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难忘的1975和1976

三、全面整顿和《工业二十条》

在铁路、钢铁工业进行整顿之后，邓小平又组织召开了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并组织起草《工业二十条》，开始了经济工作的整顿。计划工作务虚会于1975年6月16日召开，8月11日结束。会上，他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的必要性。

这次会议研究了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决定制定一个整顿工业的文件，这就是当年7月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还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做了准备工作。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近三个月，小平、先念、王震和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

务虚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围绕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问题展开讨论;第二阶段就理论、体制、计划、基本建设、工业企业管理和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规划，分别组成10个小组进行专题研究。大家谈论最多并达成共识的是：对经济工作中的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在计划体制上，强调集中，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的办法，强调计划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随意调减。在管理上，跨省、市、地区的铁路、邮电、电网、长江航运、民航、输油管道、远洋运输和重要的科研设计单位、专业施工队伍，以及大油田等少数关键企业、关键建设项目的管理应以中央各部委为主，其余划归地方管理，但不能层层下放。在物资管理体制上，通用物资由物资部门管理，专业物资由专业部门管理，设备成套应向以地区成套为主发展。在财政体制上，推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大中型企业的折旧基金，中央集中20%—30%。在班子、队伍建设上，必须下决心整顿软、懒、散问题，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可以退居二线当顾问。对职工要严格训练、执证上岗，要建立岗位责任制等各项生产管理制度。务虚会还就如何发展钢铁工业、调整机械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安排好轻工市场、发展科学技术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

在开展经济工作整顿的同时，小平又开始对军队进行整顿。在1975年7月14日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小平提出来：军队要整顿。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张春桥也在场，小平讲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小平讲完以后，要张春桥讲一讲，张春桥满脸通红地说：我没有什么说的，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所以，那次会议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刻，那时毛主席已经指出并批评“四人帮”。

8月3日，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座谈会上作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整顿的报告。这就是说要把整顿扩展到国防工业企业。

全面整顿是小平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来的。1975年9月15日，在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文化教育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方面，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是整顿。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没有讲“全面整顿”四个字，但实际上就是要全面整顿。后来“四人帮”批邓小平的时候，批全面整顿主要是指这次会议。

1975年9月至10月，邓小平在各个方面还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凡是我参加的，都有记录。很可惜，没有保留下来。

《工业二十条》体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系列讲话和国务院务虚会的精神，是经济战线治“文化大革命”之乱的文件。文件从实际出发，批驳了林彪、江青一伙散布的破坏生产建设的许多谬论，明确了发展工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邓小平说：《工业二十条》很重要，基本上是代替过去《工业七十条》的。1975年8月8日，他在国务院主持讨论这个文件初稿时亲自修改，增加了6条补充意见，文件由14条增加为20条。这个文件在9、10月间印发给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征求意见，得到普遍的拥护。

《工业二十条》的主要内容是：不能把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学习理论必须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要调整“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要把坏人篡夺的权力夺回来;要划清造反派、反潮流分子同先进分子的界限，指出继续在职工中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是错误的;要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独立工作的生产指挥系统;必须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现阶段，它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必须坚持执行;所有干部、工人、科技人员都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必须加强纪律性，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要批评教育，严重的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厂籍。

在计委起草《工业二十条》的同时，各有关部门先后起草了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财政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条例，并都在一定范围内征求过意见。

1975年8月18日，国务院通过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

在小平主持讨论这个文件时，他反复强调整顿企业管理秩序的重要性。他说：企业里面问题不少，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是企业管理秩序不好，设备完好率差。要考虑今年十一、十二两个月集中整顿一下企业管理秩序，加强设备维修，为明年的生产打好基础。抓好产品质量。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

根据小平的指示，1975年9月1日，国家计委在前一阶段整顿工作的基础上，着手全面部署工交各部门的企业整顿工作。我主持召开了工交口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我具体论述了整顿企业中的几个问题。随后，又分批利用各省市领导来京的机会，向各省市作了部署。我主要強调要抓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整顿企业领导班子是重中之重，二是加强企业管理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三是设备维修。我强调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一要提高对企业管理的认识，肃清林彪极左思潮的影响，批判“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抓住怕把企业管理说成是“管、卡、压”，因而不敢抓、不敢管的思想;二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企业管理;三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解决有章不循的问题，必须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维修制度、安全制度等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

经过这一年的整顿工作，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进一步感受到小平的领导艺术：他站得高、看得远，高人一筹;他不畏强暴，敢与“四人帮”斗争;他在领导全面整顿中，又多谋善断，带领我们从“左”倾错误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的精神状态为之大振。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工作最顺利的一年。受到严重破坏的工交企业，经过整顿，开始恢复元气。国民经济开始复苏，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钢产量增长13.1%，原煤增长16.7%，發电量增长16%，铁路货运量增长12.9%。

1975年是那个时期收获最大的一年，是精神振奋的一年，也是我们从内心感到大有希望的一年。

可是时间进入1976年，灾难却接连发生。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事，有的叫人悲痛，有的叫人愤恨，有的叫人震惊，有的又叫人心花怒放、欢欣鼓舞。这一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真的很不寻常！

四、周总理逝世

1月8日我正在前门饭店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突然传来总理逝世的噩耗！那是8日的夜间有人悄声告诉我的，乍一听到如五雷轰顶，虽说几个月来这是人们最担心的事，可是来得如此之快，叫人还是接受不了，真的是心如刀绞。记得第二天早晨中央广播电台播放讣告，正在用餐的代表们，先是惊愕，后是抽泣，早餐谁也吃不下去了。这一天上午按议程，会议由我主持，当我宣布请大家起立默哀，话还没有说完，台下许多人就哭了起来，会场上，大概除了那几个“四人帮”死党，像上海的黄涛、辽宁的杨春甫之类外，大家都极为悲伤。会场谁讲些什么，讲的人、听的人都没有心思。会后，河北工业书记马力到我房间说，老袁，咱们哭吧，不哭心里实在憋得受不了。我们两个坐在那儿倾诉心情，哭了一阵子，哭过之后心里稍微平静，但都觉得无奈，预感到要发生大事，只能相互鼓励面对严峻现实，化悲痛为力量。人们此时无不心事重重，谁也没心思开会了。经商量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闭幕。先念讲话向来很少念稿子，这次照稿念完不到十分钟宣布散会。会后我到北京医院向总理告别，大家都心情沉痛、声泪俱下，不愿离开。1月15日由小平主持举行追悼大会。在那凛冽的寒风中，长安街万人同哭送总理的悲壮场面，我终生不忘！

此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见于报端，“四人帮”一伙弹冠相庆，气焰嚣张无忌，步步紧逼，篡党夺权。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一场自发的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也随之开始了。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震惊京城平民百姓，人们纷纷自扎花圈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四人帮”派人拦截，压制市民不准追悼，不准送花圈，规定许多个“不准”。“四人帮”的恶劣行径，理所当然地引起民愤与众怒，于是愤怒的烈火终于在清明节燃烧了起来。虽有通知不准去天安门，我还是冒险悄悄从前门步入广场。那场面真是感人。人山人海，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各色花圈堆积如山，大批挽联和檄文充满激情，这一切都表达了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愤怒声讨。这一正义之举，遭到无情镇压。“四人帮”歪曲事实，欺骗中央与毛主席，把天安门前人民群众的纪念活动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硬把邓小平拉进“事件”中，诬陷小平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因此，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再次受到不白之冤。参加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活动的广大群众也遭到追查与迫害。

周总理的一生，光明磊落，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一生。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跟随周总理工作多年，得到周总理培养教诲。他那坚如磐石的党性，勤政廉洁的风范，高超的领导才能，为民公仆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典范。“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周总理是我们做人的一面镜子，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周总理对我的关心和保护，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免除了许多的磨难和更大的迫害。周总理在工作中对我们一直是严格要求的，并不因为对我们的关心和保护而放松。1971年3月27日，周总理在审批《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的会议上，严厉批评计委算错经济技术指标数字的错误。指出：你们太粗心，左右颠倒。如此重要的文件，应当是一个字不能错。上次错了我未签，我很难过。计委这么多人搞，算错百分比这么高;包括大中电机、凿岩机、橡胶、合成氨等，不应该。海绵钛等六个生产指标，为什么去掉？计委要慎重啊。

我听了周总理的批评后，心情沉重，深感内疚。周总理身负重任，日理万机，对计划指标数字还一一过目，且能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疏忽和错误。我在计委分管生产工作。当时，生产组负责编制工交年度生产计划，我作检查，责无旁贷。第二天上午，我召集计委副组长会议作自我批评。我说，不要把计划指标和编制计划方法只看作是技术问题，它是中央方针、政策的具体表达。为了这个计划，1970年10月初总理就指示派干部下去调查研究，交换意见。开会前，总理亲自听过三次汇报，并组织讨论起草开会电报，会议期间，总理不但听汇报，还主持召集各地区主要负责人讨论《纪要》，这是有关党和国家国计民生的决策大事。周总理批评百分比差错，是严肃的。总理管大政方针，还管具体事务，重要工作都是亲自动手。我们再忙也没有总理忙，要作自我批评，要学习周总理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也批评了有关同志工作不认真，不负责，提出要摒弃交账思想，不要检查了不改，要保持工作的严肃性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丝毫不能马虎，要让总理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信得过。