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实书写展现虚构的魅力

2020-10-26 06:57:16 安徽文学 2020年10期

饶翔

余同友是一位朴素、低调而扎实的写作者,他深耕于中短篇小说领域,有多篇作品被各大选刊选载,为普通读者所喜欢。他有多年的基层生活阅历,对现实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敏感度,使他的作品显得接地气,人物逼真,细节生动。

从余同友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读出一些“新闻热点”,诸如交通碰瓷、快递纠纷(《四脚朝天》)、“逃离北上广”、“校闹”(《逃离》)、“范跑跑事件”(《屏风里》)、“DNA亲子鉴定”(《斗猫记》)等。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难逃这些“热点”的包围,甚至每一桩重大的新闻事件都能在“朋友圈”里分化阵营,制造“分裂”,更遑论高度关注现实的作家们。此前已有不少评论者讨论过新媒体时代里文学虚构的危机,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现实(或非虚构写作)是否已全面压倒了文学虚构,而在于文学虚构是否向读者展现了足够的魅力——這魅力或缘自从现实中升腾的想象之美,或缘自“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洞察,或缘自对未知的未来世界的预见。那些急于照搬“社会新闻”的作家,他从“二手新闻”中能提供给读者的真实感和信息量,显然难以与一名尽职的调查记者相比,一名好的新闻或非虚构写作者也不缺叙事的能力,而文学不应该只是为了向读者转述好一个社会事件。那些急于直接发表见解的作家,其具有的逻辑感和思辨力未必及得上一名媒体评论员,而文学也不应该只为了阐述作家自己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看法。那么,文学究竟应该是什么?回到一些常识或许能有助于我们厘清问题——文学所要表达的(情感、观点、思想)应该要通过文学形象;文学(在此特别指小说)应该通过虚构现实来呈现现实,这看似悖论的特性,恰恰是文学虚构的魅力。

总的说来,余同友没有浪费来自“新闻热点”的灵感,而是将它们充分地“小说化”。以他较为出色的两部作品为例。交通碰瓷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私家车拥有量的激增而兴起的一种欺诈勒索行为,而城市小区街道不断增设的摄像头,也使得这一带有“苦肉计”性质的违法行为,不时被媒体曝光。我想,或许正是一个人彻底放弃尊严,匍匐在地的样子,触发了余同友,他想要追溯这样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于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形象建立起来了。在中篇小说《四脚朝天》中,余同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四脚朝天”的碰瓷者形象——农村人阮塔生。阮塔生自小生性极度怯懦,被逼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打仗的游戏,他总是瞬间便匍匐在地四脚朝天,主动投降,被他父亲称为“烂好人”。“烂好人”阮塔生凭着种田的手艺安于做勤劳辛苦的农民,本也过得风平浪静,但一次意外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妻子农药中毒,他因为怯懦的性格没有及时将医生从麻将桌上揪下来而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妻子身亡;也因此激发了儿子阮文明的叛逆和敌对情绪,逼着他背井离乡,进城打工。阮塔生刚踏进城市的地盘,就因在火车站广场扔烟头被执勤者罚款,而他使出惯用的伎俩——躺倒在地四脚朝天,引来了围观的人群,却未能免除罚款。这是城市给他的第一个下马威。儿子阮文明的性格与父亲形成鲜明对比,刚强甚至有些蛮横。在城市混过社会蹲过班房之后,他终于找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谈了女朋友,准备好好过日子。也是因为一场意外改变了他的命运:双十一这天,因快递件太多导致给一个女客户的一箱梨派送延误,被她投诉到了快递公司。阮文明因不满公司的苛责处罚,一怒之下与公司起了冲突,被打成重伤,住院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落下了一条瘸腿,女朋友也一去不归。阮塔生心急之下找到收梨的女客户理论,被她的车子撞倒在地,他就势重温了四脚朝天的感觉,却轻易地获得了1500元的赔偿金。这次意外让父子俩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交通碰瓷,并屡试不爽,直到被民警盯上,行为败露。阮塔生让儿子跑路,而自己则留在城市做起了一个职业的“四脚朝天”者——出现在催债、医闹等各种需要他四脚朝天的时候、场合。

阮塔生是一名当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农民形象,挖掘他悲剧命运的根源,我们或许很容易想到“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如果说,鲁迅笔下的对命运麻木了的老农民闰土,还曾有过意气风发勇猛刺猹的少年时光,那么,阮塔生只能用生性怯懦来形容,即便在农村,他也是弱者、草民,无能力保护好自己的亲人,妻子的意外故去一半是因为他软弱,一半则是因为医生国强忙于与卫生局领导的麻将社交,耽误了救命。这是医生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搁置了救死扶伤的天职。不过放到多年前,这也是因为农村贫困的现实所造成的医疗条件落后与生命意识淡薄。目睹了父母亲的悲剧,儿子阮文明性格强硬,但他仍然在城市一败涂地。他的悲剧或许也可以归结于性格即命运,他莽撞地以一己肉身、匹夫之勇对抗一个庞然的利益体(带有点黑帮性质的现代快递企业),然而,那一箱梨所引发的血案,背后又站着一个自私刻薄的、不肯通融的城市人,而她在面对倒地四脚朝天的阮塔生时,害怕惹上麻烦急于花钱摆脱的行为,则表露了她的胆小怕事、欺软怕硬的人性弱点。而阮塔生最后堕落为一名城市的职业“癞子”,也不能不说是他的怯弱恰好掐中了人性怯弱的“七寸”。

小说尽管将诸如一箱梨所引发的快递纠纷等我们似乎在哪儿听到过的信息,作为触发人物命运转折的导火索,但是它却经得起推敲。两桩改变父子俩命运的意外,看似偶然,实则有着某种必然,既有人物性格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小说揭示出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某些不平等,导致了人性的扭曲与尊严的丧失。故而,父子俩的悲剧既是性格命运悲剧,也是社会悲剧。在现实中,我们或许并不认识一个如此胆小怯懦的人,但是一个随时四脚朝天的形象,携带着他的命运,让你印象如此深刻,愿意相信世间确有其人,为之感到窝心甚至流下一掬同情之泪,这便是虚构的成功与魅力。

另一部中篇小说《逃离》,则糅合了“逃离北上广”“老师失手打死学生事件”和“校闹”等媒体热点新闻。赵蓝天和强露露这对京漂小情侣,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白手起家的他们生活窘迫,既没有“住房自由”,也没有“养狗自由”,于是做起了田园梦。两人还真的付诸行动,在老家县城郊外租下了一个农民院子,请赵蓝天的弟弟赵大海代为装修,赵蓝天同时还报考了县城的公务员。装修接近完工,调动已在进行,一切看似水到渠成,逃离北京指日可待,此时意外发生。县城中学老师赵大海体罚一名学生导致其意外死亡。学校和县里害怕事情闹大,决定私下摆平,让赵大海躲起来。而闻讯赶回县城的赵蓝天,了解到该学生家庭情况不好,又见到了其父母哀痛无援的状况,引起良心不安,学法律专业的他也相信可以通过法律的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故不顾学校劝阻,说服弟弟投案自首。孰料情况急转直下,学生家长校闹,还到赵家威胁年迈的赵父,而此时,学校甩锅,派出所坐视不管,赵大海被重判8年,赵蓝天调回县城的事也被搁浅。以自己的规则运作有序的基层组织给破坏规则、任性孤行的赵蓝天一个大到他几乎无法承受的教训,此时他才深刻明白,县城有县城的生态与“法律”,并没有方外之地、世外桃源。经此变故,这对年轻情侣仿佛突然“长大”了,他们放弃了从滞重的现实中逃离的想法,因为他们发现其实无处可逃,他们也决定不再抚养小狗“小三”,直至摆脱不掉小狗的赵蓝天陡然痛下杀手,一如他们也决绝地埋葬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

《逃离》让人有一种欲哭无泪之感,读着读着,我们甚至都怀疑赵蓝天是不是应该劝弟弟自首,尽管从理性上,我们赞同他为了捍卫良知与法律而作出的选择,但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大到个人难以承受?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跟赵蓝天一样都是普通人,缺乏为真理与正义一战到死的勇气,也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而社会往往并不以我们以为的那样存在着。小说的标题《逃离》已经说明了作者意欲思考的问题。尽管他没有明确地在小说中发表观点、得出结论,但凭借其对地方社会生活的熟悉和了解,将一个地方的校闹故事巧妙地嵌入到“逃离北上广”的叙事中,便一针见血地刺破了某些“逃离北上广”叙事的美丽的肥皂泡,同时也颇为有力地写出了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根据“全国知名文艺评论家看安徽”活动发言稿整理)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