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会议与文学评论发展

2020-11-02 02:56尹林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5期
关键词:文学评论文学期刊文坛

文学期刊会议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领会政治精神、商讨应对措施、团结统一认识的主要途径。这里所指的“文学期刊会议”,主要是由文学期刊主办,或者以文学期刊为协办单位及参与主体的文学会议。刊物与刊物之间的联席会议,可以共同商议写作题材的拓展,以及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问题,甚至对某种思潮现象进行理论上的确认。会议商讨相比于文学期刊发表的正式文章,可以更加活跃。在这种相对自由的思维碰撞当中,编者、评论家和作者更有可能接近文学的内核。在此基础上,期刊会议可以共谋如何保护优秀作品的合法性,还可以商讨如何通过文学评论引导写作,亦可以倡导评论本身的自由精神,甚至能直接对文学评论的方法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研究更加需要对想当然的‘共识展开怀疑性研究,在‘不成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并追问其根源。”黄发有:《重新理解当代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那么,发现新的问题必然要伴随着新的史料阐发,去重新理解特定时期的文学场域。在这种情况下,探究文学期刊会议与文学评论之关系,就成为了还原历史语境的很好的突破口。故而,不妨以80年代为例,来对这一富矿进行挖掘。

一、作品研讨会与题材合法性论争

当代文学作品很多时候是通过期刊举办的研讨会决定评论走向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评论生产方式。从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生产的集体性以及新时期文学评论破冰的艰难来看,通过文学会议来进行商讨式的文学评论生产,很多情况下是出于政治的安全性因素。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品都需要如此谨慎,也有的会议可以集中期刊和评论家的力量,重点推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作品。但是文学作品研讨会最有意义的部分还是在于,通过會议来使得有争议的作品浮出水面,而不至于被野蛮的外部力量彻底打压。

比如,当时处于文学论争风口浪尖的“伤痕文学”,本就经历了一系列的研讨会,才使得其评价不断朝正面发展。最典型的就是1978年10月20—25日在北京召开的《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三家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

会议明确指出要支持“伤痕文学”,砸掉精神枷锁,提倡作家书写和深入生活。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127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可以说,这样的会议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整合文坛力量具有关键意义。全国最权威的理论刊物和创作刊物的联席会议,其实在某种层面上正是文坛统一认识的实践,它给“伤痕文学”以极大的合法性。这三个刊物都属于全国文联或作协的机关刊物,由它们联席召开会议,深刻地体现了政治层面对于文学解放的要求、扶持和引导。因此,这样的“解放”势必也为后来的现实主义和其他流派进行的论争埋下了伏笔。

其实,这种问题的潜伏期并没有太久。由于过度的政治兴趣以及创伤叙事的千篇一律,“伤痕”与“暴露”虽然在特定的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但它也绝非文坛的长久之计。一方面即使政治改革也分不同阶段,需要用不同的方案去反映;另一方面人的审美心理很容易出现疲劳。再者,世界上多数重要国家的文学伦理早已经超越了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道德观。因此,对于“伤痕文学”从艺术上而非政治上进行善意的批评的人也大有人在。即使到今天,我们在看《班主任》《伤痕》的时候也很容易发现其在叙事上的简单化,以及另一种政治预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文学批评助力着,以完成自己的经典化。

程光炜指出,当年评论界对于《班主任》和《伤痕》的评价,其实都是由很多具有“主流社会地位”的评论家进行的,而他们理所当然是时代精神的“大叙述”的历史合谋者。“大叙述”的内核诉求,在影响着文学标准的制定。比如很多评论家肯定班主任的“现实意义”,就是通过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样的选择标准。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第29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因此,这种“大叙述”的政治成分迟早要被一些对艺术性比较“较真”的评论家发现,因为其无非是代表了另一种政治正确。

1980年,《文艺报》召开了部分在京作家、评论家座谈会,严家炎从艺术真实的角度指出了《在社会的档案里》《飞天》等作品的缺点;王蒙认为有些作品历史感不够,不是从人的灵魂深处发掘;公刘指出某些作品单纯追求吓人和离奇,如《女贼》和《飞天》都没有真正扎到“穴位”上。向川:《关于反应社会生活中新问题的探讨——记本刊召开的部分在京作家评论家座谈会》,《文艺报》1980年第1期。从“伤痕”文学的“走高”与被批评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期刊研讨会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批评的走向以及尺度的开合。不同的文学活动家、编辑家和评论家共同商议出的批评方针,是随着时代需要和读者反应不断发展的。这是期刊研讨会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巨大引导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可以直接引领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的风尚,并且对某些偏颇进行及时的匡正。

80年代初,为作品合法性正名可以说是期刊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有时候作品的合法性会和期刊命运,甚至行业风向具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即使是较大规模的行业性会议,也不可避免地围绕作品题材合法性做文章。由于刊发了一些“暴露”性质的作品,社会上很多人还对文学期刊1977—1978年来的成绩表示质疑,认为文学期刊过于芜杂,要进行“纠偏”和“砍伐”。在这种情况之下,1980年4月26日至5月10日,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时隔24年再度召开,上一次召开是在1956年。

这次的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到会并且从文学繁荣的角度肯定了文学期刊三年来的办刊主流。与会代表也一致认为,文学期刊办刊虽然存在一些瑕不掩瑜的缺点,但根本谈不上“纠偏”和“砍伐”。吴繁:《提高质量,把文学期刊办得更好——记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文艺报》1980年第6期。他们一致肯定了《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小镇上的将军》《人到中年》等曾经产生争议的作品,以及王蒙、刘宾雁、高晓声、茹志鹃、白桦、刘心武等曾经产生过论争的作家。这对于文坛来说无疑是一道巨大的曙光。因为这些作家后来对现实主义的深化、文学真实的复归甚至现代派技巧的引进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从文学编辑层面继承了第四次文代会的精神,不仅巩固了思想上破除旧害的成果,还从行业性的角度尊重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5期

这次会议,通过作品合法性论争,在全国层面为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正了名,也为广大文学期刊编辑在促进思想解放的道路上吃了一颗定心丸,有利于形成期刊编辑工作的“共同体”,同时也坚定了文学评论工作的走向。

会议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期刊的理论和评论工作前所未有地活跃,当然,和创作相比还有些不足。但是对于拨乱反正、肃清流毒以及解放思想,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强调尊重艺术规律等方面,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本刊记者:《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记述》,《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在80年代初期的底线和诉求。它们既要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又希望尊重文学的艺术规律。这是文学评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遵循的方案。“现实主义”在80年代初被作为反对“极左”路线的武器,但到了后来又成为了反对“现代派”的“正规军”。这是80年代文学评论的一大特点。

期刊作品研讨会通过对重要作品的具体讨论,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坛对于作品题材的接受底线,另一方面又尽可能推动了文学题材、思想的多元化,保护了一些受争议的作品,通过众议的方式确立了80年代评价文学作品的开放性、真实性原则。

二、文坛现状交流会与评论空间的拓展

与任何文学活动一样,文学期刊会议也具有微观、宏观两种,它们有的商议文学的基本单位——文学作品,有的并不满足于对单一的、具体的作品的探讨,而倾向于对一个具体阶段的现状或现象的交流。现状交流会相比于作品研讨会,可以更加系統地把握当下文学风尚,以及这种风尚的优点与不足之处,从而更好地为文学的发展建言献策,从编辑层面引导潮流,避免误区。它与作品研讨会类似,都是对文学场域中已经存在、即将壮大或者需要扶持引导的作品或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把脉。这就使得他们与文坛动态节奏相一致,具有非常高的时效性和专门性。

比如,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文坛思想的逐步解放,充满活力又具有种种困惑的青年形象,自然成了文学书写的重要题材。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评论》等刊物就及时关注到了这一现状。1983年3月10日到11日,《文学评论》编辑部邀请了北京、天津的文学理论评论家、高校中文系研究生、报刊编辑等,召开了“青年题材创作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有雷达、刘锡诚、潘仁山、伍晓明、黄子平、季红真、张志忠、王友琴、刘蓓蓓等。为了突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该刊还在当年第3期用大量篇幅刊登了开场白及11篇发言。

可以说,文坛现状作为文坛大多数人关心的话题,值得深入挖掘,是革新评论的重要动力,因此以这次会议为代表的现状交流会是不可缺少的。而《文学评论》的编者也注意到了,以《赤橙黄绿青蓝紫》《高山下的花环》《这是一篇神奇的土地》《人生》《黑骏马》等为代表的小说,预示着青年题材创作水平的高度提升。因此刊物的兴趣在于青年题材所反映的社会思潮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学和艺术层面的观念变化。编者:《开场白》,《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从这里可以看出刊物编者对于文坛潮流的反馈具有极高的能动性,以及编辑角度的判断标准。

在这个标准之上,刊物对于文学评论的空间拓展也有着多元化的要求。会议上的发言涉及了青年形象的思考活动(伍晓明),青年题材对文学领域的拓展(夏康达),青年形象与土地观念的相互关联(雷达),青年形象从思考向实践的变迁(季红真),青年题材对于青年本身的意义(何志云),青年题材的格调水准及常见失误(盛英、方顺景),等等。可以看出,对于青年题材的现状交流,使得批评家们也都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比如,伍晓明本身是一个美学和哲学的研究者,因此他更看重青年所承载的思索;夏康达作为天津师大的学报编辑,则更关心学问增长点;以注重细节见长的雷达选择了土地视角。更值得一提的是季红真,她早在这次发言就已经从人物设置的结构来分析问题,用“从思考到实践”来统筹青年形象的变迁,别具匠心,已初步体现出她后来写作《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一文的格局。批评家的个性需要具有引导力的平台进行话题营造而得以发挥。可以说,《文学评论》组织的这次对于青年题材的交流,是体现刊物把握文坛动态、组织评论反馈的一个写照。

80年代中期,随着人性、人道主义论争的不断深入,或者说随着“人”的主体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空间内地位的不断提升,文学评论的主体和自由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由于文学评论在当时对于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导向和匡正作用,因此评论不自由就会使创作自由成为一句空话。1985年春季由《文艺报》召开的“评论自由”座谈会就很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次会议其实是刚刚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思想继承,“作协四大”明确提出了评论自由和创作自由应当并举。晓蓉:《回答新时代对文学的呼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侧记》,《文艺报》1985年第2期。

“评论自由”会议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牧指出,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提创作与评论的自由,就是因为行政干涉文艺的现象还没有根除。而陈丹晨甚至指出,评论自由有的时候比创作自由更为重要。同时,会议的代表们清醒意识到了文化领域内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思想。李希凡认为,一遇见批评,作家们立刻就会联想批评背后的背景、山头,搞得草木皆兵,这就是典型的文艺领域里的封建主义。这次会议是有破有立的会议,评论家们不仅批判了僵化模式,还探讨了评论自由的内涵和实现条件。概而言之,就如冯牧所言,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就是在共同方向的前提下,给艺术范围内一切有特色的精神生产最大限度的自由。阎纲在此提出了文艺评论除了评论创作,还可以研究自身发展规律。谢冕则更加强调评论活动要有评论家的情感,不能是冷冰冰的。何孔周:《反对“左”的倾向 实现评论自由——〈文艺报〉召开评论自由座谈会》,《文艺报》1985年第3期。这可以说分别从本体、主体上呼唤着文学评论的独立性,而淡化其依附性,对于文学评论发展的系统化、学科化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如果说80年代前半期的文学期刊会议主要集中在话语正义和政治正确的争夺上,那么1985年以后的期刊会议,则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专门化”,它们开始渐渐地将文学主体和文学本体的讨论相结合。长篇小说在此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1987年8月31日,由《文学评论》邀请,《十月》《当代》《文艺报》《文艺研究》《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参加的“近期长篇小说创作信息交流会”就有这个特色。这次会议在长篇小说创作“升温”的背景之下,重点讨论了《夜与昼》《活动变人形》《古船》《隐形伴侣》《金牧场》《浮躁》《苍生》《皖南事变》《天堂众生录》《白海参》等长篇作品。会议注意到了长篇小说题材丰富、冲破禁区的特点,商品经济因素再次受到了关注,也确立了写真实的理论高度,肯定了作家的勇气。最难能可贵的是,该会议注意到了文体交叉、线索增多、人物增广、内涵深入使得小说难以“一时就能阐释清楚”,这毫无疑问是在呼唤文学批评的新模式。这次会议因此提出了长篇小说评论存在印象式的缺点,对于“怎么写”还缺少深入的研究。赵仲:《近期长篇小说创作信息交流会述要》,《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这就对文学评论的“本体”丰富产生了很好的启示。文学本体的深入变革,必然要求文学评论予以充分的关注。正如有的理论家在会议上所强调的,“没有长篇小说形式的具体突破,就没有长篇小说的发展”,宋遂良:《气度、文化意识和形式创新——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前景》,《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2期。关于文学形式的评论已经到了必须正视且发扬的高度。

几个月后,1988年5月21日由《文学评论》编辑部组织的“文坛现状恳谈会”,就重点关注了文学形式问题。会议指出,这几年的文学创作虽然失去了轰动效应,然而其艺术形式却不断地在暗中发展变化,评论应当对其产生重视。与同年3月5日《文艺报》所召开的“近期文学发展趋向交流会”强调文学要正视社会效应,重视并理顺和读者的关系不同,这次会议强调虽然商品经济、通俗文学等现象一直在冲击着文坛,但是文学形式却依旧在遵循着自身规律,发生着种种演变,对于文学本体的关注是无法逃避的。赵仲:《文坛现状恳谈会述要》,《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这在文学主体性复归之后进一步拓展了评论的空间,并且与80年代中后期的主流文学思潮相契合,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

上述会议,从作品题材、评论自由、文学文体、文学形式等方面对当时的文学现状做了相当充分的分析。相比于具体的作品分析,它们更加宏观和包容;相比于思潮探讨,它们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时效性。可以说,现状交流会是文学期刊作为文学活动的组织者,对于文学现象进行反馈的有效手段。这样的讨论,既可以避免因过于具体而产生的单一和片面,又能够避免过于理论化而与文坛发展的具体状况脱节。

三、理论座谈会与方法探索

80年代的文学期刊会议十分注重理论探讨,为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如果要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文学评论,那么80年代文坛首先面临的就是“人性”的问题。因为在“文革”期間,这个题材是被压抑得最严重的。阶级题材压倒人性讨论,可以说是“极左”文学的思路特征之一,而新时期文学确立自己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范,就必然要复归从前被压制得最厉害的人性因素。

据此,1980年1月24日,《文艺报》《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三个理论评论的领军刊物在北京举行了为期一周的“新时期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会”。这次会议背后的单位涉及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相比于纯粹的文联、作协会议,势必有着更强的学理性、民主性以及行业对话性。这次会议扛起了“文学是人学”这曾被压抑多年的命题,确立了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这一理论上的安全区。

会议指出,即使按照文学反映生活的逻辑,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人的情绪、愿望和感情思想,也都离不开人性的描写。“文革”文学的谬误就在于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与“人性”简单等同,形成了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的机械论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承认人在阶级性之外的人性。当然,会议也指出了人道主义、人性探索在文学中存在的负面问题,但认为其毕竟是少数,是瑕不掩瑜的。邵石:《新时期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学术讨论会纪要》,《编创之友》1983年第2期。

这次会议较早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书写及评论摇旗呐喊,使得文学评论的资源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开启了文学主体性复归的先河,也开始将人的权利、欲望、情感通通归在了“人性”这一模糊的大旗之下,开始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在特定时期,人性在文学中的复归,使得文学评论也有更广阔的空间去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困扰,从而将视角延伸至人的性格、心理,人与人的复杂关系等层面。

无论是恢复文学中的人性书写,还是关注文学的本体形式,都不能空空停留在愿景之中,文学评论必须有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方法。这就需要文坛各方力量集思广益,把握时代脉搏,了解文坛动向,对评论策略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时,需要更大规模、更多地域、更多机构和更多年龄段的文学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参禅悟道”。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编辑部、《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了“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李庆西:《开会记》,《书城》2009年第10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杭州会议”。《上海文学》方面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蔡翔、肖元敏、陈杏芬等。《西湖》杂志社的人员则有董校昌、薛家柱、钟高渊、沈治平、徐孝鱼、李杭育、高松年等。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有李庆西和黄育海。此外来自北京、上海、湖南、河南、福建的批评家和作家还有:李陀、郑万隆、阿城、黄子平、季红真、徐俊西、陈村、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王晓明、韩少功、鲁枢元、南帆等。根据周介人的记录和整理,本次会议的重点发言大多在强调文学对于“人”“自我”的价值,强调文学形式的创新,以及突破“理性主义”。

李子云在总结发言中批判了当时促成文学工具性形成的“理性主义”。她指出,理性主义认为因果关系在客观世界中往往表现得很纯粹,从而忽略了各种随机性、偶然性对于现象的复杂影响。理性主义者往往跳过许多起到重要作用的中介去判断事物,导致了现在的作品中只有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以及机械的决定论,缺少网状的、多元的联系,“缺乏生活本身那种毛茸茸的原生美与诱惑人的神秘感”。周介人:《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作为“寻根文学”的重要阵地《上海文学》的编辑,李子云在这里开始强调文学的“原生美”与“神秘感”,为“寻根文学”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引导。因为这与作家们发表在期刊上的所谓“寻根文学”三大宣言尖锐度是有很大差别的。三篇宣言所强调的核心观点是民族、地域文化,尖锐度已经明显降低,少了对于文坛现状和理性主义的批评,显得较为温和。李子云的发言从编辑层面明确了刊物喜好,批判了文坛弊病,使得文学评论更加关注内在化的“原生”与“神秘”,从而也使得人物形象的性格主体与自然属性在文学评论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文学期刊会议还可以使文坛一起去面对当下文学界的主要矛盾,以及共同探索文学思想解放可行的程度。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这种商讨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杭州会议”不仅没有邀请记者,蔡翔:《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也没有像先前所提的会议,邀请中宣部或者国家机关人员参加,因此它的讨论相对来说是更自由的。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和突破,在当代文学评论史上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突破理性主义,使得文学评论更加关注文学创作中的“模糊地带”,这种“模糊地带”其实就是生活中无限艰深细密的真实,并且這种真实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表面和客观的,更包括内在的和心灵的。这促使文学评论开始关注内与外两个层面,力图更加全面地把握文学和生活、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1985年3月,由《文学评论》《上海文学》《文学自由谈》《当代文艺探索》和厦门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对于当时流行的“方法热”进行了观点交锋。李庆西称其为整合了作协(文联)、社科院系统和高校系统三方力量的会议。李庆西:《开会记》,《书城》2009年第10期。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会议不再像80年代初期大家的观点那样整齐划一了,80年代前半期的文学商讨还具有相当强的保守性。厦门会议上,科学主义的支持者、反对者达成的科学方法不能够生搬硬套到文学理论中的共识。同时,还有不少人对于何者可以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会议对于“新三论”“老三论”的争论是一个较为理性的思考和总结,从而没有使得文学批评再度走向公式化。与会者认同“新三论”和“老三论”属于一般的思维方法,但是指出要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同时,他们也强调方法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无迹可求。《更新文学评论方法 促进文学观念变革——厦门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简讯》,《上海文学》1985年第6期。

不过,从《上海文学》的报道可以看出,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是未来文学批评的热点,这些方法分别适应了文学本体论、民族文化心理以及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这次会议还指出应该重视文学观念的变革,坚持评论方法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对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吸收。同时,根据这次会议的报道可以看出,虽然大家对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局限性的大小有一定分歧,但基本上都认同这样的文学评论面对“向内转”的创作风潮,已经无能为力。贺立华:《厦门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综述》,《文史哲》1985年第4期。可见,以厦门会议为典型的理论会议,具有强烈的争鸣意识,同时又能有破有立、求同存异,促进了文学评论方法论的稳中求进。

除了对于文学创作的整体把控和导向之外,对于单一文体发展的走向探讨,文学期刊所举行的理论研讨会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比如1980年举行的“南宁诗会”丰富了评论界对于“朦胧诗”的认识,为“朦胧诗”获得合法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随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开始,《诗刊》等刊物作为主流媒介却采取了较为保守的立场。但是,在“作协四大”之后,这些刊物还是努力地摆脱政治的束缚,进行了尽可能的补救。

例如,1986年8月25日至9月7日,《诗刊》与《飞天》《当代文艺思潮》两家刊物联合举办了“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虽然还有人试图用“多样化不是多元化”的理论来重正自己的正统地位,但事实证明,与会者再也不能如此轻易地“买账”了。很多发言的评论家,对于当时新诗评论的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第一,庸俗社会学和“极左”思潮严重影响了诗歌评论的科学性;第二,新诗批评已经严重不符合创作实际;第三,新诗评论缺乏独立见解,模式化十分严重。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再次强调批评要回到诗歌本体上来。

仅仅一年零八个月以后,也就是1988年5月3日到10日之间,《诗刊》与中国作协江苏分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全国当代新诗研讨会”(运河笔会),被认为是更加前卫的“第三代”诗人与批评家直接参与了会议,为实验诗歌的正式出场提供了宝贵的机会。靳大成:《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第121-12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吊诡的是,在方法论探索已经大行其道的1986年,诗歌界竟然还在围绕着本体论和社会政治批评的阵地争夺做文章,可见不仅创作实际和理论实际存在时差,就连评论方法的提出和具体应用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次会议也初步体现了,即使在80年代中期,文学评论依旧要与政治进行周旋。评论方法不断回首拾遗的姿态,正体现了文学期刊也具有的文学和政治的双重立场。

在运河笔会上,对“第三代诗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初步划分出“后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两个群体,为了解决后现代主义的零散化问题,与会者呼吁对第三代诗歌进行系统的赏析。虽然章亚昕认为,艺术流派的林立纷杂,有利于打破创作上的权威,但也难以出现集大成的诗歌评论家,诗歌界未来将出现一个大趋势,那就是评论要跟着创作走,章亚昕:《全国当代新诗研讨会述评》,《文史哲》1988年第4期。但是这种拉力战毕竟使得诗歌进一步脱离一元话语的束缚,开启了诗歌在地化、民间化和民族化的新纪元。

总之,期刊理论座谈会参与并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理论资源建设,使得文学评论不断朝主体论和本体论发展,催生了文学评论的多元化。同时,由于文学期刊会议的专业性、时效性和现场感,又使得文学理论的探讨与文学评论的实际发展阶段相结合。这也是当代文学评论在借鉴西方文学思潮过程中的一大特色,文学期刊理论座谈会对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四、结语

通过文学期刊会议,文学期刊的负责人或编辑可以对文坛政策进行消化,将自身的办刊理念、刊物传统与当下文学形势相结合,及时地传递给评论家和作者,使得这三者形成一种交互性极强的文学场域。在中国特殊的由国家管控的文学体制之中,文学期刊会议使得文学的行业性得以良好的彰显。

在对当下文学期刊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评判时,有学者曾敏锐指出:“研究主体面对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内部与外围的多元互动,往往会重点关注文学的中心、主流与内部,抓主要矛盾,追逐焦点话题。”

①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文学期刊会议,可以较好地避免仅仅抓住事件的简单线索,而能充分考虑到文学潮流产生的环境。

如果说期刊会议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方能体现,那么其对文学评论的影响却具有更短的周期,从而快速在文坛中体现出来。通过前文的列举可以发现,文学期刊会议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可以左右文学潮流的论争,保护作品题材的合法性。当论争激烈到一定程度,评论家们被保守势力借用政治话语打压时,作品研讨会可以团结期刊的行业力量,对自身的合法性进行确证。其次,文学评论的探索不能仅仅局限在旧阵地的争夺,还需要开辟新的场域,在这种情形下,关于创作题材、评论自由和文体新变的文学现状交流会议及时地为文学评论的探索准备了充足的空间。最后,文学评论在捍卫原有阵地和主要精神之外,还需要不断探索新方法,进而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因此,以“新时期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会议”“杭州会议”“厦门会议”等为代表的理论座谈会,开始逐步转向文学主体、文学本体和方法热的探寻之中,丰富了文学评论的方法论。在时间的不断涤荡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评论在这种推动下,悄然完成了从工具论的依附性,到主体论的合法性,再到本体论的专门性三者之间的过渡,也渐渐开始了学科化和历史化的进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18ZDA26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尹林,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特别资助类博士后。

(责任编辑 周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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