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视角下的物、言、意之辨

许俊冰

摘要：物、言、意的关系，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难解之谜，叶维廉先生从阐释道家知识论入手来探究文言古诗的语言方式——不拘泥于语言，甚至超脱语言来言说的神奇。这种从认知实践和语言运用的过程来思考物、意、言之间关系的思维指向，令这一自古到今的探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揭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在创作过程中超脱语言的美学追求。

关键词：叶维廉;道家美学;认知实践;语言运用;跨语际视角

物、意、言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谜。陆机在其《文赋》中提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陆机认为作文之难在于“意”须符合其所认识的“物”，“文”须符合其所表现的“意”。整篇《文赋》主要是围绕物、意、言三者的关系展开论述的。但论述集中于如何感物会意言辞，而并不深入辨别物、意、言之间真正存在的关系。因为在陆机看来“意称物”“文逮意”的难，“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即不是认知之难，而是技能之难。

20世纪初叶，西方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代道家诗学传统的借用，直接启发了一批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对道家哲学语言观进行重新审视，叶维廉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言无言：道家知识论》一文中探讨了道家对物、言、意之间关系的认知和处理方式，并作了全新的阐释。叶维廉先生指出，这种方式使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物象及心象的关系呈现出高度的语法灵活性——仿佛定向、定时、定义，而其实并未定向、定时、定义，使指义前的物物关系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正是这种独特的语言运用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处理物、意、言关系的基本模式。

一、意与物难以相称，意与物不可能全然不相称，这是古人早已通晓的道理。但道家指出，在意称物的知与不知之间，有不道而道的“道”、不言而言的“言”，这也许就是理解道家物、意、言关系的关键点

叶维廉先生在这一方向上引出了两个问题：一、道出、言出的是什么？二、如何找出那个不道而道的“道”、不言而言的言？他是这样回答自己的设问的，“体不可以言说显，而又不得不以言说显”，古人于是便“于非名言安立处而强设名言”。

李砾教授认为，叶维廉先生的这一解答点出了道家的“名”“言”相一观，即“言”就是“名”，“名”就是用语言界定的“显”——我们所见之物。这个所见之物本是“非名言安立处”，但是为了认知，我们假设有设施强立“名言”，为其建立了“假名”。在这一点上，叶维廉先生的解答显示出其不同于一般常见之处。

首先，直接叩问名、言关系，这是解开物、言、意之谜的关键。《老子》第一章即谈知识之难，物之名言之难，“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事物之难以名目，难以描述，见于其中;无名不言之玄妙，有名言说之困顿见于其中;名言发生之因亦见于其中。叶维廉先生的论述正捕捉到了老庄论说知识的这一前提：明白“名”就是“言说”，而事物的“无以名状”与“难以言说”本是知识的常态。

第二，追问老庄名、言之说的缘起。为何老庄要说祖先们是“强设名言”。叶维廉先生直接将老庄之见放到其产生的那个时代，找到了引发老庄名、言观产生的历史原因——最初是针对周王朝宗法制、分封制的定名而发的。周王朝利用“名”进行析解和圈定范围，通过这种方法巩固权力。把从属关系的阶级、身份通过“名”而加以理性化，从而达到方便统治的目的，“名”蕴含着权力。

我们为物所定的名，或者我们对物的言说究竟是否真正可以指称代表那个“物”自身？叶维廉指出，这是老庄对“名”之根本意义的认识。“名”作为概念、意念，在指意前都具有某种先在之见，而先在之见几乎都无法避免地具有遮蔽性。具有遮蔽性，便意味着具有非真实性。

第三，叶维廉先生在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基础上，阐释了“言”的遮蔽性。他指出，“老庄是从体制中这些圈定行为的‘名之活动，看出‘言（语言文字）的偏限性及‘名与‘言可以形成的权势。”老庄很可能是从“名”的缘起及作用上领悟到“言”中也蕴含着权力，言即是名——为万物定名释义的语言，其本身就包含了“强以为名”的强制性。于是，老子才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言无言”之说的真意所在恐怕就是：知识不可被强以为名的“言”所制约。

叶维廉先生在阐释这一问题时把中国古代哲人和西方哲人对物、意、言关系的不同认识及处理进行了比较。古代的中西方都产生过对语言、语言所界定的外物世界，以及二者间关系不信任的故事。但是，西方哲人如柏拉图最后选择的否定外物，肯定抽象的理念（言意）。而中国哲人如老庄选择了让言意走近自然（物）。在叶维廉看来，柏拉图没有意识到理念世界只是一种“假名”;而中国的道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把“知”的可能寄托在人智之上，必然会导致对真实世界的疏离。概念无法对应万物之为万物，与其对概念的自然生发、衍变质疑，还不如对這些质疑行为的本身进行质疑。因为人为的假定无法代替真实的世界，不可以成为宇宙的必然。

古代中西哲人对同一问题相近的质疑与不同的回答蕴含着中西方具有差异的知识态度。叶维廉的比较显现出道家在主客离合上不落名义的独特见解，令中国古代知识论没有承受西方古典哲学苦苦破解具体存在与语言假象关系之谜的沉重负担。在处理物、意、言关系时选择了独特的方式——超脱语言（名言）：言无言，看而知。

二、叶维廉先生的阐释始终是追问式的，他问到：既然道家的知识论“说道不可以道，说语言文字是受限不足”“说我们不应言道”，那么，庄子所说的“不知”中的“知”，即那个“知鱼之乐”的“知”，从何而来？他的答案是“看而知”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不言，无言，看而知，这的确是中国古代哲人心目中的迹近真相的知识方式。

叶维廉先生点出道家知识观的一个关键：既然老庄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名”是执一而废全;“名”是一种从个体出发的，通过定位、定向、定范围进行圈定的行为;“名”是“以我观物”，是以概念、观念分割事物。那么，老庄提出“看而知”的出发点就应该是为了破除“名”“言”的限制。

由于表达知的“名”“言”自身就是获得真知的遮障;避开“名”“言”，看而不言就有可能除去这个遮障获得与物相符的真知。因而“以物观物”就是“看而知”的最佳方法。以物觀物，而非以意、以理性观物，这是老庄为我们提供的一个走向求真知即消解物、意、言距离的具体方式。

在叶维廉先生看来，老子的“以天下观天下”正是道家消解物、意、言之间距离的方式：以一种无穷大的视境去看，去观察，苍苍茫茫，可以复归于无物无名，也可以不断地变换方位看。于是，“名”“言”带来的定时、定位、定向的视限距离消解了，并最终导致主体虚位。主体虚位即是无我，如此便可以做到以物观物。

道家对事物独特的认识、特殊的语言传达方式，以及他们所表达的事相与物象，皆呈现出一种貌似矛盾却最接近物、意、言关系相称追求的状况。

但是无论如何，要表达对事物的知，仍需要语言，那么，“如何克服语言本身内在的困难”，这是叶维廉先生对老庄知识论追根究底的一问。叶先生找出了庄子关于“言”的一段话作为回答，他认为这是老庄道家提供的克服这一内在困难的方式：“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正是这种克服语言内在困难的方式表明，老庄最后提供的去遮障的方法是部分地消解语言，或者说通过其他某些方式替代语言。

李砾教授在其专著《比较和比较的意义：叶维廉诗学研究》中描述了道家知识论对于语言的两个基本认识及其指点语言运用迷津的方法：

第一，辩证地认识语言本身及其之用。语言同时具有显现和遮蔽的作用，在通过语言认识的同时，也必然会被语言遮住耳目;在通过语言表露真意的同时也必然会传达出一些真意的信息。所以，尽可能消解语言中遮蔽因素的路径是：智慧地使用语言，少用语言说明、分析;多用语言去画物、指点、诱发。正如叶维廉归纳道家语言观时所言：“语言之用，不是通过‘我说明性的策略，去分解，去串连，去剖析物物关系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不是通过说明性的指标，引领及控制读者的观、感活动，而是用来点兴、逗发万物自真世界形现演化的状态。”

第二，无言、空白、虚境等介于语言与非语言之间的传释方式可以达意、凝神，可以为认知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在一幅幅“介于语言与非语言的图画”中，我们读出了没有用语言言说出来的意味，看到了“画”的空白处流出的情绪，感受了无言及空白构成的虚境带给我们理解的自由。这一切，启发我们意识到无言、空白以及虚境很可能是最接近自然存在的“语言”。

通过叶维廉先生的阐释，我们见到了道家知识论的智慧：知与识发生于“言而知”与“不言、无言而知”的联系之间，这个联系是知与不知的若即若离，是无言、空白显现的物物化育运转有实的不可全知，是介于依赖语言又超脱语言之间而获得的不知中的知。

三、联系叶维廉先生探究中国诗学的其他文章来看，《言无言：道家知识论》的主旨是在探究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语言运用方式的知识源流，即物、意、言关系辨析的源流

叶维廉先生从阐释道家知识论入手来探究文言古诗的语言方式——不拘泥于语言，甚至超脱语言来言说的神奇。这种从认知实践和语言运用的过程来思考物、意、言之间关系的思维指向，令这一自古到今的探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揭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在创作过程中超脱语言的美学追求。

庞德从中国的古典诗歌中获得了灵感，进而对西方诗歌的书写传统进行反叛。叶维廉先生受到这一现象的启发，重新审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意结构。他发现了文言古诗在创作的历史上所形成的一些独具魅力的语言表达方式，进一步挖掘出这种美学风格与老庄知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古典诗歌的这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是道家对物、意、言关系认识的诗意而哲学的体现。他的一发现，固然和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作为诗人对文字的敏感有关，更与他跨文化、跨语际的特殊视角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古典哲学的反思在中国传统的道家知识论中遇到了知音，而中国诗学对自身传统进一步的认识又得益于西方这面镜子。”

参考文献：

[1] 郭庆藩.庄子集释 [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2] 杨柏峻.论语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李砾.比较和比较的意义：叶维廉诗学研究 [M]. 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

[4] 刘圣鹏.叶维廉比较诗学研究 [M]. 山东：齐鲁书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