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普惠贸易理论的跨境电商发展路径研究
——来自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案例

■董彦龙，王 健

（1.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义乌 322000;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29）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的县级市，闻名于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在2005年，义乌小商品市场被联合国、世界银行与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改革开放之后，义乌以“兴商建市”为战略，在专业市场、国际展会、产业集群的互动中，推动着小商品贸易的蓬勃发展与模式演进。2010年前后，电子商务模式给传统市场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义乌制定“电商换市”战略，引导传统市场与电子商务的融合。

2018年，义乌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额654.72亿元，快递包裹量达到9051.24万件，全市经工商登记的电子商务经营主体达11.2万家，外贸网商密度居于全国第二。

义乌跨境电商的发展根植于小商品专业市场，表现出嵌生性的演进特征。交易额、物流量的快速稳步增长，电商群体的显著集聚，规模效应的显现，共同构建了一个极具区域特色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义乌跨境电商的发展模式包含了产业基础、贸易方式、群体集聚、周边服务、生态体系等诸多方面的制度创新与模式变迁。

这既符合贸易理论的一般性规律，又体现区域产业的创新特征。义乌跨境电商的发展路径显示，碎片化订单处理环节的上行是其模式变迁的核心机理，这是普惠贸易的典型特征。

一、义乌跨境电商特征

（一）传统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义乌小商品专业市场对接供给与需求，以市场中介功能服务于市场参与各方，具备资产专用性特征。跨境电商，以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出现，充分地利用了传统市场的成熟功能，为制度创新与模式变迁提供基础支撑与功能衔接。这在跨境电商早期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例如，跨境电商在其发展初期，以小商品专业市场为契入点，低成本地获取了大量的优质货源，从而嵌入到小商品全球的供应链体系中。再如，to-B端跨境电商植根于传统国际贸易体系，借助其成熟的商业链，进行创新突破。to-C端跨境电商则借鉴了国内电子商务的运作模式与制度框架。

跨境电商嵌生性地根植于传统市场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共享传统商业生态中的功能模块，一方面利用电子商务的相对优势进行功能创新。在规模效应作用下，进行分工细化与模块构建，并逐渐形成独立的商业生态体系[1]。

（二）外生性要素的融入

对于义乌小商品专业市场而言，电商平台是外生性要素。义乌小商品传统产业集群的运作模式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不具备颠覆性模式变革的动力，义乌很难构建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电商与传统商业的模式差异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度变革。因而，虽然小商品交易额巨大，但义乌没有本地的跨境电商平台。同理，虽然义乌快递包裹量位居全国第四，但却没有本地的快递公司）。然而，当跨境电商平台兴起时，新兴模式与传统产业优势互补，迅速融合，以小商品的“产品集聚”引致电商群体的地理集聚。

阿里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9年义乌淘宝村达到164个，成为全国最大的淘宝村集群[2]。集聚在“淘宝村”“电商产业园”等载体中的电商商户群体，作为主体，带动了电子商务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调查显示，早期，跨境电商群体的构成中传统商户占比极低。初期，电商群体产生的直接动力源自于模式变革初期的低投入、高利润优势，是跨境平台发展的外部性效应所致。之后，电商市场的迅速扩张，电商商户群体的示范作用，带动了传统商人的加入，从而推动了电商市场与传统市场的充分融合。

跨境电商平台、电商商户群体，具备外生性要素的特征。这些要素与小商品产业集群的融合，带动了义乌跨境电商生态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三）制度罅隙是重要条件

传统国际贸易历经长久的发展，形成了完善的全球化制度体系，为贸易开展、争端解决提供依据。相比而言，跨境电商的商业模式并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初期，其运行的很多环节还处于制度的灰色地带。然而，跨境电商商户总能找到成本约束范围内的制度罅隙，完成整个贸易流程。

邮政包裹物流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由于价格便宜，邮政包裹在跨境电商物流中占比很大。2018年，义乌跨境快递达到9051.24万件，国际邮件互换局累计处理量5666.76万件，占比62.6%。电商与传统商业的模式差异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度变革。因而，虽然小商品交易额巨大，但义乌没有本地的跨境电商平台。同理，虽然义乌快递包裹量位居全国第四，但却没有本地的快递公司。本质上，邮政物流是行邮渠道，其出入境检验检疫制度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面对大量的商业包裹进入行邮渠道，各国的制度建设存在滞后性，应对措施大相径庭。行邮渠道作为一个制度罅隙，虽然存在不稳定性，但是其作为一种物流模式，为跨境电商运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功能支撑，反推了世界各国的制度创新。邮政作为先行尝试，为跨境物流模式的变革提供了样本与参考。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专线物流等模式找到盈亏平衡的规模点，夯实了跨境电商的运营基础。

二、义乌跨境电商发展的动因探析

影响义乌跨境电商发展的因素诸多。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区分不同因素的权重是研究重点。对于义乌小商品跨境电商市场而言，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是市场内部竞争引致的制度创新，还是外部模式变迁带动了市场的转型？孰重孰轻，或不分伯仲。

如图1所示，传统市场与电子商务化的义乌商圈存在显著的模式差异。传统市场的义乌商圈中，销售商（批发商、零售商）以本地交易的方式对接消费者，参与供应链。在专业市场与销售商之间，贸易商以大批量的货物运输，通过规模化，降低单位成本，实现空间效应。传统市场的供应链相对来说环节多、参与者多、长度更长。

电子商务模式中，电商群体能够以更小的批量衔接专业市场与供应链下游参与者。电商模式甚至可以在上游跳过专业市场，在下游跳过销售商，以零售的方式把商品从生产方送达消费者。跨境电商以国际快递物流打破空间限制。跨境电商模式缩短了供应链长度，减少环节。

图1 义乌商圈的模式对比

图2 规模化与碎片化示意图

（一）规模化与碎片化

在义乌商圈中，虽然随着市场竞争与需求升级，义乌的小商品质量显著提高。但整体而言，义乌小商品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与价格是核心竞争力。生产商以规模化生产为原则，通过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消费者以碎片化消费为准则，以提高效用水平。“规模化”与“碎片化”的矛盾便在生产原则与消费行为之间产生。

位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供应链参与者，都或多或少地具备了订单降解功能，通过将规模化订单逐步碎片化，缓解上述矛盾。

传统贸易渠道中，专业批发市场、贸易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参与者逐级“碎片化”，降解“规模化”订单。跨境电商模式（以to-C端为例），以碎片化订单的处理能力参与竞争，将订单碎片化环节在供应链中“上行”，更靠近生产商，如图2所示。

（二）供应链长度、规模化与总成本

供应链的总成本受到两个相互约束的因素影响：供应链长度和订单规模化程度。一般而言，规模化程度越高，单位成本越低。但规模化订单的降解会拉长供应链，增加参与环节。供应链越长，其参与环节越多，成本就越高。因而，供应链长度与订单规模化在成本核算中，反向变动，共同影响总成本。

传统贸易中，规模化订单向碎片化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多方参与。订单在生产、贸易、运输、分销等各个环节以规模化降低单位成本，但却拉长了供应链。跨境电商相对于传统贸易而言，精减了环节，缩短了供应链，但订单处理中的规模化效应将无法与传统贸易相比。如果用TC表示总成本，L代表供应链参与环节，B代表批次即规模化程度，那么三者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表示如下。

式中TC是关于L和B的函数，a（一个固定的常数）表示技术水平。L=c/B作为约束条件，其中，c（一个固定的常数）表示在既定技术水平下L与B反向变动关系。

传统贸易中，依照这个关系式可以得出批次批量的最优解，从而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成本为TC0。当电商平台技术出现后，即式中的a、c或者f函数关系改变。跨境电商与传统贸易比较，当L变小，B增大，能够得出一个不高于TC0的新成本约束时，跨境电商路径就会被消费者选择。

（三）碎片化环节上行

跨境电商通过订单碎片化环节上行，缩短供应链长度。在传统贸易中，零售商通过本地交易，以碎片化订单直接面对消费者，完成贸易流程。跨境电商则是把碎片化环节远离消费者，靠近生产商，通过国际快递包裹突破空间限制。碎片化环节从靠近消费者的零售商“上行”到供应链的上游，如图1所示。这需要电商平台订单处理能力与碎片化包裹运送能力的支撑，而这正是对传统贸易渠道的制度创新。

在成本约束范围内，增强碎片化订单的处理能力，是跨境电商的核心竞争力。这需要跨境电商整个商业生态体系的协同效用。信息技术、平台模式、跨境物流这些不同于传统贸易新环节的出现，推动了碎片化环节上行在商业实践中的应用。

（四）商流、物流、信息流

在义乌小商品传统市场中，客流先行，带动商流、物流的产生，并衍生出了信息流。采购商通过视觉、嗅觉、触觉、测量工具等方式采集商品信息。但商品信息流的传导受限，极难形成有效的共享机制。相比之下，跨境电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信息流前置。商品信息以图片、文本、视频、互动等形式先行传导到电商平台上，带动商流、物流的跟进。市场信息传导机制的变化，为信息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契机，电商平台具有强大的信息筛选与订单处理能力，这为各类需求供给对接与市场有序竞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电子化的信息传导机制可能增加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市场机制的运行，然而这并不会成为跨境电商市场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线上线下的融合、周边服务水平的提升成为抵消制度。

（五）小结

义乌小商品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动因来自于外生因素的带动作用。

首先，跨境电商相对于传统贸易本质性的模式创新在于对碎片化订单处理能力的提升与环节上行。这源自于电商平台的规则设计与模式运行，是新兴网络、信息、数据技术在商业贸易领域内的应用。亦或，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得益于网络科技进步的外部性效用，而非区域传统商业贸易模式的演进。

其次，从市场份额的角度分析，在义乌，跨境电商交易额远小于传统贸易交易额，特别是在发展初期，跨境电商从零起步，且共享传统贸易的功能模块，表现出“嵌入性”的特征。但从模式创新的角度而言，跨境电商模式的兴起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非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个别现象，义乌小商品贸易迎合了这种趋势，以“电商换市”的发展战略融入到这个潮流之中。

再次，义乌市场的内生性要素并不具备跨境电商模式变迁的生成机制。市场与周边服务在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较为“均衡”的体系状态。路径依赖效应阻碍了颠覆性制度变迁动力的形成。电商群体、物流服务、支付体系等周边服务的形成与发展是跨境电商平台经济的内生因素，是传统贸易的外生因素。传统贸易与跨境电商在小商品专业市场中共享市场客体——商品，亦或商品生产能力，而这并不是贸易模式变迁的核心要素。

在义乌小商品跨境电商商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影响因素诸多，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当跨境电商体系逐渐趋于成熟时，其模式本质与核心影响因素显然更多地受到平台经济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义乌跨境电商体系形成的核心动因是贸易趋势与平台经济在外部带动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对义乌小商品产业集群内在因素的否定。

三、基于普惠贸易的思考

（一）普惠贸易

“普惠”是一个制度性分析框架，美国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2012）在阐释经济发展差异及其根源时，以普惠性（包容性，inclusive）制度与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构建了一组对立的概念，用来解释国家间繁荣、贫穷差异及其原由。

2013年，《亚太贸易与投资报告》中提出的“普惠贸易”，已然成为全球贸易关注的焦点。王健教授（2016）认为，普惠贸易将是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乃至个人）参与国际贸易、贸易机会均等、制度创新是普惠贸易的特征与问题。现阶段，跨境电商是普惠贸易有效的商业实践路径[3][4]。

在传统贸易中，普惠性难以成为商业实践，亦或，很难找到更加“普惠化”的贸易模式。规模化订单、成本风险、贸易条款、国家间政策差异等等都是普惠化贸易的壁垒。对于成熟的传统贸易模式，“二八原则”效应显著，“长尾理论”鲜有其贸易渠道与商业实践。电子商务的出现，为商业领域的信息传导机制提供了新选择，推动了贸易模式的制度创新。电商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对订单信息的处理能力。“碎片化”的订单模式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与个人）的参与、贸易机会均等、制度创新提供了契机，这符合普惠贸易理论与特征。

（二）义乌的实症

义乌跨境电商交易额在全国领先，其发展路径显示，核心动因源自于跨境电商平台的带动作用，外生性显著。跨境电商区别于传统贸易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供应链对碎片化订单处理能力的增强，碎片化环节的上行。跨境电商平台赋能小微贸易主体，参与国际贸易，具备了与传统大型贸易企业竞争的相对优势。跨境电商在将“规模化”降解为“碎片化”的过程中，给予了小微贸易主体更为均等的市场机会，也带动了物流模式、支付方式、周边服务的制度创新，其模式变迁表现出了“普惠贸易”的趋势。

义乌案例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从传统贸易的视角，“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界限分明。小商品产业集群在传统贸易模式的制度安排下，形成了“义乌商圈”。这是一个基于传统贸易的商业生态体系，“线下”的功能模块是其“内生因素”。相对而言，跨境电商生态体系及其功能模块是传统商圈的“外生因素”。

电商平台、电商群体、贸易模式、快递物流、支付体系等等都是传统义乌商圈的外生因素。跨境电商的外生性推动了传统市场的模式变迁，共同衍生出了更具“普惠性”的贸易模式。需要说明的是，在义乌商圈中，无论是传统贸易还是跨境电商，模式差异仅限于贸易渠道方式，生产能力并没有受到制度创新的太多影响。因而传统贸易与跨境电商并行，服务于全球市场。

义乌跨境电商的商业实践与发展模式，为普惠贸易理论及其商业实践提供了一个实症案例与机理解释。外生因素的电商平台赋能了订单处理能力变革，带动了贸易体系的制度创新与模式变迁。小微贸易主体参与国际贸易，具有了更加平等的贸易机会。这些商业实践现象具备了显著的“普惠贸易”特征。商业模式的变迁轨迹与机理，实症了传统贸易商圈的贸易普惠化趋势。在普惠贸易趋势下，区域政策应在夯实小商品产业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于小微贸易主体，为跨境电商周边服务的发展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