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写作主体性位移

罗兰·巴特曾言“作者之死”，在当时还只是一个理论层面的思辨命题，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却是一个现实层面的技术命题。对于人工智能（AI）写作的焦虑，已不是杞人忧天。这就逻辑性地导出了写作的主体性（subjectivity）问题。人们不禁要问：作家还会具有文学写作的主体性吗？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的写作主体性？人工智能写作技术对写作主体性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些问题，有三个判断需要阐明：一、人工智能写作必然会冲击作家的写作主体性，这个判断会愈发地被技术的不断发展所验证;二、人工智能不会具有写作主体性，只会作为人的写作主体性能力的延伸;三、人工智能技术为写作主体性赋能，并使得主体之间的写作能力边界发生“内爆”。

一、作家写作的主体性危机

人工智能如同一道技术闪电，打破了文学写作场域的平静，将既有的一切写作经验击得粉碎。作家作为一个职业或群体虽不会消失，但只有作家才能够从事文学写作的现实行将过去，作家的写作主体性将遭遇到根本性的危机。危机的根源是，作家写作的技术、情感、价值等层面，以及看似神秘和难以言传的写作心理，对于人工智能来说都不是难事。

危机的表层是人工智能对写作技术层面的解构。在人工智能写作之前，文学写作的技术问题还是“文学”层面的问题。但是，人工智能写作之后，文学写作的技术层面问题越来越成为“数学”问题。其大背景是，整个世界都在愈加地“数学化”，文学当然难以置身事外。数学化的世界不是突然袭来的，毕达哥拉斯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一切皆数，“数”是这个世界的本原。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诸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尔等思想家都以“数学”给世界“立法”。现代以来的自然科学更是将前人的“数学”思想付诸实践，使之充斥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整个人类经历了一番“数学化”之后，人工智能写作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也表明文学也不过是一种“算法”。这种“算法”会不断地演进，直至超越人类的写作能力。文学一旦被数学运算掌握，文学写作在技术层面也就会被彻底解构。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发展的技术热点。其标志性事件是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韩国围棋高手李世石，显示了人类“最强大脑”面对机器的无奈。此事件激起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巨大關注，对人工智能写作的相关讨论也浮出水面。虽然人工智能写作作为一个“事件”，出场的时间是很晚近的事情，但对于人工智能写作的尝试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人工智能诗歌写作软件“Auto-beatnik”，并开始尝试诗歌写作;1998年美国研制出了小说写作软件“Brutus”，10秒钟就能够写作一部短篇小说;20世纪80年代，上海育才中学梁建章设计出了诗歌程序，福建诗人林鸿程研制了“电脑作诗机”，湖北的王舜用自己开发的软件进行写作。见罗先海：《人工智能与未来文学》，《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5期。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孙茂松教授团队，历时三年终于研发出一套“九歌”诗歌系统。这个系统输入了30多万首唐诗作为其语料库资源，并通过计算机对这些诗歌进行深度学习和分析。这个诗歌系统已能够掌握诗歌写作的“潜规则”，在这个系统的搜索栏里，随便输入一个关键词，就能够自动生成各种类型的诗歌，包括五言、七言、藏头诗，等等。比如输入“美人”一词，选择“七言绝句”，就生成诗歌如下：“美人何处不思家/杨柳青青水满沙/惆怅故园今夜月/东风吹落白头鸦”;同样关键词选择“五言绝句”，诗歌就自动生成为：“珠箔云鬟薄/春愁玉骨香/如何天外月/偏照妾心肠”。更具颠覆性的事件是“微软小冰”的出现。“小冰的现代诗写作能力，师承1920年以来的519位中国现代诗人，包括胡适、李金发、林徽因、徐志摩、闻一多、余光中、北岛、顾城、舒婷、海子、汪国真等。经过6000分钟、一万次的迭代学习，目前小冰的诗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偏好和行文技巧。”③ 张杰：《机器人写诗首开报纸专栏》，引自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822/c403994-29484965.html。微软小冰写作的诗歌，让人难以分辨是机器还是人的作品。如诗作《秋虫的声音》：“幸运将要投奔你的门上的时候/秋虫的声音也没有/你的眼睛的诱惑/在天空中飞动/像人家把门关了几天吧/我一个迷人的容貌/有时候不必再有一个太阳/把大地照成一颗星球”。微软小冰能在看到一幅图片后产生灵感，并写作现代诗，写作过程与人类极其相似。

目前看，人工智能写作的小说和诗歌，还没有达到作家所能达到的艺术境界。但按照技术的固有逻辑，技术层面的问题，都能够被技术的发展所解决。可是文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文学还有情感和价值等层面，人工智能可以处理这些层面的问题吗？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本身不具有情感，不能够表达人的情感。诗人欧阳江河认为：“机器人通过对以往数据的强大经验记忆、整合、筛选和随机组合，进行词语的无限组合，是缺乏情感和温度的。”③这个代表性的观点仍然是文学性思维的产物，技术的发展将对这种思维给予证伪。因为，人工智能通过计算“语言”就能够计算“情感”和“价值”等。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语言学转向”，其认为我们面对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所有的问题无非是“语言”的问题。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表达的就是语言是人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作家和人工智能处理的对象都是“语言”。文学语言和情感不是割裂的，情感需要语言来表达，文学语言是文学情感的实现，文学表达情感的方式就是语言。无论多么贫瘠的文学文本，语言中都带有某种情感。按此逻辑推演下去，人工智能既然能够处理语言，也就能够处理情感。

实际上，人的情感一旦在语言中实现，这个情感就不仅仅是个体意义上的情感，而是具有一般性的情感。试想，如果文学中的情感没有一般性那又如何能与他人产生共鸣？爱恨情仇哪种情感不具有一般性？如果说作家表达的是纯粹的私人情感，那就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情感。虽然情感处于纷繁多变的感性领域，但是也有一定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必然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人的情感被把握在语言中，凡是现实的情感和价值都能够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那些不能被语言表达的情感和价值，实际上还是一个潜在状态，还不是一种现实的情感和价值。也就是说，写作中的情感、价值、目的等，必然要在语言中得以实现，人工智能通过对语言的计算就能够加以把握。所以，作家作为写作的主体，在技术和情感等层面，都必然受到人工智能写作的挑战。

二、人工智能写作的主体性幻象

人们不禁要问，人工智能既然这样强大，会安于作为人类的工具吗？会不会有自我意识？会不会产生自由意志？总之，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写作主体性，乃至构成人类的危机？这种担忧不是在今天才被提出来的，而是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就先行出现了。此类担忧早在科幻小说中就被强化了，典型的是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科学家创造的怪物具有自我意识之后，不再听从人的安排，处处与人作对，并给人类带来灾难。这种担心的集体无意识在《圣经·创世纪》就有所显现。受造物（亚当、夏娃）不再听从上帝的安排而自行其是，也就是具有了“自由意志”。偷食禁果实际是人类自由意志的经典隐喻。但是，人虽然具有自由意志，也不过是个“有限”之物。人不可能取代“上帝”。人和上帝的区别在于人有沉重“肉身”的时空限制。此外，人还有社会属性，还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规定，所以人是“相对”和“有限”的。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5期

从逻辑上看，人不能取代上帝是因为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也恰恰在于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生物属性最为根本的规定性就在于人的“身体”。身体曾经一直被柏拉图已降的西方形而上学观念论所忽视。尼采就曾经激烈地反抗以柏拉图、基督教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思想对身体的贬斥。人的所有问题，包括任何理智和观念性的问题都不能脱离“身体”的规定。当然也包括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判断。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和“主体”是不能分开的，身体就是主体，主体就是身体。任何主体都不能超越身体而存在。他提出了“身体—主体（body—subject）”概念，并用“身体化（incarnation）”理论来强化这个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工智能没有人的意义上的身体，也就不能成为人的意义上的主体，没有主体也就自然没了基于主体（subject）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因为没有身体，便没有了基于身体的各种欲求，而这种欲求和理智一样，是构成主体性的基本要件。

除了身体的根本区别外，人还有庞大的“非理性”存在。人工智能对理智的部分（意识）是可以计算的，但是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意识只是整个人类心智的冰山一角，对庞大的无意识层面的存在，人工智能是很难计算的，因为无意识部分是不能或不能充分地“语言化”的，不能被语言化就意味着很难被“计算”，不能被计算就不能充分地纳入到人工智能的把握范围。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所有活动的最为原始的驱动力是人的“原欲（性欲、力比多）”，人的所有活动都是受原欲的驱动，人类的所有文明不过是“原欲”的“升华”。人工智能只能对“原欲”进行某种计算，而不可能拥有。既然人工智能没有“欲望”及其“升华”，便也就无欲无求，无欲无求又哪里会成为主体呢？除了基于肉身的欲望外，人的另一个基本规定性就是时间性，也就是人“固有一死”。人既然在时间之中，就有生有死，才有海德格尔讲的“向死而生”。人只有面对死亡的必然性的时候，才有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价值的冲动和必要。人如果无生或无死，就没有创造价值的必要了。人工智能作为机器，其产生和消失都是人的设定，机器自身不会主动创造意义，即使有一天它能计算和模仿生死，那也只能是人的设定。

除了生理属性，人的社会属性也是人的根本规定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总和。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些都说明，人不是一个独立自存的生物，人是在种种社会关系中存在的。马斯洛也认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食物和性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五个层次的需求全都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展开的。从这些需求层次来看，只有作为主体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需求，而人的实践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这些需求展开的。人工智能可以计算或模仿这些需求，但不会具有这样的需求。没有这样的需求就不会有基于这样需求的社会实践，既没有需求，又没有实践，主体性如何产生？写作的原动力如果没有，为什么还要写作？只能是在人的意志下的写作，人是机器从事写作的主体、原动力和目的。随着技术的加速进步，即使有像弗兰肯斯坦那样的机器怪兽，也不能说是机器具有了主体性，而只能说是人的主体性发生了异化后，通过机器实现出来而已。所以说，人工智能写作的能力无论多么强大，仍然只能作为“工具”，不能具有主体性，因为所有的主体性都是人的主体性。所谓人工智能的写作主体性只不过是写作实践中的海市蜃楼。所以说，人工智能写作只能是麦克卢汉所说的人的某种“延伸”，仍然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及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对人的替代，因为它没有想成为人的必要、欲望和意志。

三、大众写作的主体性生成

在人工智能时代，作家的写作主体性和普通人的写作主体性边界发生了“内爆（implosion）”。“内爆”是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所阐明的后现代状态，“它吞噬所有关联的对立、结构的不同、冲突、矛盾，也破坏‘真理、‘真实、甚至‘能量”。〔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121页，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这种内爆状态当然包括真实与“类像”、高雅与通俗、对立结构的崩塌，也在理论上前瞻性地昭示了“人的”和“人工智能的”边界日渐模糊。内爆在艺术领域的典型案例之一是杜尚惊世骇俗的作品《泉》，其实无非是一个小便器。当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参加艺术展览的时候，杜尚随随便便到商店买来一个小便器，只是在上面签上作品的名字“泉”。这在艺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是“现成品”到底是不是艺术？这在当时肯定遭到不解乃至嘲讽，但是杜尚认为，一件普通的制成品，只要能够赋予其新的意义，这个制成品就能够脱离实用，从而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在人工智能写作之前，这种文化内爆的发生虽有技术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文化层面的因素。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写作主体性边界发生的内爆，其主要的动力因是技术。

人工智能写作争议的焦点恐怕和杜尚的《泉》具有某种同构性。也就是说，大众采用人工智能写作技术写就的作品，或者是在人工智能作品的基础上修改的作品，算不算自己的作品。如果算，那么著作权的问题如何解决？如果不算，但人工智能写作是向大众开放的，若将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归人工智能所有，人工智能的开放意义又何在？还有，人工智能是工程师的作品，著作权能否属于工程师？这样无尽地推演下去，著作权问题不会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终极答案。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杜尚的《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人工智能技术无论怎样发展，只要是作为技术，也就是处于工具地位，是作为人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写作工具。那么，只要这种工具是对社会开放的，无论著作权归属于谁，作品本身更重要，而不是纠结于是否是人工智能写作的作品。作品的文本要素作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只看文本本身的价值，那些作品之外的要素得以淡化。也就是说，无论人是怎样创作的作品，只看作品本身，不管其使用的是何种工具，包括自己创作或使用人工智能。比如一个人用人工智能创作出了一部作品，只要其认同这部作品，无论其是否赋予或增减这部作品的意义，这部作品就可以是主体价值的体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写作主体不能把未经别人同意的，别人自己创作或利用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據为己有，并宣称是自己创作的。这就涉及到伦理或法律层面的问题了。

在人工智能时代，写作能力的差异将不会体现在技术层面，而主要体现在“目的”层面。体现人们“目的”的不同价值设定是决定写作差异的根本性要素。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的书写可能性进行赋权，写作技术（工具）的限制必然被克服。技术障碍克服以后，人们可以直接通达“目的”层面。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由于人们目的设定的雷同，从而导致作品的雷同？也就是说，用同样的软件输入同样的关键词，得出同样的作品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即使在纯个人写作的情况下也是存在这种理论可能性的。理论上的逻辑可能性不代表现实可能性，作品完全雷同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人工智能写作中导致作品雷同的最大因素是条件设置简单，比如一两个字的关键词。但是即使是这样简单的关键词，同样的人工智能写作系统也很难出现完全雷同的作品，人工智能的算法会规避这样的情况。比如在“九歌”计算机诗词创作系统中输入关键词“中秋”，设置条件为“七言绝句”，点击“作诗”按钮，创作出的诗歌：是“中秋月色清如洗，半夜潮声冷似砧。万里江山无限意，百年风雨一沾襟。”同样的关键词，同样的条件设置，再次点击“作诗”按钮，创作出来的是：“风雨中秋月正明，孤灯耿耿照寒城。萧萧芦荻声声急，漠漠汀洲梦里惊。”这充分说明了人工智能写作具有规避雷同作品的强大算法。

任何写作主体性都是基于一定技术条件的主体性。在前人工智能时代，会写作和不会写作的人判然有别。在人工智能时代，作家和一般寫作者的边界正在积蓄着一场“内爆”，技术迟早会成为引爆的导火索。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更是如此，已经从理论和技术上具备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写作者”的条件。先前，人的写作能力被认为是一种高级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构成人与人之间、阶层之间的鸿沟。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鸿沟会被逐渐填平。写作就如同当下的识字能力一样，技术性壁垒和障碍正在逐渐消弭。先前的写作是特定人的活动，将会变成人的一般性活动。作家作为一种特定人群的写作特权会被严重削弱，从而向更多的写作主体开放。写作的主体性边界发生了内爆，内爆的结果不是写作的主体性不复存在，而是写作主体之间的边界不复存在。写作不再被垄断，写作主体性的大众化时代就要来临。

【作者简介】张强，博士，渤海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王超，渤海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