泥，成为散沙也是很自然的，而散沙本身就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可你看看澳大利亚人，也就是你们常挂在口上的‘外国人，他们走到哪儿都是集体的、家庭的、社会的，很少有单独的，因为这儿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扎的根好像隐而不见，但却深广扎实。”

“老师，”那个被错叫成“梅里美”的女生说，“你不是要问我什么问题的吗？”

“哦，”翁教授说，“很对不起，我已经忘记要说什么了。这样吧，我就讲讲我知道的一个倒反故事，好吗？”

他知道学生已无太大兴趣听，他们有的在看手机，有的趴在桌上睡着了，还有的支起个袖珍电脑，戴着耳机在上网看录像，邻座的头也凑过来，时不时地笑出声音。翁不是个拉得下脸，凶猛批评的人。对这些孩子——他在内心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只要他们开心，自己也开心，大家都能学到一点平常学不到的东西就行。

这个故事，又是一个跨国的，又跟诗人有关，内核依然是倒反。他是那年去伦敦，在一个诗人家里吃饭，听诗人谈起来的。这位诗人长期侨居伦敦，与一位英国白人小姐喜结良缘，生了一个中英合璧的千金。孩子小的时候，夫妻常为一些家常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其中最为经典的一例是，有一天孩子发高烧，诗人提出要打电话叫救护车，英国老婆硬是不肯，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把澡池里放满冷水，把浑身发烫的孩子泡在里面，再到加油站去买几袋冰块，放一袋冰块压在孩子额头，就能物理性地把高温去掉。试想，在一个中国家庭，无论男方还是女方，如果有谁提出这种方案来解决孩子发高烧的问题，两人一定要打得水不落石也不出，绝对没完没了。

讲到这儿，翁清楚地听到了一声鼾声，它此起彼伏地从那个肥人女生鼻子和桌子之间的缝隙间发出，同时伴以阵阵笑声，那是两个同桌正在看录像——希望他们不是在看黄色录像——翁教授这么一想，都好像觉得被自己的这种想法而玷污，就立刻提高嗓门说：“大家注意听了，我现在要你们把这句话译成英文。”说着，他把遥控器拿在手里，按了一下键，在等电脑屏幕在墙上出现之时，在文档里打了这几个字：

反了，反了，你们要造反了是不是！

肥人女生被点醒后，不知所云，头重得直不起来，就又扑通一声掉下去，“叭”地砸痛了，忙不迭地揉脑袋，还狠狠地盯了翁教授一眼。

翁教授视而不见，眼睛转到Ng的身上，对他说：黄姓同学，请你译一下好吗？他估计，这个学生要译出来，至少也要十分钟。没想到，Ng同学立刻脱口而出，说：“Anti， anti， you going to rebel is not.”

这一下，全班笑惨了。睡觉的笑醒了，看录像的笑停了，不笑的都笑了，笑的都笑大了。只有翁教授没笑。他问：“你的译文来自何处？”

见他如此严肃，Ng同学只好从实招来：“是谷歌翻译的。”临了还补充一句说：“怎么，难道不行吗？”

翁教授来了精神。只要提起谷歌翻译，他就恨恨有声。这个东西貌似强大，什么都能翻译，但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把黄金翻译成垃圾。比如上面这句，完全没有“反”的感觉，把“是不是”这种反问句，译成了一个完全说不通的“is not”。更有甚者，它把“反了，反了”，标签一样机械地译成“anti，anti”，看似正确，其实相差十万八千里。说到这儿，一件近事浮上心头。

最近有个客户找他，请他翻译一份合同文件，他赶天赶地，起早摸黑地完成任务交稿，这个客户却几十天如一日地不付钱给他，被他催急了，就来了一句：“其实你译的东西，还不如谷歌好。我把原文放进去，一分钱不要，眨眼译文就出来了。”这件事把他恨得牙痒痒，就立刻通过律师，向那个胡搅蛮缠的客户下了一纸催款单，虽然最后解决了问题，但关于谷歌的那段奇谈怪论，令他不提谷歌则已，一提便要大张挞伐。最后他下了一道禁令：在我这儿学翻译，一律不得偷懒，不得滥用谷歌翻译。发现者分数为零。

这天下课之前，也是这篇文字结束之前，翁教授讲了一个业界衡量翻译的标准，大家闻所未闻。澳大利亚的翻译公司，一般都由白人主持，所译语种世上有的它都译，不单单限于中文，但它通行一种校对校验方法，俗称反译，也就是当公司的白人头头想知道一篇英文译成中文后，是否有漏译或误译情况发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反译”一下，让译者B在未看英文原文的情况下，把译者A的中文译文，回译成英文。这一来，头头只消两相比较，立刻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翁教授说，“有天公司请我来做这个译者B，让我把一篇中文译文译成英文。我在一个地方看到‘马杀鸡这三个字，颇感犹豫。我当然知道它指按摩，但译文并没有注明，而是直接用了一个众所周知、带有谐谑性、打了引号的音译。无论如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所以，在反过去的时候，我就把它译成了‘horse killing chicken。”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笑例，一般讲到这儿，都会哄堂大笑，但这次笑的音量和面积远不如以前大。估计时候到了，该就此打住，干点正事了。可翁老师这个人，一旦讲得兴起，有时就会忘形。此时就是他忘形的时候，竟然讲了一件法庭的典型案例。他完全没有料到，学生中起了一阵颤栗的微澜，其中的恐惧和厌恶情绪，被他完全错漏过了，且自我感觉相当良好。

第二天中饭时分，白人经理请他到办公室去一趟。翁老师端着微波炉转过的饭盒进去时，特德正在打电话。瞥见他进来，就用手指了指门前那个位置，要他坐下。他坐下来，不知是什么事，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只听见对方说：All right then. Can I have your number please？

听到这句话，翁老师习惯性地试着译了一下：我能有你的电话号码吗？不行，他想。这句话不能这么译。看来，只能反其道而译之：你能把电话号码给我吗？

正想到这儿，特德挂了电话，走过来把门关上，对他连寒暄都没有，就单刀直入：“翁老师，有学生反映，说你昨天讲课有些不好的内容。”

“我说什么了？”翁老师说。

“哦，”特德说，“你是不是跟他们讲了法庭的案件？”

“是啊，”翁老师说，“但我在讲案件之前，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并告诉他们说，想听的举手。大家都举手了。”

特德，没跟他计较，只是说，今后遇到此类敏感的话题，要尽可能小心处理，毕竟女学生比较多。

哈，翁老师头一下子大了。女学生？谁是罪魁祸首？他把教过的脸一张张想过去，也想不起谁是可能打小报告的人。这件事情，也没法去跟学生核实，那多难为情呀。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自己的嘴巴管紧一点。

其实，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为了说明中文之粗和英文之細这样一个倒反问题，而用了一个颇为生动给力的法庭事例，是他从一个译员朋友那儿听来的。大意无非是说，在一次涉及指奸的强奸案中，当女证人被问及，男犯把几根指头伸进她的性器官中时，她说的是“指头”伸进，译员却把它译成“fingers”，即复数的指头，导致该案急剧戏剧化，男犯罪加一等，直到朋友译员把中文的无复数向法官解释了一番，又较为准确地把“指头”二字译成“finger or fingers”（一根或多根指头），然后让法官追问究竟几根指头，才从女证人那儿得到了比较准确的回答。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能够说明两种语言互为倒反，一个没有复数概念，另外一个却很在乎单数和复数之间的细微差别，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却不料暗中伤了那些文化不同，样子一样的人的感情，这使得翁老师很气馁，很郁闷。这个早已加入澳洲国籍的华人老头子，第一次感到了不开心，从此决定，不再以“反”字为题，讲“反”的内容了。谁知道今后还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反”面情况呢？

回到家里，翁老师把下周“反”的内容提前取消，那是一首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其中的“前不见”和“后不见”，如果译成英文，就要变成“后不见”和“前不见”了。正所谓汉语之“前”，即英文之“后”，反之亦然。但是，他对此兴味索然，不想再钻“反”角尖了。就这样吧，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