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的英雄叙事

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的佼佼者，军旅文坛的“重量级”拳手，西元近几年频频推出佳作，打出一组漂亮的“组合拳”，显现了其不可小觑的创作实力与潜力。《Z日》《死亡重奏》《炸药婴儿》《无名连》等一系列战争历史题材小说，从甲午海战写到抗日战争、朝鲜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战争史，不仅视野宏大、笔力开阔，且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与写作技术等方面均有突破，作品在注重对战争及人性本质深层勘探的同时，亦尝试先锋的形式探索与文体实验。西元长于在浓缩变形的时空转换中容纳体量巨大的时代信息，往往将历史、现实、梦境、幻觉、议论、哲思相交融汇，最大限度地在有限的篇幅中拓展出多维的叙事空间，并由此生发出对于战争及人性的更为深层复杂的感悟，体现出强烈的理性色彩与哲学思辨的品格。

作为一路“摸爬滚打”地成长、有着扎实基层经验的“老兵”，西元书写当下军旅现实的作品也相当出色，如《锻炼锻炼》《界碑》《枯叶的海》《壁下录》等，均以简明朴素的形式直面当下军营生活与军队伦理，书写军队在改革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从形式到内容，这一脉作品显现出扎实妥帖的现实主义风格。但无论哪种题材的创作，何种方式的思考，作品都有相似的内在追求与精神主线一以贯之，即对于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等核心价值伦理的坚守，对崇高悲壮之美的执着追求。作者在一个和平时期的“后革命”时代里，尝试重新书写“革命”伦理，塑造英雄群像，显现出一种令人钦佩的“固执”与坚守，亦彰显出军旅作家应有的一份“舍我其谁”的抱负与担当。

一、“无名连”：“反英雄”的英雄书写

爆发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境外战争，其惨烈程度超越今人的想象，甚至震撼了整个20世纪的世界战争史。究其原因，正在于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之悬殊犹如霄壤——彼时中国志愿军以落后的常规军事装备对抗美国/西方世界最为先进的“高精尖”杀人武器，并且整场战争是在核威慑之下进行的。刚成立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志愿军入朝初期，甚至连最基本的后勤补给都无法保障。那么中国军队是如何在绝对劣势之下却逐步掌控着战场的主动权，进而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及东北亚地区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的呢？对那段历史稍有常识的人们可能都会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个问题这也是西元一直无法释怀的“心结”，其重量级代表作《死亡重奏》《无名连》《遭遇1950年的无名连》均聚焦朝鲜战场，他孜孜以求，反复书写，对于那段壮怀激烈的历史有着诉说的冲动。

《死亡重奏》可以说是西元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作品，其以朝鲜战争中一场残酷惨烈的阻击战为背景，塑造了一组无名英雄的群像。《无名连》则可视作《死亡重奏》的姊妹篇，讲述另一支“无名连”为完成阻击任务，在严寒的冬夜坚守阵地，最后整连被冻死在阵地上的悲壮事迹。这两个“无名连”的战士们甚至分享着共同的姓名/“能指”：“魏大骡子”“王尽美”“上官富贵”“王大心”等。不是西元疏懒，而分明是想借这些“个体”来彰显某一“群体”的特征，借“这一个”表现“这一类”。魏大骡子与上官富贵代表着土生土长、苦大仇深的底层农民;出身于金陵城书香世家的王尽美是颇具传统士大夫情怀的“书生”;指导员王大心则是由人民军队培养的、具有政治素质的新型知识分子。其他诸如李大个子、二斗伢子等奇形怪状的“绰号”，指代着战场上那些最普通不过的基层士兵。所以，西元的战争小说着力塑造的是人物群像，而非孤胆英雄。他以这样的方式致敬那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却没有留下姓名与番号的“无名英雄”与“无名连”。

但正如很多研究者所发现的，西元的战争小说有着明显的“反英雄叙事”的倾向，他笔下的士兵身上都保持着浓郁的甚至琐碎的生活气息。如魏大骡子、上官富贵这两个最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代表着中国农民这一群体。从五四新文学开始，“农民”这一阶层就是不同意识形态话语竞相争夺的价值客体。无论是鲁迅笔下的“庸众”“看客”，还是左翼文学内部的“大众”“无产阶级”，“农民”都是需要被全新的话语体系——启蒙或是革命——重塑的对象。“农民”作为自足个体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领域在“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而产生的，且这一倾向在其后的“新历史”小说潮流中变本加厉地延续下去。西元塑造的农民形象也有着“新历史”思潮的痕迹，即他们身上更多呈现出某种“原生态”品格，基本遵照乡土社会的民间伦理法则思考与行事。这样的写作手法令其笔下人物形象鲜活生动，扎实接地气，续借着“乡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特质，区别于50-70年代革命历史叙事中某些模式化、概念化的英雄形象，延续了80年代以来个体化的表述策略，同时也是对“新历史”小说建立的个人化历史叙事手法的借鉴。

虽然与“新历史”“新写实”小说思潮中某些叙事特征与价值取向颇为相似，如对于小人物生命及情感世界的关怀，对于形而下质朴欲望的彰显等，但西元的作品显然与其解构历史、消解崇高的欲望化叙事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他始终试图在文本世界中寻找并建构“积极的意义”，在“后革命”时代重建英雄伦理与宏大叙事。无论是书写朝鲜战场的《死亡重奏》《无名连》，还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炸弹婴儿》，他笔下的战争场面及战争中的人都体现了一种鲜明悲壮的“崇高美学”特质，一种毫不妥协地抗争与搏命的精神，从而使文本世界充盈着荡气回肠的悲剧之美。西元的独异之处在于，他是尝试以凸显小人物的方式建构英雄伦理与宏大叙事的。如果说“新历史”“新写实”为代表的叙事潮流是一个文化“解符码化”过程，那么西元的战争小说就是一种“再符码化”的努力。但如何在书写小人物的同时又避免被卑微琐碎的个人欲望绑架，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却是写作者必须面对的难题。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西元借助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对于战争中“所有人意志的合力”这一概念作为自己写作的借镜：

我觉得，“所有人”更接近于中国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样的看法，是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一群人。他们同舟共济、心意相通、生死与共，有相同的生活习惯，有相同的历史经历，有相同的文化积淀，有共同的信念，这些东西冥冥之中凝聚成一股精神力量。这股精神力量就是“合力”。……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最终所要依靠的东西。西元：《〈战争与和平〉里的战争》，《解放军文艺》2017年第7期。

作者在这里对于托尔斯泰的战争美学/哲学进行了“在地化”阐释，即将其与中国传统伦理与情感结构相融合，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换。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包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对于亲情伦理的看重，对于土地的执念，对于“天命”的顺应，及乡土社会“天下为公”的传统与桃花源式的乌托邦愿景等等。这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传统”：长时段历史中，由稳定的生活与文化实践保留下来的习俗、惯例、文化认同和情感结构。贺桂梅：《“民族形式”建构与当代文学对五四现代性的超克》，《文艺争鸣》2015年第9期。这些是属于民族内部“自发”的东西，从中国土壤中孕育出的东西，却能构成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成为国人最终可以“依靠”之物。《死亡重奏》中的魏大骡子与王大心，《无名连》中的王尽美就是依靠这样强大的“内在性”拒绝了美国军官试图推销的“普世价值”，即那些自诩可以治愈东方民族“野蛮性”的“西方文明”。可以说，西元就是在“所有人意志的合力”这一理念的支撑之下，实践他“小人物”扭转“大历史”或曰“蚍蜉撼树”的文本实践的。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5期

西元赞美《战争与和平》是一部酷似“交响乐”的小说，他的《死亡重奏》亦是用交响乐的形式结构文本，用充满质感与层次感的细腻文字炼成匀称华美的乐章。但在文体自觉的背后，仍然是对于“内容”与“意义”的高度关注，也就是说在西元这里，先锋的叙事技法仍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内容上的扩容与增生。《无名连》虽然构型上不如《死亡重奏》精致均称，但是基本的结构方法与叙事方式却是相似，其间朝鲜战争的严酷战场亦如一个话剧舞台，中国社会内部各阶层的人物相继出场并自曝心迹。为了更有效地拓展文本容量与空间，西元还采用了“前史”的方法对人物过往进行详细交代，且他们的个人经历均牵系着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重大的“创伤性”事件，如河南大旱、黄河决堤、东北沦陷、南京大屠杀等。通过这种方式，西元将“个人史”与“民族史”紧密衔接，呈现社会历史内涵的丰富和深刻，以实现构建宏大叙事与展现历史总体性的追求与抱负。但为了避免“宏大叙事”可能对于“个体”构成的限制与压抑，《死亡重奏》《无名连》采用多声部“重奏”的方式让不同的人物均发出声音，也就是说作品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获得以主观视角展开叙事的机会。他们身上体现出生活真实本身所具有的丰富芜杂，使文本在在这样既自由生动又“整齐划一”的“众声喧哗”中，实现了个人与历史、情感与政治、总体与个体之间辩证的共振与互融。小说既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50-70年代革命历史叙事中存在的忽视个体欲望、阶级性压倒人性等弊病，又超越了“新历史”小说中以私人欲望消解宏大历史、以普遍人性拆解革命与抗争性话语的虚无及犬儒的姿态。

二、浮士德与“发展的悲剧”：反思“90年代”

西元认为，真正的军旅文学应该始终与时代精神保持对话：“既是当代中国的一面镜子，又是对历史的深刻思考”，西元：《军旅文学的精神追求》，《文艺报》2016年8月3日。也就是说，对当下社会/时代的积极主动地介入与反思才是军旅文学最为可贵的品质。《界碑》《枯叶的海》《壁下录》《疯园》《色·魔》等作品均直击社会现实，聚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时代变迁、改革大潮中的断裂与阵痛，揭示出拜金主义、道德沦丧、权钱色交易等社会乱象对于人民军队的腐蚀，探究“后革命”时期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及其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

不同于书写战争历史时鲜明的形式实验特征与先锋追求，《枯叶的海》《界碑》《壁下录》均以最朴素的现实主义方式切入当下军营的日常生活。《枯叶的海》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叙述，以一个普通小士官的眼睛记录下坐落于北京郊区的军营中的“众生相”。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军队全面改革步伐的逼近，那些从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时代延续下来的人民军队的某些优良传统与作风一方面需要发扬，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更新形态的、更为现代的军事管理模式、组织结构、训练体制。“我”虽然为某些逝去的军中传统痛心并忧虑，但也清楚地知道，在瞬息万变、山雨欲来的国际形势下，在国际战争形态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之时，中国军队的深化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永远是把双刃剑，随着国家将“天文数字的经费哗哗地投向部队”，某些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滋生了“大老虎”“肥苍蝇”，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的病菌也逐渐侵入人民军队的“肌理”，普通的基层官兵既深受其害，又忧心忡忡。另外，军队实行信息化作战的改革步伐亦在艰难中持续推进，适应全新形态高科技战争的新型部队也在重重危机中逐步成型完善。在故事结尾，“我”在20年后暮然回首，无论是中国还是中国军队与当年相比已是“天壤之别”，想到一路行来的困惑与艰难，想到那些主动或被迫丢弃的纯真与美好，不禁感慨万千。《枯叶的海》不仅用一个小军官的青春记忆带我们观看、体验着“庞然大物一般的历史在一个年轻人心灵里留下的痕迹”，更是意欲以文学的方式在“大国崛起”的今日回眸或穿越到上世纪“90年代”，洞穿并承认那是我们“如此不堪的过去”。

《壁下录》与《疯园》对于“90年代”的反思则更加深入，这两部作品都采用了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且是两个即将沦为阶下囚的“罪人”的自白和忏悔。如果说《枯叶的海》和《界碑》中的主人公都是基层官兵，他们身在时代的漩涡之外，从未有幸接近或接触过权力中心，而《壁下录》与《疯园》中身为“70后”的“我”，则是在20世纪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时代凭借阴错阳差的好运而接近权力中心，在全社会资本、资源重组的过程中成为“受益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法治进程稳步推进，健全监管机制、反腐整风、经济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在新世纪相继落实，“我”背后的“靠山”，那个曾经在90年代叱咤风云的力量却逐渐走向衰颓，那些被庇护的腐败罪恶在新世纪的阳光下已然无所遁形。借助这两个故事，作者换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即以贪腐权力体系内部的“既得利益者”或权力的“帮凶”“帮闲”的视角，从内部展开对于整个90年代的观看与反思。或者借用哲学家巴迪欧的术语，西元这两部作品开始将读者從“观看这只野兽”逐渐带入了“野兽自己的观看”。〔法〕阿兰·巴迪欧：《世纪》，第18页，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壁下录》中被双规的“首长”，是军队高层中的贪腐分子，他收受贿赂，生活腐化，搞权钱色交易，理应绳之以法，以儆效尤。但在身为秘书的“我”的叙事中，他却并不是“罪大恶极”，甚至在“我”看来，“前首长”是一个不乏远见卓识、在很多方面均能顺应社会发展与时代潮流的“弄潮儿”。尤其在军队建设的走向上，他更是把握住了未来战争的发展大势，为军队建设全面信息化、干部队伍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他有眼光、有决断，也有力排众议、大刀阔斧的执行力与实干精神。他的错误在于过于宽容、顺应或者说是纵容“人性”。在“我”的印象中，“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始终令“前首长”深感困惑，是他一直以来想要参透的“课题”。在他原先的理智规划中，释放人性是对于禁欲年代的纠偏，是代表历史发展趋势与时代进步的潮流，他曾乐观地相信人性当中有活力的部分一经释放，便会带来社会与国家的飞速发展。但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恶魔却首先飞了出来，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现实令“前首长”亦暗自心惊。他逐渐发现他已控制不了那些破笼而出的欲望怪兽，更有甚者，他甚至控制不了自己身体中的“怪物”——内心滋生的贪欲开始转过身来“反噬”豢养者。在“前首长”身上，无力掌控时代、无法抗拒人性弱点的虚无感愈演愈烈，这个曾经推动或自诩推动了现代军队进步的人，却陷入连自身命运都无法把握的脆弱与困惑中，最终走向彻底的沉沦与毁灭。

《壁下录》中的“首长”、《枯叶的海》中的张政委、《疯园》中“我”的老领导均可以归为一类，这些已经或即将被“双规”的军中高级将领或政商界高层，在时代遽变的大潮中没有把握住自己，被野心与欲望裹挟，沦为可耻的贪腐分子。但面对这一类人，作者的心态是复杂的，他没有把他们塑造成单向度的反面人物，而是去发掘他们身上远为深厚的历史、社会及人性内涵，意欲透过他们的罪行，去发现一个时代的困境、困惑与伤口。可以说西元一定程度赋予了他们某种复杂的“浮士德”式性格，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不仅是人性的罪恶，更是“发展的悲剧”，或者说他们构成了另一种“发展的代价”。从文本中不难看出，金钱、性爱、权力和名声这些世俗人的欲求，并不构成他们最终的追求目标，他们真正的欲望在于发展本身，与自身在这一发展的历史正剧中所占据的主体位置。在浮士德的理念中，“现代人转变自身的惟一途径就是，根本转变他生活其中的整个物质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世界。歌德的主人公成为英雄的途径是，将受压抑的人的巨大能量解放出来”。〔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50页，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他们自认为洞察并顺应了时代的主潮，他们所做的一切推进了改革的伟大步伐，将曾经在“阶级斗争”中备受压抑的人性释放了出来，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带来社会、市场、生产力及文化的多重解放。但压抑已久的欲望一经释放，却犹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人性的全面解禁与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的觉醒似乎仅仅成了“欲”的萌发。自诩为“先驱”的浮士德们同样未能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自身的解放与主体价值的实现，反倒悲剧性地沦为发展的代价与时代的“冗余”。最终他们不得不在新世纪的阳光下接受被审判、放逐与抛弃的历史命运，接受自己“阳光下的罪恶”般的可悲存在。这些陷入发展怪圈与欲望陷阱的“浮士德”们，象征着上世纪90年代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困惑，也指涉着今日及将来的人们仍须直面并偿还的历史债务。

《色·魔》中的黄某某，更是将“浮士德”式的悲剧推演到了极端，他和《疯园》中的“疯老人”一样，是内蕴复杂的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色彩。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政治的产物，即使身陷囹圄，也坚信自己真理在握。在90年代市场经济与追逐利益的氛圍中，他们的“作恶”同样不是为了满足私欲与追求利润，而是为了实现一种普罗米修斯般的历史规划：为这个时代创造“新人”，为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90年代”塑造它所需要的、足够多的“新人”，即那些不顾廉耻、目标明确而分外“生机勃勃”的生命。黄某某的思想怪异荒诞，行为亦不合逻辑，但他的所思所为是建立在对于现实的切肤体认之上的，他“黑夜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揭露了一个时代的真相。黄某某极度疯狂与病态的行为透露出其内心的崩溃与绝望，他是一个来自逝去时代的“复仇的幽灵”，试图将“90年代”个人至上、资本无敌、权钱媾和的逻辑运行到极致，令整个社会系统自行崩溃并希冀在毁灭中获得新生。作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弄潮儿”，看似谙熟游戏规则如鱼得水的黄某某，其实从未走出过激进政治的阴影，那逝去的年代犹如他深爱的亡妻，始终是他认同与欲望的终极对象，他身上体现出强烈的仇恨与怨念。可以说黄某某这一形象的力度体现于对“90年代”强烈的质疑与批判之上，他以最为扭曲的方式呼唤着已然杳不可及的公平、正义与人性的尊严，以“60年代”绝望癫狂的形象直指着“90年代”的历史合理性及合法性，这也是他“黑夜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试图揭示的时代隐秘、罪恶与创伤。透过他彻头彻尾失败的人生及人性悲剧，使当下的人们得以窥见“后革命”时代一种人性取代另一种人性的暴力过程，从而意识到整个时代的当务之急在于重建历史观与世界观，重新认识人性，寻找信仰。

三、“反抗绝望”：为英雄叙事寻找精神资源

军旅作家及学者朱向前这样评价西元，无论现实题材，还是战争题材，他“都在竭力寻找一个小说可以倚靠的精神线索或说精神指引”，用西元自己的话来说，“战争小说的美学需要某种精神意蕴作为支撑”，中国的战争小说应该追求自己“独特的精神意蕴”。西元：《战争小说的美学突围》，《文艺报》2018年8月13日。而在一个“后革命”时代，如何讲述理想、信仰与精神早已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难题，写作者该何去何从？是弃械投降，还是困兽犹斗？对于军旅小说家来说，这样的选择却注定无法回避——“兵者，国之大事也”，书写军队与战争，直接与历史本质与国家理性等宏大命题休戚相关，涉及民族和时代的总体性价值抉择，比之沉溺于“私人生活”型的作家，身着戎装、以笔为旗的他们注定义不容辞。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始终与各种性质的战争紧密相连：“战争既是现代世界体系重组的极端形态，也是现代中国的生成过程”，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战争“是一种理解中国如何在世界中获得其主体性位置的方式”。贺桂梅：《在21世纪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同样，西元的创作关注的也是战争对于20世纪的中国主体及国人精神的锻造之功。从甲午海战的惨败到抗日战争的“惨胜”，再到朝鲜战争震惊世界的凯旋，对于我们这个苦难深重又总能奇迹般涅槃重生的民族而言，战争不仅仅是灾难与浩劫，“还带来光明，带来希望，带来新生”。尤其是当年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更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崭新、自强的主体形象进入国际体系的重要且关键的一步，进而改写甚至重构了冷战时期整个东方及世界的局势。见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这也是“无名连”的悲壮事迹会在西元笔下反复出现的缘故。同一题材的“重复”言说，对于写作者而言，既因其蕴含着当下这个时代缺失且亟需的品格与精神，对于今日语境中重建理想主义与英雄叙事可以构成宝贵的历史记忆与思想资源;“重复”同时也意味着书写的困境，意味着这是一个很难被叙述的故事，需要写作者在一遍遍反复的实践中摸索正确的打开方式：“作为一个后辈，我多次在我方战史和美方战史中看见过这样的记载，而惭愧的是，我在很长的时间里竟然没办法把这样的事情写得让人相信”。西元：《战争小说三味》，《文艺报》2018年8月1日。没法“让人相信”，并不是质疑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而是写作者无法找到适合的语言来使这些事件中的人物显得“可信”。那些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选择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死去的人们，他们彼时的所思所想所感，他们的行为逻辑、情感结构都再无法被当下的人们“感知”，更谈不上理解。因为在“后革命”的语境中，写作者很难复原他们的内心、情感与精神世界，更无法让当下冷漠、自私、功利的原子化个体产生理解与认同——如何在一个远离了战争的和平时代重新开辟书写英雄主义的空间，也许是个艰难的任务。

21世纪之后，“新历史小说”思潮开始渗透到军旅文学内部，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创作潮流，产生了一批颇有分量的长篇小说，被研究者冠之以“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称谓。军旅文学也开始了从“宏大史诗”向“个人私语”的转化，见傅逸尘：《“新生代”军旅文学整体观》，傅逸尘编著：《“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第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体现出鲜明的非意识形态性诉求，而这种诉求无疑针对着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及其确立的“正史”叙述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事法则。从90年代开始盛行的新历史小说及“历史颓败”的叙事，其原本的写作意图就是用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颠覆现代革命史”，将推动历史的动力由革命理想、阶级斗争和历史理性置换为个人化的、非理性的情欲及暴力冲动。

见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第110-11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表面上看去这只是美学原则问题，其实背后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力量对于历史和历史诠释权力争夺的体现”。

①不可否认，“新写实”与“新历史”的创作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军旅文学写作空间的拓展有推进之功，极大地释放了想象历史及书写人性的空间。但作为英雄叙事与理想主义精神“风向标”与集大成的军旅文学，如果长期陷入“私人生活”与个体欲望的小圈子，满足于捕捉“微观经验”与“日常诗性”，沉醉于把玩历史细节与人性幽微，其代价将会是耗尽自身最可宝贵的血性与精气神，从而丧失军旅文学应有的格局、情怀、气魄与担当。当时代需要军旅作家群体彰显出超越时代的精神力量，军旅文学不能從精神领域大踏步地撤退，用个人意识/无意识取代民族国家意识，因为在大国博弈、世界政局波诡云谲的当下，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军中无士气”的潜在危害都是难以想象与估量的。

可以说，当下整个文坛及中国社会须直面的严峻问题之一，便是超越性思想资源与价值体系的匮乏及缺失，而如何在战争文学的层面上恢复、重建这一思想资源，以解决这个时代“精神上的问题”，真正优秀的军旅文学或可为主流文学提供某种突破的路径与可能，甚至可以助力当代文学寻回失去已久的大格局、大气象与介入现实的政治敏感性。作为受过长期学术训练并有着深厚理论素养的写作者，西元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从他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文章中都不难发现他是一个视野开阔的学者，其思想资源丰富深厚，他既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熏陶，又热爱俄罗斯文学，对于近代及五四时期的思想大家如康有为、章炳麟、谭嗣同、鲁迅、熊十力等也颇为熟知。多方面的思想文化资源无疑提升了其作品中对于人生、社会及历史经验的认知及反省能力，如他穿越“黑色虚妄之门”以获救赎的姿态，渗透在文本内部的虚妄/希望间的辩证法无疑是在致敬“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对于有志于成为一个思想型的作家而言，比起形式与语言上的先锋实验，西元显然更为关注作品内在精神框架的建构，将“形而上的思考”贯穿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使作品在叙事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紧张思辨的张力，甚至为此不惜牺牲叙事上的连贯与流畅。因为对他而言，通过军旅文学的创作为整个民族与人民寻找“精神上的出路”才是至关重要。因此他多方面寻找思想资源与中国经验，用文学方式激活那些被尘封的历史往事，以疗救当下思想与文化上的某种匮乏无力之症。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军旅作家，西元的作品给人的印象不仅仅是横刀跃马、壮怀激烈，而是更多哲理性思索及与深刻且强烈的危机意识，他总是试图用思想的力量统摄文本，在更广阔的历史关系与深邃的哲学背景中讨论战争、民族、人性与文学实践的意义，虽然有时未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也不免焦虑、犹疑、困惑甚至于虚妄，但正是在这“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其作品已然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亦拓宽了当下军旅文学的视野空间与气象格局。

【作者简介】王冰冰，文学博士，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